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复相求，因事为制。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因之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与之转化。世无常贵，事无常师。圣人常为，无不为，所听，无不听。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必有反忤。反于是，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其术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与之。用之国，必量国而与之。用之家，必量家而与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气势而与之，大小进退，其用一也。必先谋虑计定，而后行之以飞箝之术。
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汤，五就桀，而不能所明，然后合于汤。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此知天命之箝，故归之不疑也。非至圣人达奥，不能御世。不劳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见情，不能成名。材质不惠，不能用兵。忠实无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长短远近，孰不如，乃可以进，乃可以退，乃可以纵，乃可以横。
凡是有关联合或对抗的行劝，都会有相应的计策。变化和转移就像铁环一样环连而不中断。然而，变化和转移又各有各的具体情形。彼此之间环转反复，互相依赖，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控制。所以圣人生活在世界上，立身处世都是为了说教众人、扩大影响、宣扬名声。他们还必须根据事物之间的联系来考察天时，以便抓有利时机。国家哪些方面有余，哪些方面不足，都要从这里出发去掌握，并设法促进事物向有利的方面转化。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也没有永远居于榜样地位的。圣人常常是无所不做，无所不听。办成要办的事，实现预定的计谋，都是为了自己的主人，合乎这一方的利益，就要背叛另一方的利益。凡是计谋不可能同时忠于两个对立的君主，必然违背某一方的意愿。合乎这一方的意愿，就要违背另一方的意愿；违背另一方的意愿，才可能合乎这一方的意愿。这就是“忤合”之术。如果把这种“忤合”之术运用到天下，必然要把全天下都放在忤合之中；如果把这种“忤合”之术用到某个国家，就必然要把整个国家都放在忤合之中；如果把这种“忤合”之术运用到某个家庭，就必然要把整个家庭都放在忤合之中；如果把这种“忤合”之术用到某一个人，就必然要把这个人的才能气势都放在忤合之中。总之，无论把这种“忤合”之术用在大的范围，还是用在小的范围，其功用是相同的。因此，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进行谋划、分析，计算准确了以后再实行“忤合”之术。
古代那些善于通过背离一方、趋向一主而横行天下的人，常常掌握四海之内的各种力量，控制各个诸侯，促成“忤合”转化的趋势，然后达成“合”于圣贤君主的目的。过去伊尹五次臣服商汤，五次臣服夏桀，其行动目的还未被世人所知，就决定一心臣服商汤王。吕尚三次臣服周文王，三次臣服殷纣王，其行动目的还未显露于世人，就最后归服了周文王。这就是懂得天命的制约，所以才能归顺一主而毫不犹豫。对于一个纵横家来说，如果没有高尚的品德、超人的智慧，就不可能通晓深层的规律，就不可能驾驭天下；如果不肯用心苦苦思考，就不可能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如果不会全神贯注地考察事物的实际情况，就不可能功成名就；如果才能、胆量都不足，就不能统兵作战；如果只是愚忠呆实而无真知灼见，就不可能有察人之明。所以，“忤合”的规律是：要首先自我估量聪明才智，然后度量他人的优劣长短，分析在远近范围之内还比不上谁。只有这样在知己知彼以后，才能随心所欲，可以前进，可以后退；可以合纵，可以连横。
现代释用
“忤合”篇是讨论“以反求合”、“螺旋上升，迂直制胜”之术的。在谈笑中，要达到某一目的、实现某一意愿，常常要曲折地、灵活地应变，以求成功，这正是“忤合”之术。实施“忤合”之术，必须充分认识到万物皆在变化中，有变化才有发展。所以，有效的忤合智谋必须具备两个必备条件：其一是知己知彼，知己知彼才能进退纵横，游刃有余；其次是应在对方处于谋略、攻势状态中，即在不如我方谋略的情况下，行“忤合”之术，必将使我方获得主动权。在军事上，诈降之术、诈败之法均为“忤合”之计。古往今来，凡是取胜者，均会“忤合”之术。
