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吕颐浩任相前的南宋“盗寇”情况建炎三年（1129）平定“苗、刘之变”前后，南宋面临的民变、兵变问题相当严峻。一方面溃军为盗的情况非常普遍，“淮宁、山东、河北之盗，皆拥兵数万，拱州之黎驿，单州之渔台，亦有溃卒数千。赵万袭常州，张遇焚真州，丁进犯寿春，桑仲据襄阳，戚方犯镇江，杨勍犯处州，刘超据荆南，王辟犯房州，崔增犯太平州，张用据桂阳军，赵延寿犯德安军，皆随灭随起。甚而范琼召见，亦不肯释兵，则天子之兵皆盗矣”《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高宗皇帝五》，引《大事记》语。。杜充溃败后，“其将士溃去多行剽掠”《宋史全文》卷17下《宋高宗四》。。致使本来飘摇的南宋政权更加动荡不安，就连身为知枢密院事的张浚，也在抚谕盗寇时被劫持为质，成为盗寇要索朝廷的条件：“（建炎三年五月）十五日，真州报知枢密院事张浚为高邮贼薛庆拘留。浚自镇江径渡往彼抚谕，庆欲邀厚赏，故胁留之三日，乃以兵卫之而出。”《忠正德文集》卷7《建炎笔录》。可见乱兵气焰之盛。另一方面，民变迭起，对南宋政权也构成极大的威胁。建炎四年（1130）二月，钟相宣布起义，自称楚王，立年号天载。各地农民纷纷响应，洞庭湖周围鼎州、澧州、荆南、潭州、峡州（湖北宜昌）、岳州所属十九个县皆为起义军占领。建炎四年（1130）七月，福建建州人、私盐贩范汝为“因刃伤人至死，遂作乱”《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八月癸巳。。周边饥民纷纷响应，很快队伍壮大到数万人。这两支队伍不断击败南宋军队，成为南宋的心腹大患。除了这两支规模较大的起义军外，江西、两浙地区有多起小股农民起义，也不时骚扰南宋政权，牵制了南宋抗金的兵力，这对于此时对金战场上已经吃力的南宋政权来讲，更是雪上加霜。平定民变、兵变，成为南宋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成为吕颐浩执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南宋统治者眼中，民变、兵变性质相同，都称为盗、寇、贼。史载：“方今兵患有三：曰金人、曰土贼、曰游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2，绍兴元年二月乙酉。对于日益严峻的民变、兵变问题，如何应对？有的大臣认为：盗寇之所以猖獗，主要是南宋政府的招安政策造成的。给事中刘珏就认为：“自群盗蜂起，率用招安，此叛者所以滋炽也。属者金陵之乱，凶党无不得所欲，故道宗之师、建安之卒，相挺为变。今吴兴诸营又以反侧吿矣！其视逆上命，杀长吏习以为常，朝廷又从而宠之，谋国若此，岂可谓工哉？”《皇宋中兴纪事本末》卷3，起建炎元年十月尽十二月。他建议用强硬态度解决民变、兵变问题。吕颐浩初次为相期间，由于朝廷着力追剿苗、刘余部以及躲避金人的追击，无暇顾及民变、兵变。在这段时间内，各种武装力量发展势力，已经到了朝廷力不能制的地步。建炎四年（1130）四月，“时江北、荆湖诸路盗益起，大者至数万人，据有州郡，朝廷力不能制。盗所不能至者，则以土豪、溃将或摄官守之，皆羁縻而已。（范）宗尹以为此皆乌合之众，急之则并死力以拒官军，莫若析地以处之。盗有所归，则可以渐制。乃言于上曰：‘昔太祖受命，收藩镇之权，天下无事，百有五十年，可谓良法。然国家多难，四方帅守事力单寡，束手而莫知所出，此法之弊也。今日救弊之道，当稍复藩镇之法，亦不尽行之天下，且裂河南、江北数十州为之，少与之地，而专付以权，择人久任，以屏王室。’群臣多以为不可，宗尹曰：‘今诸郡为盗据者以十数，则藩镇之势骎骎成矣。曷若朝廷为之，使恩有所归。’上决意行之”《皇朝中兴两朝圣政》卷7《高宗皇帝七》。。