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孝惠皇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
丙寅，尊帝为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宫，废皇太孙为濮阳王。立世子荂（fū）为皇太子，封子馥为京兆王，虔为广平王，诩为霸城王，皆侍中将兵。以梁王肜为宰衡，何劭为太宰，孙秀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仪同三司，义阳王威为中书令，张林为卫将军，其余党与，皆为卿、将，超阶越次，不可胜纪；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朝会，貂蝉盈坐，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是岁，天下所举贤良、秀才、孝廉皆不试，郡国计吏及太学生年十六以上者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职者皆封侯；郡纲纪并为孝廉，县纲纪并为廉吏。府库之储，不足以供赐与。应侯者多，铸印不给，或以白板封之。
司马伦终于还是忍不住做皇帝的诱惑，把晋惠帝司马衷提高一格，尊为太上皇。司马伦论辈分是司马衷的爷爷辈，把侄孙尊为太上皇，这种设计很有创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司马伦是司马懿的儿子，虽然晋武帝司马炎追认爷爷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眧为皇帝，但追认的和实打实干过的皇帝毕竟不一样。如果当时有《嗣位法》，以司马家子孙繁多的情况，司马伦从身份来说，离皇帝的宝座是比较远的；要从资格上讲，八王中惠帝的三个弟弟司马玮、司马乂、司马颖最靠前，就算轮盘转十八圈，且轮不着司马伦呢。
从杨骏开始，包括从司马炎开始，晋朝的治国理念就是花钱买稳定，尽可能地收买士族和官僚阶层。到司马伦这里，就更不成样子了，凡是公务员普调一级，凡是干部都有提拔，加官晋爵的红头文件像雪片一样到处飞，好多官员的大印来不及刻，就索性发块白板，自己回去慢慢刻吧。当时，大臣官僚的标准制服，必须有貂尾装饰，司马伦任命的高干太多了，貂尾遂成紧缺资源，怎么办，拿狗尾巴来替代，“狗尾续貂”就是这么流传下来的。
如果替司马伦策划，他的定位应该是这样的：自己辈分大、资格老，不具备角逐大位资格，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反而可以做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协调人或召集人。
退一步说，司马伦也应当尊王攘夷，挟傻天子以令诸王是最优的选择，通过维护晋惠帝的权威——尽管是个象征可总比没有强——逐步积累势力。司马伦可以远学曹孟德，近学司马昭，可是他急于上位，特别是有孙秀的怂恿，于是把侄孙子踢到一边篡位做皇上了。
天下大乱或朝廷大乱的时候，一鸣惊人、一脚破门是一种路径，但是更多的情况下应该韬光养晦、暂缓称王，过早暴露野心和实力是很难坚持到游戏的最后一关的。以当时的局面，即使司马伦大脑萎缩成蚕豆这么大，也应该知道这时皇帝做不得，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大脑只剩下黄豆这么大了。直到行刑官把金屑苦酒（不是市面上大做广告的黄金酒）端到自己面前，这位王爷才似乎清醒过来，用小手帕盖住脸呢喃道：“孙秀误我，孙秀误我！”
在权贵垄断权力的朝代，孙秀这样的平民精英是很难出头的，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要赌咱就赌个大的，所以他怂恿赵王司马伦，劝君更进一杯酒，独霸朝廷无他人。孙秀有野心不能说有大错，但要做到“家”的水平，也就是成为一个野心家，必须能够审时度势才行。从后来的情形看，他更多像是“过把瘾就死”的政治赌徒，才具不足，运气也不够。
司马遹被杀，司马衷被篡，开国皇帝司马炎生前的政治安排等于全部报废，潘多拉的盒子就此打开。
司马伦皇帝侄孙也关到金墉城，没有杀他，这位史上最傻的皇帝居然也创造了复辟的纪录。后来大家突然发现，保留一个傻瓜做皇帝，是颇符合王爷们的切身利益的——某种意义上讲，司马炎让诸王典兵，确实让不少人对篡夺皇位心怀胆怯，因为不管谁出头，就有一大帮王爷起哄。反过来，诸王不杀个七零八落，皇帝也做不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