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约建立了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使其能够履行公约义务的资金机制。它阐明了其行动框架，力求把温室气体的大气浓度稳定在某一水平，从而防止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产生“负面影响”。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框架公约》奠定了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
3. 《京都议定书》：减排没有彩排
《框架公约》搭好架子后，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了缔约国第三次大会，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规定了6种受控温室气体，明确了各发达国家2008—2012年的量化减排指标（根据《议定书》，从2008—2012年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排放量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并且允许发达国家之间采取联合履约的行动，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尚不受限制。
需要说明的是，《议定书》将减排的基准线定在了1990年，但这个对于发达国家的含义完全不同。自那时起，原东欧国家经历了改革阵痛，经济发展直线下降，二氧化碳排放跟着降低，完成《议定书》制定的目标不难，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况类似，而英国由于把国内的煤电厂改成了天然气电厂，减少了很多排放，也不难。相比之下，美国自1990年开始经济腾飞，二氧化碳排放跟着就上去了，这就是美国国会当初不愿意签署《议定书》的一大原因。日本那两年由于一大批核电站因日常检修而暂时关闭，也造成了国内二氧化碳排放的直线上升，德国则因为国内反核电声浪很高，无法像法国那样用核能发电，只能继续依靠火电站，对完成目标也没有信心。
《京都议定书》是在《框架公约》指导下走出的重要一步，于2005年开始生效。它延续了《框架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2018—2012年为减排第一承诺期，这种规定为发达国家制定阶段性任务提供参照标准，并且有利于后期缔约方会议相关工作的开展。
至此，《框架公约》开始有了第一份具体的延续性文件。
4．《巴厘路线图》：四轮驱动时代
承接《议定书》的相关规定，2007年12月15日下午，经过持续十多天的马拉松式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终于通过名为《巴厘岛路线图》（以下简称《路线图》）的决议。
除减缓气候变化问题外，《路线图》还强调了另外三个在以前国际谈判中曾不同程度受到忽视的问题：适应气候变化问题、技术开发和转让问题以及资金问题。这三个问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极为关心的问题。中国气候代表团成员苏伟评价说，《巴厘岛路线图》把减缓气候变化问题与另外三个问题一并提出来，就像给落实《公约》的事业“装上了四个轮子”，让它可以奔向远方。
根据《路线图》规定，所有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必须“可衡量、可报告、可核实”。而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需要得到以“可衡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方式提供的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
此外，由于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美国如何履行发达国家应尽义务一直存在疑问。《巴厘岛路线图》明确规定，《公约》的所有发达国家缔约方都要履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这把美国纳入其中。
最重要的是，《路线图》为下一步落实《框架公约》设定了时间表。《巴厘岛路线图》要求有关的特别工作组在2009年完成工作，并向《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递交工作报告。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完成谈判时间一致，实现了“双轨”?髴 并进。
但是，气候变化历史上未曾彻底解决的，如美国受《议定书》约束、发达经济体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具体支持、后《议定书》时代减排计划等问题，都是《框架公约》缔约方发展15个年头以来遗留的最大问题，也等于是为此次哥本哈根会议预留了“作业”。
三、 哥本哈根带来了什么？
在2009年12月7日至18日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简称哥本哈根会议，下同）开幕之前，其重要性就早已不言而喻。根据“巴厘路线图”的决定，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将诞生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议定书》，以代替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如果与会各国不能不能达成共识，并通过新的决议，那么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全球将没有一个共同文件来约束温室气体的排放。所以，这次会议从一开始便被众多媒体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然而，就是这样一场生死攸关的气候峰会，最终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又改变了什么呢？
IPCC的科学家2007年出具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想要避免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不可逆转的灾难，就必防止全球平均气温再上升2℃，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到2050年，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降到1990年水平的20％，必须要在2015年前把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控制在450ppmv以内（目前的浓度正接近400ppmv）。
IPCC第三工作小组在评估报告中详细论述了最有希望将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 ppmv的技术和政策，强调了提高建筑和车辆的能效、使用可更新能源和保护森林的重要性，政策包括为全球排放设定一个目标，制定排放贸易方案、上限、税收和激励。
在这种情况下，哥本哈根会议的目标就是要把全球升温控制在2℃甚至更低，为了这一目标，要对与会各国制定量身定做的“数字计划”，并且解决以下三大问题：按照《路线图》的意思，也就是在2009年的缔约方会议上，必须制定接替《议定书》到期后的继续减排进度表。但是《路线图》只是提出了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并要求其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具体操作方略并未细化。
加之《议定书》到期之后，国际社会急需能对美国产生约束力的协议，将其纳入强制减排行例。
也就是说，只有达到了以上的目标，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升的趋势才可以得到根本扭转，而将整个世界从毁灭性的气候混乱状态边缘拉回来。
1.科学与政治的博弈
在这场历时13天的史上最大规模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之前某些舆论并不乐观的的预测——所谓的“冬天里的童话”——似乎颇为令人失望地得到了印证，也就是说，在哥本哈根拿出一个对与会各国都真正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只能是人们心中美好的愿望。在这个几乎承载着地球人最后梦想的峰会上，“团结”成了一种奢望，争执和吵闹轮番上演，“双轨制”、“单轨制”的博弈充满着火药味，让人感叹纷繁复杂的世界格局里，不同利益集团的较量永远难以避免。
大会开始的第二天，一份外泄的协议草案就引起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不满。该草案被指明显偏袒发达国家，而对发展中国家不利。英国《卫报》得到这份泄漏的草案并对此发表声明说：这一份所谓的“丹麦草案”是由少数人所草拟，包括英国、美国及丹麦人员，只会交给少数国家。
77国集团（G77）轮职主席、苏丹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卢蒙巴·迪平（Lumumba Di-Aping）在得知此事后猛烈抨击主办国丹麦，认为丹麦没有维持中立立场。他指出所谓的“丹麦草案”明显偏袒富国，允许富国降低减排目标，却对发展中国家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让他们承担无法负荷的减排“责任”，这必将令穷国及富国之间的分歧扩大。
“丹麦草案”引起发展中国家及环保组织的强烈不满，对此丹麦政府和联合国官员不得不赶紧出面宣称，这份草案只是供少数几个国家参考的非正式“工作”文件，绝非正式的谈判文本，也不代表联合国的立场。但是从这个插曲不难看出，哥本哈根峰会从一开始就充斥着了国家政治的博弈。
在此次会议上，自诩为《京都议定书》局外人的美国，表示了强烈的参与热情。美国总统奥巴马更改行程，亲临大会，参与最后阶段的领导人会议。奥巴马政府提出，美国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对温室气体减排17％的计划，但这一数字尚未获得参议院通过，就已经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致声讨，原因是，这一目标若以1990年为基准年来换算，美国实际上至2020年的减排规划只有4%。在12月10日记者会上，迪平表示：“美国是历史上以及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它4%的减排目标，无助于拯救世界。”同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呼吁筹集100亿美元援助欠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提议也遭遇同样的尴尬，对此迪亚平讽刺说：“不够一个人的棺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