于是，南宋政权正式设立镇抚使，授予各种武装集团首领镇抚使的头衔，表示“朝廷主动承认民间自卫武力的合法地位，将之纳入宋朝政治体制中”，同时“利用恢复藩镇的方法，在宋金边界上建立一个缓冲地带”，黄宽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使之不再流动，就此固定下来，解除对南宋政权的威胁。范宗尹藩镇制度的实施，虽然主观上是要弭盗，但是客观上是一种赏盗措施。虽然力量弱小的盗寇集团接受朝廷册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种武装对南宋政权的军事威胁，但是与此同时，也助长了力量稍强分子的嚣张气焰，盗贼更加猖獗，甚至出现盗、兵勾结的情况。“初，顺昌盗余胜等作乱，土兵陈望与射士张衮谋应之。”《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8《高宗皇帝八》。甚至大将惧怕盗寇，不敢与之作战。“戊申，神武右军都统制江南路招讨使张俊改江淮招讨使。后数日，俊入辞，颇言李成兵众。上曰：‘汝将全军，设为朕攻一郡，若何？’俊曰：‘臣朝至而夕入可也。’上曰：‘成竭力攻九江，两月不能下，则虽众何能为？’俊大以为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1，绍兴元年正月戊申。南宋的统治权威受到挑战，政权也局限在小范围之内，盗寇问题严重影响着新生政权的存亡。“今江湖间巨寇以十数，多者众至十余万，跨据州县，如来教之所谕，非以宿将重兵临之，岂易控制哉！州县不得施其政，士民不得安其业，内不宁而欲求外患之弭，难矣！”《李纲全集》（中册）卷114《书七》，《与吕相公别幅》。高宗也意识到兵变、民变问题的严重，尤其忌惮钟相这支义军的力量，他承认，自从汪伯彦、黄潜善执政以来，对盗寇主要采取绥靖、招安的政策成为盗寇更为猖獗的主要原因。“近来盗贼踵起，盖黄潜善等专务招安，而无弭盗之术，高官厚禄以待渠魁，是赏盗也。”高宗认为杨么等义军之所以发展壮大，成为南宋的心腹大患，原因就在于南宋的软弱政策，“（杨）么跳梁江湖，罪恶贯盈，故命讨之，何招安”《宋史全文》卷18下《宋高宗六》。？这表明他决心改变政策了。
二、吕颐浩对待民变、兵变的军事行动及其策略
1．吕颐浩任相期间的平叛及其策略在朝廷设立镇抚使的背景下，初次罢相后的吕颐浩被授予江东路安抚大使，主要讨伐李成一军。这使得吕颐浩积累了平叛的经验，对盗寇问题体会得更加深刻。因此，在二度为相的第四天，吕颐浩分析了当时南宋境内的盗寇情况，制定了平叛的方针策略以及平叛步骤，以期彻底解决南宋的盗寇问题。“颐浩复相，首言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今李成摧破，李允文革面，张用招安，李敦仁已败，江淮惟张琪、邵青两寇，非久必可荡平。惟闽中之寇不一，又孔彦舟据鄂，马友据潭，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间，而邓庆、龚富剽掠南雄、英韶诸郡，虽贼兵多寡不等，然闽中之寇最急，广东之寇次之，盖闽中去行在不远，二广不经残破，若非疾速剿除，为害不细。诏枢密院措置。”《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3《宋高宗三》。虽然吕颐浩在其他方面与秦桧矛盾重重，但是在平定国内盗寇问题上意见一致，并且制定了具体的行动步骤，“宰相吕颐浩、秦桧因陈天下大计，当用二广财力，葺荆湖两路，使通京西、接陕右，此天下右臂。如京东诸州，为叛臣所据，正如国初，河东且留以蔽敌，诸路先定，他时并力图之，似为未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1，绍兴二年二月庚午。。