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吕颐浩对理学的态度及其对政局的影响与抨击王安石及其为政、学术与熙丰党人的同时，其对立面元祐之学及其元祐党人受到了宋廷的褒奖。而崇尚洛学之人推崇元祐党人及其政见。因此，推荐任用洛学之人实际上就是在褒扬元祐之政。李纲身为南宋第一宰相，除了与理学名士杨时交往之外，还推荐任用杨时的一些弟子为官。《闽中理学渊源考》记载：“（陈）渊初受业程门，独先于莹中，继亦受业龟山，与罗豫章为友，龟山称其深识圣贤旨趣，妻以女……丞相李纲重其行，为布衣交。至是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辟为制置司机宜文字。”《闽中理学渊源考》卷1《宗正陈知默先生渊》。又据同书同卷《提刑黄用和先生锾》载：黄锾，字用和，浦城人。政和五年进士，从杨龟山学，甚见器重……李纲宣抚河东，辟幕属。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李纲推荐任用洛学士人为官的例子，不一一枚举。吕颐浩在《与刘仲高书》中，表达了对司马光的崇敬：“兹承寄惠司马温公手帖、石刻。某元丰未侍先考，过洛中尝瞻见温公仪范。又尝至温公故居，乔木尚存，乡人怀想，不异甘棠之思。召公也，题跋续寄，纳次温公文集，编次甚工，冠之以雄文为序，钦仰大手笔，衰老得以熟读，感佩至深。”《忠穆集》卷6《书》，《与刘仲高书》。吕颐浩为相，与高宗的两次对话可以看出吕颐浩对元祐党人的态度：“上谓大臣曰：‘元祐党人固皆贤，然其中亦有不贤者乎？’吕颐浩等曰：‘岂能皆贤？’徐俯曰：‘若真元祐党人，岂有不贤？但蔡京辈，凡己之所恶，欲终身废之者，必名之元祐之党，是以其中不免有小人。’上曰：‘若黄策之类是也。’俯曰：‘黄策，乃元符末上书，狂直被罪，始天下皆称之。如策，比者无虑十数人，策不能固穷守节，旋陷于非义，其中亦有议论，前后反复，奸恶猥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7，绍兴三年八月甲午。“甲午，中散大夫、提举杭州明道宫韩璪为其父故观文殿大学士忠彦请谥。上曰：‘吕颐浩尝奏，崇宁党碑视其姓名，皆贤士大夫，真可惜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八月甲午。吕颐浩对元祐党人的态度，基本上从这两段对话中可以看出。他既同情元祐党人，又不是完全推崇，对司马光则是非常崇敬的。吕颐浩对元祐之学基本保持比较客观的态度。吕颐浩二度任相期间，秦桧为次相。而当时在朝廷内外声望颇高，被士大夫公认为硕学巨儒的胡安国，“以程颐之友朱长文及颍川靳裁之为师”《宋史》卷435《儒林五·胡安国传》。，与洛学士人关系更是密切，“安国所与游者，游酢、谢良佐、杨时皆程门高弟”《宋史》卷435《儒林五·胡安国传》。，并且政治思想倾向元祐党人。秦桧为了达到权力的巅峰，极力与胡安国“相厚”。绍兴元年（1131），胡安国在秦桧的推荐下，出任中书舍人兼侍读。《伊洛渊源录》卷13《胡文定公行状略》。正是由于秦桧“引康侯（胡安国）侍经席。一时善类，多聚于朝”《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6《朝事二·道学兴废》。。所谓“善类”，即指洛学系或者主张元祐之政的官僚。李纲与胡安国关系一向友善，并且李纲的昔日好友程瑀等此时皆附秦桧。在秦桧周围，包罗了一批洛学系官僚。秦桧欲利用这批人对吕颐浩施政的不满来倾轧吕颐浩，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对秦桧的挑战，吕颐浩首先利用胡安国推荐李纲事件作出反击。绍兴二年（1132），胡安国向高宗提出再次起用李纲，吕颐浩却在高宗面前极力阻止，“朋比之风，自蔡京始。靖康伏阙荐纲，亦本其党鼓倡，乃至杀戮近侍，莫可止遏，此风不可再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7，绍兴二年八月壬辰。。显然，吕颐浩把李纲当做蔡京之党。非但如此，吕颐浩又称：“纲之朋党与蔡京一体。靖康伏阙荐纲者皆其党，陈公辅、张焘、余应求、程瑀鼓唱太学生杀戮内侍，几作大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8，绍兴二年九月庚辰。吕颐浩极力阻止胡安国推荐李纲再次进入中枢，两言李纲结党，实际上与当时他与秦桧的斗争有关。从吕颐浩拟定的这份李纲之党的名单来看，这些人此时基本都在秦桧的周围。吕颐浩表面上是阻止李纲再次被重用，实际上是借此抑制秦桧势力的膨胀。吕颐浩又听取了席益的建议，把胡安国作为秦桧之党的党魁。用这种方法，吕颐浩轻而易举地排挤了秦桧，清除了以胡安国为首的、包括大批洛学官僚在内的官员。胡安国等成为秦、吕政争的牺牲品，洛学及其洛学系官僚在南宋时首次受到重创。
