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回顾过去，生命才会呈现出某种思路。这对个人的生活来说是如此，对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来说也是如此。比如说，我根本没有想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纳粹警示录》的创作时，这会是一个如此漫长旅程的开始。当时，柏林墙的倒塌使得可以在东欧获得新的史料，我也充分意识到了这对于该项研究的价值。在试图了解纳粹心理的过程中，我发现希特勒与斯大林的战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分支，于是我后来又干脆以此为题另行创作了一个脚本。历经数年，我撰写、制作并执导了这部反映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历史性战争的纪录片——《世纪之战》。
直到如今，我似乎才厘清了这项研究的全部思路，而在过去，我仿佛一直仍在思考。由此，我非常感谢BBC图书公司再版了我的这部《纳粹警示录》，并在原版的基础上，允许我并入了《世纪之战》的很多内容。因为我认为《世纪之战》中的史料（尤其是“不同的战争”这一章）非常生动地展示了纳粹主义的实际后果。我曾游历了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也曾听说了纳粹占领时的故事，这些都使得我更深刻地了解到希特勒世界观的本质——从来就无须悲悯，生命充斥着达尔文主义式的斗争，弱者理当受难，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命数。
当然，把一本书与另外一本书混杂在一起，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很容易解决，比如信息重复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对全书重新做了编辑，以防同样的信息出现两次。同时，有些地方的观点我现在已经有所改变，于是我在原版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修正，特别是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源起的部分。尽管如此，仍然还有一个问题：我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了东线战场，也听说了很多苏联老兵的故事，这使得书作可能会让人产生“西线战争无关紧要”的错觉。据此，我需要在此强调一下，这绝非我的本意。我从小就是听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军人英勇捐躯的故事长大的。我的父亲曾服役于英国皇家空军，而我的叔叔则曾在大西洋护航运输队服役，因为遭到鱼雷攻击而牺牲。我希望了解西线盟军对抗纳粹的真实情况并将其告知最广大的观众，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策划了系列电视片，如《大西洋战场》《从诺曼底登陆到柏林》，并担任了这些电视片的监制。
但是，我想说，现在你拿在手上的这本书还是有些不同的。在本书中，我想做的是尽可能深入地探寻纳粹主义的本质。本书并不是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也不是泛泛记录战争中的所有重大军事决定，而是试图揭示德国人及其“盟友”为什么要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行动。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认为很有必要从《世纪之战》中借鉴一些素材。
如今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的这部作品，我依然感到有些地方当时并未完全了解。为了完成这些书作和电视片，我先后进行了一百多次独有的采访。首访的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曾是纳粹党的成员，他们曾对希特勒顶礼膜拜，曾为希姆莱尽职效忠，曾在东线战场作战，也曾作为纳粹党卫军成员而犯下滔天罪行。因为采访的原因，我有机会与这些人见面并交谈。这种机会算不得“空前”，但也一定是“绝后”了，原因很简单：受访的这些人如今早已陆续离世。在创作的过程中，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节目播放或是出版日期等琐碎细节，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作品对后辈世人的价值所在。
当然，随着幸存者人数的逐渐减少，对待纳粹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也会发生改变。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了解我们所成长的这个世界的唯一方式，就是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了解分裂的德国、冷战、苏联对东欧的控制——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结果。但是，对如今的学龄儿童来说，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我的一位朋友的七岁女儿曾经问我：“阿道夫·希特勒和黑斯廷斯战役谁排在前面？”