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中国的国情定位和文化身份
当代中国呈现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因素的并存共生、多元发展的趋势。其中最基本的最主导的最大量的存在形态是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与生成。要具体地有区别地应对当代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不同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状态。只看到前现代因素，只看到现代因素，或只看到后现代因素，而没有集中关注主要问题的主导方面，甚至忽视当代中国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和生成这个基本事实，可能会造成文化理论和文化身份的错位和偏失。
当代中国的文化人的文化身份，是由当代中国的国情定位规定的。社会矛盾的主导方面决定着事物的质，从前现代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过渡与生成是当代中国文化人所面对的生存时空。因此，中国当代文化人的文化身份只能置身于和面对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和生成的现实存在。它是中国的，不是外域的和西方的，但同时又承接和发展着外域的特别是西方的文化资源；它是当代的，表现为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与生成，主要不是前现代和后现代的，但同时又延续着和活化着前现代的文化传统，并由于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又在商业和市场经济已经非常繁荣的大都市开始显露出浓郁的后现代气息。全面体认当代中国的文化结构和文化身份应当十分重视当代中国文化时空中的前现代因素和后现代因素。必须强调的是，更要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宝贵的中国经验和所创造的崭新的文化成果。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作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仍然蓬勃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从理论到实践都应当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结构中的主导因素和当代中国文化人的文化身份的指导思想。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为指导，解析和融合中外文化、前现代和后现代文化的精华，才能创建当代中国的现代文化。
经济的全球化客观上必然催发和促进文化的全球化过程。当代中国文化势必面对着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
全球化所涉及的方面和过程同样存在着一个主客体的关系问题。作为全球化的客体，可能被化掉一些东西。作为全球化的主体，可能会化来一些东西。为了坚持和发展我们的独立而又开放的文化身份，必须守护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自主性，维护和弘扬当代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即当代中国民族文化的特性和个性。自主而又开放的文化身份必须行使作为体现民族文化主体的文化权力和作为体现民族文化权力的话语权力。为了驾驭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格局和文化态势，必须清醒地认识全球化的过程中的强势主体和弱势主体、主流主体和非主流主体，把握全球化过程中的受益群体和受损群体之间的眼前利益和根本利益、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复杂关系，从而确定有利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文化身份和价值选择。
二、关于全球化与民族性
不能简单地把全球化理解为大同与多元。全球化实际上是强势集团所拥有的国际资本的生产体系和文化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经济条件、技术条件和文化条件下，按照国际分工的需要进行的带有征服性和规约化的扩张、泛化和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调整和重组。全球化势必带来和造成国家、民族和地域之间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差别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全球化所波及的国家、民族和地域，必然面对观念和价值的选择问题，必须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应对国际范围内的利益、财产和权力的再调整和再分配。事实上，用全球化化掉民族性不行，用民族性化掉全球性也不行。全球化不全好，民族性化不全坏；同理，全球化不全坏，民族性不全好。对全球化有如下几种理解：（1）交流与对话，双向互动。（2）差别与对峙。（3）冲突与战争。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全球化过程中既有交流与对话，差别与对峙，又有冲突与战争。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夸大为主导的甚至是唯一的方面是片面的、偏颇的。全球化过程中肯定存在着你化我和我化你的问题。我们的目的是追求世界优秀文化的本土化，丰富、深化和提升民族文化。全球化肯定要带来各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各民族要走向世界，在全球化过程中要依靠和壮大自己的力量，求得自己的发展，树立自己的尊严和确定自己的地位。必须严肃指出的是，我们确实面对一个文化侵略和价值逼攻的问题。