《孙子兵法》也曾云：“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曲中有直，直中有曲，这是辩证法的真谛。山谷前面是峰顶，困难过后是胜利，退一步才能进两步，沿着螺旋式轨迹才能稳步上升。直径近，曲路远；近途快，远路慢，这是一般的结论。但是如果和个人的努力程度相结合，和环境的虚实、优劣相迭加，和实现长远目标相联系，就应该具体地进行分析。在有些情况下，近，成了真正的远；远，却变为实际的近。尤其在对抗和竞争之中，双方都会干扰对方的计划，滞阻对方的行动，拖延对方的时间，降低对方的效率。因此，竞争者不要幻想走径直的路。
迂直制胜的“忤合”之术在空间上的表现，是以退为进，兜着圈子走路。诸葛亮在第三次北伐时，司马懿在失利之后，“教大军尽回本寨，坚守不出”。诸葛亮为寻找战机，思得一计，传令全部退兵。为消除司马懿的疑虑，他故意用缓兵之计，每十天退三十里，造成“真退兵”的假象。足智多谋的司马懿到底还是上当，同意张郃、戴陵追击，结果中了埋伏，遭到严重损失。有些企业领导，对企业整顿甚不理解。其实，整顿有利于更好地前进，一次整顿往往能更上一个台阶。还有的企业，采取分光花光的政策，不热心技术改造，靠拼设备上规模，这样即使一时上去了，也还会掉下来，走了更大的弯路。只有坚持不懈地抓好技术改造，才能取得持续的高速度。也有的企业，只注意生产，不注意环境保护，结果不仅危及社会，而且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必然要重蹈发达工业国的企业“先污染，后治理”那样一条少、慢、差、费的覆辙。可见，在许多情况下，某些行为表面是迂回、费事，其实是近直、快捷；看起来是后退，其实是为了赢得更大的前进。
“忤合”之术在手段上的运用，是欲取故予、欲扬故抑。诸葛亮之对孟获，曾经七擒七纵，表面看来延长了战斗时间，消耗了更多的力量，实际上使孟获心悦诚服，誓不复反，取得了长久的胜利、最大的战果。
《三国演义》中还有一段张松献地图的故事，也是巧妙运用“忤合”之术达到目的的。刘备取西川是既定方针，但他对汉中张松却远接远迎，连日宴请，只说闲话，闭口不提西川之事。张松以言挑之，他假装糊涂，一味谦让。一直到十里长亭为张松设宴送行，他也眼泪汪汪，只叙友情。这使张松感动异常，终于把原来准备献给曹操的西川地图献给了刘备，并甘愿为刘备入川充当内应。在这里，刘备欲擒故纵，反而后来居上，比曹操抢先一步。
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古代商贾和现代企业家，都总结出不少以迂为直“忤合”之术的经验和智慧。比如，“与人分利，予己得利”，“薄利招客，暴利逐客”，“三分利吃利，七分利吃本”，“占了顾客便宜，坑了整个生意”等商谚，都从正面或反面，反映了“忤合”之术的辩证哲理。
知“迂直”之计、“忤合”之术者胜。我们在复杂的事物面前，倘若能做到“权轻重”、“计迂直”，认识矛盾，使矛盾向有利的方向转化，走一步，看两步，想三步，步步紧盯目标，调用你的聪明才智，变迂曲为近直，就一定可以走向成功。正如鬼谷子所说，“世无常贵，事无常师”，所以“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任何事物都有正反逆顺的发展形式，施用“忤合”之术的前提是必须对具体事物多方面地进行研究，从而采取具体的应变方法。比如当代商战中，众人皆知广告的效益，然而广告的做法，却有进退之变化。如台湾一家眼镜商店，醒目地贴着店头告示：“凭着本店的气派和规模，本可以每个月花300万元广告费，以保持产品声誉不衰。可是，为了顾客买到价廉物美的眼镜，本店决定不在电视和电台上做广告，而把这笔未开出的钱与顾客共享。”其意是告诉人们，该店商品销价便宜。这一招果真厉害，顿时门庭热闹非凡。瑞士有一种名贵的裘皮大衣，购者甚少。推销员贴出一则告示：“该大衣惟一的缺点是：将使你不得不忍痛扔掉以前购买的毛衣。”消费者看后纷纷购买，因为这种大衣保暖性强，买了它可以少穿毛衣。
总之，迂直相间的“忤合”之术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深刻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分析要深刻，需要观察，在长期的观察后，“吹糠见米”，伺机而动。现代的企业经营之路依然是一条曲直平凹的路，它的前面既有鲜花、阳光、幸运和成功，又有荆棘、阴云、挫折和失败。现代企业管理者们只有善解迂直之理，才能提高自己的战略眼光，增强自己的意志力，从而做到长远地看待问题，正确地预见未来，勇敢地对待困难，清醒地对待成绩。既做顺境中的好汉，在大好形势下莫陶醉；又做逆境中的英雄，在压力危机下不动摇。
高明的企业家不仅要曲中见直，直中见曲，善解迂直之理，而且要登堂入室，能够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丰富自己的经营本领。具体地讲，“行事宜曲”在时间上的运用，是以持久代替速胜。在时机成熟、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讲究兵贵神速，速战速胜；在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时，要从长计议，在持久中保存实力，在持久中积蓄力量，在持久中等待战机。俗话说，“欲速则不达”，不看条件和时机而一味求快，常常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延缓成长、壮大、取胜的进程。刘备当年寄寓许昌，为防曹操加害，就曾施展“韬晦”之计，藏而不露，在自己的后院种起白菜来了。企业家借鉴这一典故，就要学会放眼未来，抓紧当前，把长计划短安排很好地衔接起来。
