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们已经把弄懂作为我们努力的目标，那我们就不能因一些现实存在或幻想的障碍而沮丧。只要回头看看我们已经克服了的困难，我们就会更振作。也许我们最大的回报是我们不断进步的过程，而不是比赛最后的奖品。
这并不是说，如果读者没有增加什么新的头脑收获，而只是读完本书就取得了一种成就。回顾一下，我们就能发现，迄今为止我们不仅了解了道氏价格运动理论，还从中建立起或者说从中推理出了一只实用的晴雨表。这只晴雨表具有进行长期预测的无上价值。我们必须用心理解我们的理论。股市中有三种运动形式：第一种是主要波动，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持续期间是1～3年； 第二种是次级折返或次级反弹，持续期间从几天至几星期不等， 第三种是日常波动。这三种运动是同时发生的，就像海面上一个接着一个的浪潮，逐步涌向海滩。也许可以这么说，是次级波动暂时打断了主要走势。即使我们可以抵抗一些自然规律，它们也仍会发挥着作用。由于地心引力的作用，一旦我松开手，我指间的钢笔将会掉落到地面上，而且即使我不松开手，地心引力也仍在发挥着作用。类似这个例子，我们可以认为次级波动与主要走势是同时存在的，而且即使在次级波动期间，主要走势也仍在发挥着作用。
不平衡的等式
我们现在有必要提一下我在前面的章节里提过的那些商业图表与记录。我一点也不想和那些图表以及记录的编辑者发生任何冲突，但我还是想说，我认为那些图表及记录不可能成为一只实用的晴雨表。他们看不清未来，甚至当他们做出假设的时候，都是在依据那条伟大的物理学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而且要想说服我的话，他们还必须向我展示他们的等式中到底包括了什么。很显然，那些等式中并没有包括1918年德军取胜的可能性。而1917年的空头市场不仅考虑了那些图表中的所有信息，还考虑到了德军取胜这一极大的可能性。虽然说如果我们不熟悉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很难对未来有什么概念，因为同样的原因会产生类似的结果。但是如果把历史当做是唯一的预测指南，就会做出错误或者不成熟的预测，也会因此而毁掉任何一个商人。不久前，一位这种商业图表的权威曾根据过去10年的收益及股利发放情况，推荐人们买入某只股票。但是商业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再加上对政策变化的判断又出现失误，形势变得更加恶劣。因此买入那只股票的人都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举例来说，如果有一位投资者根据历史股利记录而在1920年买入了美国糖业的普通股，那么他现在将面临怎样的境遇呢？
不充分的前提
那种推理的基础过于狭隘，因而缺乏前瞻性。这就好比仅仅因为一个人过去10年内都很健康，因此不论他得了什么病，我们都断言他会康复。这就是根据不充分的前提而进行推理的一个例子。毫无疑问，公司在管理及其他方面发生改变的可能性（有时这些变化会毁掉有着良好股利记录的公司）都会在那些记录表格中被平摊掉。但是即便如此，那些表格也只能说是一个记录而不是一只晴雨表。气象局记录的数据很有价值，但它们并不是用来预测一次干旱的夏季或者温和的冬季的。我们仅凭经验就能知道纽约1月的时候很寒冷，7月的时候很炎热。我们不需要气象局的帮助就完全能够做出这样的推断。气象局的作用在于向我们提供非常短期的预测，它甚至不能告诉我们后天天气是否晴朗，是否适宜野餐，更不能告诉农场主们今年夏天的温度与湿度，应该种土豆而不是玉米。气象局只能告诉我们他所记录的数据以及可能性，农场主们需要自己做出判断，而我们也只能是碰碰运气，看看后天的天气是否会毁掉我们的野餐计划。
最优秀的人知道得也很少
我们已经看到的确有预测未来的作用。它可以提前几个月告诉我们整体商业交易量有多少。它还可以进一步警示我们一些国际事件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通常我们会根据历史记录推断出商业整体形势，并以此为基础对未来做出一些计算，而那些不良影响可能会推倒所有的这些计算结果。我在这里要再次强调，是根据所有可得信息而做出反应的。我最近曾问过华尔街中的一位“最了不起”的金融家：“你觉得所有可得信息中，你真正了解多少？”这位金融家常受到一些哗众取宠的报社的称赞，它们声称他最了解金融界的状况及其对未来将发生事件的影响。他回答我：“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不过对于那些由股市走势所反映出的信息，如果我能了解其中的50%，那么我可以很自信地说，我会比华尔街中的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得多。”这是一位银行家的话，他处理着很多重要的铁路公司以及工业公司的融资活动，他与海外的联系也十分紧密。他的这番坦白中没有谦逊的成分，也不会是在欺骗我。
