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投资指财政的资本性支出，即政府将其从国民收入中筹集起来的财政资金运用于国民经济诸部门，以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为目的的集中性、政策性投资支出邓子基。财政与宏观调控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359.。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支出可分为购买支出和转移支出。购买支出是将生产性资源（土地、劳动和资本）由个人和公司的私人使用转向由政府使用的购买行为。在购买支出中，一部分用于满足当前需要的消费支出，一部分用于投资支出（资本性支出），这种投资支出就是财政投资。对财政投资，人们可以从投资领域和结构、投资主体、投资方式（投资时期、与其他投资主体合作等）、与私人投资的区别、投资效率、投资作用等方面来考察。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看，财政投资的领域和结构、投资主体、投资时机、投资效率都有可能对财政投资作用产生影响。
3.3.1财政投资的作用
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看，财政投资是政府直接参与公共品的生产和供应以弥补市场失灵。在西方国家主流经济学中，财政投资产生的作用可细分为需求效应、供给效应、引致与挤出效应张中华，谢升峰。西方公共投资效应理论综述。经济学动态，2002（7）。。
第一，财政投资的需求效应。
财政投资的需求效应也称为产出效应，是指财政投资作为国民经济最终需求组成之一的直接产出效应。在微观层面上，财政投资引致的公共资本能减少私人企业的生产成本J。 Morrison &； Amy Ellen Schwartz。State Infrastructure and Productive Performanc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 Working Papers ，1992，pp。39-81.，即对私人企业而言，财政投资有助于增加利润。在宏观层面上，多数研究发现财政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但也有研究表明财政投资与产出增加存在负相关或不显著Holtz-Eakin D。Correspondence：Public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3（7）：pp。271-279.，后来人们进一步研究后发现：①把财政投资形成的公共资本分成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可以推断出非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负效应，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刺激效应Barro，R。J。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106）。；②把财政投资支出分成基础产业支出和非基础产业支出，在基础产业投资与本国或地区经济发展同步运动假设下，财政对基础产业（设施）投资能促进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增长与经济效率的提高；③在短期内，财政投资需求效应是直接的需求正效应。长期来看，它通过刺激私人投资或私人资本的调整活动而增加需求水平或产出水平。
第二，财政投资的供给效应。
财政投资供给效应是指财政投资在增加资本存量的同时能扩大生产能力从而影响社会总供给。财政投资供给效应体现为财政投资提高了私人投资边际效益或提高了增量资本产出率，但是它具有一定的时滞性。
Erenburg认为能力利用率，即销售与资本存量之比或利润，与供给能力高度相关，能力利用率变化对私人投资支出具有显著相关效应，政府通过对基础产业（设施）的财政投资可以被视为对私人投资的一种间接补贴，从而提高了私人投资的边际投资效益S。J。 Erenburg。The Real Effects of Public Investment on Private Investment。Applied Economics，1993(25)：pp。831-837.。Odedokun则提出财政投资的供给效应体现在其能提高（或减少）与私人资本相联系的劳动和资本两要素的效率方面，由于在操作上无法衡量劳动的供给效率，因而只考虑投资支出效率，以增量资本产出率（IOCR）表示，这样，经济真实产出是整个（包括政府和私人）投资—产出比率的函数，且增量资本产出率由公共资本及私人资本的相对生产率加以决定，用公式来表示就有：
dyy=(dydk)(dkgy+dkpy)
IOCR=a+b1(dkgdkp)+b2N
其中，y、kg与kp分别为经济真实产出、公共资本及私人资本存量，dk表示增量，a为截距，b1与b2为系数，N是影响增量资本产出率的其他干扰因素项M。O。 Odedokun。Relative Effects of Public Versus Private Investment Spending on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pplied Economics，1997(29)： pp。1325-1336.。Odedokun的公式表明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是投资占总产出份额的增加和提高产出效率。Mamuneas的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大多数西方国家财政投资的长期产出回报率远远高于短期产出回报率T。 Mamuneas。Infrastructure，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33(2)：pp。506-522.，这说明财政投资产出效应具有一定的时滞性。