“揣”即揣情的意思，让人忖度人情、事理，以便推测出事物发展的方向，权衡事物的得失、利弊。鬼谷子主张，要掌握天下大事，必须善于“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他认为既使有先王之道，有圣人之谋，不会揣情术也无法知道隐匿的东西。因此说“揣情”是谋略的根本，是游说的主要方法。管理者若能动用此术，便能从事情中认识人，同时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便事先知道事情的发生、发展和结果，从而游刃有余地做好各项管理工作。
原典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量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
何谓量权，曰：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之有无；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君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诸侯之亲，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变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孰辨。能知如此者，是谓权量。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也，不能隐其情；情欲必知其变。感动而不知其变者，乃且错其人，勿与语，而更问所亲，知其所安。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故常必以其见者，而知其隐者，此所谓测深揣情。
故计国事者，则当审权量；说人主，则当审揣情。谋虑情欲，必出于此。乃可贵，乃可贱；乃可重，乃可轻；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败，其数一也。故虽有先王之道，圣智之谋，非揣情，隐匿无所索之。此谋之大本，而说之法也。
常有事于人，人莫能先。先事而至，此最难为。故曰，揣情最难守司，言必时其谋虑。故观蜎飞蠕动，无不有利害，可以生事变。生事者，几之势也。此揣情饰言，成文章而后论之。
古时候，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必然会谨慎地把握国家的发展趋势，揣度各诸侯国的具体情形。如果不能周密切实地审时度势、权衡利害，就不能知道诸侯国的强弱情况；如果不能周密地揣度形势，便不知道其中隐蔽的情况的发展变化。
什么叫权衡得失呢？就是能准确揣测对方大小，明察多与少，衡量财货有与无，预测百姓众与寡，丰足与贫乏、不足与有余各有多少；（在战争中）要分辨山川地貌的险要与平易，哪处于己有利，哪处于己有害；（研究计策时）哪个是长策，哪个是权宜之计。在君臣亲疏关系中，要知道哪些人贤德，哪些人不正派；在谋士与宾客中，要知道哪个足智多谋，哪个是平庸之才；考察命运的福祸时，要知道什么是吉利的，什么是凶险的；与诸侯交谊中，要知道谁是可以效力的，谁是不能效力的；在判断老百姓的心理趋向时，要知道哪种是平安的，哪种是具有危险的，什么是老百姓的喜好的，什么是老百姓厌恶的；不顺从者，哪些要审察，哪些可相契，并以此明察百姓心理变化的趋势。在准确地把握上述事态发展变化之后，才能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得失。
所谓揣情，就是必须在对方最高兴的时候，去加大他们的欲望，他们既然有欲望，就不愿隐瞒实情；又必须在对方最恐惧的时候，去加重他们的恐惧，他们既然有害怕这一心理，就不能隐瞒住实情。随着事态的发展变化情欲必然要流露出来。对那些已经受过感动但仍没有异常变化的人，就不要再对他说什么了，而要改变游说对象，应换个思路向他所亲近的人去游说，这样就可以知道他不为所动的原因。而那些感情从内部发生变化的人，必然要通过形态显现于外表。所以我们常常要通过显露出来的表面现象，来了解那些隐藏在内部的真情。这就是所说的“测深揣情”。