二、赵鼎对理学的态度及其对南宋政局的影响
1．赵鼎对理学的态度及其措施初次入相的赵鼎，一方面继续对王安石思想学术进行抨击，对蔡京之党继续清算；另一方面推荐洛学之士，优待元祐子孙，恢复元祐之政。绍兴五年（1135），刚入相的赵鼎就在高宗面前抨击王安石的经济政策：“祖宗差役，本是良法，所差既是等第，人户必自爱惜，岂肯扰民？王安石但见差衙一事，州县奉行失当，变祖宗旧法，民始不胜其扰。上曰：‘安石行法，大抵学商鞅耳。自安石变法，天下纷然，但差役之法，行之既久，不可骤变耳。诏百司从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4，绍兴五年春正月庚戌。在高宗这样的思想下，虽然赵鼎抨击王安石的经济措施，但是南宋在当时经济严峻的情况下，还是沿用了过去的一些经济措施。这也是吕颐浩的某些经济措施能够被赵鼎继承的主要原因。美国学者刘子健先生认为，当时“王安石成了众矢之的，攻击的火力主要集中在他的儒家理论，而不是他的变法措施”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四《道德保守主义》。。更为具体地来说，应该说是他的一部分经济措施还是被保留了下来。与此同时，清算蔡京之党的工作也在继续，“己未，御笔比览元符谏臣任伯雨章疏，论章惇、蔡卞，诋诬宣仁圣烈太后，欲追废为庶人，谁无母慈，何忍至此？……自朕篡服，是用疾心，昭雪党人，刊正国史，虽崇宁而后，迷国猥众，推原本始，实自绍圣，惇、卞窃位之时，而谖慝未彰，将何以仰慰在天，称朕尊严？宗庙之意，可令三省取索议罪来上，当正典刑，布告天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2，绍兴五年八月己未。。“丁卯，故特进申国公章惇追贬昭化军节度副使，故责授宁国军节度副使蔡懋追贬单州团练副使，各人子孙不许除在内职任，用己未诏书也。初议取惇、卞亲戚在朝者并黜之。赵鼎请黜子孙而不及亲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2，绍兴五年八月丁卯。赵鼎虽然规定只是罢黜这些人的子孙而不涉及亲属，不作进一步的牵连，但是实际上他也对朝中主张王学及绍述之说的官员及其子孙予以清除，不予重用。例如，绍兴六年（1136），新知筠州陶恺送吏部与监当差遣，赵鼎的理由就是“恺乃节夫之子，节夫为蔡京死党，力主绍述之说”《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9《高宗皇帝十九》。，以学术的偏好作为官员进退的依据。有的大臣对赵鼎的这种人事制度提出异议，如当时监察御史刘长源就曾指出：“应系元符以前人臣之子孙皆可用，臣恐其失。”面对这样的质疑，折彦质秉承赵鼎之意，予以压制，“如蔡京、王黼辈是乃国家之深仇也，罪通于天，幸逃族诛，今日正使子孙真有可用者犹不当用”《宋史全文》卷19下《宋高宗十》。，并且对刘长源作出贬官处分。对于当时仍然实行的元丰时期的制度，也加以罢黜，如绍兴五年（1135）春正月，“罢试教官，法其诸州学官，并从朝廷选差，自元丰间始立是法，及是，言者以谓，欲为人师而先纳所业，求有司以幸中程度，又校计格法，以争得之甚，非建学校立学官之本意，故罢”《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7《高宗皇帝十七》。。在继续抨击王安石及其学术、废除熙丰制度的同时，赵鼎进一步褒奖元祐党人子孙，恢复元祐时期的制度，推荐洛学士人进入统治集团。“自靖康初追复元祐诸臣官职后，亦稍稍擢任其子孙，然议论不一，是非混淆。赵鼎夙有此志，以身任之。因大中缴洵仁词头，遂历言熙丰、绍圣、崇观政事、人才善恶、利害本末甚备。上嘉纳，命榜之朝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0，绍兴五年六月丙寅。赵鼎为相后，朝廷掀起一股召用、褒奖洛学传人以及洛学宗师的高潮。“明年，赵忠简为相，尹和靖以布衣入讲，士大夫多托称伊川门人进用。桐庐喻樗自选人除正字，中书王居正行诰词，时号伊川三魂。鼎为尊魂，居正为强魂，杨时为还魂，言时死而道犹行也。”《吹剑录外集》。朱熹认为赵鼎“且如好伊洛之学，又不大段理会得，故皆为人以是欺之”《朱子语类》卷131《本朝五》，《中兴至今人物上》。。