吕颐浩提出的“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的平叛方针，与李纲的“不先靖内寇，则无以御外侮”的方针，如出一辙。因此，李纲在吕颐浩这一方针出台后，立即予以支持，并且提出建议与希望：“伏承垂训，能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此言尽当今之要务矣。建炎初，亦尝以此意具奏，以谓盗贼皆吾之赤子，调护失所，故至于此。……愿公为上建明条陈盗贼之当讨者，命张、韩之流，总兵捕逐，以次削平，其就降者必羁縻酋首，分散徒党；择其精锐者，别命将以统之，使为我用乃可。自江以南，盗贼既平，财货可通，生民有苏息之期，中兴之业可振起也。”《李纲全集》（中册）卷114《书七》，《与吕相公别幅》，第1086页。吕颐浩的平寇方针与举措，不仅得到李纲的首肯与赞赏，并且被认为是南宋中兴大业恢复的起点，予以很高的评价。在这样的平叛方针下，对“剿贼”不力的辛企宗，吕颐浩亲自“下堂箚诘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8，绍兴元年十月丙寅。，并且罢黜了辛企宗，其所属军队归韩世忠统领。绍兴元年（1131）十一月，吕颐浩派出大军平定盗寇，“参知政事孟庾为福建、江西、湖南宣抚使，太尉、武成感德军节度使韩世忠副之，发大军由温、台路先往福建，次赴余路”《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19，起绍兴元年十月尽十二月。。最终吕颐浩以强硬的手段，极大地打击了义军和盗寇，“初遣大将，削平群盗，擒桀骜者诛之”《忠穆集》卷6《书》，《与沈元用书》。。吕颐浩认为：饥荒、灾害是造成百姓反叛的最重要的因素，“大荒之后，群盗弄兵，非一路编氓，饿踣于四郊，戮渠魁而抚胁从，俾安田里，劝豪宗而发私积以赈贫穷。昼旦忘飱，夜分置寝，适雨旸之协序。致年谷之顺成，绿林无啸聚之徒，赤子返耕桑之业”《忠穆集》卷4《表》，《潭州乞宫观表》。。因此，在平叛的过程中，吕颐浩实行一些宽民政策，以避免逼民为盗。“丁丑手诏，略曰：‘比缘国难，盗起未息者，盖奸赃之吏无恤民意，及烦王师，而军须不免又取于民，因循展转，日甚一日，欲民不为盗不可得也。可将建炎三年以前积欠，除形势户及公人外，一切蠲除。如州县不奉诏，及监司迫胁州县巧作催科者，并除名。令御史台纠察，多出黄榜晓谕。’”《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0《高宗皇帝十》。这表明吕颐浩已经意识到科敛无度已经成为百姓走上反叛道路的一个主要原因。平叛之后，吕颐浩也希望政府能够以抚循的方式，解除百姓之苦，“潢、池之盗，属兹绥靖，半已凋残，如脱沉疴，未绝呻吟之苦，若保赤子，宜推鞠育之恩，乃屈大臣往宣至意，虽路门之劝，讲允赖真儒，顾棠境之拊循”《忠穆集》卷6《启》，《贺张参政福州到任启》。，希望通过实行一些宽民措施以及平叛后的安抚措施，杜绝更多百姓走上与政府对抗的道路。对于接受招安以及投降的盗寇军队，吕颐浩实行裁汰老弱、留用强壮的原则。“乙卯，诏辅臣以邵青、单德忠、李捧三盗就招，卿等速汰其众，留精锐堪出战之士，万人中不过三千人可留。宰相吕颐浩、秦桧，都统制张俊被旨拣放。青等有众二万三千，其疲老不任披带者皆释之，所存七千，一如上所料。”《宋史全文》卷18上《宋高宗五》。这样，既补充了南宋的兵力，又不至于使这些降服的盗寇再次集结，走上与中央政权为敌之路，与李纲之“因其力而用之”的平叛策略有异曲同工之效。为了更加彻底有效地解决盗寇问题，吕颐浩提出以中央派驻使臣奔赴各地宣谕的方式，督促各地平叛。“时诸路盗贼稍息，左仆射吕颐浩虑守令弗虔，请分御史循行诸路。上乃诏：‘三省选强明廉谨之人，台谏不足，则以郎官摄之，皆令引对，面给亲札御宝。历回日，考其殿最，以著赏罚。’乙丑，诏遣曾统、朱异、明橐、胡蒙、刘大中、薛徽言等分往诸路，并以宣谕为名。”