巫术是人类企图用非相关的手段直接获取或者支配自然力。这种愿望，原始人类有，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类也有，只要他暂时还不能用直接相关的手段去获取和支配这种自然力。直到现在，向往和创造巫术的行为仍然没有绝迹。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巫术本身也在发展，也在不断地利用最新的思想成果和科学技术，企图填补科学技术暂时的空白领域，创造新巫术，或者翻新旧巫术。董仲舒的求雨术，就是利用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最新认识，来创造新巫术的行为。往后我们还要看到，儒教在发展，儒教中的巫术也在发展。儒教和巫术的关系，和一般宗教与巫术的关系一样，它们一面反对巫术，以维护那正统的教义，一面也支持或者利用巫术，以吸引某些群众的信仰。虽然自古以来，几乎各个宗教都在反对巫术，但宗教要彻底摆脱巫术的牵累，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六汉武帝与儒者改制呼声的落实状况
独尊儒术的政策，在董仲舒对策以前，汉武帝就已经确定了。因此，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传统宗教使之成为真正的儒教，这场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应该是汉武帝。如果以独尊儒术为儒教的开始，依儒教教义，汉武帝还是儒教的第一任教主。在汉武帝统治时期，为独尊儒术而兴建的宗教设施有：
（一） 设明堂。在武帝时代得到了落实。《史记·封禅书》载：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图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
在到泰山修封的时候，汉武帝同时也在明堂“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并且也在明堂内实现了“朝诸侯”的初衷：
天子从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史记·封禅书》）
设明堂，是儒者要求振兴儒教的第一条措施，因而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在这次宗教改革中，由于独尊儒术，天人感应，以及礼仪上的五年一行的封禅大典，以致掩盖了明堂礼仪的重要。
武帝当时所见泰山东北山脚的明堂，也许就是齐宣王要毁而孟子认为是行王道所在的明堂。汉武帝当时定都长安，仍然在泰山附近修建明堂，说明当时君臣，都还保持着传统的观念。他们还提不出把明堂设于京城的建议。
明堂的设置，应是对传统宗教礼仪的恢复。和汉初行黄老、不重礼仪的情况相比，设明堂也是一次宗教制度的改革。
（二） 改正朔与改元。这在武帝时代也得到了落实。《史记·历书》说：“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历书》追溯了黄帝以来改正朔的历史，说明汉初由于首先要“纲纪大基”，所以来不及改历，仍然沿用秦朝的正朔。汉文帝时，则是由于方士屡设骗局，导致文帝“废不复问”。汉武帝即位，改正朔提到了日程：
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
这次改定的历法，就是“太初历”。而这一年，就被定为太初元年。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改历是一项科学行为，甚至是纯粹的技术行为。但在当时，却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宗教行为。因为改历的目的，是表示“易姓受命”，要有自己的正朔。并且表示自己“顺承天意”。假如历法正确，就会“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史记·历书》）。假如历法不正确，就可能是阴阳不调，风雨不节，旱灾水灾频发，民多疾病，所求匮乏。把自然灾害以及社会动乱归因为历法的不准，是汉代儒者和天文学家的普遍意见。
《史记·历书》在讲改正朔的时候，也提到了“改元”。改元是传统宗教中所没有的东西。而所谓改元，最初的意义也就是改历。把历法起始的年份定为元年，建立年号，就是改元。然而，改正朔既然有顺承天意的意义，那么改元也就不仅仅是确定纪年始起的问题了。
汉文帝以前，纪年没有特殊的方式，也没有特殊的意义。换一个君主，就从一开始，然后一、二、三、四往下数。汉文帝时，改正朔的问题提出来了，改元的事也同时提了出来。汉文帝十七年（前163），方士新垣平说他测得某日有两次日中，当时君臣都认为这是天降的祥瑞，于是就将这一年改称“元年”。相对于汉文帝即位时已经有了一个元年，所以历史学家把它称为“后元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改元的开始，其方法也还非常简单。
汉景帝时，有“中元”、“后元”的说法。“中”、“后”也是后人加的。为何改元，不得而知。
汉武帝即位，元年被称为“建元元年”。“建元”一词也没有深刻的意义，不过是说这是开始设置元年罢了。第七年，改元“元光”。其意义是“以辰星见，故为元光”。颜师古《汉书注·武帝纪》引臣瓒说。六年以后，又改元“元朔”。应劭认为，这是取《孟子》“后来其苏”义。朔，即是苏，苏息。颜师古认为朔为始，义谓“更为初始”《汉书·武帝纪》颜师古等注。。又过了六年，汉武帝行幸雍地，捕获白麟，又改元“元狩”。从此以后，改元就都以重大天命事件命名了。比如元鼎，是因为得了宝鼎；元封，是因为封禅泰山。太初改历成功，改元“太初”。
以往改元，年号还都要带上一个“元”字。太初这个年号，则去掉了“元”字，从而给人们以极大的灵活性。而后世的改元，也都照此办理了。
改元本应该是改正朔的副产品，但由于改元易而改朔难，所以改元就首先实行，并且与改正朔可以不相关地进行了。而改元的原因和方式，到了汉武帝时期，也已基本成熟，所以我们也把它作为儒教对传统宗教的重大改革内容之一。