第三，财政投资的引致与挤出效应。
财政投资的引致与挤出效应，也称汲水效应，是财政投资对私人投资所造成的引致与挤出效应两种相对作用的总称。引致效应的作用机理有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投资通过减少技术的不熟练而间接提高私人资本生产率所致；二是财政投资（尤其是基础产业或设施投资）可视为对私人投资的一种补贴，从而刺激私人投资所致。除了对私人资本产生引致效应外，财政投资还对就业产生引致效应。经合组织（OECD）的研究表明，财政投资对劳动的需求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均为正值，特别是对基础产业的投资明显导致了各生产要素之间的互补效应：在短期，公共资本增加1%，英国的劳动力需求增加0.23%，澳大利亚增加2%；在中期，劳动力的公共资本弹性比短期小，这表明劳动力和私人资本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在长期，财政资本对劳动力的直接拉动效应将部分地被劳动和私人资本间的替代效应所抵消O。 Demetriades and P。 Mamuneas。Inter-temporal Output and Employment Effects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Capital： Evidence from 12 OECD Economies。 The Economic Journal，（110）： pp。687-712.。在12个OECD成员国中，劳动力的财政投资弹性在短期内均保持正值，但在不同国家差异较大（弹性值从英国的0.189到加拿大的0.846），这说明各国财政投资的就业效应将因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和基础设施资本的短缺程度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
挤出效应可分为实际挤出效应和金融挤出效应，前者主要与财政投资增加额有关，后者主要与财政投资的融资手段（财政赤字和弥补赤字的融资活动）有关。不过，也有研究表明，挤出效应与资本拥挤、资本替代（互补）、财政投资融资方式及支出结构、最优公共投资规模等有关H。 Fisher and J。 Turnovsky。 Public Investment，Congestion and Private Capital Accumulation。The Economic Journal，(108)：pp。 399-413.。
上述有关财政投资效应的论述表明，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财政投资支出结构、财政投资时机选择（长期与短期）、财政融资方式等与财政投资作用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它们可以影响财政投资作用的发挥。此外，在一些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包括一些转轨中国家），存在财政投资于非公共领域、中央与地方关系动荡、财政投资管理混乱和财政投资效率低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当地政府财政投资作用的发挥。从研究对象和目的出发，下文将分别从财政投资领域、财政投资主体划分、财政投资时机选择来进一步考察市场经济中的财政投资。
3.3.2财政投资领域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属于公共财政，政府财政投资主要集中在公共投资领域，而且财政投资资金是公共投资资金的最主要来源。公共品理论是公共财政的基础理论。根据公共品理论，政府是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政府可以通过购买私人部门生产的产品来提供公共品，也可以自己投资生产公共品。在国内外的一些文献资料中，一些学者往往把公共投资和财政投资混为一谈张雷宝。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效率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1.。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中，公共投资是各种经济主体（包括政府、公共企业、私人企业和居民）以公共品为对象的投资，财政投资与公共投资不应完全等同。财政投资与公共投资比较关系。
三种可能的情形差异原因财政投资额>；公共投资额财政投资职能“越位”、政府反经济周期的政策结果，等等财政投资额=公共投资额公共财政制度的实践要求、社会公众意愿的准确反应，等等财政投资额<；公共投资额公共企业或民间资本在公共投资领域的积极介入，等等资料来源：张雷宝。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效率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9.