《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23，起绍兴二年十月尽十二月，《中兴小纪》卷13.把所巡行地方的平叛情况作为派驻御史政绩考核的标准，说明吕颐浩平叛的决心与力度。随着招安、降服盗寇军队的增加，军队开支问题提上日程。为了更好地收编这些归顺的武装力量，解除后顾之忧，使其更好地服务南宋政权，吕颐浩改过去以日支取军粮的方式为以月支取的方式，“军士日给百钱比数，十日一犒设，前是，水军统制官崔增，以其众万有千二百人降于吕颐浩。吕颐浩始用旧法，按月支粮及料钱。于是，增一军月费钱四万四百缗，米七千五百斛。视五军所给，月省万五千余缗”《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9《高宗皇帝九》。。吕颐浩的“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的政策，在南宋政权确立过程中意义重大。在金人建立刘豫傀儡政权以后，宋金双方不再直接抗衡对决。吕颐浩把国家政策的重点放在南宋内部治安的稳定上，也是把国家重心开始放在江南的一个具体表现。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无疑也是务实的和客观的。就连吕颐浩自己也认为：“（绍兴）二年，分遣诸将平荡江湖、福建群盗，使民安业。”《忠穆集》卷6《书》，《与雪峰清了书》，1131册，第316页。这对结束动荡不安的局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据日本学者山内正博的调查，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二年（1132）间，全国之“叛乱集团”共有一百七十八处，中以建炎三年的五十七处为最高，平均每年为二十九处。相对于此，绍兴三年只有十处，四年、五年更锐减到各仅四处。招安之数亦呈现此种倾向与比例，建炎三年至绍兴二年间，共计一百二十三集团，中以绍兴二年的三十九集团为最多，绍兴三年、四年更激降为六集团，五年则有十二集团。总之，自绍兴三年以后，叛乱集团数之急剧减少，显示吕颐浩的群盗招安之策成功了。转引自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第三章《江南政权——南宋之中兴》。到吕颐浩二度罢相之时，南宋境内只有为数不多的义军、盗寇。这与吕颐浩的内部稳定政策有极大的关系。
2．吕颐浩地方任职时的平叛及其策略吕颐浩在地方任职时，曾使用严厉手段，平定了不少兵变与民变，博取了很高声望。张遇，本是军贼，先受宗泽节制。宗泽去世后，复叛。“号‘一窠蜂’，自京东转剽数州，无敢撄其锋。”《文忠集》卷29《行状
神道碑》，《兴国太守赠太保王公绹神道碑》。张遇初犯江宁府，被江淮制置使刘光世击破。张遇转由真州，攻陷镇江府，守臣钱伯言弃城而去。建炎二年（1128），张遇屯于金山寺及杨子桥，众约三万，诏两浙制置使王渊招安之。然而“剧贼张遇等虽受招安，而犹纵兵四劫”，此时，吕颐浩任户部尚书，兼知扬州。“乃诏颐浩率江淮制置使刘光世、两浙制置使王渊等图之。”吕颐浩“单骑入贼营。遇等皆出迎，唯刘彦不至，乃主谋不降者。颐浩断其足，钉于杨子桥。余党怖而释甲”。《皇宋中兴纪事本末》卷4，起建炎二年正月尽三月。吕颐浩以强硬的手段慑服了张遇部众。李成，本是雄州的一个县令。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陷雄州后，李成的妻子被乱兵所杀，李成率数万民兵南下。建炎二年（1128），李成入楚州，“纵火焚掠，尽驱强壮为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建炎二年八月辛未。