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深圳人才大市场发布了招聘信息：从招聘单位数来看，排名前十的行业依次为：电子业、制造业、计算机行业、金融业、通讯业、商贸业、建筑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地质勘察业、物流业、中介服务业，该十个行业的招聘单位数占整体招聘单位数50%。电子IT行业几乎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一家独大”，因此，虽说在深圳的电子、IT企业中可以获得丰厚的薪水，但是，所面临的竞争与压力也是十分之重。
5.抑郁之都
富士康员工的自杀与华为员工的猝死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深圳这座移民城市在经济急速发展下人的竞争与焦虑。
白天，深圳的街头，到处都是急匆匆行走的人群，忙碌的深圳人经常把“好累”、“好烦”挂在嘴边。曾女士是一高新企业的部门副经理，她认为，“整天跟上战场拼命一样，稍慢一步我们的市场就会被竞争对手抢了过去，每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不敢有一刻放松，否则自己的职位就保不住了。”小张是刚毕业的研究生，在某技术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工作，快节奏的工作让他感到有点疲于奔命。白天要跟外商谈判，晚上还要加班准备第二天的材料，周末也经常要加班。“整个人现在是连轴转。忙起来的有时候晚上都会失眠，而且一想到没完成的任务，半夜就会突然醒来。”
夜晚，深圳的酒吧，人山人海。深圳国贸附近一个酒吧的老板就曾说过，他曾在国内5个城市开过酒吧，但是，经他观察，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大部分深圳人来酒吧不是为了休闲，更多是为了释放压力和不满，为了买醉。
2006年11月，深圳市卫生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18岁以上的深圳市民精神疾病(精神疾患并不是特指重症精神疾患，各种因精神问题引起的反应，如抑郁、焦虑、狂躁、失眠等，都叫精神疾患)总患病率超过20％，也就是说，深圳每5个人里就有1个有精神疾病，这是10年前患病率的4.4倍。康宁医院的副院长杨洪曾经透露，“康宁医院的心理救援热线每天接收到40多个心理咨询电话，其中年轻人、有学历、收入高的人群占了绝大多数。”
2007年，深圳市政协常委、市康宁医院院长胡纪泽也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在深圳，每年自杀的人数在2000人左右，已经超过了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许多自杀者选择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抑郁。
深圳作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工作节奏非常之快，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压力也非常大，新移民刚深圳，又缺少必要的社会系统心理支持，许多市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却很难找到亲人和真心朋友来倾诉，从而日积月累了许多抑郁情绪。就像深圳大学的教授徐景安所言，现在“深圳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经济人。
而一位在广西阳朔西街开酒吧的深圳人也在其博客中写道，“深圳是全国背包客最为集中的地方，在丽江、拉萨、黔东南、凤凰、甘南这些背包客最喜欢的旅游线路上，到处都是深圳来的年轻人。只有做驴子的时候，才感觉到自己还是一个人，不是一部机器。”
6.转型后，要谁？
30年来，深圳产业的发展几乎从侧面折射了劳动力的流动方向。从以“三来一补”作为产业结构的起点，经历了“跨越式”的演进，高新技术迅速崛起，持续增强经济与技术的结合，使传统产业逐步升级或转移，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新的经济形态不断产生。2010年，深圳又提出新的三大支柱产业：生物、新能源、互联网。
与此相对应的是上世纪80年代低端廉价劳动力的南下深圳，上世纪90年代大学生“孔雀东南飞”飞进深圳的外资企业、国内外500强企业，2000年后，人才进入深圳热门行业、企业的艰难，2010年，深圳的产业转型又出现了“拐点”，这次，深圳“抛弃”了那些劳动力、又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内迁，迁走“低端劳动力”
1998年，郭台铭选址深圳宝安区西乡镇黄田村并设立了鸿海精密有限公司，当时他说，“开放的移民城市有着无限的活力”，并且，他肯定龙华一定会成为“全世界制造技术的聚合地，全世界创新研发的最前沿”。他的预言实现了，这个在1993年仅有100多人的小厂变成了今天拥有40万人的工厂集群。
但是，2010年的夏天，这个庞大的“代工帝国”却要从这片风水宝地迁离。搬迁并不是“一时冲动”，“12连跳事件”、“加薪事件”只是事态发展的催化剂。早在2008年，深圳市政府与富士康就有过相关的讨论。据《第一财经周刊》所述，富士康内地地区商务长李金明曾在2008年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在深圳土地等资源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富士康也在寻求如何发展。“怎么样跟市里面大的形势统一起来？这就得进行职能转换，厂房可能会有部分拆掉，生产转移到其他地区。”李金明曾在那个时候表态：未来的深圳富士康基地将以“研发＋部分生产”为主，人员规模最多是在10万至15万人之间。同时间，富士康提出了“发展内地，制造转移”的口号，生产线转移的地点有山东烟台、重庆、河北廊坊、北京亦庄等地，而大部分转移地周围都有富士康大客户的工厂。
2010年8月，当河南省郑州市，几乎每个小区的门口都被贴上了带有富士康名字的招工通知，街上到处是“富士康招工报名咨询点”的横幅时，深圳富士康的神话渐渐落幕。
富士康的迁走，往小里说，就像2008年一期《21世纪商业评论》中所言“对于像富士康这样依靠大规模运营的公司,需要面临中国制造成本上升和客户订单减少的双重压力。”从2008年起，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从750元增长到900元，就给富士康国际运营成本带来巨大压力，员工成本总额从2007年的4.6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6.72亿美元，上升幅度达到44.5%。而从大环境谈，就是深圳在面临“四个难以为继”(土地、能源、环境、人口)的背景下，正在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作为中国第一拨港台资企业的承接地，深圳如今转型面临的将是全国走得最快、压力推动下的大规模城市升级改造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