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在庞斯库发生壮观的鸟雨三天后，在别处又连续下了两场——在距鲁昂北部几公里的布兰维尔-克勒翁，和第二天在巴杜维尔[4]圣马丁修道院对面的塞纳河河湾——我都不确定自己是否会登上这艘船，至少不知道是否会这么快。
我坐在烈士街和特吕代纳大道交会处的咖啡厅里，翻开报纸，时不时瞟一眼对面广场的旋转木马，木马的颜色比任何彩色动画片的颜色都鲜艳。我观察着正在玩耍（大家都假装相信他们真的在玩耍）的孩子们迷茫的眼神，觉得这些转着圈的小孩儿其实并不知道在旋转中要寻找什么样的乐趣。他们被放到“消防车”“宇宙飞船”里，或是一只“苍鹭”、一辆“摩托”上——如此多他们今后不会真正体验到的生活经历——弄不清这些小不点儿到底是否在用目光寻找他们的父母。有的父母会和小孩眼神交流，有些则不予理会，而是专注地翻着杂志，或聊着天，又或者只是在思考他们自己无聊透顶的人生。那天，旋转木马在我看来是很严肃的游戏，孩子们为了能更容易地在每一圈的某个位置找到自己的母亲，会故意闭上眼，尽量不在此之前看她。人们总是自己吓唬自己，又自我宽慰，简直就是自作自受。看着此情此景，我觉得人其实并没有真正无忧无虑的童年，这显然不同于某些人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在旋转木马上我又看到那个鬈发男孩，在他身上我好像看到了自己：梦想着被人崇拜、欣赏，想在这个无限旋转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结果却迷失在自己的各种欲望中，不知道到底是坐直升机好还是米老鼠好。之后，我又继续埋头翻阅报纸，一篇文章猛地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新一轮多场死鸟雨发生在塞纳河沿岸的上诺曼底地区：布兰维尔-克勒翁和巴杜维尔。围绕着塞纳河的各种疑问开始与日俱增。”
从咖啡馆回家后，我一直躺在床上，仿佛那些鸟雨的消息实在太沉重，以至于我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第一篇报道出来后，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剪下所有相关的文章，集中贴在一个笔记本中。《巴黎诺曼底报》多次刊登相关文章，有一次甚至用了整版来报道。国家级媒体也发表了几篇短文。一些环保协会发布了几篇公告，地方鸟类狩猎俱乐部也发表了一些声明，还有很多人在网上的论坛留言。
我把这些都抄到了本子上，还把一些照片、在庞斯库或别的地方或死或活的椋鸟图片、对鸣禽的科学综合分析和过往所有相关事件的资料都贴到本子里。我想“我在搜集正在发生的世界末日的种种迹象”。没人对该事件的成因给出肯定的答案，但有不计其数的猜测；关于各个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也没有任何信息。这些鸟究竟什么时候死的？在天上的时候还是坠地的时候，或者是在一阵狂风暴雨中？也许很久以前就死了？我专注地翻阅贴着这些新闻的笔记本，列出了一个无解的方程式。鸟的数量乘以各个日期，鸟雨区域的周长除以经纬坐标值……这一切自然都毫无结果。我处在一种混乱的躁动之中，于是决定上网，用一系列新的关键词查找信息：死鸟雨20世纪诺曼底、椋鸟坠落鲁昂庞斯库、塞纳河毒药鸟布兰维尔-克勒翁、鸟类专家鸟坠落河、死因鸟飞行猝死……另外还有一些强大的编程算法自动给出的搜索词句，我多希望它们无所不能。当我想到“搜索引擎”这个词的时候，我就会想象一台在大游轮储藏舱里全身渗着机油、冒着黑烟、轰轰作响的巨大涡轮。这和简洁的谷歌首页完全不符：白色沙漠般的背景上仅有一个彩色的谷歌字样。我把以下几个关键词变换着位置，反复思考其含义以及它们在我头脑中到底占什么位置：鸟雨、死鸟、死鸟雨。我还指望能凑出一句有逻辑的话，突然我坐了起来，然后又躺下。我觉得很热，打开了窗，盯着对面阳台上无精打采的鸽子，好像它们能给我带来一些答案。但我还是再次回到电脑旁，焦急地不断刷新《巴黎诺曼底报》的网页，期望有新的消息。除了那两篇已经被甩到页面最底部的文章，一无所获。