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的大家族便是个小社会，此无疑义。一旦成为一个社会，家族便追求大而全、万事不求人，方显出这个家族的富有和气派，而成本考虑则是等而求其次的小问题。
比如说元妃省亲时，为了迎接贾府上下“一号政治任务”，采取了许多临时性救急措施，包括集合了一班道士和和尚来做法事。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临时聚集的和尚、道士理应遣送，贾政也有意把他们“发到各庙去分住”。但管事的凤姐便劝说王夫人：“这些小和尚道士万不可打发到别处去，一时娘娘出来就要承应。倘或散了，若再用时，可是又费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将他们竟送到咱们家庙里铁槛寺去，月间不过派一个人拿几两银子去买柴米就完了。”（《红楼梦》第二十三回）凤姐是打着承应娘娘这类“政治正确”的幌子将这班临时性宗教机构保留的，而实质上是谋私。贾芹之母周氏，平时巴结凤姐，此时凤姐想派这个管理和尚、道士、尼姑的差事给贾芹，将临时机构变成常设机构，便于长期安插私人。
假公济私的行为，其名目却总是冠冕堂皇的。可是像元妃省亲这类大事，多少年也碰不到一回，这个道理贾府上下并非不明白，但在这样一个大幌子下，谁也不能明确地表示反对。一则有被上纲上线为“不忠于娘娘和皇上”的可能；二则会得罪王熙凤这样的实权派。贾芹管理贾府家庙的效果如何，我们在后文都看到了。他克扣银两、行为不堪，搞得声名狼藉，舆论沸沸扬扬。
不单单是和尚、道士这个临时班子被保留下来了，而且整个大观园在元春省亲后，其他的临时性措施都作为成例固定下来了。比如说贾蔷去姑苏买的戏班子，盛事完毕后，十二官也留在了贾府，引起了许多风波；还有要维护大观园的日常运行，又要聘请一干绿化、环卫等工人。这些加起来，都不是小数目，对财政发生困难的贾府来说是雪上加霜。
“文革”时期，极左派当政时发生过一场“东风轮”风波。极左派攻击当时具有世界眼光和成本意识的领导人的论调是“洋奴哲学”，因为这些实事求是、具有真正治国之才的高层人士说过“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说这是长帝国主义的威风，灭社会主义的志气。这其实是强词夺理和断章取义，说这番话的人从来不否定自力更生，也一直重视国家的自有核心技术创新和自主品牌的打造。但在一些并不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上，是需要讲成本意识的。如果一味地强调自己制造，很多时候会造成低效和浪费。
贾府的“大而全”的后果是效率低下和资金浪费。比如作法的道士和尚、唱戏的伶人，在元春省亲的时候，完全可以临时租用外面的专业团体，付给高报酬，事毕后这些道士、和尚、戏子拿了钱该干吗就干吗去，贾府何必背这样沉重的包袱？这类包袱最后越来越重，想甩包袱就难上加难，看探春的改革才牛刀小试，就引发了那么多矛盾。养了唱戏的班子费钱惹事而无多大用处，可这些买来的十二官又赶不走，不能让她们下岗去社会上自谋生路，不得已只好让她们转行，一个个分发到宝玉和众姐妹房中做丫鬟。
这种“大而全”“家族办社会”的弊端，贾府中未尝没人知道。但还是要花钱维持这类无用的虚架子，这是公侯之门要面子的表现，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这个大家族中，责、权、利不清晰，几乎没多少人有追求利润最大化、最大限度压低成本的自觉，因为大家族的节省成本和自己个人的小利益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管事的宁愿选择浪费公家钱财而为自己谋利。凤姐都这样，那么其他管点事的人可想而知。
在这样没有科学的成本控制体系的家族里，机构的设置非常随意，往往因人设事。一个临时性机构设立后，就会养活一大帮人，如果要撤销这些无用的临时性机构，必然会损害某些人的利益，那么就会招来重重阻力，弄不好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少有当家的敢下决心去捅马蜂窝。因此，机构越来越臃肿，机构之间扯皮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效率也越来越低。最终这个庞大的“企业”便不可逆转地亏损下去，直到难以为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