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认为，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属于“罪感文化”，他们的行为模式主要是依靠内省和反思，靠内心中的信仰原则来自我约束。而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则是属于“耻感文化”，他们的行为是依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监督，日本人的行为是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的。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这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决定了这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待世界的态度，以及对于这个世界的责任。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看到了中国人与日本人民族性格的差异，即易走极端，认为如果要用图表的形式，画出中国和日本在过去400年间对近代西方的反应，就会发现日本的曲线的起伏比中国的曲线的起伏大得多。日本人要么是在全面接受的情况下向西方文化投降，要么是在那介乎其间的仇外时期把自己和西方文化隔绝开来。
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近700年的武士统治时代，并形成了专门征战杀伐的武士阶层。日本的武士阶级崇尚“武家习气”与“弓矢之道”，这也就是“武士道”，从忽必烈两次征倭的“神风”之战，到后来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国土基本上都没有被占领，这一客观条件也就奠基了日本所谓武士道精神（大和魂）。
武士道文化使得日本人重视集体，表现出双重性格，即崇拜天皇，忠勇，又有危机意识，冷酷无情等。支持武士道精神有一些核心要素，有一种即是强者意志。蒋介石曾在1938年10月的日记写到：倭人气量短窄，事尚彻底，非生即死，决无对弱者中途妥协与让步之理。中国军事家蒋百里曾留学日本，他的同学荒木贞夫等后来是太平洋战争的日军主要将领。蒋百里在分析日本人时，首先就谈到了日本人的特质：日本人喜欢吃鱼，尤其喜欢吃活鲤鱼。日本人把鲤鱼比做武士，因为鲤鱼放在案板上，即使挨了刀子也不会动弹。日本民族切腹的传统估计与吃鲤鱼有关。日本人吃鱼要看着活活宰死才吃，觉得这样才有风味。蒋百里认为，日本人属于血气热腾的人种，不适合寒带生活。与同是英国的岛国相比，日本没有伦敦那样的雾，浓雾天气锻炼了英国人的体魄和眼光，而日本人不具备。与同在东亚的中国人相比，日本没有中国的黄河长江，黄河长江培育了中国人浩瀚的胸怀和悠远的风度，而这些日本人不具备。日本的自然环境明净艳丽，刺激这个血气旺盛的民族的眼睛，使他们时时关注外部世界，缺少了内省的能力，同时，因为外部世界缤纷复杂，又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无法从复杂的环境中找到重点。
弱者被杀也视为一种合理，日本《叶隐》一书强调极其残酷的“武士论语”。心理强者所存在的必要条件是“恒是胜者”，“斩”在日语里也是“砍”、“杀”的意思，“千人斩”是来自日本武士的一种称号，意思就是这个武士很厉害，杀死了上千个人。武士们都为这个称号而努力。所谓“过斩”，即武士可以随便试刀砍人。据日本辞典里介绍，“在武人执政的时代，武士为练习武术，或试刀的利钝，于夜间立于静僻的路旁，出其不意地砍杀过路的人。”日本诗人还歌颂这种砍人的武士：“眼看着斩的俨然坐着的地藏尊。”前后600年的武人统治中，这样被莫名其妙杀害的人不计其数。日本武士道也讲究义、忍、勇、礼、诚、名誉、忠义等德目，强调牺牲精神。只要武士忠于“天职”，就能得到荣誉，家族共享，播及后代。这种不计代价维护个人荣誉的信念，使得武士勇于“杀身成仁”。
新渡户稻造，出生于1862年的日本岩手县，日本著名政治家与教育家。他是从1984年到2004年间流通使用的日本银行券5000日元的币面人物。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对武士道精神做了全面诠释，“武士道类似西方的骑士道，是高尚的道德，切腹与复仇并非野蛮，武士参透死亡，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因此，灭亡朝鲜打败中、俄便成了尚武的日本祖先精神在儿孙辈身上的开花结果。新渡户稻造也在书中预言“以武士道为基石的封建道德迅速如城堡般塌陷，变成灰烬一般，而新的道德则如不死鸟，将引导日本前行，并建立新秩序。……只是不要忘记，不死鸟是从死亡的灰烬当中获得新的生命。”
武士道事实上从来就没有灭亡过，只是不断变换着不同面目出现。正如新渡户稻造所言，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的整体精神，是日本道德精神的不死鸟。
中国儒家思想传到了日本，日本人将其中的“耻”单独拿出来做了一番改造，以符合日本社会的传统。日本没有基督教的那种信条，在日本人的眼里，良心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实际的价值。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曾著有《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一书，中江兆民曾提出了“知耻的自杀理论”，认为“知耻、雪耻、玉碎”是一名武士的人生最高境界，知耻的观念从此成为日本主流社会的行为规范，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一个人最体面的事情就是从容迎接死亡。二战时日本的军人手册上会有这样的指示：最后一颗子弹要留给自己。日军没有设置一支正规的卫生救护部队，溃退时常常开枪射杀伤员，或让伤员自杀，空军来不及带伞包就升空的事情经常发生。唯其如此，日本士兵在对外战争中表现出的勇敢和牺牲精神令人匪夷所思，以至于二战初期，盟军在战场几乎捕不到日本俘虏。在取胜无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不是自杀，就是拉响手榴弹与对方同归于尽。
美国历史学家埃德温?赖肖尔曾指出，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作为一个岛国，日本的国内充满怪僻与杂乱无章。日本人用一个词来形容：Nihonjinron，即“日本人论”。总认为自己是特殊与高人一等。移民日本受到严格限制，日本人不信任外国人，有时甚至鄙视外国人。当然，这并不影响他们去外国旅游，但是当他们外出旅游时，他们也倾向于集体出动……为的不过是看外国人。日本人不仅认为自己优于别人，还经常通过与外国人的直接竞争来证明这一点。
对日本来说，明治以来的100年历史，光荣与耻辱并存。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日本，自甲午战争到二战期间都获得了极高的国家地位，几场战争和经济飞速发展让日本人变的不可一世。军事的强大，使其将灭亡中国为其崛起目标，最终导致日本在二战中惨败。二战以后，日本有意识地遮掩历史，误导本国人。在对华战略上日本从来不认为自己有错,而错只在战术上,即发动全面战争，对华战争同时对美开战。日本专栏作家加藤嘉一曾指出，对于二战，“很多日本人认为，首先是败给美国的，是因为美国投了两颗原子弹而投降，如果当时没有美国，很多人认为日本甚至有可能是不败的……如果当时日本是彻底的被中国打败，相信有赔偿问题，或者日本人的反思问题等等……”。这也反映了日本人的普遍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