在朱熹看来，赵鼎学术水平一般，但是对洛学士人的进用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且受到洛学人士的尊崇。而进入南宋统治集团的洛学士人，利用各种机会，对王安石的政事学术进行非难和诋毁，并著书立说，希冀将王安石的学术作为永久的异端邪说加以摒弃。“王居正进言曰：‘臣闻陛下深恶安石之学久矣，不识圣心灼见，其弊安在？敢请。’上曰：‘安石之学，杂以伯（霸）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居正对曰：‘祸乱之源，诚如圣训。然安石所学得罪于万世者，不止此。’因为上陈安石训释经义、无父无君者一二事。上作色曰：‘是岂不害民教！孟子所谓邪说者，正谓是矣。’居正退，即序上语系于《辩学》书省（首）上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7，绍兴五年三月庚子条。为了彻底否定王安石的政治作为，清算蔡京等人的罪恶，赵鼎推荐的洛学系官僚常同提出：“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积恶造谤，痛加诬诋，是非颠倒，循致乱危。在绍圣时，则章惇取王安石《日录》私书改修《神宗实录》；在崇宁后，则蔡京尽焚毁《时政记》、《日历》，以私意修定《哲宗实录》，其间所载，悉出一时奸人之论，不可信于后世。恭惟宣仁保佑之德，岂容异辞，而蔡确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厚诬圣后，收恩私门。陛下即位之初，尝下诏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令国史院摭实刊修，又复悠悠。望精择史官，先修《哲宗实录》，候书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证修定，庶毁誉是非皆得其实。”于是，高宗命常同主持修撰《哲宗实录》，赵鼎领命重修《神宗实录》。重修的政治意义和宗旨，高宗讲得很清楚：“向昭慈尝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正为宫中有不得志于宣仁者，因生诬谤，欲辩白其事，须重修《实录》，具以保立劳效，昭示来世。”《宋史》卷376《常同传》。新修的实录出自赵鼎等洛学系官僚的手中，秉承了高宗的旨意，其政治倾向不言而喻。另一方面，赵鼎则大力褒扬洛学宗师，恢复元祐之政，其执政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恢复元祐政治及祖宗家法。在赵鼎为相期间，杨时、胡安国、尹焞、朱震、范冲、张九成等洛学士人纷纷进入政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8，绍兴五年四月壬申。同时，赵鼎对元祐党人的个人品质大加赞赏，称其为君子，“朝廷之上，屡立党与，吕夷简、范仲淹之党可合也，学术政事所同，而其人多忠厚老成之士。王安石、吕惠卿之党可合也，学术政事所同，而其人多才能少俊之流。至若元祐之人，与夫绍圣、崇观之党则不可合也，学术政事不同，而品流趣向之异也。故于进退赏罚之际，申严劝沮，使人知所向，或欲混善恶于一途，则善类必沮，伤纳君子，小人于同域，则小人必胜，理之自然，害政之大者也。”《忠正德文集》卷3《奏议下》，《经筵论事第一疏》。赵鼎在言谈举止中，透露出对祖宗之法的赞叹和向往：“国家之有天下也，始以太祖之武，建创业垂统之功。继以仁宗之仁，得持盈守成之道，致治之术先后相成，垂裕后昆，为法万世。哲宗时，讲官顾临进言曰：‘今不必远引尧舜三代之法，如祖宗之法，则陛下之家法也。宰相吕大防因举祖宗之法切于时政者十数事，当时以为美谈。恭维皇帝陛下承列圣之后。履兹厄运，孜孜图治，亦知有所稽法哉。’”《忠正德文集》卷1《奏议上》，《愿法太祖仁宗箚》。至此，赵鼎的政治理念便一览无遗。前文已经提到，赵鼎为相之时，在兵制等方面恢复了元祐时期的制度。在其他方面，也以元祐政治为范本，如科举制度，废除了绍述以来的规定，恢复了元祐时期的制度，“元祐司马光为相，请设十科以举人材：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曰经术精进可备讲读，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岁令侍从以上，各举三人。绍圣以来，此科遂废。至是，三省枢密院请复举行。