所以，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就应当详细衡量本国的各方面力量；游说他国君主的人，则应当全面揣测别国君主的想法，避其所短，从其所长。所有的谋划、想法、情绪及欲望都必须以此为出发点。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得心应手地解决各种问题和对付各色人物。揣情之术，使人可以尊敬，也可以轻视；可以施利，也可以行害；可以成全，也可以败坏，其使用的办法都是一致的。所以，虽然有古代先王的德行，有圣人的高超智谋，若无忖度时势、探人心理的揣情之术，面对着隐藏了真实情况的事实，也依然不能识破它。由此可知，揣情之术是策划事物的基本条件，是游说人主的基本法则。
人们之所以对某些事情常常感到突然，是因为不能事先预见。想能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预见的，这是很难的。因此说：“揣情，最难把握。”揣情之时，必须根据不同时势、情态作出判断，深谋远虑地选择时机。过去我们看到的昆虫蠕动，都是按照自身的生理规律存在、应变于环境中。世上万物都是利害共生，而且全在变化之中的。而任何事情在刚刚产生之时，都呈现一种微小的态势。揣情者就需要借助漂亮的、合情合理的言辞装饰成文章，而后再与对方论说。
现代释用
“揣”即揣情的意思，让人忖度人情、事理以便推测出事物发展的方向，权衡事物的得失、利弊。鬼谷子主张，要掌握天下大事，必须善于“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他认为即使有先王之道，有圣人之谋，不会揣情术也无法知道隐匿的东西。因此说“揣情”是谋略的根本，是游说的主要方法。管理者若能动用此术，便能从事情中认识人，同时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便事先知道事情的发生、发展和结果，从而游刃有余地做好各项管理工作。
生活中，人们常说做事情要善于“察颜观色”，善于评估客观形势，这些都属于“揣”的范畴。孔子说：“不看对方脸色就贸然开口说话，叫做瞎子。”如果说“反应思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有效的信息分析思维，那么“揣”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观察形势与人物的方法。管理或商务谈判中，养成细致入微地观察事物的习惯是一项基本的能力。法国著名诗人布瓦洛也说过：“一个轻微的举动，就能泄露个中消息。虽然人人都有眼，却很少能够识破玄机”（《诗的艺术》）。明眼人总是能够于一些细枝末节中，发现有用信息，他们的大脑总是处于高度警戒状态，绝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聊斋志异·富翁》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富翁，很多人找他借钱做生意。一天，这个富翁骑马外出，路上有一个年轻人跟在马后面，富翁于是问这个年轻人想要干什么，这个年轻人说想向他借钱做生意，富翁答应了。到了富翁家，正好桌子上有一些散钱，于是就借给年轻人。当这个年轻人熟练地将钱叠垒起来，准备走时，富翁突然拒绝借钱。事后有人问其缘故，富翁说：“这个年轻人一定是个喜欢赌钱的赌徒，绝非良家子弟。刚才他叠钱时的技巧，已经暴露出他的身份了。”后来一调查，果然是这样。
那么，什么是“测深揣情”呢？鬼谷子认为，当一个人内心有了某种想法时，就会通过语言、表情、行为等方面表现出来，通过对人物这些方面的细致观察与深入分析，就可以了解其内心的真实想法。这实际上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心理分析技术。“测深揣情”属于较精确的“察颜观色”技术，是一种适用于广泛社会实践的心理分析技术。
春秋后期，鲁国大夫郈成子为和晋国通好而访问晋国。他路过卫国的时候，卫国大夫右宰谷臣把他挽留并设家宴招待。宴会上，虽然有音乐歌舞助兴，可右宰谷臣的脸上却没有一点儿喜色，喝到最后，右宰谷臣还送给郈成子一块璧玉。
等到郈成子从晋国回来，路过卫国时，却没有向右宰谷臣辞行。随从问他：“来的时候，右宰谷臣那样盛情地招待你，如今回来，你为何不去向他辞行呢？”郈成子说：“他设家宴招待我，是要我快乐；观看音乐歌舞而自己没有笑容，是告诉我他有忧愁；酒到浓时送给我璧玉，是对我有所寄托。这样看来，卫国难道不是要有变乱吗？”
果然，他们离开卫国有三十里以后，听说卫国发生了“宁喜之难”，即卫国献公因忧患宁喜专权，联合其他大夫发动兵变，擒杀宁喜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右宰谷臣也因受牵连而被杀。听到这个消息后，郈成子立即调转车头，回到右宰谷臣的府上，在他灵前哭吊，然后才返回。
回到鲁国后，郈成子又让人把右宰谷臣妻子和孩子接来，把自己的宅院分出一部分让他们居住，把自己的俸禄分出一部分以作他们的费用，右宰谷臣的儿子长大后，郈成子还把那块璧玉送还给了他们。
后来，孔子听说了这件事，感慨地说：“这件事情，从智慧方面可以看出右宰谷臣筹谋的细微，其人能够对之托孤寄财的，只能是郈成子呀！”
“揣情”经验丰富之人，通常会有这样的体会：随着“揣情”技术实践的丰富，会逐渐形成一套适合自己的人物类型识别系统，可以大大提高对于人物识别的效率。
