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显王四十四年（公元前325年）
卫平侯薨，子嗣君立。卫有胥靡亡之魏，因为魏王之后治病。嗣君闻之，使人请以五十金买之。五反，魏不与，乃以左氏易之。左右谏曰：“夫以一都买一胥靡，可乎？”嗣君曰：“非子所知也。夫治无小，乱无大。法不立，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诛必，失十左氏，无害也。”魏王闻之曰：“人主之欲，不听之不祥。”因载而往，徒献之。
这段故事亦见于《韩非子》。韩非讲帝王术，主要内容就是“七经六术”，其中七经之二就是“必罚明威”，韩非用了这个历史故事作例子：
卫嗣君手下有个部长贪污腐败，逃到魏国避难，卫嗣君以五十金作条件请求引渡，魏王不干。后来卫嗣君决定拿一座城池交换，群臣都议论：“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这个贪官这么值钱啊？”卫嗣君说：“法律出小毛病，治理就出大问题，法律被破坏了，有十座城池也没用，法律能坚持，失去十座城池也无所谓。”魏王一看这家伙“有法必依，违法必究”，马上同意引渡了，城池也不要了。
在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你方唱罢我登场，学术还是比较繁荣的。学术繁荣其实只是表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努力繁荣的目标，是得到君主的认可，目标是奔着某一学术独尊的方向去的。学术必须和政治斗争相结合，必须和政治利益相结合，这就注定了百家争鸣是一时的繁荣，迟早要沦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
中国治乱频仍，逆取顺守成了规律，打天下时，不择手段，坐天下时，“仁义道德”。战国时期，大家你死我活，讲究竞争，于是申韩之说，也就是法家的思想颇受重视，儒家那一套东西，见效太慢，就被束之高阁了。
说一回卫嗣君所谓“违法必究”的故事，其实这事透着矫情：为了一个贪污犯不惜成本，表面上看确实是违法必究，问题是这样的做派太有“典型性”了，一看就是为了树立典型而作秀。司法案件一旦成了大案要案乃至钦案，就呈现出权力特色来了，就背离了真正的法制精神。中国法家都爱用典型案例树立广泛的权威，商鞅用立木取得国家信用，卫嗣君不惜用城池为代价引渡罪犯，这都是政治手段，套用现在的新闻报道用语，那是“体现了依法治国的决心和信心”，不是在体现法律的普遍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