面对西方的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理应保持足够的警惕，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维护国家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确保和坚持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美国的强势文化通过影视、流行音乐、网络，借助商业机制和高科技手段，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文化渗透和文化扩张越演越烈。根据1998年的统计，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影视节目的制作和生产，总放映时数占世界的一半，票房价值占世界总价值的2/3.美国的文化产品的每年的出口额甚至超过航天航空产品和电子产品，高达600亿美元，仅《泰坦尼克号》一部影片的利润就达18亿美元。美国文化凭借公开的合理的渠道，占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市场，不仅主导这些国家的文化消费的趣味和倾向，而且或隐或显地千方百计地宣扬美国的政治理念、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推行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中心论”，企图达到对不同国家进行“西化”、“分化”和“同化”的目的。为了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抵制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入，既要积极吸取世界各国的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又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使五千年的中华优秀文化资源走向世界。只有这样，才能把挑战变成发展的机遇，用壮大和巩固了的当代中国的文化事业来抵制和回应西方的文化渗透。
不管是对话还是战争，事实上都存在着一个互化的问题，即他化我和我化他的问题。从他化我的方面来说，如果他者的好东西化掉我的那些不好的东西确是一件好事。相反如果他者的不好的东西把我的很好的东西也化掉了，则是必须加以警惕和抵制的。从我化他的方面来说，要提高我化他的能力，一方面要化来他者的好东西，一方面要化掉他者的那些无益的甚至有害的东西。我们的目的应当是“优化组合”，把外国的和中国的好的东西优化和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富有民族特色的既具有当代性，又具有世界性的新文论。反对借批判文化激进主义保护我们民族文化中那些应当消除的丑陋的带有劣根性的东西。同时反对借批判文化保守主义摈弃我们民族文化中那些应当弘扬的优秀的属于精华性的东西。
真理是具体的。对不同质态的文化都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强势文化不一定都不好，也不一定都好。弱势文化不一定都好，也不一定都不好。解构主义的批判和破坏的锋芒应当指向那些应当被消解的东西，但如果瓦解和颠覆了那些不应当被消解的东西也会表现出这样那样的负面作用。结构主义是具有合理因素的，但助长和铸成超稳定的文本结构和社会结构则是值得研究的。文化保守主义企图维护中国的传统的意向是好的，但连应被淘汰的东西也供奉起来则是不妥当的。文化激进主义有点蔑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把应当发扬的东西都一股脑儿地抛弃了。应当坚持“以我为本”、“为我所用”和“优化组合”的原则。不要把不同的东西都“合”在一块，也不要用不同的东西完全拒斥“合”，该“合”则“合”，该“不同”则“不同”，才是真正的“优化组合”。问题在于“不同”的内容、性质和功能，凡是优秀的东西都应当是有特色的、有差异的、有个性的，“合”应当以“优化组合”作补充，目的在于确立文化选择和文化建设的标准和尺度。
特别是要注重对近百年来中国经验的理论提升，总结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理论资源。较而言之，应当说，还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和观念，比较朴素、真切、实在和有效。
无论是传统的、西方的还是当代的文化理论资源都要面对有益于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建设的考验和挑选。必须处理好传统、当代和西方的相互关系。要在同当代和西方的关系中，重新阐释和解读传统。特别是要面向中国当代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整体性，把关注的重点投向历史、社会现实和政治文化，不要以抽象的人的观点来看待包括着各种差别和冲突和现实社会，反对用僵化的本质主义的神话和坐而论道的唯名论的虚无主义来进行书斋式和经院化的研究。
三、审视和选择传统中国文化和当代西方文化
应当深刻认识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从价值体系出发，采取具体分析和鉴别的态度，有选择地进行传承和吸纳。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确实存在着光辉灿烂的精华，其中力主和谐的整体意识和人伦观念、群体意识、爱国意识、自强意识和进取精神，对提高和延续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凝聚力和激发中华民族的蓬勃的生命力和韧性的战斗力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种独特的先进文化，应当得到创造性的传承。只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能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与新的时代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从而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质态和新的生命。必须从传统文化中寻觅出与新的时代和新的群众相结合的亲和性和疏离性，以利于从同现在和将来的关联中，从与现实社会需要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冲突中，从和当代与西方的差异和统一中，去把握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活化与创设。我们所需要的传统是能够有利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学习西方的优秀的文化思想的传统，能被当代所激活，同时又能坚持自主性和主体性，选择西方有益的优秀的文化来丰富和深化自身。文化上的盲目排外的国粹主义和奴颜婢膝的全盘西化都是不正确的。