“揣情”讲究识人必须从外到内去认识人的质性，也就是从外表的仪态、容貌、声音、神色、眼神、举止等求其内在的神髓，即见微知著，从人不经意的细节中洞察他的本性。
西汉时期，周亚夫是汉景帝的股肱重臣，他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立下了赫赫战功，以后又官至丞相，为汉景帝献言献策，也算是忠心耿耿了。可是汉景帝在选择辅佐少主的辅政大臣的时候，还是把他抛弃了，原因何在呢？
在古代的时候，每个皇帝年老之后，皇位的继承问题就空前复杂起来，每个皇帝都会为此费一番心血，汉景帝就碰到了这个问题。当时太子才刚刚成年，需要辅政大臣的辅佐，汉景帝为此试探了一次周亚夫。
一天，汉景帝宴请周亚夫，给他准备了一大块肉，但是没有切开，也没给他准备筷子。周亚夫看了，很不高兴，就回头向主管宴席的官员要筷子。汉景帝笑着说：“丞相，我给你这么大一块肉你还不满足吗？还要筷子，真是讲究啊。”周亚夫一听，赶紧摘下帽子，向皇帝跪下谢罪。汉景帝说：“起来吧，既然丞相不习惯这样吃，那就算了。今天的宴席就到此为止了。”周亚夫听了，就向皇帝告退，快步出了宫门。汉景帝目送他离开，说道：“看他闷闷不乐的样子，实在不是辅佐少子的大臣啊。”
汉景帝试探周亚夫的方法可以说是很巧妙，辅佐少主的大臣，一定要稳重平和，任劳任怨，不能有什么骄气，因为少主年轻气盛，万一有什么做得过分的地方，只有具有长者风范的人，才能包容这些过失，一心一意的忠贞尽责。从周亚夫的表现来看，连老皇帝对他不礼貌的举动，他都不能忍受，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以后又怎么能包容少主的过失呢？赏赐他的肉，虽然不方便食用，但在汉景帝看来，他也应该二话不说，把它吃下去，这表现了一个臣子安守本分的品德，他要筷子的举动，在汉景帝看来就是非分的做法，到辅佐少主的时候，会不会有更多非分的要求呢？这是汉景帝不能不防的，所以汉景帝果断地放弃了周亚夫。
总之，从生活细节上识别人，带有很大的经验性，需要有敏锐的眼力，发现别人不容易发现的特点，能在转眼即逝的言行中发现某个人的隐蔽特征。身为领导者，只要注意锻炼自己观察细节的能力，就不难发现每个人的奥秘。
“揣情”之术引申到现代的企业管理上，就是要注意细节。海尔的管理层常说一句话：“要让时针走得准，必须控制好秒针的运行。”这句话说明细节管理的重要性。只注重大的方面，而忽视小的环节，放任的最后结果就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海尔能够创出世界知名的国际品牌，其企业管理从未放弃过小的细节——细致到工厂的一块玻璃、一棵树木。
作为企业管理者，要学会从细节处考察人才，管理公司。所谓细节决定成败，它也同样适用于人才的选择和企业的管理。在企业当中，日常做的最多的还是些细节性的小事，惊天动地的大事毕竟只是少数。因此管理者在考察人才和管理决策时，最应该注意的是员工平时在工作当中的细节问题，和公司存在的普遍现象。所谓“见微知著，因小见大”，即是指此而言。
《摩篇》是《揣篇》的姊妹篇。“摩”意为研究、揣摩，推测事情。所以“摩”意也是一种“揣情”之术。本篇提出了“平、正、喜、怒、名、行、廉、信、利、卑”十法，即“摩”的十种研究事物的方法。在人们明确了行为目的后，即可择法而行之。高明的“摩”者，善于独立思考，能辨察对象的内心欲求，从而游说他，设谋使之言听计从。“摩意”术是成就各种事业的规律。在企业活动中，“摩意”术更是必要的，只有摸清市场的需求、员工和顾客的不同心理才能成功。
原典
摩者，揣之术也；内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隐微。摩之以其所欲，测而探之，内符必应。其应也，必有为之。故微而去之，是谓塞窖匿端，隐貌逃情，而人不知，故成其事而无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从而应之，事无不可。
古之善摩者，如操钓而临深渊，饵而投之，必得鱼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胜，而人不畏也。”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所谓“主事日成”者，积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积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胜”者，常战于不争、不费，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
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静也；正者，直也；喜者，悦也；怒者，动也；名者，发也；行者，成也；廉者，洁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谄也。故圣人所独用者，众人皆有之，然无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谋莫难于周密，说莫难于悉听，事莫难于必成，此三者，唯圣人然后能任之。
