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和四年，汉武帝离死还有一年多的时间。这一年，汉军早已把北边的匈奴彻底打残，这些匈奴面对凶悍不讲理且不依不饶的强敌，打不过不说，内部还分化瓦解起来。一部分有劲跑路的，直接跑到汉军看不到、闻不到、抓不到的地方。一部分没劲跑的，或者没跑了的，则主动与汉人尽弃前嫌（不和好也不行），接受改编和融合。最后一支不服气的，躲在西域，和汉朝龇牙咧嘴，威胁和驱使着那里的小国们和汉朝对抗。汉武帝已经派兵和他们打了很多次，总体上看，胜多败少。按说局势一片大好，有点雄心的人肯定会下决心，一举吃下这块硕大的肥肉，除掉把在和汉朝为敌的道路上跑到黑的匈奴彻底打出视线以外，还可能会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那样，冲出帕米尔高原，杀入中亚。
这时候，做事一向积极的大臣们（如搜粟都尉桑弘羊、大鸿胪田千秋等）合伙提议，在千里之外的“轮台”这个鸟不拉屎的荒芜之地，设立堡垒，派驻兵士，屯田驻守，以求日后的攻取之效。但一向比大家更积极进取的汉武帝为此专门下诏，竟然出人意料地表达出以后汉朝要把头缩起来的意思。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垂千古”的《轮台诏》。
诏书在前面三分之一部分，主要解释前些时候汉军被匈奴打败的原因，以及汉武帝是如何尽了人事帮助败兵的。在诏书的最后段落，汉武帝明确承认，自己以前干了一些狂妄悖谬之事，让老百姓跟着他受了很多不该受的苦，他很后悔，并要求各级官僚都不要再做那些残害老百姓生活幸福的事了。尽管诏书是针对具体事写的皇帝意见，但还是比较明确地表达出一贯圣明、一贯正确的汉武帝准备改革既定施政路线和自己以前做事有所失误的意思，这让大家极为感动。南宋诗人杨万里是第一个跳出来把这份感动表达出来的，在他的《读罪己诏》中说道“莫读《轮台诏》，令人泪点垂”——从汉武帝到南宋这么长时间，也没人感到汉武帝是在罪己，人的感情之麻木，令人很是不解。从此，这份本来很普通的诏书，名字被改成“轮台罪己诏”。
如果不算在尧舜、汤武时期那些据说圣明如神且虚幻地存在着的统治者，汉武帝的这份罪己诏书确实是开了皇帝罪己的先河。从后世皇帝颁布罪己诏的分布看，和皇帝大赦天下很相似，罪己诏一般是在感觉老百姓对皇权统治忍无可忍、几近崩溃的时候，或者在天灾不断的时候，皇帝认为，这时候“罪”一下“己”，能够让想造反、想和皇帝对着干的老百姓平复一下多年来委屈的心、受伤的心，能让在水深火热中与天地斗的老百姓，树立起信心——大家想，皇帝这么大的人物都把所有过错揽过去了，天地就是再暴虐，这时候也应该收收手了吧。后世的很多皇帝学会了汉武帝这套整顿人心、重拾旧河山的动作。黄仁宇先生统计，在“二十五史”中约有260份帝王的“罪己诏”。不过，细分一下，发现其中的80份是两汉时代的帝王下的，占到了总数的27%。与其他朝代相比，汉家皇帝下罪己诏的劲头着实大得很，不能不说，《轮台诏》在汉代发挥出极强的示范效应。
在《轮台诏》颁布之前，汉武帝已经发动了数十年的对匈之战，胜仗不少，但国家为此也烧了海量的钱。后来，实在没钱花了，汉武帝还搞了一系列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大家发财致富的路子被皇帝和他的狗腿们一个个堵上不说，更让人难平愤怒的是，汉武帝一以贯之地重用那些严苛且唯皇帝之命是从的酷吏，这些人弄权作福或为实现所谓的个人抱负无所不用其极。“上有所欲，下必随焉”，皇帝好这一“口”，各级官僚即便本身不是酷人，也要装酷，否则升官发财的希望相当渺茫。
