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碧波环抱的月湖花屿东南的绿树修竹丛中，曾经有一座飞檐翘角的黄墙梵宇，院内火烛通明，香雾缭绕，晨钟暮鼓响彻云霄，这就是月湖闻名遐迩的千年古刹——湖心寺。湖心寺始建于北宋治平年间，原名水陆冥道院，因建于月湖之中，俗称湖心寺。熙宁元年（1068），改称“寿圣院”。南宋建炎四年（1130）初，金兵攻陷明州，湖心寺住持、律宗高僧元肇大师被金兵强掳北去，迫其易地传道。元肇大师不甘受辱，途中投水殉节。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高宗赐额“湖心广福寺”，与开元寺、景福寺、阿育王寺并称“明州四大律寺”。
南宋初，护驾南来之尚书袁子诚，时任临安知府，卜居于鄞。两女曾以奁资购田340亩，舍于寺为“广生田”，并于寺后立祠祀其父。乾道初年（1165），赵伯圭知明州，在湖心寺复建放生池、沧州阁、广生堂。当时湖心寺的放生功德甲于郡内。
南宋德祐二年（1276），元军进逼庆元，袁子诚四世孙、进士袁镛单枪匹马，拒蒙古兵17游骑于西山资教寺，因寡不敌众，壮烈殉国。元兵进城，月湖景观毁于兵燹，湖心寺只剩断垣残壁。明初，重建湖心寺。永乐初（1403），复建。嘉靖年间，兵部尚书张时彻改建书院，并为其母建“月湖庵”，名称沿用至今。湖心寺及其所在的月湖花屿，历来是宁波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相映成趣的一大名胜，其间留下了大量名人遗迹和题咏。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曾有诗曰：“横桥通废岛，华宇出荒榛。风月逢知己，湖山得主人。”诗中“华宇”指的就是湖心寺。可知在当时湖心寺就已成为城内文人墨客游玩、吟诗、讲学的场所，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文学家曾巩、明州太守刘珵、龙图阁大学士舒亶等人，都留下过赞美湖心寺的诗篇。湖心寺甚至成为明州当时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日本画僧雪舟曾在1468年描绘过一幅《宁波府图》，古湖心寺跃然其中。
然而，让湖心寺声名远播日本、朝鲜等世界各国的则是明代钱塘文士瞿佑。他根据宁波民间传说写成的《牡丹灯笼》一书，全祖望写有“若到更深休恋恋，湖心怕遇牡丹灯”之句，其流传到日本至今历数百年而不衰。
《牡丹灯笼》的故事，说的是元代末年的明州城内的一次元宵灯会时，居于镇明岭下的乔姓秀才因“初丧其偶”，未去看灯，而“倚门伫立”。夜深人静，见一丫鬟，手提牡丹灯笼，后随一美人，往西而去。乔秀才颇感骇异，就尾随她俩踽行。不久，姑娘回头，对秀才微笑。秀才上前作揖，问其姓名、住址。姑娘答：“姓符，名淑芳，字丽卿，奉化人，是州判女儿。父母均已谢世，家唯一婢，住于湖西。”秀才留她共宿。天将明，告别而去。如此暮来晨去，不觉已半月。乔生邻翁，微有所疑，从壁隙偷窥，见一粉妆骷髅和乔生并坐。次晨，邻翁告诫乔生：“你和阴人共处而不觉，大祸将临头了！”并催他去湖西查访，果然湖西并无此女踪迹。归途，乔生入湖心寺少憩，瞥见西廊有寄寓的灵柩，上题“符州判女丽卿之柩”，柩前悬一双头牡丹灯，灯下有一竹扎纸糊的丫鬟。乔生大惊，奔告邻翁，邻翁伴他往玄妙观求魏法师出符。法师给乔生二符，命一置于门，一悬于榻，并诫以后莫过湖心寺。乔生遵嘱布置，符女果不再现。月余，往衮绣桥（在湖西之北隅）访友，醉归忘法师所嘱，竟仍取道过湖心寺，被丽卿迎入寺内。数日后发现乔生失踪，邻翁远近询问，直至寺中，见乔生已死在柩内的丽卿尸身旁，断气已久，寺僧将二人尸柩葬于城西郊外。从此，每当云阴月黑之夜，辄见生与女携手同行……
这篇由明代初年钱塘文士瞿佑（1341—1427）写的《牡丹灯笼》，“上承唐宋传奇之余绪，下开聊斋志异之先河”，文笔生动，辞藻精丽，在洪武十一年（1378）刻版问世后，先传到朝鲜，由金时习（1435—1494）编入《金鳖新话》。不久又传到了日本翻印，日本京都的周麟（1440—1518）为之作序。由于故事情节很适合日本中下层平民心理，又被翻译成日文，仍定名为“牡丹灯笼”。
1666年，日本的浅开了意又将故事的发生时间改为七月十五的“中元节”，与唐代传入日本的“盂兰盆会”灯俗合而为一，该书成为日本江户时代最有影响的通俗读物之一。
又过了两年，日本的著名说唱家圆朝（1839—1900）将其改编为说唱剧目，进一步普及了《牡丹灯笼》，其影响之广，不亚于国人所熟悉的《梁祝哀史》。
到了1883年，圆朝表演的《牡丹灯笼》又被出版成速记读物，在1887年创办的日本一份报纸上又连载刊登。不久，再版的《牡丹灯笼》创下12万册的惊人销量。
到了20世纪，《牡丹灯笼》由福田樱痴和歌舞伎大师三代河竹新七改编为歌舞伎剧，在东京上演时轰动朝野，后来又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
《牡丹灯笼》，现今在宁波知道的人并不多，可是在日本，“湖心寺”“镇明岭”，几近家喻户晓。正如日本专家学者小山一成先生所说，随着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化，会有更多的日本人读了《牡丹灯笼》后，前来寻找湖心寺、月湖桥和镇明岭。
（杨古城 鲍贤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