传统的中国文化作为过去时的文化对现代化的社会的建设、人的建设和文化的建设，从总体上来说，显得滞后，不够直接和有利。如儒家思想不太民主，道家思想有欠科学，都拒斥“德先生”和“赛先生”。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有些激进，但它的主导方面和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完全实现。带有专制主义特质的不太民主的儒家思想和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有欠科学的道家思想，都不利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是从根本上维护巩固封建宗法的君主制度。这种政治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特别是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发生了严重的病变，很大程度上，已像鲁迅先生通过他的小说人物的口所尖锐指出的那样，已经蜕变为“吃人”的文化。这种理论定性可能显得有些过分和偏激，但以封建的政统和道统为核心的宗法制的统治思想确实带有比较浓重的“人治”和“治人”的色彩。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和作用。中国古代有的思想家曾倡导过民本思想，但并没有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当权者也从来没有认真地执行过。所谓“合一”、“中和”、“和合”、“和谐”，实质上都是要“合”到君主制的“统治者意志”那里去。所谓“天人合一”，有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相和谐的一面，同时也宣扬只有平民百姓与代表“天”的君主合一，恭顺和敬服皇帝或君主，才能实现人与天的合一。所谓“朕即国家”。这种被政治化了的“天人关系”成为长期封建宗法制社会统治的思想基础。世代相袭的“官本位”的社会体制和“大一统”的思想体制铸成了难于摆脱的人身依附和文本依附关系。其实，“天人合一”和“天人分二”、“天人对立”、“天人冲突”都只不过是天人对立统一关系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脱离后者片面地单纯孤立地强调前者，有碍于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应当全面地解析“人”与“天”的关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论，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标示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保持人与自然的相对和谐的境况下，合理地向自然索取是正常的、必要的。如果人永远依附自然，甚至丧失自身的主体性，只能陷入一种不自觉的蒙昧主义和奴隶主义的状态。这对尚处于十分贫穷、落后和愚昧的民族来说，是十分可怕的事情。这种心态是缺乏清醒的反思意识的弱者，客观上帮助强者来抑制自己。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论，即便是表面上看来显得十分和谐的宗法制社会，事实上也经常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统治阶级内部派系相残，彼此倾轧，不同形式的权力斗争和宫廷政变持续不断。广大贫苦农民同中央和地方的统治阶级的斗争从来没有中止过，以致义军蜂起，战乱频仍，同时造成对自然、社会和人的生态的严重破坏。从人与人的关系而论，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部分事实上已经发生了畸变，异化后蜕变为政治思想上的体制化、伦理道德上的一体化和人格修养上的内向化，几乎酿成一种“软刀子割头不觉死”的“吃人文化”。生活于这种思想文化社会体制中的人的处境是很不和谐的，专横而又黑暗的宗法体制和封建道统极其残忍地压抑、作践和戕杀大众的人性和个性。这种反人性和反个性的文化，已经受到现代文化革命先驱的正义声讨和激烈批判。作为与病态社会相寄生的劣文化和丑文化，诸如小脚文化、辫子文化、麻将文化、抽大烟文化、姨太太文化、靠哥们义气滋生支撑和张狂着的行帮文化、宣扬鬼神魔力的迷信文化，乃至被当做武器使用和作为信仰膜拜的气功文化，都理应成为历史的陈迹。
应当深刻认识外国文化的优质性和劣质性。外国的社会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的文化思想对向现代化前进的中国更有用。而对西方的审美现代性的文化思想应当有所选择。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尽管对消解不合理的社会文化现象和破除僵硬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是颇有助益的，但实际上只能是部分地适用于当代中国，从全局和整体上表现出明显的历史错位和时代反差，对尚未完全地彻底地摆脱宗法制小生产农经社会的当代中国来说，好像还是一种奢侈和超前消费。后现代主义的反真理、反信仰的思想倾向对强化和优化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文化素质和思想结构是不利的。这关涉到文化、信仰和真理的关系问题。反信仰、反规律和反理性，特别是反科技理性的思想倾向客观上不利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和学界相继出现的语言转向、文化转向、诗学转向和历史转向都存在着一个同真理、规律和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学说、理论和观念中，有的无信仰，即便是有信仰也多半建立在非真理、非理性、非规律和非科学的基础之上。这种疏离和消解真理、理性、规律和科学精神的信仰弱化、消解乃至隐去了现实的可信性，带有明显的盲目而又超拔的浪漫色彩和空幻的乌托邦性质。