公共投资范围的界定取决于公共领域的界定。有学者认为，公共是私人的公开共同活动，是与私人相对立的活动和状态，由此产生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分，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存在大量的过渡领域。市场经济下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这样的结构：家庭—市民社会—文化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公共权力领域，这些组成的公共性按照次序逐渐增强：私人领域（家庭和市民社会）过渡领域（文化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国家）张馨。公共财政论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282.。不过，这样的界定过于笼统。根据公共品理论，我们可以把公共领域界定为公共品的领域，这样，公共投资范围就界定为公共品领域。对公共品，理论界主要从它的特性来加以界定。公共品有两个基本特性，即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人在消费某物品的同时，并不妨碍另一个人消费，也就是说，该物品一旦提供，那么增加一个人的消费并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成本。“非排他性”是指不需要支付成本也能够从某物品的消费中得到好处，或者要让某个不付费者不消费某物品是困难的，或者即便能够做到也会成本高昂。同时具有这两个特征的公共物品一般被称为“纯粹公共物品”。与公共产品相对的一个概念是私人物品。“私人物品”是指在消费上同时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物品。纯粹公共产品和私人物品是两个极端情况，大多数物品则处于中间状态，可能只具有其中一个特征，或者具有竞争性，不具有排他性；或者具有排他性，不具有竞争性；或者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程度有所不同。只具有竞争性而不具有排他性的物品，称为“非纯粹公共物品”；那些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具有排他性的物品被称为“俱乐部产品”。
在不同市场经济国家，对公共投资具体领域界定不同，政府财政投资领域也不完全一样。在美国，财政购买支出中用于道路、设备及建筑物的新资本支出被称为政府的总投资［美］大卫·Ｎ。海曼。财政学理论在政策中的当代应用（第八版）。张进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2002年美国财政购买支出中有11%用于投资，其余部分用于消费。而日本对政府公共投资的界定相对宽泛，具体包括教育、公共房、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水的供给、城市公园、道路、港口、机场、工业用水、国有土地保护、农业和渔业投资等14个项目Etsuro Shipji。 Public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A Convergence Approac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1（6）：pp。205－227.，这些项目都属于日本政府财政投资的范围。按照联合国1980年确定的政府支出科目，公共投资主要包括以下六类：①燃料和能源支出，用于能源的探测、供给、开发和控制；②农、林、渔、猎支出，主要包括土地管理、农产品价格支持及病虫害防治等；③采掘矿产资源、制造业与建筑支出，用于矿产资源经营、产业升级和控制、工业研究开发等活动；④交通与通信支出，用于交通系统和通信的建设与管理；⑤住房及社区环境支出，用于住宅开发、城市规划、社会发展、供水、排污、垃圾处理和环境管理的支出；⑥其他经济事务和服务支出。
与理论上界定公共投资领域相比，实际中把政府财政投资限定在公共投资领域存在不小的难度，它会遇到多方面的阻力。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公共财政制度是以政府预算制度为依托，随着政府预算制度的形成而形成的张馨。财政公共化改革：1/4世纪的制度与理论变迁。高培勇，杨之刚，夏长杰。中国财政经济理论前沿（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08.。没有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预算制度就没有公共财政制度，把财政投资限定在公共投资领域也就无从谈起。政府预算制度要求政府预先编制年度收支计划，经议会批准后才能执行，它是社会公众决定、约束、规范和监督政府收支活动的直接手段。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决非朝夕之间能完成，人类第一个建成公共财政制度的国家——英国为此花费数百年时间。在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或转轨国家尚未能真正建成公共财政制度。财政投资不能限定在公共投资领域，这是投资领域政府作用出现“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的根源之一。
3.3.3财政投资主体划分
财政投资的行为主体是政府。按投资主体层次的不同，财政投资可以分为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投资。中央政府财政投资是中央政府提供全国性和部分地方性公共品的投资活动；地方政府的财政投资是地方政府提供地方公共品的投资活动。在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稳定的国家，中央与地方财政投资分工明确、职责清晰，财政作用发挥不受此干扰。但在财权不稳定国家，中央与地方财政投资分工不明，容易出现矛盾，影响财政投资作用的发挥。