乙亥，诏从之”《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27，起绍兴三年十月尽十二月。。科举的内容也随之变化，“自熙丰间程颢、程颐以道学倡于洛，海内皆师归之。中兴以来，始盛于东南，士子科举之文稍祖颐说”《文献通考》卷32《选举考五》。。在这样的科举教育制度下，上至皇子，下至普通士人，都受到洛学学术和政治思想的影响。绍兴五年六月，“建国公初出资善堂，上命见翊善范冲、赞读朱震、皆设拜。赵鼎等得旨，依故事谒见冲等。每因笺奏，导国公以仁义之言，辄褾轴藏之时一展玩。国公尝得李公麟所画《孝经图》，冲书其后，略曰：‘孝者，自然之理。天地之所以大、万物之所以生、人之所以灵，三纲五常之所以立，学然后知之。心不苟，虑必依乎道，足不苟，动必依乎礼。行之以不息，守之以至诚，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及乎习与性成，是谓纯孝，不然无以立身矣。岂不见夫诸侯车服之美，仪物之盛，尊荣如此。’国公以幼学之年，享宠禄之厚，盍思所以保富贵之道乎？故冲以诸侯之事为献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周之诸侯，其入而居于王所，则皆谓之卿士。’故冲又欲以卿大夫之事为献，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国公其勉之’”《宋史全文》卷19中，《宋高宗九》。。普通士人为功名，对洛学更是趋之若鹜。作为国家设立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考试中的标准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它决定着整个国家读书人的命运，并影响着知识分子的思考模式。从一般意义来说，科举制度属于教育的范畴。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其根本的功能并非实施国民教育，提升国民素质，而是作为国家人事制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就是为国家选拔行政官员，或储备行政人员，因此科举制度的本质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政治。西方学者更是认为科举制度“在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实际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E。
A。 Kracke。 Religion， Family and Individual in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In
John K。 Fairbank （eds。）。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科举制度内容的变化，背后牵涉的却是政治风向的巨大变动。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当时“官员所表达的是对元祐时代充满怀旧色彩的推崇”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四《道德保守主义》。，就连高宗也认为：“朕闻司马光为前朝名相。今日朝廷诸事，但当以光为法。然则上皇之意固可知矣。且如朕今所施行，与上皇时，岂无修润者，要之，一切从百姓安便而已，百姓安便，乃是上皇之意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4，绍兴六年八月癸丑。
在君主与宰相的推崇下，恢复元祐政治成为绍兴初年的政治目标。朱熹对此的评价是：“赵鼎在相位，以招来贤才为急务，从列要津，多一时之望，百执事奔走效职，不敢自营，人号为小元祐。”《晦庵集》卷95下《行状》，《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下》。高宗甚至称“朕最爱元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9，绍兴四年八月戊寅。。汲引洛学士人，恢复元祐政治成为赵鼎执政的最主要的特色。