，继而转掠淮西诸郡，公开走上反叛的道路。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金人自马家渡渡江南下，李成乘机进攻淮西。建炎四年（1130），李成在夺取了江淮六七个州之后，派遣部下马进攻入江西，攻陷江州（今九江）、筠州（今江西瑞昌）。而李成进驻江州，大有席卷东南之意。此时南宋腹背受敌，处境十分危险。建炎四年（1130）五月，被罢相后的吕颐浩又临危受命，担任江东路安抚大使兼知池州。朱胜非被任命为江西路安抚大使兼知江州。吕颐浩深知此次任务的艰巨：“池州，今系控扼重地。深恐老病之人不能当此剧任，兼建康一路，沿江地分，最为闲远。若不得兵五万，则难以分俵使唤。缘本路劫掠之后，钱粮单匮，若一一仰给朝廷，则朝廷事力，臣所素知，今日必难应副。若不藉兵则不惟难以捍御金人。江北大寇，动至数万，不测渡江，恐不能控扼。又臣素无将佐，亦无部曲，虽有乌合之众，而无正兵相制，缓急亦难使唤。”《忠穆集》卷3《箚子》，《辞免知池州乞宫观箚》，1131册，第280页。以当时池州的兵力、财力应付金人和盗寇，显然是不足的。吕颐浩上任后，“时巨寇李成据江湖十余州，众号百万，与群盗合谋，造文书、符檄以动州县。江东大帅吕颐浩欲之池州治所，而成遣其党马进围江州。于是颐浩驻兵饶州。会建武军节度使杨惟忠有兵七千屯州境，颐浩乃请惟忠同解江州之围。合一万五千人，自饶乘舟趣南康军。（建炎四年）十一月庚子朔，遂复南康。颐浩遣统制官巨师古，引兵往江州，几至城下，遇伏，为贼所败。贼众三万，乘胜至南康，与官军鏖战。颐浩、惟忠以众渡江避之”《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15，起建炎四年十月尽十二月。。《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了吕颐浩和杨惟忠援救江州的情况：“（建炎四年十二月）十日戊申，马进围江州，未解。知州事姚舜明弃城走，马进陷江州。江州被围仅百日，粮食皆尽，人相啗食。马进贼兵昼夜攻不息，统制刘绍先竭力拒御。至是，人皆饥困，无斗志。吕颐浩、杨惟忠、巨师古率师来援，及进战，为进所败，官军不得近城，城中亦不知官军到。”《三朝北盟会编》卷144《十日戊申马进围江州未解知州事姚舜明弃城走马进陷江州》。吕颐浩的这次援救行动，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吕颐浩向高宗求援，希望派遣韩世忠来救援。但是当时高宗认为金人尚在江北，韩世忠不可轻易调离前线。于是，高宗一方面夸赞了吕颐浩英勇的救援行动，另一方面，派遣张俊、王燮等人前去增援。“甲子，建康府路安抚大使吕颐浩乞益兵讨李成。上曰：‘颐浩奋不顾身为国讨贼，群臣所不能及。但与贼相拒，不度彼已，容易轻进，此其失也。今兵既少衂，须令且持重。急遣王燮引兵助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9，建炎四年十一月甲子。绍兴元年（1131）正月，各路宋军联合向马进发起进攻，马进战败，江州得以收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1，绍兴元年正月丁巳。马进的失败，使得李成的实力大受损耗。同年三月，“吕颐浩遣崔增、王燮合兵击李成于湖口，大败之”《宋史》卷26《高宗三》。。正是由于此次战役，“李成既败，江西大帅朱胜非以七月入江州城”《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17，起绍兴元年四月尽六月。。吕颐浩的平盗，使得南宋主力放在了对付金人和伪齐的军事行动中，缓解了金人和盗寇对南宋的两面夹击，为南宋政局的稳定作出了贡献。虽然讨伐李成、马进中挫折颇多，但是，吕颐浩也收获颇丰。