理论上，市场经济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投资划分标准源于公共品的层次性，即根据受益范围的不同，公共品可分为地方公共品和全国公共品。一般而言，地方性公共品是受益范围仅局限于地方政府所辖区域内的公共品。地方公共品由地方政府提供恐怕是最有效率的［美］大卫·Ｎ。海曼。财政学理论在政策中的当代应用（第八版）。张进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06.。这是因为地方政府更有条件、有动力了解本地居民的偏好，它提供的地方性公共品的数量和形式会更有助于满足当地居民需求。对拥有自己政治机构的地方政府（特别是联邦制下的地方政府），它可以通过自己集体决策程序，明确地提出对政府供给的服务的要求。这就使得政治过程有很大的弹性，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提供的政府服务类型和品种来选择居住地，出现所谓“蒂布特（Tiebout）效应”C。 M。 Tiebout。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6（64）：pp。416-424.，即居民通过迁徙来显示自己的偏好。当具有相似偏好的居民居住在一个社区时，政治决策程序就会更有效率，交易成本和政治行为的外部性成本都可能降低。不过，地方性公共品的受益范围并不严格与行政区划一致，总有一些公共品会产生“溢出效应”，对其他地区造成或正或负的外部性，而这些公共品的提供者往往无须通过市场交易为给他人带来的损失进行补偿，或无法通过市场交易得到为他人带来收益的补偿。外部性的存在，使公共品受益范围一定程度上存在交叉，使公共品层次的划分难度有所增加。对受益范围超过地方政府所辖区域的公共品，可以根据其受益范围进一步分成由各相关地方政府共同提供或由中央政府提供。当公共品受益范围远远超出了地方政府所辖区域并被全国居民共同享用时，该公共品就成为全国性公共品，由中央政府提供。根据公共品理论，地方政府应提供大多数的公共部门服务（它们的收益是地方性的），而中央政府只需提供全国性的纯公共品（如国防和对外政策）［英］斯蒂芬·贝利。地方政府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左昌盛，周雪莲，常志霄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90.。
公共品的层次性为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投资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在现实中，中央与地方财政投资的划分还涉及财政分权等事关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问题。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通常采用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省级政府预算收入中平均留成比例、子级政府支出与中央政府支出之比、预算收入的边际分成率、自治权指标和支出—收入指标、垂直不平衡度等指标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财政分权的本质是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不仅包括财政关系，还包括中央宏观调控与地方发展经济的关系等其他利益关系。在各种利益关系中，财政关系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财政关系甚至会影响到中央宏观调控与地方发展经济的关系乔新生。财政分权的五个假设。决策，2005（2）。。
自20世纪以来，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出现了财政分权现象。与财政分权实践发展相伴随，以蒂布特（Tiebout）1956 年的经典文章《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为起点，财政分权理论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杨灿明，赵福军。财政分权理论及其发展述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4）。：
第一阶段，以Hayek、Tiebout、Musgrave、Oate 等人的财政分权理论为代表参见以下文献：Hayek，Friedrich A。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5（35）；Tiebout，C。 A Pure Theory of Club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6（64）；Musgrave，R。 A。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New York：McGrawHill，1959；Oates，W。 Fiscal Decentralization。Harcourt，Barce and Jovanovich，1972.。这一阶段的主流观点是，把资源配置的权力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能够迫使政府官员的财政决策更好地反映纳税者的偏好，从而强化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决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强调地方政府竞争机制的作用，把政府组织视为“黑箱”，却忽视了政府官员为什么有热情去提供公共商品和维护市场秩序。