酷吏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帮着皇帝没完没了、成批成群地杀人（私下里也趁机杀一些自己不待见的人物），政治的恐怖气氛始终散不下去，很多人被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人祸已经够让人受不了了，上天也凑来跟着捣乱，比如，黄河在汉武帝时期泛滥了二十多年，人们不管如何努力，它偏不回到原来轨道上。各地的旱灾也是此起彼伏，连绵不绝，诸如此类。到了汉武帝统治后期，关东的老百姓一批又一批地变成流民，声势极为浩大，比如，元狩四年，有二百多万流民骚动着涌上辽阔大地，到处找食吃，那些找不到的动手抢了，抢不着的就开始拼命了，天下汹汹的形势已经有了星火燎原的势头。看样子，再不出来收拾这个摊子，类陈胜、类吴广就要光荣地从某个犄角旮旯里蹦出来了。
酷吏们当然不以为然，天下又不是他们的，再说，他们这么干也是皇帝允许和鼓励的，吃着汉朝的俸禄，为汉朝的当家人分忧，这么做天经地义，反之，这可是要天诛地灭的。汉武帝其实也不以为然，自以为当家做主以来，成功的事数不胜数，事实雄辩地证明，自己足够强悍，对很多糟心、烦心的事都能做到“一切尽在掌握”。对于各地的造反和不满行为，自信的汉武帝派出“绣衣直指使”，拿着自己的权棒，到地方上搞大清洗。按照所有皇权出手清洗人间妖孽的做法，杀一个该杀的，总是要顺手杀几个甚至几十个不该杀的，一般而言，一场清洗下来，那些该死的总是要远远少于那些不该死的，概莫能外。
这么搞一般还是很有效果的，类似的案例可参看，袁世凯动用7000新军镇压山东的义和拳，那也是血流成河，之后顿时天地一片清静。虽然靠杀人来平息暴乱、还天地一个太平，在效果上来得确实很快，可总不能一直让杀人机器运作个不停，毕竟人死绝了，皇帝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活着也没劲。不过，一旦杀人机器停工，各处的暴乱就马上死灰复燃，因为之前杀人中积累了巨大的怨气，暴民们再出来闹腾，那劲头只会涨，不会跌。皇帝为此极为愤怒，他当然不会愤怒到亲自跑到暴民那里，出手杀人——他也没那个胆子，他只能对吃他的喝他的地方官僚痛下杀手。
从此，聪明的官吏也都不敢再向上面报告自己地盘上有暴民“在行动”了。但暴民又不是上报文书上的数字，想怎么修饰就怎么修饰。大家看到，“上面”没有因为自己很决绝地闹事而收敛自己的镇压行动，相反，依然是阴着脸，看样子准备随时再来一次清洗，危险时刻临头，对“上面”要有所交代的酷吏也保持着嚣张气焰，竟然还干起粉饰太平的缺德事。暴乱人群继续活下去的压力太大和希望太小，不继续暴乱也真没啥其他正事可干了。看这情形，从上到下、吃人的和被吃的好像已经到了准备一起完蛋的地步了。很有幸的是，那时候，皇帝的拳头确实还是很硬的，更关键的是，这时候的暴民们遇到和义和拳一样的事，黄河被治理好了，竟然还出现风调雨顺的年景，大家都不愿意再闹，和山东的义和拳也一样，想闹事的头头儿们被官府镇压下去，普通人则回家过小日子了。天下又安静下来。不过，谁都知道，这只是表面上的，或者说，只要国家大政方针不变，现在的安静只能是更大暴乱来临之前的“中场休息”。
更加不幸的是，此时，“上层建筑”也出现大裂痕。汉武帝和太子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太子等了几十年，自己都有孙子了，可还是个“后备胎”。即使太子宅心仁厚，有耐心，不计较，对于那些早早投靠到太子羽翼之下、等着发财掌权的兄弟而言，让他们继续熬下去，真到了不好意思开口的时候了，毕竟汉朝人口的平均年龄太低，一个身体好的人也活不了五十年。汉武帝眼很毒，看到了太子集团形成稳固的利益同盟，一群人正眼冒血丝地等着、盼着他死，自然产生极度的不安全感和厌恶感。在江充这些巴结皇帝的弄权者极力陷害和忽悠下，太子根本没办法和皇帝说话，来表一下不想让他爹快死的忠心。