故谋必欲周密，必择其所与通者说也，故曰：“或结而无隙也”。夫事成必合于数，故曰：“道数与时相偶者也”。说者听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听”。故物归类，抱薪趋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湿者先濡。此物类相应，于势譬犹是也，此言内符之应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类，焉有不相应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听者。故曰：“独行之道。”夫几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所谓“摩意”是一种与“揣情”相类似的办法。“内符”是“揣”的对象。进行“揣情”时需要掌握“揣”的规律而进行测探，其内情就会通过外符反映出来。内心的感情要表现于外，就必然要做出一些行动。这就是“摩意”的作用。在达到了这个目的之后，要在适当的时候离开对方，把动机隐藏起来，消除痕迹，伪装外表，回避实情，使人无法知道是谁办成的这件事。因此，在达到目的办成事后，也不会留祸患。“揣摩”对方是在这个时候，而对方表现自己是在那个时候。只要我们有办法让对方顺应我们的安排行事，就没有什么事情不可办成的。
古代善于“摩意”的人，就像拿着钓钩到水潭边上去钓鱼一样，只要把带着饵食的钩投入水中，不必声张，悄悄等待，就可以钓到鱼。所以说：主办的事情一天天成功，却没有察觉；主持的军队日益压倒敌军，却没人感到恐惧。只有做到这样才是高明的。那些有很高修养和智慧的人所谋划的行动总是在暗中进行的，所以被称为“神”；而这些行动的成功都显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以被称为“明”。所谓“主事日成”的人，他们是暗中积累德行，老百姓安居乐业，却不知道为什么会享受到这些利益；他们还在暗中积累善行，老百姓生活在善政中，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局面。普天下的人们都把这种“谋之于阴，成之于阳”的政治策略称为“神明”。那些主持军队而日益压倒敌人的统帅，坚持不懈地与敌军对抗，却不去争城夺地，不消耗人力物力，因此老百姓不知道为何邦国臣服，也不知道什么是恐惧。因此，普天下都称这种“谋之于阴、成之于阳”的军事策略称为“神明”。
在实施“摩意”时，有用和平进攻的，有用正义征服的，有用娱乐讨好的，有用愤怒激励的，有用名望威吓的，有用行为逼迫的，有用廉洁感化的，有用信誉说服的，有用利益诱惑的，有用谦卑争取的。和平就是安静，正义就是刚直，娱乐就是喜悦，愤怒就是激动，名望就是声誉，行为就是实施，廉洁就是清明，利益就是需求，谦卑就是谄媚。所以，圣人所独用的“摩意”之术，平常人也可以具有。然而未能运用成功的，那是因为他们用错了。因此，谋划策略，最困难的就是周到慎密；进行游说，最困难的就是让对方全部听从自己的主张；主办事情，最困难的就是必办成功。这三个方面只有成为圣人才能胜任。
因此，要使谋划周到慎密，游说时要首先选择与自己观点相通的对象，所以说：“办事情要固若金汤，无懈可击”。要想使所主持之事取得预期的成功，必须要有适当的方法，所以说：“客观规律、行动方法以及天时都是互相依附的”。进行游说的人要让对方听信，必须使自己的说辞合于情理，所以说：“合情合理才有人听”。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各自的属性。这好比抱着柴草向烈火走去，干燥的柴草就会首先着火燃烧；往平地倒水，低的地方就要先进水。这些现象都是与各类事物的性质相适应的。以此类推，其他事物也是这样的。这也反映了“内符”与“外摩”的道理。所以说，按事物的不同特性来实施“摩意”之术，哪有不发生反应的呢？根据被游说者的喜好而施行“摩意”之术，哪有一个不听从游说的呢？要想能独往独来，就要注意事物的细微变化，把握好时机，有成绩也不停止，天长日久就一定能化育天下，取得最后的成功。
现代释用
《摩篇》是《揣篇》的姊妹篇。“摩”意为研究、揣摩，推测事情。所以“摩”意也是一种“揣情”之术，是上篇“揣”的继续。“揣”是测知事物的真相和对方的真情实意；“摩”则是根据此真相实情，再来具体分析。本篇主要探讨说者如何揣摩听者的意图，顺应其意志，指出只有这样才能成事而不留后患，并提出“平、正、喜、怒、名、行、廉、信、利、卑”十法，即“摩”的十种研究事物的方法。在人们明确了行为目的后，即可择法而行之。高明的“摩”者，善于独立思考，能辨察对象的内心欲求，从而游说他，设谋使之言听计从。“摩意”术是成就各种事业的规律。在企业活动中，“摩意”术更是必要的，只有摸清市场的需求、员工和顾客的不同心理才能成功。
鬼谷子曾多次强调采取不战而胜的战略，主张通过伐谋、伐交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他认为雄辩可以折人，在掌握了捭阖之道后，“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这就是说，只要说服方法运用得当，必可以成功说服对方。但是成功的说服必须靠方法、时机的相结合，不是每一次的传播都能见效。谋划周密难，让人完全言听计从亦难，让每件事情都必定成功则更难。