第二阶段，以Montinola、Qian 和Weingast、Qian 和Roland、Qian 和Weingast、Tommast 和Weinschelbaum 等人的财政分权理论为代表参见以下文献：Montinola G。，Qian and Weingast B。 Federalism，Chinese Style：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1995（48）；Qian，Roland，G。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88)；Qian，Weingast，B。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7（11）；Tommasi，Mariano and Federico Weinschelbaum。A Principal—Agent Building Block for the Study of Decentrazation and Integration。 Mimeo：University de San Andres，1999.。这些财政分权理论注意到了对政府本身的激励机制，假定政府并不是普济众生式的救世主，政府官员也有物质利益，官员有可能从政治决策中寻租。他们认为，一个有效的政府结构应该实现官员和地方居民福利之间的激励相容。这个阶段的财政分权理论除了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财政分权的原因外，还对财政最优分权程度和财政分权的后果进行了研究。一般来说，财政分权的后果体现在诸多方面，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有关，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适度分权。
由于各国面临的经济环境、政治体制、民主发达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在进行财政分权时，不同国家财政分权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各国财政分权形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立宪性一致同意型”和“行政性一致同意型”。
“立宪性一致同意型”的基本特征是：在事权划分上，体现经济性、功能性、地方政府优先性；在财政分工的确认上，体现立宪性、民主性、老百姓说了算。“行政性一致同意型”的基本特征是：财政行为的策略性，财政活动的非规范性，财政分工的行政性刘云龙。民主机制与民主财政——政府间财政分工及分工方式。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第二，不伴随权力下放的行政代理、权力分散化的联邦制和完全的分权化。
按地方政府拥有权力的大小，钱颖一把分权化划分为三种类型钱颖一。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08—209.。完全的分权化是最极端的分权化形式，即国家把政治经济权力完全下放到地方，包括国防、财政、货币等。不伴随权力下放的行政代理是分权化程度最低的一种类型，它仅仅把贯彻执行政策的任务下放给了地方，却不给地方制订计划和选择政策的权力。介于这两种极端类型之间的是一种在政府层级体系内部的权力划分，这就是各种各样的联邦制。
第三，经济联邦主义、合作联邦主义和民主联邦主义。
按中央政府政策的决策方式，Inman 和Rubinfeld把联邦主义分为经济联邦主义、合作联邦主义和民主联邦主义Inman，M。and Rubinfeld，D。Rethinking Federalism。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1997（4）。。他们认为，经济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被选举或被任命的中央计划者决定，这种联邦主义把经济效率目标放在政府目标的首位；合作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从基层政府选出的代表全体一致同意决定，合作联邦主义把经济效率目标作为中心目标，并鼓励地方政府在提供拥挤的公共服务中发挥作用；民主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从基层政府选出的代表大多数同意决定。
在分权形成的各种财政体制下，各国中央与地方财政投资关系存在差异。尽管如此，在大多数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地方财政投资的规模和比重一般比中央多。以美国为例，2002年财政年度中，联邦政府用于资本性支出（主要是交通运输建设）为61.9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总支出的3.08%；而州和地方政府资本性支出（交通运输建设）为91.7亿美元，占州和地方政府总支出的7.09%［美］大卫·Ｎ。海曼。财政学理论在政策中的当代应用（第八版）。张进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17.。不论是绝对值还是财政投资占本级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美国州和地方政府都大于联邦政府。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美国，也出现在其他市场经济相对完善的国家。这也许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具有普遍性的一个规律。
3.3.4财政投资时机选择
财政投资效应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它与投资时期长短有关，也与财政投资结构有关。因此，从宏观经济分析角度看，各国政府（特别是大国的中央政府）通常会格外关注财政投资时机的选择。这种时机的选择不只是考虑财政投资持续时间的长短问题，还要考虑所处经济运行周期阶段、国家所处发展阶段、财政投资支出结构（生产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在时间上的安排。关于生产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谁优先的问题，有四种不同财政投资战略选择模式——基础设施超前论、追赶论、协调论和交替投资理论王保乾，史娜。公共投资的新战略选择——交替投资理论。上海经济研究，2005（10）。。前三者属于传统财政投资战略选择，第四个则是最近几年才提出的。
