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刻版画上山水图是非常之多的，有的还很美。为什么方志里会有不少木刻版画专门介绍山和水，专门介绍风景？大概是因为当时也有不少官员喜欢出去游玩，去爬山，去观赏文物和古迹，所以如果有一个地方孔子曾在那饮过水的话，在那里就可能会有纪念碑，人们就会去看孔子饮泉处。但是你别真的认为明清时期的官员们会真的爬什么山去。如果你们去黄山，会看到这样一些人，明朝把他们叫“海马”，意思就是说，你不用自己爬，你可以雇一个人，坐在他背上，他背你上去。宋朝以后，中国文人基本上都不自己爬山，都让人把他们背或抬上去。司徒汉有一个发现，和维也纳大学的一个奥地利汉学家的发现一样。这位汉学家的名字叫李夏德，尽管他很少发表什么东西，但却非常有才华。我经常跟他在一起谈汉学研究的方法论等，他在一二十年以前就有过很有意思的观点。你们都知道我写过中国人文自然观发展史，我那个时候相信中国人看到的山水和我们欧洲人看到的山水，无论是国内国外，都是一模一样的。司徒汉和李夏德的观点类似，他们认为：如果在山水、风景那里没有什么人欣赏的话，中国文人对它根本不感兴趣。所以一个能够引起文人兴趣的山水、风景应该有人的痕迹，所以到处都应该有亭子、房子，应该有人。如果没有人的话，中国文人对这样的自然基本上是不怎么会感兴趣的。你们看，这里还有一个人，这里有房子，那边也有房子。如果画家画山和水的话，我们在山水间一定能找到人，而在欧洲的绘画中就不一定了。
附录3.2
Richard Trappl (1951—)
中文名：李夏德。中文译名：理查德·特拉普尔。
奥地利汉学家。生于1951年。现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汉学系编外教授。1974—1975年在北京留学，1978年获得博士学位，2002年获得教授资格。他在维也纳大学教授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同时用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中国文学的接受情况。
方志、木刻版画经常介绍寺庙，寺庙在中国历史上可能也起过跟欧洲的教堂在欧洲历史上所起的同样的作用。在欧洲，不少学者看不起神职人员，特别是对神父们等，但是如果没有欧洲中世纪的神父们的话，我们可能今天就不能享受欧洲的文化，因为这些神父们不辞千辛万苦，到荒地去开垦——因为他们觉得应当去。如果他们发现在偏僻的地方没有办法过日子，他们会开垦，建立他们的教堂，中国的和尚们好像也是这样。我们现在也发现，唐朝、宋朝、明朝的寺庙肯定还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
北京香山有一个佛教的圣地，叫八大处。可能是由于建于隋唐时代的八大古寺之上而得名的，“八”在佛教中有很多的意思，也可能跟后汉安世高翻译的《八大人觉经》有关。司徒汉专门谈方志、木刻版画介绍的什么八景之类的风景。八景应该有固定的东西，比方说亭子、寺庙、一只鸟，鸟的名字叫翠，但是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虽然当时做官的人在偏僻的地方，通常是农村，可他们作的画基本上没有老百姓和农民？为什么会这样呢？既然他们都是儒家的士大夫，受到了孟子的影响，那么他们都应当知道“民为本”的思想。那为什么他们对介绍老百姓不感什么兴趣呢？木刻版画表示什么呢？实际上是表示我们来这以后，我们享受清闲，可以不做事，不再关心政治，我们没有什么任务，可以玩赏。所以有一天，你要离开京城到这里来做官，是没问题的。
司徒汉还提到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如果要了解小镇的环境，到处散散步，也许并不需要走路，而是坐着轿子到处看一看，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目的。做官的无论去什么地方，到任之后，那里的人肯定会给他一些钱，德语有一个固定的说法叫做Begrüungsgeld，欢迎你来，可以翻译成“见面礼”。
“主题”的英文是“motive”，是从德文Motiv来的一个词（拉丁文是causa）。木刻版画最重要的主题是“渔歌”、“渔唱”，鱼是不会唱歌的，应该是渔民的歌唱。那为什么木刻版画最多的主题都跟鱼、渔民、船和水有关系呢？司徒汉在此提到了屈原（前340—前278）。屈原《楚辞·渔父》中引用《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我如果早一点知道这一点就好了。为什么呢？我等一会儿会告诉你们。现在还是继续谈李夏德和司徒汉的理论。山水如果没有人的痕迹，谁也不会对此感兴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欧洲人去山上，如果那里到处都有汉字，会感到不舒服，因为这是对自然的践踏。