那些喜欢哗众取宠的政客们总认为“金融大鳄”无所不知，由此可见，这一观点是多么荒谬。
不必要的精确
在根据道氏理论来研读方面，我们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已经了解了平均指数中“线”的概念，也就是在一段较长的有着正常交易量的时期内，一系列的收盘价都在一段很狭窄的区间内波动，形成一条曲线。这条曲线指示着股票的累积或是派发。一旦平均指数向上或向下突破了那条曲线，就意味着市场即将转向。此时有可能是一次次级波动，也有可能是主要市场走势的转向，关于这个，我们可以根据平均指数是否得到另一平均指数的印证来进行判断。
我们还认识到两种平均指数一定会相互印证。虽然两个平均指数可能不在同一天甚至同一周内分别突破自身的曲线，但只要二者变动的方向一致就足够了。
经验表明，两种指数不必要在同一天之内同时达到最高或最低点。我们只是认为，当两种平均指数相互印证了的时候，股市就会发生转折。有可能之后其中的一个平均指数创下新高或新低点，而且没有得到另一平均指数的印证。之前两种平均指数创下的高点或低点就已经可以说明市场将要发生转折了。
对于那些期望平均指数具有绝对数学精确性的人来说，这似乎让他们觉得很困扰。不过我并不太赞同他们的观点，理由就是我们不需要那样的精确性。有一位批评家认为我推断上次空头市场的低点出现在1921年的6月的结论是错误的。
因为当年8月工业股票平均指数创下了一个新低点，但这一低点并没有得到铁路股票平均指数的印证。因此，以我们的观点来看，这次低点可以被忽略。不过如果这位批评家一定要把上升趋势定为从8月开始，而不是从6月开始，那也不算是什么太大的错误。
1909年的双重顶
从目前的讨论来看，我们在此有必要提一下1909年市场向空头市场转折的情况。那次的情况可能会让那些追求极高精确性的批评者们感到困惑，因为在股市发生转折之前的多头市场时期，铁路股票平均指数于1909年8月创下134.46的高点，而工业股票平均指数则于当年9月底创下100.12的高点，10月初上涨为100.50点，然后在11月初创下100.53的最高点。如前文所述，最后一个高点就是一个极佳的“双重顶”的例子。双重顶虽然并不是绝对可靠的，但却是十分有用的。根据经验来看，一旦平均指数形成了双重顶或双重底，那么股市的上涨或下跌趋势就极有可能要结束了。如果我说这次多头市场在1909年8月达到顶点，并从那一天起开始转向空头市场，那么一定有人会说空头市场是从11月才开始形成的，而不是在8月。不过这很重要吗？如果我们把当时的情形和之前讨论过的累积线、派发线的相关知识结合起来，就会发现在1909年11月第一个交易周结束之前，市场中就已经出现了派发现象，而且产生了相应的影响，随后才出现一次重大的向下转折。这时的转折可能是次级波动，不过在这个例子中是一次主要走势的转折。
充分预告了的股票看涨行情
在我看来，上述现象是晴雨表发出的信号，我们应当敢于相信它，因为已经充分考虑了人性的不可靠性。股市从来没有像1909年那样，反复出现那么多次看涨行情，在每一次高点或略低几点的时候都有获利的机会。在之前的讨论中，我曾说过1907年12月开始的那场多头市场是最不受欢迎的。之前的空头市场预测到了由罗斯福总统开启的公司停滞期。罗斯福总统从未料想过他对“富有的犯罪分子”的刁难持续的时间简直长得荒谬，而且那些比他更无知而虚伪的人据此得出了多么具有毁灭性的暗示。
对批评家的批判
1908～1909年的多头市场并没有令那些批评家们感到满意。我曾在别的地方赞赏和推荐过亚历山大·达纳·诺伊斯的作品《美国金融40年》。从这本书的总结性章节来看，他对历史只回顾到了1909初，并谴责了当时正在发展的多头市场。他显然没有想到，即使只考虑铁路股票平均指数，这次多头市场也一直持续到了当年8月，如果再考虑到工业股票平均指数的话，就可以说是一直持续到了11月。在1909年底，12月31日的铁路股票平均指数也不低于130点，而8月中旬这一数据也不过是134点；而且此时的工业股票平均指数也只比最高点下降了一点而已。诺伊斯先生在谈到多头市场时，做出了以下这段不太成功的预测：
随着1909年的到来，这场轰轰烈烈的表演也即将结束。所有的事实很快被大家了解，钢铁以及其他商品的价格迅速下跌，证券交易所的表演也宣告结束。随着1908年的结束，这段历史也将告一段落，将成为一段历史的篇章。
但是根据价格平均指数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历史篇章并没有像诺伊斯先生所说的那样结束。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这么说，这次多头市场是到1909年8月或者说11月才精疲力竭的。不过，紧接其后的那场空头市场直到1910年1月才“开始发挥作用”，这一空头市场预见到了一段经济萧条时期的到来。在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一位博学多才的观察者把历史记录当做晴雨表，并因此犯下错误的例子。
过于简单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