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时已经天黑了,一直认为江城算得上是个大都市,但从高空望下来,却只见零星的暗淡灯光。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二十分钟才降落在停机坪上,旅客们提着大包小包,挤在机舱的过道里,飞机颠簸着向候机大楼驶去。停稳之后,我和皮特提着随身行李跟着人群鱼贯而出,以前印象里的浦仁机场高洁明亮,富丽堂皇,现在看起来却感到狭窄寒伧。头顶上的日光灯管嗡嗡地响个不停,青蓝色的光线下人脸看起来像鬼脸一样,墙边的塑料树上落满了灰尘,厕所里挤满了旅客,强烈的消毒水味还是掩盖不了刺鼻的尿骚味。
我和皮特在边境进出处分头排队。轮到我时,检查官是个年轻的少妇,草绿色的大盖帽下一对晶亮的眼睛,齐耳短发,她把我的护照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怀疑地抬起头来问我:“你走的时候是F-2的身份,怎么现在回来变成B-1的身份?”
我说被一个美国公司雇用,这次回来是和国内公司做生意的。
那女人又问你这个美国公司是做什么生意的?我刚想说买卖AK-47步枪,转念一想不行,于是改口说做运动器材生意。
检查官转身在电脑上噼噼啪啪地敲击了一阵,叫我等着,拿了我的护照进里边去。我心里开始七上八下起来,会出什么问题吗?应该不会,我和华祖国都是用公用电话联系的,别人不知道我们生意的目的。沉住气,看那个检查官有什么花样。我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看着入境的旅客一个个鱼贯通过检查站。过了二十分钟,女检查官出来,把护照放在柜台上,示意我可以走了。
我一面把护照收起来,一面问那个女检查官:“难道我的护照有什么问题?耽搁了这么些功夫。”
检查官说:“你的名字跟一个通缉犯的名字一样,我们深入查了查,这也是对你负责。”
我“噢”了一声,心想我这次回来各方面得小心点了。
出得门来,看到皮特已在等我,我们提取了行李之后出了海关。外面接机的人围得密密匝匝,穿过人群来到大厅,华祖国一身西装笔挺等在旋转门附近,一面抽烟一面跟身边的一男一女高谈阔论。我拖着箱子来到面前时他突然跳起来,一副老朋友久别重逢的热情样子,又拍肩膀又握手,一面介绍那两个男女。男的叫陆凯歌,一脸精明豪爽的样子,是北方工业公司驻江城的负责人;女的是个二十才出头的年轻姑娘,身材纤细,穿着入时,华祖国介绍说她是公司的业务员,叫李黎,江城外语学院毕业的,担任中方的翻译。我们这次的日程安排就是她负责。
我跟华祖国开玩笑道:“听说你老兄高升,果然是一副垂帘听政的派头。”
华祖国笑道:“这两位是此方面的专家,我在旁辅助。”
陆凯歌插嘴道:“华部长是统筹全局,我们只做具体工作,最后决定都要听华处长的意见。”
我说:“什么,你老兄已经升部长了?恭喜了。”
华祖国谦虚道:“副部长而已。”又朝我身后努努嘴,说:“这个老外是跟你一起来的吧?”
天啊,我一兴奋竟把皮特给忘了。连忙转身把他介绍给众人:“皮特,我的老板。”大家一本正经地握手。皮特先是把李黎的手放到唇边轻轻地碰了一下,用英语说:“一直听说江城的女孩子漂亮,今天见了李小姐,岂只是‘漂亮’两个字可以形容……”
他歪着头想了一下,蹦出一句“你的头皮屑超多。”
华祖国和陆凯歌没听清,只以为皮特还在讲英语。李黎却听懂了,满面的笑容僵住,又不能发作,只得讪讪地把手抽回来。
皮特却不以为意,转身握着华祖国的手。大家都清清楚楚听到那句怪里怪气的江城话:“华先生,你的裤子拉链落下来了。”
众人嘡目结舌,皮特却洋洋自得。华祖国不由自主地向下看去。李黎第一个反应过来,想大笑又不敢,转过身去用手掩着嘴,笑得脸孔通红。
我怎么也没想到皮特还记得那两句玩笑话,而且在我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客户身上胡乱应用。窘迫之下赶忙打圆场:“玩笑话,玩笑话。”
华祖国反应过来之后大笑:“猛听他一说我想糟了,怎么在老外面前出这种丑,因为才刚去厕所回来。”
陆凯歌对皮特伸出大姆指:“皮特先生,你的江城话讲得刮刮叫,把我们都唬住了。”一面顺手提起皮特的行李:“走吧,车在外面,酒店已经订好了。”
上车之后李黎坐在司机的旁边,把遮阳板上的镜子翻下来,不住地审视。我笑着说:“李小姐,没事的,这个老外瞎三话四的,你不要在意。”
李黎理了一下额前的刘海,放回遮阳板,回过头来说:“被他一说我心里一沉,明明为了接待外国客户早上才洗的头,怎么又有头皮屑?”