2．赵鼎对理学的措施对南宋政局的影响赵鼎汲引洛学士人，恢复元祐政治，给南宋立国后士大夫们动荡不安的思想确立了一个导向，明确了朝廷褒奖和摒弃的思想和政治方向。但是，这样做很快显现出了朋党之迹。首先表现在人事制度上，是否是洛学士人成为进入统治集团的唯一标准。“（绍兴四年四月）丙午，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徐俯依旧职，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免谢辞。俯既登枢密，颇骄傲自满。朱胜非、赵鼎同在二府，俯蔑视之，每除一登第者，则曰：‘又一经义之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5，绍兴四年四月丙午。在这样的人事标准下，难免有滥竽充数之辈，以洛学成为进身求荣的阶梯，“自是服儒冠者，多以伊川门人，妄自标榜矣”。《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21，起绍兴二年四月尽六月。朱熹也认为：“窃见绍兴初年赵忠简公为相，一时收用人材之盛，后来莫及，然细考其间，亦岂无不满人意者？”《晦庵集》卷28《书》，《与留丞相书》。这样选用人才的方式，给赵鼎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先是，殿中侍御史谢祖信奏：‘新佥书广德军判官赵继之任衢州江山令，赃污狼藉，与判官赵不愚共为奸利，表里相济。诏浙西宪司劾治，其日癸卯，鼎尝以京秩荐此二人，故乞解机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8《高宗皇帝十八》。虽然高宗并没有因此责罚赵鼎，但高宗也发现了其中的弊端：“上谓大臣曰：‘近引对，元祐臣僚子弟多不逮前人，亦一时迁谪，道路失教，元祐人才，皆自仁宗朝涵养，燕及子孙，自行经义取士，往往登科后再须修学，所以人才大坏，不适时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1，绍兴二年十二月甲辰。这些被推荐上来的人才有些或行政能力低下或素质低下，引起高宗和其他臣僚的不满。明朝的王世贞更是认为：“吾尝取宋南渡以后之才而合晋南渡以后之才比之，大约谓宋略不如晋。止是缘饰儒术可观耳，缘饰儒术其可观者在此，其没世不振亦在此。又谓赵元镇可比吾家始兴，然不如始兴。”《读书后》卷4《书赵鼎传后》。其次，在处理大臣之间的矛盾时，偏袒元祐党人子孙或者洛学士人。右承奉郎黄大本和右奉议郎吕应问同犯赃罪当抵死。然而，处理的结果却是“赵鼎恨大本靖康中为蔡絛致书吴敏，使蔡京得死牖下，遂正典刑”，“（吕）应问乃（吕）公著族子，鼎以故家之故屈法贷之，要非用刑之公，而当时给舍如廖刚、刘大中、胡寅及诸台谏皆无一言论列，良可怪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8，绍兴五年四月丙午。。因学术家庭出身的不同影响了司法的公正，在大臣中引起了强烈不满。“左朝请郎、新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公事李授之直秘阁。……赵鼎为诸生，尝从授之学。鼎相，辟为都督府干办公事，擢知简州。至是，献所著《易解》于朝，故有是命。中书舍人吕本中当制，颇加称美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六月己未。吕本中之所以大加赞美，是因为李授之是赵鼎的老师，又是由赵鼎举荐。高宗对此事非常恼火，“李授之进《易解》，朝廷议与一职名，本中毅然欲缴。既而知授之乃赵鼎为诸生时教授也，遂已。殊可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1，绍兴八年七月庚子。。高宗认为，赵鼎在朝中已经形成朋比，周围大臣以赵鼎的私意执政。当赵鼎与张浚因是否对刘豫伪政权继续作战以及定都问题发生政争，赵鼎被掌军事的张浚压倒而罢相。张浚独相后，为排挤赵鼎的势力，对洛学予以了打击。原靠攻击王学而得除司谏的陈公辅趋炎附势，上言攻击伊洛之学。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左司谏陈公辅言：“自熙丰以后，王安石之学著为定论，自成一家，使人同已。仰惟陛下天资聪明，圣学高妙，将以痛革积弊，变天下尚同之俗。然在廷之臣，不能上体圣明，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是以趣时竞进，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轲传之颐，颐死无传焉。