借助囿于文本领域中的解析、消解和颠覆所进行和实现的语言革命、诗学革命乃至停留在形式符号和舆论层面的文化革命与通过实践对现实进行变革毕竟是两件根本不同的事情。实质上是文本主义的新历史主义所倡导的回归历史，同样存在着一个历史的真伪问题，即文本的历史和史实的历史的差异问题。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主义往往演绎为对历史客体的随意性解释，与其说是回归和重返历史，倒不如说实际上是研究主体和创作主体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意志借助文本书写和文本阐释所进行的自我扩张和自我辐射。实际上，历史观念不能取代历史事实，历史的观念史不能取代历史的史实史。同理，历史诗学不能完全取代历史科学。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和权衡历史文本主义所具有的合理性因素。研究主体和创作主体对语言的、文本的、诗学的历史的阐释、叙述、诉说和重塑并不意味着对真实存在着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进一步探讨信仰与真理、文化与规律、诗学与科学、思与诗、解构与重构的关系，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文论建设具有特别迫切而又重要的意义。对主要是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反本质、反规律、反真理、反逻辑、反中心、反权威、反崇高、反稳定、反结构、反统一性、反一致性、反共同性的文化学说和文艺观念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全面把握具有上述思想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合理而又悖谬的复杂的双重性。历史发展的道路以及人们对它的体认都是曲折的。当代中国确实出现过伪理想和伪崇高，确实出现过狂热的个人崇拜式的权威，确实出现过几乎是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确实出现过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即便如此，难道反对伪理想和伪崇高时，连理想和崇高本身都反掉了？难道消除狂热的病态的权威时，连必要的正常的权威和中心都不要了？难道消解那种封闭的、禁锢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时，连有利于历史发展和思想建设的相对合理的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都无需维系和守护了？难道批判旧的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理性主义和本质主义时，连理性、连造福于人类的科学、真理、本质、规律本身都一并抛弃了？这些否定一切的思潮好像染上了一种新历史条件下的“左派幼稚病”。
应当充分确认和肯定理性，特别是科技理性对尚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当代中国的极端重要性。科技理性、科技手段、科技成果的开发和运用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激发器和动力源。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开端的科技革命具有不可估量的划时代的意义。而近百年来中国的衰败、孱弱，惨遭列强欺凌，以至屡屡被动挨打，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科技的落后。人们应当记取义和团的大刀长矛打不过凶恶的入侵者的坚船利炮所酿成的惨烈的悲剧。只有用科技伟力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才能挺直自己的脊梁。科技理性及其成果的合乎人性的转换为提升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标示和彰显现代文明的活生生的基本事实。本人多次表明，科技理性本身不但是无罪的，反而是有功的。关键在于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的占有方式和分配方式，在于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转换得是否有效、合理和适度，是否有益于人性的提高、完善和发展。况且，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当代中国实际上尚属于前工业社会阶段，这种社会条件下的科技与人的关系，与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历史错位和时代反差。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更多地感受到当代中国的科技落后给自身所带来的被动、窘迫和尴尬，而不是由于科技理性的膨胀对自身所造成的排挤、压抑和吞噬。“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教兴国”的战略，乃至科技强军、科技兴厂、科学种田、科学管理、科技培训，都对推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对培养作为现代化的人的科技意识和科技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突出的实绩。一切抑制和有碍于科技发展的理论、学说和观念都是与时代和现实需要不相协调的。事实证明，问题的主导方面是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的合理转化，促进了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现代化的人的全面发展。不加分析地照搬外域发达国家的经验，将之超前地运用于当代中国显然是不尽妥当的。
四、文化选择和文化建设的指向和标准