这些文章已被安放在突发战争和重要政治声明后面。我很生气，想大声喊叫或者干脆好好睡一觉。最后我找到了奥利维耶·维尔曼的电话号码，他是巴黎博物馆的鸟类学家，他的名字在很多文章中被提到。我以记者的身份给他打了电话，他说他实在不想再接受采访了，这只是个小事件，一件“逸事”而已。但我还是问他，连着下了三场鸟雨，就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吗？他回答说：“也许吧，我不知道，奇怪的是它们发生的地方互相离得很近，也都在塞纳河沿岸。如果有什么需要深究的，那就是那条河，但您知道这种偶然事故……”他还没有讲完就告诉我他很忙，然后挂了电话。
晚上10点左右，我决定出门一趟。因为我觉得除了楼对面的鸽子和电脑屏幕上我焦急的倒影，我得见见别的人。我去见了吉勒。我们约在维宏街的克莱蒙大酒店见面。这是家崭新的大酒店，主要面向喝苏士甜酒的上了年纪的顾客。我跟吉勒聊起了椋鸟以及我极想了解事情经过的强烈愿望，我把事情从头到尾和盘托出，跟他讲了庞斯库、布兰维尔-克勒翁、巴杜维尔接连发生的鸟雨，还有那只发疯的鹦鹉。他微笑地看着我，这在我看来是不合适的。我跟他说：“没有任何事会无缘无故地发生。我觉得那些鸟因坠落而亡，刚好落在我头上，落到我家，落在我的童年时光，或落到别的事情上。它落在我们大家的头上，落在我们对鸟雨的执念上。报道将此描绘成各种危机，表达他们的‘集体崩塌感’以向我们售尽报纸。危机变成事件的第二层外衣，我们甚至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危机伴随所有人活着，所有人也都生活在危机中。但无数的鸟从天而降，大家却一眼都不看。”
吉勒大笑，藐视地说：“那好，你去看看呗，看看你的那些椋鸟。与其在网上耽误时间，不如走近看，睁开眼看现实。所有的鸟雨都发生在塞纳河河岸对吧？这就是个线索，就像你那位鸟类学家说的，你可以调查一下，做点有用的事情。”
我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他。他接着说：“对呀，你可以去探索一下呀。学校也给你很多自由时间，不是吗？”我说：“我没驾照，吉勒，而且那些鸟雨区离地铁站也很远，那些鸟可没有落在地铁4号线上。”吉勒说：“你为什么不能回你家？我是说回你爸家一趟，沿着塞纳河走或者沿路搭便车都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有了这个主意：还有什么方法比坐船沿河观察更好呢？这也是鸟类学家提到的几场鸟雨唯一的共同点。那就得好好利用，找艘船，然后一路换别的船，得找艘小船。我叫吉勒跟我一起去。他跟我说：“我对鸟没兴趣。”他的声音里似乎带有同情的味道。处于兴奋状态的我说：“没人对鸟感兴趣，吉勒，我也不感兴趣，但这不是问题所在。可能此时此刻就在几公里外，很多鸟从天而降，就在离这儿几公里的地方。就算没人感兴趣，那也是个大事呀！”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嘲笑我自以为独具慧眼，借鸟向人们演说，想成为先知。
也许吉勒无视我并没有错，再说他也要工作，要准备一个诉讼和下周要交的各种材料。在我这个年纪，大多数朋友的生活已经进入平稳期，稳步建立自己的事业和稳定的感情关系。他们的蓝图都画得清清爽爽、漂漂亮亮，而我在这方面就只能算个乱涂乱画的色盲儿童。自从和阿纳斯塔谢分手以后，我一周爱上一个人，甚至每天都会坠入爱河好几次，无论在公交车站还是在图书馆。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处于失重的状态，像微粒漂浮在由多年的犹犹豫豫和过久的学生生活组成的混沌之中。在我周围，大多数人应该都面临着人生的转折点，但他们更能以成人的方式泰然处之。我跟吉勒谈过我的人生转折观点，但他再一次大笑，然后把它归咎于我毫无用处的焦虑情绪。我一直在努力克服我的焦虑，这可比对鸟的事情投入的时间长得多。还有些别的问题：比如害怕自己不存在，感觉自己停滞不前，但又朦朦胧胧期盼着某天开始新的冒险。我又点了杯啤酒，看来只能把死鸟雨作为自己的私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