狂言怪语，淫说鄙谕，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则为贤士大夫，舍此皆非也。臣谓：“使颐尚在，能了国家事乎？且圣人之道，凡所以垂训万世，无非中庸，非有其高难行之说，非有离世异俗之行，在学者允蹈之而已。伏望察群臣中有为此学相师成风、鼓扇士类者，皆屏绝之。然后明诏天下，以圣人之道著在方策，炳如日星，学者但能参考众说，研穷至理，各以己之所长而折中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0，《高宗皇帝二十》在这样的抨击下，只有胡安国予以驳斥：“士学宜师孔孟，此亦至论也。然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也，不然，则或以六经语孟之书资口耳，取世资以干禄，愈不得其门而入矣。今欲使学者蹈中庸、师孔孟，而禁使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不亦误乎？”《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3《程颐·伊川先生正公》。虽然如此，洛学派官僚在赵鼎首次罢相后还是遭到排挤。张浚及其成员并不是因洛学本身而抨击洛学、清除洛学士人的《宋元学案》卷44《赵张诸儒学案》。，而是出于政策上的考虑，为了排挤赵鼎一派官僚，但是客观上洛学以及洛学官僚遭到沉重的打击。高宗二度任命赵鼎为相时，赵鼎立即提出人事变动，清除张浚系官僚，大批洛学官僚再次进入赵鼎为首的政府。但是，此次赵鼎的执政并没有延续多久，就受到秦桧以及金人要求和议的政治考验。洛学系官僚成为赵鼎坚持反对和议的中坚力量，在这次考验中再次败北。《中兴遗史》记载：“先是，秦桧、向子諲、范同请与金人讲和，魏矼、常同虑其诈和，请善备之，潘良贵主战，上命侍从官共议。子諲执讲和，良贵大叱之。及同奏事，子諲与良贵交争于殿上。上知同为子諲辟客，必附子諲也。故固问于同，同乃以称和为非，而以良贵为是。大忤上旨。由是，同及子諲、良贵皆罢。”《三朝北盟会编》卷184引《中兴遗史》语。洛学之人反对和议遭到高宗和秦桧的反感，遭到高宗的摒弃。“八年，秦桧、向子諲请与金和，潘良贵请战。公虑敌诈和，独请善备，且奏曰：‘桧自金归，受其大帅所传密谕，阴为金地，愿陛下察其奸。臣尝论其兄梓，今又论桧，臣与桧初无怨隙，独为国事尔。’上命侍从同议。子諲坚执讲和之说，良贵大叱之，交争于上前，上惊，欲抵良贵罪。及公奏事，上意子諲户侍之除，公所荐，必助子諲也。因顾问公，乃曰：‘前日以其才可贰，版曹而荐之，今日之事则不然，子諲请和而附桧，曲在子諲。良贵请战，而忤桧，直在良贵，上不悦。’因丐补外，以显谟阁直学士知湖州。子諲、良贵俱罢。当是时，赵鼎在庙堂，则奏曰：‘常某、良贵诚得罪，不宜因子諲而出之。’张致远在给舍，则奏曰：‘不应以一子諲失二佳士。’张九成在讲筵，则奏曰：‘若以子諲之故逐右史，又逐中司，非所以爱子諲。”《文定集》卷20《铭志》，《御史中丞常公墓志铭》。可以看出，此次争论，赵鼎一系的洛学派官僚潘良贵、常同、张致远等都一致主战，是当时朝廷上赵鼎、常同等反对秦桧卖国投降的一个缩影。但是，这次事件更坚定了高宗认为赵鼎结党反对和议与他对抗的观念。在绍兴八年（1138）秦桧与赵鼎的这场和议与反和议的斗争中，洛学派旧党官僚或主战或主守，虽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反和议的态度却是鲜明一致的。早在三月以前，洛学派官僚林季仲上书力主复仇之论，极言苟合偷安之非计。五月，金使来和的消息传来，“群臣登对，率以不可深信为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六月丙子。。《大事记》记载了绍兴八年（1138）反对和议的名单，“台谏则张戒、常同、方庭实、辛次膺，侍从则桑汝符、楼照、张九成、曾开、张焘、晏敦复、魏矼、李弥逊，郎官则胡珵、朱松、张广凌、景夏，宰执则赵鼎、刘大中、王庶，旧宰执则李纲、张浚，其他如林季仲、范如圭、常明、许欣、潘良贵、薛徽言、尹焞、赵雍、王时行、连南夫、汪应辰、樊光远，交言其不可，大将岳飞、韩世忠亦深言其非计，而胡铨乞斩王伦、秦桧、孙近一疏，都人喧腾，数日不定，人心亦可知矣。诸公之议，愤激恳切而终不足以折桧者，则有太后不可复，今复矣”《宋史全文》卷20中引吕中《大事记》语。。其中，据高纪春先生统计，三者之中，赵鼎集团所占的比例最大，李纲、韩世忠等反对和议之人皆在外，朝廷上反对和议的任务就落在了赵鼎集团的身上。