他招安了李进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建炎四年九月戊辰。、邵青、崔增《三朝北盟会编》卷143、144.、赵延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4，绍兴元年五月癸亥。等武装力量，击败李敦仁等武装集团。《宋史》卷26《高宗三》，第487页。由于吕颐浩的实力与名声，有些盗寇主动接受招安，例如崔增和邵青，“崔增以七月寇太平州，攻城不克。刘光世在建康，遣人招安，增不从。愿受吕颐浩招安，乃率舟船往上江，才到鲁江口，遇邵青船出江，增不及备，为青所败。增在无为军界内，屡与张琪战，增沿路以掳掠为资，所至无遗，闻吕颐浩在饶州，遣人投下文字。至是，到彭泽县，得颐浩差人招安，遂听节制”《三朝北盟会编》卷143《十二月崔增降于吕颐浩》。；“邵青在芜湖，曾以文字告吕颐浩，且叙乡曲，乞受招安。颐浩从之。授青枢密院水军统制，芜湖驻札，兼招捉沿江盗贼，亦受俊节制。”《三朝北盟会编》卷144《十日戊申马进围江州未解知州事姚舜明弃城走马进陷江州》。这些接受招安的武装力量，不仅增强了南宋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吕颐浩利用他们来攻击其他盗寇，在平定盗寇以及未来对金人的军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崔增和邵青的武装力量。崔增成为吕颐浩帐下一名重要的将领，在之后的平盗以及对外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邵青武装中以水军为主，“水贼邵清（青）……有大小战舩三千余”《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17，起绍兴元年四月尽六月。，也增加了南宋水军力量。吕颐浩的平盗行动受到高宗的褒奖，并且不时派遣中使赐银和茶药探望吕颐浩，以此予以鼓励，同时拒绝了吕颐浩因身体缘故乞祠宫观的请求。《昆陵集》卷1《诏》，《赐江南安抚大使吕颐浩》、《赐吕颐浩乞宫观不允诏》。《浮溪集》卷15《抚问吕颐浩等口宣》、《抚问吕颐浩王燮杨惟忠并赐银合茶药口宣》。吕颐浩作为江东安抚大使，平盗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也成为他再次为相、取代当时宰相范宗尹的一个重要因素。吕颐浩于绍兴元年（1131）七月班师之际，击败了巨寇张琪。“颐浩督诸将与张琪战于饶州城外，大败之。琪自徽州引兵犯饶州，众号五万。时颐浩自左蠡班师，帐下兵不满万，郡人大恐。颐浩遣统制官巨师古招降之，琪诈受招。诱师古入其营，遂薄城下，统制官、右武大夫、宣州观察使阎皋，颐浩爱将也。方捕盗于宜黄，走檄呼之。会皋平盗而归，星驰以赴颐浩，召诸统兵官姚端、崔邦弼、颜孝恭、郝晸等驻军城外，皆令听皋节制。端军为左，邦弼军为右，皋将中军。颐浩自画阵图授之。琪兵至近郊，前军将张俊失利。琪恃其众直犯中军，皋力战，而端、邦弼两军夹击，遂大破之，追奔三十里，杀贼甚众。贼又别遣水军，分道自景德镇来犯，颐浩遣统领官张庆以崔增余众御之，琪遁去。夜，其爱将姚兴以所部诣巨师古降。琪遂走浮梁县，复还徽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6，绍兴元年七月辛酉。张琪实力大损，于同年十一月伏诛。《宋史》卷26《高宗三》。吕颐浩又剿灭了一支巨寇。班师回朝任相的吕颐浩，立即调整了南宋的政治重心，更加关注南宋政局内部的稳定，以“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为指导原则。这与吕颐浩任江东安抚大使的平盗经历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