今年3月份的时候，德国南方弗莱堡大学（Universitt Freiburg）请学者专门谈一谈“清闲”在不同文化中是什么，请我专门谈中国。司徒汉编辑一些明信片，这些都是他自己手工制作的。他这根本不是清闲，他送给我几张，我自己觉得是很好玩。一个中国文人，他洗洗脚的时候能感觉到什么清闲吗？这本书说得很清楚。这幅图画有一个政治背景，我们应该从屈原来看，沧浪的水可以说是政治，如果水清澈、干净的话，我把我的衣服在那里洗洗；但是如果水是浑浊的，政治有问题的话，我不参加，我马上离开。那么木刻版画是从哪来的呢？是某个工匠刻的，这是肯定的，是按照什么来做的呢？文人喜欢作画，但是他们的画，比如我给你们看的，虽然我觉得好看，但是你们可能认为不怎么样。那文人作画后既可能会把画送给朋友，也可以在方志上发表。关于这个问题我就讲到这里吧！
下面我给你们介绍汉堡大学的亚洲学、非洲学以及汉学的一部分历史。汉堡大学专门出版了一本书，是关于他们一百多年亚洲研究的历史的论文集，也是司徒汉的学生的出版社出版的，书中当然也包括汉学的历史。这本书写得很有意思，内容很
丰富，还提出一个问题。汉堡大学的殖民学院是1908年建立的，这个殖民学院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历史。另外，汉堡大学有多少年的历史呢？汉堡大学是1919年才建立的，不到一百年。跟我们所在的、不到30万人口的小城市波恩比起来，近180万人口的汉堡，是仅次于柏林的德国第二大城市，在德国历史上非常重要。有德国最大的码头，航海历史非常长，也很成功。一个汉堡大学的汉学家专门写过两本关于汉堡航海历史的书，专门谈汉堡和中国的关系，写得特别好。那波恩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吗？1949年以前会有一点点，但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之后成为了联邦德国的首都，特别是1972年两国建交后，波恩跟中国的关系就很密切了。波恩大学有近两百年的历史。汉堡原来没有大学的原因是那里的人只想做买卖，他们对学问不感兴趣。一个殖民学院应该帮助商人做生意，比方说跟中国做买卖，当时的人会说我们不需要什么大学，殖民学院差不多就够了。但是也有人说汉堡应该有大学，所以这个殖民学院是汉堡大学的来源和开始。殖民学院扩大以后，就有了汉堡大学。
在谈殖民学院历史之前我要先告诉你们一种现象。我们的父母从战场上回来后，不敢面对历史，他们什么都不说。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开始问大人们很多问题：“你们那个时候做过什么？为什么那个时候在德国希特勒会上台？为什么杀了这么多犹太人？……”特别是当时的西德和民主德国完全不一样，1968年在西德发生了我们的小“文革”——1968年的反抗运动。我们当时的学生运动显然受到过中国的影响。所以在我们那个年代，是我们提出问题来，我们开始面对德国的历史，也包括汉学的历史。当学生发现汉堡大学殖民学院的历史后，问了好多的问题。比如，德国著名的非洲研究学者威斯曼和当时的市长冯·麦勒——两位对殖民学院起到了很大作用的人物，当时在大学门口有他们的塑像。但是当学生们发现他们对犹太人不友好，对非洲人不友好，他们的观念很成问题时，于是要求拆除那两个纪念碑，之后纪念碑就被拆除了。现在在那里看不到那两个重要学者的东西。
司徒汉和这本书的另一位编者于2008年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他们公开说，我们的学院，现在的“亚非学院”有一百年的历史，但是我们都知道以前叫殖民学院，我们真的能回顾我们一百年的历史吗？经历了1968年的运动，我们不应该怕谈历史，我们应该承认自己的错误。只有承认了我们的错误以后，人家才会原谅我们，包括犹太人在内。我和不少犹太人的关系非常好。我跟当时逃到以色列的学者见过面，我想问他们那段历史，但他们都不愿意去回忆，毕竟，回顾历史对他们来说很残酷。1968年的学生活动还提出了一个可怕的口号，他们不仅说“殖民学院”，他们还会在前面加上一个形容词“永远的、永恒的”，这就是说当时研究亚洲、研究中国的教授们离不开殖民史。真的是这样吗？上周三我在上“中国—欧洲文化交流史”课的时候告诉学生，比方说英国人还是完全把我们看成纳粹分子，虽然我成长的那个年代——孩提时代跟纳粹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所受到的是美国的再教育。所以，我们已经跟我们的历史告别过了。可是还有人认为，因为我们是德国人，所以就是永远的纳粹分子。1968年的学生活动也是这个概念，他们那个时候认为，从马丁·路德开始，德国越来越多地成为了法西斯。在学术上也有很多问题，把马丁·路德与希特勒联系起来，与黑格尔联系起来，这些的共同性究竟在哪里呢？这不是今天要谈的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