因此，他在《摩篇》中说：“故谋莫难于周密，说莫难于悉听，事莫难于必成。此三者，唯圣人然后能任之。故谋必欲周密，必择其所与通者说也，故曰‘或结而无隙也’。夫事成必合于数，故曰‘道数与时相偶者也’。说者听，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听’。”鬼谷子在这段话里分析了使说服有效的几个原则：首先，谋略想要做到周密，必须选择感情上能和自己相投的人作为对象进行游说。其次，办事要想得到成功，一定要符合规律，具有一定的方法，依靠各种说服技巧来配合。第三，游说的内容要想能被对方全部听从和接受，那么所说的道理一定要合乎情理，合乎对方的真实愿望和思想感情，正中其下怀。如果说服不成，还可能是时机不对，可以静观待机再说，即“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
“揣情术”虽然提供了一套观察与分析人物心理的方法，但是这种观察式的技巧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有时候所获得的信息会比较粗略，不够精确，也不够深刻，无法满足人们对于获取更高层次信息的要求。“摩意术”作为一种更复杂、更精确的信息获取方法，为我们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人物深层心理提供了帮助。鬼谷子认为，了解人物的深层心理以及相关信息，除了多角度的观察方法外，还需要策略性的试探技巧，这就是“摩意术”。运用“摩意术”策略性地刺激对方，令其做出种种反应，通过对于这些反应的细致观察与分析，反复地揣摩，就可以得出更为精确的认识。作为一种策略性的试探工具，“摩意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隐性策略的运用，即在目标人物放松戒备、疏于防范的情况下，通过与相关主题似乎不相关的方向入手，来间接地获取情报。鬼谷子认为，运用“摩意术”时，探询的方式要隐蔽，做到事后不留尾巴。这样，就可以在目标对象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达到探询的目的，而且成功了也不会有什么后患。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王后死了，国王打算册立新的王后，于是交付给大臣们商议人选。大臣田婴想要了解齐王的心意，于是便献上十副耳环，其中有一副尤其精美。第二天，田婴暗中了解这副精美的耳环戴在了哪位夫人的耳朵上，于是便建议齐王册立这位夫人为王后。齐王果然非常高兴，田婴也因此受到重用。这种加“标记物”式的试探之术，非常巧妙，也非常有效，犹如钓鱼用的诱饵一样，可以轻松地获取信息。鬼谷子说，古代那些精于“摩意术”的人，就好像在水边拿鱼钩钓鱼，只要投下合适的诱饵，一定会有鱼上钩的。鱼喜美味，但不同的鱼，其口味、嗜好也各不相同，因此，准备不同的诱饵就可以钓到不同的鱼。“摩意术”的运用，就像那投出的诱饵，不同的人见到了，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有喜欢的、有讨厌的、有平静的等。
通过将不同的刺激与人物不同的反应结合起来，运用“反应思维”就可以对人物心理进行精确地探测。实际运用中，“摩意术”的应用范围非常广阔，操作的方式也灵活多变。除了运用某些话题来试探目标对象外，亦可通过事件、物品、时机等“标志物”来达到分析人物心理与了解相关信息的目的。
另外，鬼谷子还十分强调“摩意术”的隐蔽性原则。例如，在与人物交谈过程中，表面看来，交谈的话题东拉西扯，好像不是具体在谈什么。但是，在这外表的“随意”当中，却往往暗藏着某种动机，令人防不胜防。“摩意术”的运用，常常是瞄准一个方向后，反过来向其他方向做出试探性的佯攻或者战术上的迂回，通过对于目标对象的反应分析，就可以巧妙地探询所要了解的事情。例如，人们有时候会用“激将法”，通过刺激他人，令他人于不知不觉中暴露出真实的想法。
如春秋战国时期，楚成王曾立商臣为太子，不久又想改立别人当太子。商臣听说了这件事后，很是着急，但是不敢肯定情报来源是否真实，于是就对他的师傅潘祟说：“怎样才能查清楚这件事呢？”潘祟说：“你可以宴请你姑妈（楚成王的妹妹），却故意不尊敬她。”太子听从了潘崇的话那么做了，其姑妈指着太子的鼻子骂道：“呸！你这奴才！国君要废掉你而立别人也是活该。”商臣对潘崇说：“这事情是确实的了！”因而能及时谋划对策。
现代商业社会里，有很多经营者巧妙运用“摩意术”抓住商机，从而获得了成功。如，有个美国商人卖录有流水之音的录音带，而赚了大钱。费涅克是美国商人，在一次休假旅游时，小瀑布的水声激发了他的灵感。于是他带上立体声录音机，专门到一些人烟稀少的地方游逛，录下了许多小溪、小瀑布、小河的流水声和自然界小鸟的鸣叫声等。然后，复制成录音带，以高价出售。生意格外的兴隆，尤其是购买流水声的“水声”录音带的人特别多。“水声”带十分畅销。费涅克因为了解到许多城市居民饱受各种城市的噪音干扰之苦，却又无法摆脱，希望关闭门窗听到大自然的声音。这种录音带就成为奇妙的商品，把人们带入大自然的美妙之中，向往大自然的心理得到了满足。而且，有些失眠者听了“水声”录音带，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费涅克看准目标增加投入，出奇取胜，赚了大钱。