基础设施建设“超前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P。罗森斯坦·罗丹，他认为：多数的基础设施项目规模巨大，一次建成也许比事后分期建设节省费用。基础设施建设期一般都很长，如果等到基础设施显露出不足时才开始建设，其他部门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阻碍，而建成的基础设施即使闲置一段时间，迟早也会发挥作用(假设没有技术贬值和较大的自然损耗)。因此，P。罗森斯坦·罗丹提出，在消费品工业建立以前，必须有规模地筹集大量不可分割的社会分摊资本，建立起基础设施部门，这些资本通常占总投资的30％～50%。
基础设施建设“追赶论”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他认为，从投资效益的角度来看，有限的资本应首先发展工业部门，然后再来建设基础设施。优先发展生产部门虽然是一种“短缺的发展”、不平衡的增长，但能刺激进一步的“引致投资”，这是一种利用低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最优策略。如果基础设施建设过于超前，万一对需求的估计不正确，就可能造成资源浪费，在充分利用以前，建好的设施还可能损坏；社会资本可能投资过于庞大或投放过早，从而产生负的外部性。
基础设施建设“协调论”试图克服以上两种模式的缺陷，提出尽可能地使生产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同步增长。纳克斯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国民经济各部门同时按不同比例进行大规模投资，实现平衡增长战略。
基础设施投资和生产性投资“交替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投资实质上是由基础设施投资和生产性投资交替进行的。当生产性投资扩张到一定程度时，交易范围扩大、商品流量剧增，旧的基础设施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对整个经济的发展造成“瓶颈”约束，客观上需要进行新的基础设施投资或更新改造；当新的基础设施基本满足社会生产需求后，就要在一段时间内停止(减少)基础设施投资，更多的资金会流向效益更高的生产性投资方面。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来考察，可能有时对基础设施集中投资的时间长一些(短缺严重)，有时对生产性投资的时间长一些(基础设施过剩)，也有短期的同时投资(如果没有资源约束)，但从总趋势来看，二者总是以一种交替的形式来进行投资。“交替论”认为，在基础设施投资和生产性投资交替演变中，有时是基础设施投资超前，有时是基础设施投资滞后，因此，这种交替是一种动态非均衡演进的过程。
“交替论”把一次基础设施投资和一次生产性投资视为一个完整的投资周期。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交替型投资模式分为等距型和非等距型。等距型是指基础设施投资的半个周期与生产性投资的半个周期相等的情况。非等距型是指基础设施投资的半个周期与生产性投资的周期不相等的决策。等距型是一种理想模式，是交替型投资战略的基本框架，只是一种理论抽象；非等距型是一种在等距型基础上的调整形态，更接近实际运行状况，其变化也较复杂多样。二者的关系。“交替论”认为，如在某个周期由于基础设施比较超前(或滞后)，下次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周期可根据实际情况缩短(延长)；相反，当生产活动萎靡不振时，可延长(如连续投资两个五年)基础设施投资周期，以刺激经济复苏。这就意味着“交替论”的模式是轮流投资，但投资的时间、力度却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决策。
对上述公共投资战略选择理论，人们可以发现超前论、追赶论和协调论分别与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实际情况吻合：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以铁路为主的交通运输网形成时间比工业化高潮早了20～30年，其工业化首先得益于当时的基础设施建设王延中等。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发展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4.；美国的基础设施与工业生产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显示出其平衡发展的趋势，到了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顺应后工业化要求，率先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加大政府对信息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为美国所谓的“新经济”打下坚实的产业基础；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国家虽然追求协调的同步增长，而实际上是基础设施滞后发展型的。“交替论”思想符合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经济的适时和适度原则，用其指导政府财政投资，有助于减少公共投资领域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现象，有利于降低政府财政投资变动对投资周期波动的影响，促使国民经济中的投资波动变小或变得更平稳。对发展中国家或转轨国家来说，“交替论”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从上述投资战略选择理论和工业化国家发展历史事实可看出，财政投资时机选择得好，财政投资发挥的作用就大，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一种促进，对国家发展阶段的转变也是一种促进；反之，财政投资有可能形成大量没有充分利用的公共资本，出现宏观层面的资源浪费。可以说，财政投资时机选择好坏反映着一个政府能力的大小，是衡量各国政府能否有效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