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1896～1946年）作家。浙江富阳人。早年留日，参加创造社。抗战时在新加坡、印尼。为日寇杀害。作品辑有《郁达夫全集》、《郁达夫诗词集》。
世上成大学问者，没有不读书的，郁达夫就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他的一生离不开读书，他以读书为乐，为了多读书，甚至住在图书馆附近，读书使他走上了战斗的道路。
“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的快感”
少年时代的郁达夫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有一年，他放暑假从浙江嘉兴回富阳故乡路经杭州时，摸着口袋里还有一点余钱，他不去湖山寻景，而是从杭州梅花碑的旧书铺里买了一大堆书。这一大堆书里，他最喜欢的有三部书：一部是黎城靳氏的《吴诗集览》，因为清初诗人吴梅村的夫人姓郁，他当时虽还不十分懂得诗的好坏，但一想到他和郁氏有姻戚关系时，就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亲切。一部是无名氏编的《庚子拳匪始末记》，这一部书从戊戌政变说起，说到六君子的被害，李莲英的受宠，八国联军的入京，紫禁城的纵火等，激起了郁达夫的义愤。还有一部是署名曲阜鲁阳生孔氏编定的《普天忠愤集》，内录甲午前后的奏章议论、诗词赋颂等慷慨激昂的文章。郁达夫读了这三部书后，他觉得“中国还有不少的人才，亡国大约是不会亡的。”又认为自己出世太迟了，既不能见吴梅村那样的诗人，与他做朋友，又不曾躬逢甲午庚子的两次大难，去尝一尝打战的滋味。
暑假后，郁达夫转学到了杭州。由于他是个插班生，又不善于交际，空余的时间和精力即转向了书本。每当周日，他畅游旧书铺后，手夹书籍，上大街小面馆吃一碗清面，心里是又懊恨又快慰。恨的是一碗清面又浪费了几个铜钱，快慰的是一边吃面一边翻阅书本时的那一种欣喜；这欣喜正如他所说的“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的快感一样”。
郁达夫的诗是写得很好的，指引他作诗词的门径是《留青诗集》、《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西湖佳话》中的每个短篇，他起码读了两遍以上，以后又读了当时流行的各种传奇杂剧。在广泛读书的基础上，他用笔名寄出了第一篇文稿，被刊载在《全浙公报》上。
1910年放寒假之前，郁达夫对当时闭塞、保守的学校教育感到绝望，就自己定了一个计划，打算回家去自修。他觉得：第一，外界社会的声气不可不通，因此首先要订一份上海发行的日报；第二，家里所藏的四部旧书，虽然不多，但也尽够两三年的翻读；第三，他已读完了第三册英语的文法，只要刻苦用功，定会比在这种教会学校里受奴隶教育、进步又慢的半死状态要痛快。于是，他私自决定了这个大胆的计划，在放寒假的前几天，去添买了一些自修用的书籍就回家乡了。
郁达夫在家独居苦学了两年。每天起床后，先读一个钟头的外文，早餐后到中午是读中国书的时间，一部《资治通鉴》和两部唐宋诗文集就是他当时的必读课本。下午再看一些自然科学书，阅读由上海寄来的隔天日报。
报纸如同渴望好的可口的饮食品一样
郁达夫喜欢阅读新杂志，他所读的杂志，其中有些为他人所忽视，如1919年创刊的英国文艺界的权威月刊伦敦《默叩利》杂志。这份杂志曾在英国培养了许多诗人和小说家，也给了英国的文学青年以帮助和指导。郁达夫在认真阅读后，自感受益匪浅。他说：“它的立论不偏不党，光明正大，介绍书籍，批评作品的富有意义，是为全世界一般爱好文艺的人所公认的。”他从该杂志的创刊期起一直到其停刊（因不得已的原因未买到的除外），每一期都是从头至尾细细地阅读和欣赏。
30年代的郁达夫，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不少的报纸，他说：“大约像我们这样的中年人，在四十岁上下的人，总都有一种对新闻报纸饥渴感的怪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若把读报这一件事情除去，那么，我想不管生活过得如何美满，总会感觉到一种大大的缺憾，如少吃一顿饭，或饭后少抽一支烟一样。”他把报纸比喻为可口的饮食品，希望报纸能与时俱进地增加它的内容、色味。
在郁达夫远走南洋时，他常看《星中日报》，还著文说：“《星中日报》出世已经有四年了：它的幼稚时代，我不曾见到，可是自三周岁、四周岁的这一段童年，我却亲自在旁边守视着，我觉得它正在一寸一寸伸展，如幼虫长成为小动物一样，它的翅膀坚强起来了，由会爬到了会飞，而祖国的抗战，欧洲的战事更在最短时期中增强了它的飞行的能力。”郁达夫认为，《星中日报》虽不能说完全能够充实他对报纸饥渴感的全部，但觉得它也已具备了可以成为一种独立饮食品的资格。
“我有两个库，文库和武库”
1933年，郁达夫移居浙江杭州，卜居城东北场官弄，自筑“风雨茅庐”，取《诗经》“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堂中挂有集龚自珍诗句的楹联：“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打算寄居杭州，安安静静地读书。场官弄近邻是拥有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浙江省图书馆，他住处的对面是当时被用作储藏兵器的相国寺，他常诙谐地说：“我有两个库，文库和武库。”