“易服色、数用五”等大约都已经实行，由于事关不大，其实行过程也记载不多。至于改官名之类，由于主要是政治内容，也不多介绍。下面主要谈谈上帝名号的改进。
七儒教为确立自己上帝的初步努力
上帝，是儒经中至上神的基本名号，和天是同义词。见《尚书》、《诗经》、《周易》、《周礼》等。把天或上帝作为至上神，据儒经和古代历史著作，甚至可追溯到遥远的黄帝和尧舜时代。近现代学者不少人认为，商代人的上帝，就是他们的祖宗神。郭沫若说：
这殷人的神同时又是殷民族的宗祖神，便是至上神是殷民族的祖先。
由以上三种传说，可以知道殷人的帝就是帝喾，是以至上神而兼宗祖神。《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5、329页。
侯外庐认为：
（殷人的）先祖不是一般的上帝，而是先祖＝上帝的宗教形态。
这一个原因，就是殷代的一元祖先神——祖、示、帝、天，惟祖先神之命是“受”。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8、69页。
这就是说，殷人的上帝就是他们的祖先，或者说，殷人是把他们的祖先当做了上帝。
笔者认为，郭沫若和侯外庐的意见是正确的。由殷人的上帝设想殷代以前，想来也应如此。
这可以解释儒经中有关上古时代上帝和黄帝、尧、舜等记载的“混乱”。类似这样的人物，他们生前是“君主”，敬奉着上帝，死后自己又被尊为上帝。《礼记·祭法》载：
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郑玄注，认为“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也就是说，在南郊祭祀昊天上帝时，以黄帝、帝喾等人配享。这显然是用了后世祭天的礼仪来套解古代的情况。忠于史实而又合理的解释当是，禘、郊黄帝、帝喾、鲧、稷等，就是把他们当成上帝。
把自己的祖先尊为上帝，也符合古人思想发展的逻辑。从《山海经》等书看来，中国古人最早尊奉的神祇，当是动物或者变了形的动物。随着人类掌握自然能力的提高，对人的崇拜发展起来。最早是在动物神的形象之上加上人的某些器官，之后就是完全把人作为崇拜的对象。而那些有功有德、能替人抗御大灾、给人解除大难的人物，自然就会被崇拜为神祇，甚至最高的神祇。在古人看来，自然界的日月运行、雷霆风雨，都是那些动物影响所致，那么，这些能够战胜动物的人，当然能够命令那些动物去弄出风雨之类的东西来。甲骨文中“帝令其风”、“帝令其雨”之类，也就得到合理的解释。而这里的帝，就是殷人的祖先。
周人的上帝，是不是《礼记·祭法》说的喾和稷，没有更多的历史材料。然而从秦人“自以为主少昊之神”，因而尊为白帝之事推测，以前就是把自己的祖宗、部落的首领，或者说是君主，尊成了上帝。秦人之所以还要祭祀黄帝等，因为据《史记》本纪，夏、商、周，直到秦，国君的祖先都是黄帝。
如果依照传统宗教的传统，则汉代刘氏就应该把自己的祖先尊为上帝。刘邦在戎马倥偬之际，得知秦时上帝有四，就把黑帝颛顼加上，完成五帝。刘邦是楚人，而楚人的祖先正是颛顼：“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史记·楚世家》）。刘邦是不是有认颛顼为祖先之意，没有其他材料可供参考。不过即使他有此意，但因为他从父亲往上，就世系断绝，难以和楚人的世系连接。所以如果依照过去的传统，汉人要寻找一个该由自己祭祀的上帝，是困难的。
从现实的政治需要来看，这五帝并存的情况，对国家的统一是不利的。因为其中四方帝和中央黄帝的关系，不过相当于诸侯和盟主的关系。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就自称“东帝”。为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央政权的巩固，大一统的帝国需要一个绝对统一的上帝。这时候，有人就替这新兴的儒教创造了一个新的上帝：
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史记·封禅书》）
由皇帝下令，太祝立祠，表明国家已经接受了这样一尊神祇。此事距召董仲舒等人贤良对策、决定独尊儒术，大约仅一两年时间。
然而起初，汉武帝还没有把太一作为至上神。皇帝亲自拜祭的，还是雍地的上帝。大约七年以后，又到了皇帝亲自郊祭的年份，并且已经到了雍地，有人建议说：“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亲郊之。”（《史记·封禅书》）汉武帝仍然犹疑不定，并且还是郊祭了雍地的上帝。
这时，方士公孙卿向汉武帝讲了一番黄帝且战且学仙的故事。大约受此感动，汉武帝在郊祭雍地上帝之后，遂下令在甘泉这个地方修建太一祭坛：
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太一祠坛，祠坛放薄忌太一坛，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祝宰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
这就正式确定了太一神的最高地位，而五帝，也正式成为太一的辅佐。大约就在这一年，皇帝也亲自拜祭太一：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而见太一如雍郊礼。其赞飨曰： 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
太一神，成为和“天”同格的神，而祭祀的日子，在冬至日，也为后代祭祀上帝的日期开了一个先例。
此后每遇大事，比如伐南越、到泰山封禅，都要先祭祀太一。而在泰山下修建的明堂之中，太一也是在五帝地位之上。皇帝三年一郊祭，也是祭太一。
太一神的出现，是儒教为建立自己至上神的初步成果，但不是最终成果。儒教对传统宗教的改革，还有一大段路程要走。而儒教自身的改革，也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下一章，我们将介绍独尊儒术之后儒教的改革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