只有真善美的东西，先进的、优秀的和有用的东西、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东西，才能作为当代中国文化选择和文化建设的指向、标准和尺度。应当强调顺应历史发展和合乎人性诉求的一致性，强调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一致性。单纯孤立地只把是否合乎人性作为文化选择和文化建设的指向、标准和尺度是值得研究的。人性中固然有美善的一面，但也有丑恶的一面。人性总是具体的，时代变迁、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一些人可能要承受难以忍耐的折磨和痛苦，对另一些人可能意味着享受和快乐。人的阶级性和阶层性的分野所造成和表现出来的价值向度必然是大异其趣的。况且，人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不合乎一些群体的人性的东西，不见得都是没有合理性而必须加以废弃的。我们之所以确定以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一致性作为衡量先进文化发展趋势的指向、标准和尺度，以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一致性作为建设先进文化的宗旨和根本目的，是因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境况和人的生态、命运可能是不平衡的甚至是相冲突的。这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尽管人活得很恬静和舒服，但历史的发展比较滞后。比如长期封建社会中的一些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活比较富裕和悠闲的人肯定会感到非常惬意。反映这些人的生态、利益和要求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描绘得非常优雅、快适与和谐。像唐诗和宋词所讴歌的那样，充满着澄明、美妙与神奇。事实上绝非完全如是。即便是在一些古代诗词中，人们也会读到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体验到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对严冬的寒风和冰雪的情感态度：“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可见。一味美化和诗化封建宗法制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不符合封建宗法制社会体制下的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实际境况的。不加区分地认为只有宗法制小生产农经社会才是人们的生活的绿洲，这种看法至少是不够全面的。从本质上说，尽管看上去田园宗法制生活非常和谐，但确实存在着专横、残酷、封闭、狭隘、凝固、贫穷、落后、愚昧的另一面。无论封建宗法制的社会生活如何安定、优美和看上去怎样祥和无害，总会表现出过于自然、守旧和凝固的状态。
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往往是不平衡的。当历史发展过于迅猛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承受难以忍受的阵痛。一些人与前进过程中的社会的矛盾，往往潜藏着、呈现着、转化为和还原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的一部分人和暂时为历史发展进程做出牺牲和付出一定代价的另一部分人之间的利害冲突。社会转型时期的这种现象虽然看来不尽合理，但却是不可避免的。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羊吃人”的现象，从道德观点来说，是应当进行谴责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却是必须肯定的。这里，产生了一个道德观点和历史观点的矛盾和冲突的问题。“羊吃人”现象的背后负载着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深刻的历史变革，即以养羊的畜牧业所提供的羊毛作为机械纺织业的原料，引发大生产的现代工业化和产业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冲击宗法制的小生产的农经社会自给自足的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实现从小农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过渡和转型。从道德观点看，“羊吃人”造成千千万万的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而破产，以致背井离乡，流入城市。这显然是有违农民的道德与人性的。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对农民来说是痛苦的分化的过程，带来了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促进了向现代工业化和现代农业化的生成，不仅产生了市民社会，而且把相当一部分农民推上市民社会的生活空间，并使之转化为市民社会的有机体。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暂时使农民一定程度上感到痛苦和受到伤害的历史过程，不仅开创了新的时代，而且符合大多数传统的农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使他们取得与历史进步相适应的提高和解放。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只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解决。为了守护人性、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不应采取拒斥社会进步的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从宗法制的田园农经社会向即便是带有原始积累特征的市民资本工业社会的过渡和转型是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用纯粹的道德观点来责难、束缚和衡量历史的发展，是人文惰性和历史惰性的双重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对运用传统的道德观点反对社会进步的历史观念多次给予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马克思有力地论证了人类的工业生产所造成的资本代替土地的必然性。马克思说，没有资本，地产会变成无价值的死的物质，“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马克思称颂正是自然科学通过工业实践使外部对象成为“现实的”“人类学的自然界”。他指出：“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便可以理解“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唯此，才能“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