郁达夫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买书。他一生究竟买了多少书？无从考证。仅从他1921年10月到1923年4月的日记来看，这四百六十多天中记载去书店买书的就有一百天。
他买书一是为了充实自己，其次是为了开阔视野，将外国优秀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他读了迈衣爱氏的小说后说：迈衣爱氏是一个新近的作家，他的小说雄壮伟大有俄国风，中国人大约还没有读过他的东西，我打算读完后，为他介绍一下，可使中国目下的那些英文学家晓得晓得。郁达夫为了写好历史小说，出高价买了《酌中志》。
郁达夫买书竟到了爱屋及乌的地步。有如他特别偏爱两当轩主黄仲则，也就颇爱黄仲则挚友左甫著的一部“眉批黄仲则语”的《念苑斋诗集》，所以出重价买了来。他常重复买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如有的“都系因版子清晰可爱，重买之书”；有的是被人借走后没有归还，“所以只好再买一本”；有的是既属罕见，却又价廉，得之如获至宝，如此多买几本也无妨。40年代初，郁达夫在新加坡侨居的几年。收入不错，那里的原版图书多而便宜，他大量阅读并搜集。有时还在同一天内两次上同一书店去购书，一去就买几本，每次少则花五六元，多则花几十元，买书对他来说是个莫大快乐。他说，有时因“经济不充裕，想买书不能买，所感到的痛苦，比肉体上的饥寒还要难受。”在那里，郁达夫先后读了三千多册英文书籍，仍是采用当年留学日本的读书习惯，一夜看一本。有人问：为什么不看中文书，连一部《辞源》也不买？他回答说：“九岁会做诗，十八岁赴日本留学，读的中文数以万计，专攻过《辞源》，现在应该多读英文书。”
不大的风雨茅庐，大书房中三面沿壁排列着落地高大的书架，密密层层地放着中、英、日、德、法各国文字的书籍。仅是英国十八、十九世纪的名家小说和诗集，他大多收购齐了。真是坐拥书城，洋洋大观。
“死书虽也不可不读，可是也不可多读”
1931年元旦，郁达夫在《读书月刊》发表《学文学的人》一文，告诫爱好文学的青年：“文学理论原可以启发思维，当然是很重要。但是有实力的作品，却比理论还要雄辩，还能够帮助启发我们这些实学的人。”
他对文学青年的读书要求是：第一，中国文字总要弄到清通的地步；第二，要能够读得懂文言文；第三，能通一点外国文更好，可以去直接看外国书，不通外国文，也须看看三四十年来的已有定评的翻译书籍；第四，读书虽然是愈多愈好，但须有系统，不可乱读，这便是节省时间精力的一法；第五，读书的时候，总要自己存一个主见，切不可盲从，受那些半通不通的批评家之愚。
1933年6月5日，郁达夫在《青年界》第三卷第四号上向读者推荐《英文文艺批评书目举要》。他把推荐书目分为：A．以文艺批评的历史为内容者；B．集众说而供给材料源流者；C．适用于大学作课本者；D．用文学概论的讲法，而对于文艺批评也有助益者；E．批评文钞。这些书均浅显易读，也容易买到。他说：“中国书籍在近十年内所翻译者，重复不少。尤其是关于新兴文艺的书籍很多，对于这些，尚未一一看过，不敢冒昧推荐，但觉得鲁迅先生所监译的几种总可以一读。”
当有人问道：想做一篇关于“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的论文，应该看些什么书籍来作参考？他答：“若以作家为中心的论文，则只能看看个人的著作集，好在中国的新作家也并没有同外国那么的多。若以文艺团体为中心的研究，则初期可去翻《新青年》、《新思潮》等旧杂志，后期的可去看《小说月报》、《创造》、《语丝》、《萌芽》、《向导》、《文学导报》、《文学月报》以及《新月》等。”“我从前只劝人多读多写多思想，现在却要劝人去读活的人生社会的教科书了，死书虽也不可不读，可是也不可多读。”
曾经有人问郁达夫：“你所喜爱的文艺读物是什么？”他在福州《小民报·新村·每周文坛》（1936年9月6日）上答：鲁迅的《野草》，茅盾的《子夜》，沈从文的《阿丽思漫游中国》。
“书即是人，人亦即是书”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过，把人当作书读。
1935年9月27日，郁达夫在《立报·言林》上发表了《人与书》一文，把人与书的亲密关系细细道来：
书本原是人类思想的结晶，也就是启发人类思想的母胎。它产生了人生存在的意义，它供给了知识的乳料。世界上的大思想家和大发明家，都从书堆中进去，再从书堆中出来。
因书本与人类关联之亲密，所以古来学者多把书本当作人类的朋友看待。史曼儿说得好：“一个人常常靠了他所读的书而出名，正像他靠着所交的朋友而出名一样；因为书本和人们一样，也有交谊。一个人应该生活在很好的友伴中间，无论是书或是人。”
而诗人高法莱却把人生当作书本来看，他说：“一个人好像一本书，人诞生，即为书的封面；其洗礼即为题赠；其啼笑即为序言；其童年即为卷首之论见；其生活即为内容；其罪恶即为印误；其忏悔即为书背之勘误表；有大本的书，有小册的书，有用牛皮纸印的，有用薄纸的，其内容有值得一读的，有不值的。可是最后的一页上，总有一个‘全书完’的字样。”
朱守芬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