对现代企业管理者来说，在日常管理中恰到好处地运用“摩意术”，对留住核心员工尤其重要。
某设计院是一家国家甲级设计院，从事工业与民用建筑勘察、设计和小区规划，具备国家建设部颁发的甲级工程总承包资质。近几年，在人才竞争激烈的建筑工程设计行业，大多数设计院的人力资源管理着实受到了很大挑战。但是，这家设计院却成功地留住了诸如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以及高级工程师等一大批核心员工，使企业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个设计院的人力资源部经理透露了其留人秘诀——即在洞察员工心理，揣摩员工内心的个性化合理需求的前提下，为核心员工量身打造福利项目，并出其不意地适时适事发放，从而赢得了核心员工的忠诚。这家设计院的“贴心”福利成功的原因在于以下“三妙”：
“一妙”——选择福利作为留人的工具。设计院不用其他企业惯用的如货币薪酬、晋升机会等，而偏偏选择福利作为留住核心员工的重要工具，因为管理者认为福利作为激励手段，与货币薪酬相比，有着其无法比拟的优势：首先，福利一般不纳税，所以相对于等量的现金支付，福利对员工就具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其次，福利具有灵活性的特点，企业可以根据员工的需求和偏好，制定出各种各样的福利项目，充分体现员工的个性化色彩。再次，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利是人本关怀的一种载体，体现了企业对员工的感情投入。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福利的本质与安全感和归属感有关。正因如此，福利才比薪酬更能有效地吸引和留住核心员工。
“二妙”——福利项目的“贴心”设计。设计院福利项目的设计强调“贴心”。S设计院善于洞察员工心理，根据员工内心的个性化合理需求，在权衡成本收益的前提之下，精心设计福利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比如管理者留意到不少核心员工因为工作需要而在某大学自费学习英语口语，每天往返需两小时，每课时花费80元，院领导得知此事后，特地为他们聘请了一位外籍教师在办公室集体教学并为其支付授课费。学习期满后，公司还对成绩突出者给予一定奖励。如此一来，不仅省去了员工“充电”的费用，还为员工节省了在路上往返的时间。员工们对此十分感激，学习得更起劲了，工作也更认真了。这家设计院巧妙利用人本关怀，对核心员工“因需制宜”，用“福利充电”这种“贴心关心”为核心员工提供“最惠待遇”，恰好击中了员工的合理心理需求的“要害”。
“三妙”——“贴心”福利的艺术发放。设计院的福利发放讲究出其不意地适时适事发放，成本很小，但收益却不可衡量。比如恰逢某位工程师的妻子的生日，而此时该工程师工作在国外的某建筑工地一线。于是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就以这位工程师的名义为他的妻子送去了生日蛋糕和鲜花。后来这位因为工作而忘记妻子生日的工程师知道后，对单位此举非常感激，工作更努力了，即便后来不少设计院来“挖”他，他都不为所动。想员工之所未想，自然赢得员工的感激和对企业的忠诚。设计院此举不但融洽了核心员工的夫妻感情，而且还获得了核心员工家属对其工作的支持，最重要的是赢得了核心员工的忠诚——可谓“一举三得”！
这家设计院这种艺术发放福利的方式自然提升了福利项目本身的价值，故称其妙。而其之所以获得成功，究其根源就在于从人性出发，运用“摩意术”，想员工所想，急员工所急，所以赢得了员工的忠诚，留住了核心员工为企业效力。
“摩意术”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统治者无不精通人物心理的洞悉技术与客观形势的分析技术，其灵感皆来源于这古老而又神奇的“摩意术”。掌握了“摩意术”，就可以为下一步的管理和决策谋略提供良好的参照物。
本篇主要探讨如何判断对方言行的本意，如何针对其个性和不同的情况，来选择谈说言辞，并论述游说的原则、方法。先秦纵横家所言“权”，意为权衡。纵横家以审时度势、游说他人为己任。鬼谷子是先秦纵横的先驱，精于游说之道，他认为论辩必须耳聪、目明、智机、辞巧，以此征服对方。语言是游说的手段，事实则是游说、机辩的基础，而言之成理才能成功。作为管理者，不仅要有精明的头脑，渊博的学识，审时度势的能力，而且要有善辩的语言应变力和口若悬河的表达力，即雄辩家的才华。如无此才，则难以成功。古今中外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