我绘声绘色讲皮特本来是要我教他几句亲善语言的,却鬼使神差弄这么一个笑话出来。在哄笑声中李黎却道:“这个老外看来很老实,你们不兴这样作弄人的。”
我心想这小姑娘真的历世不深,一个军火贩子会是很老实的?当着一车人,我没把这话讲出口来。
酒店是订在中山路上的希尔顿,靠近华安寺。到达时已经十点多了,华祖国陪我们进了房间之后便告辞了,说是明天晚上再替我们接风。
洗完澡之后,我披着浴袍站在落地窗前,望着窗外鳞次栉比的民居,对街那一排红砖房子叫胜利胡同。我曾在胡同尽头一间车库般的校舍里上过五年民办小学。依稀记得五岁的小男孩牵着母亲的手,自带小板凳来学校上课,在昏暗的光线下伏在吱吱作响的课桌上抄写唐诗宋词。我成人以后再也没踏进过这条胜利胡同,但在旧金山时,低矮的校舍影像却好几次地出现在我的梦中。我突然想过街去走一走,身临其境地回味一下童年的时光。我换上出门的衣服,乘电梯下到酒店大厅,看门的服务生穿着红色制服,殷勤地为我打开大门。
我穿过不宽但车辆繁忙的中山路,来到胡同口。在昏黄的路灯下,左边是一家沿街房子改成的画廊,小小的橱窗里挂着一张三十年代的仕女油画,穿着旗袍的女子用把折扇掩着半边脸孔;右面是一家暗洞洞的酒吧。走进胡同,两边的房子破旧不堪,好像这么多年来就没有整修过。中间地带又窄又小,记得当年还排着队在这里做广播操。走到底,原先的民办小学校舍倒还在,只是变成了一家什么公司的仓库,低矮的大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
我摸出香烟来点上,真的不敢相信我就在那排简陋的建筑物里学会一个又一个的方块字,学会加减乘除。当然,过了这些年,很多东西都还给老师了,但毕竟这儿是我认识世界的起点。我站在胡同中间思绪万千,进进出出的居民对我投以奇怪的眼光。又抽了一支烟,我慢慢走回街上。
出来之后晃过那间酒吧,突然想进去看看。在我出国前还没有酒吧这玩意儿,不知开在中山路上的酒吧会和海峡屋有何不同?
推门进去,是个狭长的房间,灯光极暗。过了一会儿眼睛适应之后,才分辨出一张小小的吧台,吧台后面的玻璃橱窗里放着一瓶瓶的XO和人头马。沿墙摆了四张小桌子,桌面上放着一盏红色罩子的小灯,穿白衬衫戴红色领结的女酒保双肘搁在吧台上,正在跟酒吧中唯一的客人聊天,见我进门,仅转头望了一眼,也没过来打招呼。
我径直走到吧台另一端坐下,抬头打量挂在墙上的抽象画,像个中国字,易经的易,又像一匹四蹄奔腾而回首顾望的马。过了好一会儿,女酒保才懒洋洋地晃过来,把一只烟灰缸推到我面前:“喝什么?”冷冷的口气像是极不耐烦。我慢条斯理地点上一支烟,深吸一口,然后把烟雾朝她喷去:“来一瓶海涅根吧。”
那女人一面咳嗽一面拿来了一瓶没冰过的啤酒和杯子,看都不看我一眼,把啤酒朝吧台上一放转身而去。回到角落里跟那个酒客叽叽咕咕了一阵,两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阴沉沉的。酒吧里没人讲话,只听到不知隐藏在哪儿的音响飘来邓丽君的歌曲。
我在飞机上没怎么睡,坐了一阵,在温温的海涅根和“靡靡之音”下,困劲一阵阵袭来。我三口两口把剩下的酒喝完,准备付帐回酒店睡觉去。一摸口袋,发现只带了护照和一叠美金,人民币还放在行李中没取出来,我想这种地方应该收美金,于是叫女酒保过来,递给她一张二十美元的纸币。那女人站在柜台后面,手放在身后,说我们不收外币。
我说我今天才到,口袋里只有美金,要不,你等我一下,去对面酒店里取了人民币来付你。
那女人回到吧台底,打开一扇我没注意到的小门,跟里边什么人嘀咕了一阵,走回来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我说奇怪了,给你美元不收,难道要我留下来帮你洗杯子?
女酒保不做声,眼睛瞟向那个坐在角落的男人,只见他滑下高脚凳,慢慢朝这边挨过来,凑近我的身边,阴阴地开口:“兄弟,看看清楚,这是你捣蛋的地方吗?赶快把钱付了滚出去,不要不识相自讨苦吃。”
我转头看了一眼,那家伙矮矮墩墩的,宽肩膀粗脖子,一脸的村相,我说:“我又不是不付钱,碰巧没带人民币,你们要是不相信,这二十美金押在这里,我马上去对面酒店取了钱来换。”
女酒保撇撇嘴道:“谁知道你这二十美金是真是假,你出了门,我们上哪儿找人去?”
那男人在我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狠声道:“少废话,你付钱还是不付?”
我也火了,回手推了那个矮子一把:“你他妈的动手动脚干嘛!”
矮子冷笑一声:“敬酒不吃吃罚酒。”回头向那扇小门叫道:“阿易你打个电话给派出所,叫他们来抓闹事的流氓。”同时走过来揪我的衣襟。我看到那扇小门打开,走出来一个高个子的人影,心想今天在这个黑店要吃眼前亏了,回来第一天就跟派出所缠上,可不是件好玩的事,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到了外面他们就不敢把我怎么样了。于是我用力甩开矮子的手,大踏步地向门口走去。在我把手搭上门钮时,突然后脑勺上狠狠地挨了一下,顿时两眼一黑,昏迷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