对这一代人来说，纳粹主义仿佛只是历史的一角，在岁月的“大拼图”中，它和罗马人、诺曼人、亨利八世一样，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我认为，第三帝国并不仅仅是历史“拼图”中的一小块而已，听到这种观点，你无须感到惊讶。通过对纳粹主义的研究，会使我们对人类的状况产生某种程度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是独有的，分析其他时代的历史你不会获得类似的感受。很明显，纳粹在世界横行的时间并不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纳粹主义发源于一个文明的国家，这个国家强调民主、人权，有着自身一整套积极的价值观和信仰，在欧洲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在德国，纳粹党在一系列选举中所向披靡并夺取了权力，大多数德国人要么选择共产主义，要么选择纳粹主义，他们把选票投给了专制。而在当今世界，低层次的民主屡见不鲜，这实在是非常值得人们警惕的一件事。
当然，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借鉴的还有很多其他更重要的经验。在准备这些书作和电视片之前，我曾同很多前纳粹党成员会面，在采访他们之前，我曾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们会这样说：“我之所以会犯下战争罪行，仅仅是因为当时需要执行命令而已。”但是，当我问一名前纳粹战犯当时的动机时，他却回答道：“在当时，我认为这完全是正当之举。”这实在是一个让人震惊的回答，也超乎我此前的预料。这些前纳粹党成员认为，支持希特勒完全是对他们所处状况的一种理性回应。他们表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署的《凡尔赛条约》让德国充满耻辱，战后的几年中，国家遭受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各种运动此起彼伏，在20世纪30年代，国家又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人失业和银行破产的状况。由此，他们希望能有一个“强人”横空出世，重振民族的荣耀，击退共产主义日益逼近的威胁。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面谈过的前纳粹党成员也越来越多，我也愈发意识到：他们对第三帝国的支持显然不完全是“理性的”，而是一种建立在信仰之上的情感。很明显，纳粹主义有一种类似宗教般的感召力，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的第一章会用很长的篇幅加以讨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希特勒本人给了德国人一些其他政治领导人无法给予的东西。希特勒几乎不谈“政治”，取而代之的是“愿景”和“梦想”，这样一来，他很容易就触及了很多人的心灵深处。乔治·奥威尔在评论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时曾说：“人们不仅仅想要满足舒适、安全、缩短工作时间、卫生和节育等基本需求，他们至少偶尔也想要战斗和自我牺牲，更不用说举旗敲鼓地参加忠诚游行了。”或许，奥威尔还可以再补充一点：很多人乐于听到自己比其他人“高级”，因为他们的出身比别人高贵，国家此刻正遭受的灾难与他们并无关系，那只是肮脏的“国际阴谋”所造成的结果。
在开始创作之前，我认为我在很多方面对他人动机的认识是天真的。此前我曾以为，人们都是基于智识和理性的标准对他们的生活做出重大决定。但实际上，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很多人追随并且支持希特勒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了情感因素。进一步来说，这种情况不仅仅只在德国发生。各位可以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问问你自己：在你的人生中，你所做出的决定有多少是真正“理性的”？买一栋房子或是一辆车？这是一个理性的决定吗？你对周遭的人群有喜有恶，这到底是出于“理性的”原因还是“情感的”原因呢？
近年来，很多结构主义历史学家都强调是环境造就了纳粹主义，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令人不适的情况：阿道夫·希特勒绝非一个普通人，他在德国人心中成功地打下了情感的烙印。当然，你可能是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才会相信他所说的内容，从而被他所影响，事实上本书记叙的很多证词也体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是一场希特勒无法控制的经济危机将他从寂寂无名一下推上了权力的宝座。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很多人都把见到希特勒视为改变人生的一件大事。阿尔贝特·施佩尔曾回忆道，在与希特勒会面后，他感到了强大的气场。和他一样，很多非常睿智的人在见到希特勒之后，无不臣服于这位奥地利下士的意志。说到克里斯玛，我们可能会有所怀疑；但是，我们也应知道，对于从“信念”出发而去追随政治领导人的那些人，我们也需要采取类似的怀疑态度，而这一点似乎更加令人担心。
最后，我认为这段历史是很有价值的。大约在六年前，我给《世纪之战》写了一个简介，在文章末尾我这样写道：“这绝非一个让人愉悦的故事，但是，它需要在学校中被讲解，需要被后人所铭记，因为，这就是20世纪人类的所作所为。”
劳伦斯·里斯
2005年10月于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