当然，皇帝也认为太子这时候也是多说无益、废话少说，暗自铁了心要清除太子和他的拥趸们。太子到了要么被稀里糊涂地杀掉，要么拼死一搏的绝境。在误会、怨气与火气的化学作用下，皇帝和太子之间爆发了一场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血拼。结局是，太子惨败，觉得没活路，自尽了。可皇帝很快发现被人利用，干出很多很出格和跌出底线的事，为表后悔，杀掉一批当初对太子动武的。一时间，到处是血雨腥风。大家看到，在朝堂之上，站到左边的，是早死；站到右边的，是晚死，只要对太子造反表过态的，都没落下个好。那些没资格表态的幸存下来，但幸存的滋味也难受，可以想象，整天活在心惊肉跳的等死状态之中，真是生不如死。看情形，皇帝肯定得了“失心疯”，大家伙儿以后算是没好日子过了。
这时候，《轮台诏》出炉了。按照字面理解，官僚们认为，以后不用再担心稀里糊涂地踩到“地雷”了，可以安心按时工作了。老百姓也知道，官僚们失去飞扬跋扈的政治依靠（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一些人因为长期欠税不缴，被官府逼得准备抄起锄头去拼命，现在也觉得没必要这么干了，随即收起锄头回家种地。总之，《轮台诏》给天下带来一丝让人充满希望和期待的春风，正好是在大家准备鱼死网破，但对美好生活还没有彻底绝望的临界时刻。不过，从种种迹象看，也真够悬的，稍晚一点，汉朝可能就提前报销了。从这点看，汉武帝玩“太极”的水平着实了得，玩了一辈子心跳，还没玩出要命的心脏病，他的雄才之名确实不虚。
可是，说实在的，如果硬抠《轮台诏》的字眼，大家其实感觉不到全面的自责意味，相反，大段篇幅是在为以前打的败仗找理由，以种种说辞来证明皇帝自己如何被骗的，显得既无辜又可怜，与后世那些纯度极高的罪己诏相比，这个诏书太糙，缺少诚意，甚至都很难说汉武帝自认为这个诏书就是罪己诏。从他的后继者的所作所为看，《轮台诏》等于还是一张废纸。后汉武帝时代，汉朝实际上并没有停止对匈奴用兵，在轮台依然建起营垒，派人屯了田，落实了桑弘羊等人的提议。这么看，汉朝的整体国策尽管有所改变，但改变的幅度并没有马上达到180度的水平。直到很多年后，国家才逐渐走向休养生息的轨道。
以此推测，如果汉武帝能坚持再活几年，难保不会继续穷兵黩武。其实，说这话，也不完全是“事后诸葛亮”的说辞。比如，在《轮台诏》中，汉武帝非常强调要各级官员加强推进养马事业，把战争中损失的战马尽快补上来，他准备继续和匈奴打仗的意思也是非常强烈的。从汉武帝的托孤安排看，他把一批跟他一辈子玩打仗游戏的老臣留在帝国中央的核心位置，那意思好像是要大家继承他的遗志似的。这么看，《轮台诏》本质上是用来缓和紧张气氛的，是权宜而为，汉武帝也应该不是真的要改弦更张。即使达到一定效果，也是有限的，如果没有一年多后汉武帝的死亡，这个诏书保不齐很快就会被扔进垃圾堆，到那时，如果汉武帝把脸一抹，非要说没有这事，也不会有人敢再提了。
不过，后世的皇帝们不管这个，反正汉武帝这么骄傲神武的人确实说了软话，作为后辈的皇帝需要下罪己诏时，也就没啥承受不住的心理负担了。更何况，儒家主张“天人感应”理论，皇帝认错就是对这一理论的有效贯彻，有儒学在这里撑着，皇帝罪己虽然谈不上往脸上贴金，但也不完全是件“丢人到家”的事了。对于不是皇帝的贴心人或者靠皇帝吃喝的人而言，管他上天管不管皇帝，有个约束皇帝的说法（哪怕是名义上的）总是比没有好，最起码在忍无可忍的时候，能够有个东西安慰一下已经骚动且千疮百孔的破烂之心。可惜的是，后世一些皇帝罪己的时候，并不是总能像汉武帝那样把握住好时机，在局势烂透的时候发罪己诏，比如，宋朝的徽宗皇帝和明朝的崇祯皇帝，最后仍然落个国破身死的下场。历史证明，发罪己诏也是要有本钱和资格的，没本钱和资格就乱发，让人看了笑话，还不会起到“一毛钱”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