诚然，后工业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物化世界的极端发展，特别是形成了对人的强制性的束缚、压抑和禁锢之后，使人的精神处于孤独、紧张、烦躁、忧郁、悲观之中。为了缓解和抚慰自己的疲惫而又受伤的心灵，人们往往因与喧嚣、混乱和龌龊的否定人的当代社会不相协调，而设法躲避和逃逸，追求纯净和闲适，崇尚自然，返璞归真，视牧歌式的田园和乡村为净土和圣地，通过领略、体悟和享受大自然的清澄和淳美，使自己焦灼和痛苦的心灵，得到安顿和憩息。中国古代的佛学禅趣和道家思想能在现当代西方世界爆热走红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大自然的美和田园牧歌式的美，永远是人类滋润、哺育和激发自身生命的宝贵资源。酷爱大自然的美和田园牧歌式的美本是人类的天性，不能也不应笼统地将追求田园牧歌式的美同向后看的历史观念或妄想把历史拉向后退的政治企图简单地混为一谈。但必须承认的是，这样的历史观念和政治企图确实存在。历史转型时期，总会有人因不理解历史进步过程，这样那样地逆反历史潮流，用小农经济和宗法制社会的尺度来衡量商品经济和市民工业社会。这种自觉不自觉地鼓吹历史倒退的思潮往往以称颂传统的美德和古风作为诅咒历史发展的口实。马克思、恩格斯肯定市民阶级取代封建阶级是一个进步的历史过程。他们指出：“地产买卖，地产转化为商品，意味着旧贵族的彻底没落和金融贵族的最后形成……浪漫主义者为此流下的感伤的眼泪是我们所不取的”。他们反对“用真正田园诗的笔调”“把已经在所有文明国家中成为严峻的社会变革的先驱者的现实社会运动，变为安逸的、和平的改变，变为宁静的、舒适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世界上的一切有产者和统治者可以高枕无忧了”。当欧美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一些思想和艺术家为了消除现代文明所掩盖着的“恶”，不去引导人们去反对制造这种“恶”的社会制度本身，反而呼吁人们转过头去，回到中世纪宗法制的田园生活，用被视为传统美德的“旧善”来取代“新恶”，这总不能被看作一种进步的历史行为。马克思批判这种企图使历史倒退的道德思潮说：“背弃！批判化的庸人可以丝毫不懂这个词的含义而用这个词来辱骂任何一种发展”，“从而辱骂了整个历史。又如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在强烈的、激情的否定和背弃的时代，例如18世纪，出现了正直而善良的大丈夫，出现了以停滞的田园生活来同历史的颓废相对抗的素有教养、作风正派的……田园诗人”，“应当说，他们在评定牧人和山羊两者在道德方面谁数第一时所表现的那种犹豫不决的态度是诚恳的。让道德高尚的庸人毫无拘束地尽情享受自己的优越感吧”！当革命风暴即将来袭的时候，“反动势力便发出悲叹，祈求回到封建主义，回到美好的宗法式生活里，恢复我们祖先的淳朴的风尚和伟大的德行”。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是精湛而又深刻的。
在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总会产生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之间的矛盾，必然萌发人文情感和社会理性、人文关怀和历史规律之间的冲突。在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种资本扩充和膨胀的过程加剧了。“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从道德观点看，这也许使一些民族、一些地方、一些阶层和一些群体感到可怕和残酷无情，但从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观点来说，这是无法改变的。这样一个深刻的历史过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宗法制的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把相当一部分受到伤害、导致破产的农民拥上市民社会的新的生活空间，同时促进了农业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满足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客观上肯定会暂时损害少数人的一些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应当努力把由于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对一部分人所造成的伤害缩小到最低程度。尽管如此，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只有顺应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才能使广大社会群体的生态得到相应的改善，获取与时代变迁大体上同步或相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因此，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必须也只能靠社会的全面进步来实现的。而社会的全面进步不能不考虑并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所以应当以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一致性作为衡量两者关系最优化的权威性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