高纪春：《赵鼎集团的瓦解与洛学之禁》，《中国史研究》，1997年3期。以洛学派旧党官僚为主体的赵鼎集团无疑是反对和议的中坚力量，也成为秦桧和高宗与金和议中最大的绊脚石。学术上的偏好，在政治上极容易表现为朋党，而政治上的朋党，又于反和议的斗争中臻于极致。由于这三方面的原因，当宋金和议到来之时，首先宋高宗一改过去支持赵鼎的常态，使这一集团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失去了最高权威的庇护；其次，学术上的偏好，必然引起洛学系统之外的士大夫的不满，政治上的朋党，招致这一集团外的政治势力的愤慨，反和议的立场，更使得投降派与之势不两立。由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使得赵鼎集团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日益孤立，缺乏一个广泛的政治同盟，在秦桧的打击下，很快土崩瓦解。高纪春：《赵鼎集团的瓦解与洛学之禁》，《中国史研究》，1997年3期。洛学以及洛学系官僚再次受到重创。随着赵鼎的罢相，洛学系官僚失势，宋金和议已成必然。围绕着以洛学为外衣的政治斗争也画上了句号。三、三宰相的思想对南宋政局的影响由于三位宰相对王安石及其新学都持有批判或至少不主张的态度，使得南宋初年批判王安石及其新学的活动不断升级，最终把北宋亡国的罪名归在了王安石身上，使新学的对立面洛学在赵鼎的政治庇护下，一度成为南宋主流的思想道德体系。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赵鼎为政期间的政治步元祐政治之后尘。从李纲为政开始，历经吕颐浩，直到赵鼎，恢复元祐党人的名誉、优待其子孙的工作一直继续。苏轼、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张舜民、程颐、任伯雨、龚夬等一批元祐党籍的官员都恢复了名誉官爵，其子孙复还了应得恩数。与此同时，王安石的地位一贬再贬，蔡京、章惇等人及其子孙受到惩罚，不予任用。在这样的思想意识形态下，南宋纠正了建炎初年的政治失误。如为挽留李纲的陈东等伏阙被处决事件，吕颐浩、赵鼎在执政时期都予以平反昭雪。建炎三年（1129）“陈东、欧阳澈并赠承事郎官，有服亲一人，令所居州县存恤其家”《宋史全文》卷17上《宋高宗三》。。绍兴四年（1134）十月，“故赠承事郎陈东、欧阳澈，并加赠朝奉郎，秘阁修撰，更与恩泽二资，赐官田十顷。赵鼎进呈，韩世忠奏札，因论建炎之初，黄潜善、汪伯彦擅权专杀，寘二人于极典。上曰：‘朕初即位，昧于治体，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虽已赠官推恩，犹未足以称朕悔过之意，可更赠官赐田，虽然死者不可复生，追痛无已。’中书舍人王居正草制曰：呜呼！古之人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以谓良臣身荷美名，君都显号，忠臣已婴祸诛，君陷昏恶，呜呼！惟尔东尔澈，其始将有意于忠臣乎？繇朕不德，使尔不幸，而不为良臣也。虽然尔即不幸，不失为忠，而顾天下，后世独谓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兹，一食三叹而不能自己也。通阶美职，岂足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过”《宋史全文》卷19上《宋高宗七》。。这些举措对重新凝聚人气、对外同仇敌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吕颐浩和赵鼎与执政者的关系中，洛学成为他们关系中一个重要因素。秦桧拉拢洛学士人，打击吕颐浩一派，反被吕颐浩以秦桧结党之名排挤出去。张浚与赵鼎的矛盾、秦桧与赵鼎的矛盾，都以拉拢或打击洛学派官僚为外衣，最终都以洛学派官僚的失败而告终。虽然之后洛学一直没有成为主流思想，但是，时为皇太子的孝宗深受洛学影响，为将来理学最终成为南宋思想意识形态及道德体系的主流奠定了基础。此外，李纲、吕颐浩、赵鼎的思想中都包含有佛教、道教的思想倾向，由于与南宋政局关系不大，就不作详细的阐述。
三位宰相的执政风格有许多相似或相近之处，尤其是都注重行政效率，对南宋政局的迅速稳定起到一定的作用。三位宰相，都属于南宋中兴名相。三位宰相之间复杂的关系，也对南宋政局造成一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