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信中论及巴尔扎克的世界观和创作的关系时曾说：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
恩格斯的话有力地驳斥了世界观和创作问题上的庸俗社会学观点。这种观点把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简单地机械地混同起来，把创作方法当作作家的世界观特别是作家的政治观的单纯的分泌物、派生物和等价物，把文艺作品当作是注释、图解和演绎作家的世界观特别是作家的政治观的形象的工具和手段。用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指导创作，势必导致人物形象的苍白和呆板，造成作品的概念化和模式化。这种庸俗社会学的倾向理应得到批评。然而，克服一种倾向必须防止另一种倾向。过头地否定“庸俗社会学”又可能滑向另一个极端。把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只是理解为“创作方法”的胜利，把创作方法与世界观完全割裂并对立起来，认为创作方法和世界观没有什么关系，甚至主张世界观越反动越可以写出好作品，从而抹杀世界观对创作方法的指导作用和制约作用，这种孤立于世界观之外，不受世界观约束的“创作方法决定论”，非但打不倒世界观和创作问题上的庸俗社会学，反而使创作方法也得不到合理的强调和提倡。所谓“事与愿违”，问题的结局和论者的意图相背离。“庸俗社会学”和“创作方法决定论”从两个极端歪曲了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胜利”这一思想的原意。只有正确地理解“现实主义的胜利”，才能克服和防止“庸俗社会学”和“创作方法决定论”两种错误倾向。
一
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总体上看，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或基本上是一致的。人们对事物的观察和认识所形成的观点同时也是人们为了达到改造事物的目的诉诸行动所依据的法则即方法。改造和变革事物的方法、途径和手段都是以事物的认识为准绳的。方法受观点的制约和支配。对事物怎么看和怎么做是一致的，或基本上是一致的。完全超越于观点之外或凌驾于观点之上的方法是难于想象、不可思议的。一定的方法基于对一定的观点的理解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透辟地论证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他们首先指明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世界观的原则分野：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是“从天上降到地上”，而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则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天壤之别的两种世界观必然相应地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出发点”：唯心主义的出发点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而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则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从而相应地形成两种完全相反的“观察方法”：“前一种观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可见，不管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具有相通的共同本质和深刻的内在联系。彻底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不可能采取唯物主义的观察方法，同理，彻底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也不可能采取唯心主义的观察方法。具体到巴尔扎克本人也是如此。不是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中的唯心主义因素使他倾心于现实主义的观察方法，相反，他的现实主义的观察方法正是他的世界观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在文艺创作中的具体运用，正是这些先进的思想观点指导、诱发、支配、驱遣的结果。反转来说，恩格斯指出的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胜利，既是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观察方法的胜利，同时也应当理解为是他的世界观中的先进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成分的胜利。
然而，这并不是说，观点和方法没有差别和矛盾。恩格斯提醒人们注意，从事物中一定会“看到某些特性，这些特性，一部分是共同的，一部分是相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他还指明：“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性”。观点和方法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这种统一不是绝对的同一，而是相对的统一，包含着差异和矛盾。观点和方法，既有相联系的共同性，又有相区别的差异性，是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复杂的辩证的“合金”。用事物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法考察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可以大体上确证以下几点：两者的共同性表现在世界观包括着创作方法，它们之间存在着共同规律；两者的差异性表现在创作方法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规律，特别是由于现实主义艺术的创作方法从实际出发，依靠作家、艺术家的活跃、灵敏的感觉，往往能从生活中吸取新的思想、冲击、超越，甚至一定程度上改变作家、艺术家的旧有的观念，给作家、艺术家的世界观带来新的突变。因此，世界观既不该混同也不该取代创作方法。“庸俗社会学”用世界观混同、取代创作方法，“创作方法决定论”用创作方法排斥、抹杀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都是失之偏颇的。凭借马克思的话来说：“庸俗社会学”在“有统一的地方”“看不出差别”；“创作方法决定论”又在“有差别的地方”“看不见统一”。它们从两个极端把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完全割裂、对立起来。这两种片面的看法都是形而上学的，根本违反生活和艺术的辩证法。
二
世界观是对世界的总观点，实际上它是一个庞大而又严密的思想体系。决不能把世界观仅仅归结为政治观，或简单地归结为政治立场，甚至粗鲁地归结为家庭成分和阶级出身。人的世界观可以从政治上划分为进步的反动的；也可以从哲学上划分为唯物的和唯心的。从哲学的角度看，世界观包括着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等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诸多范畴。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隶属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即唯物主义观察方法的胜利，应当理解为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中的唯物主义因素的胜利，同时也应当理解为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中具有唯物主义的其他范畴，如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的胜利。综合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著名的巴尔扎克研究家们的大量有关论述，可以十分明显地感受到，他们正是同方法论的联系中和从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的结合上对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胜利，作了完整的、全面的分析，启示我们探索更加科学的结论。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实质上是他的世界观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的胜利，具体表现为他的世界观中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因素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的胜利。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说，巴尔扎克“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被巴尔扎克深刻理解了的“现实关系”是什么呢？巴尔扎克所处的当时法国社会的现实关系的历史特点可以概括为贵族阶级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的崛起。巴尔扎克以敏锐的艺术感觉、真挚的艺术体验，极其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了当时法国社会的现实关系的实质，以服膺真理的精神，遵照时代和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勾勒了“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的“中心图画”，描绘了新生的满身铜臭的资产者怎样用政治上的侵蚀，经济上的逼迫和婚姻上的联姻等手段腐化、征服、取代旧贵族，形象地再现了那个时期内资产阶级战胜贵族阶级的历史过程，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法国社会生活的真理。忠于真理的精神是巴尔扎克的最可宝贵的社会情操。真理观作为世界观的起主导作用的重要因素对巴尔扎克的创作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对真理的追求和崇拜是巴尔扎克的艺术理想。他说：“艺术家首先是某一真理的宣扬者”，他们的神圣的天职是“把一个朴素的、最绝对的真理引到艺术之中”，巴尔扎克作为思想深邃的作家不满足于“严格模写现实”，照抄人物和事件的皮相，而总是开掘生活的底蕴，向反映事物本质的更深的层次突进。巴尔扎克主张艺术家“应该进一步研究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多种原因或那种原因，寻出隐藏在无数人物、情欲和事件总汇底下的意义”。为了提高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巴尔扎克希望艺术家“遍访思想领域的汪洋大海”，像勘探“金刚石矿一样”，开发“思想的宝藏”，使自己的作品凝练成“思想的结晶”。巴尔扎克力图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反映生活的真谛。他笔下的“这些人物是从他们的时代的五脏六腑孕育出来的，全部人类感情在他们的皮囊下栗动，其中往往隐藏着一套完整的哲学”。巴尔扎克的同代人在解释巴尔扎克的创作成就时，都不约而同地归功于这位大作家的天才的真理观和非凡的认识能力。雨果在《巴尔扎克葬词》中称赞巴尔扎克的“理智”，正是由于他的“壮丽的、颖特的”“理智”，才使他成为“最伟大的人物中间”的“第一等的一个”，成为“最优秀的人物中间”的“最高的一个”。泰纳在《巴尔扎克论》中赞扬巴尔扎克的“才智”，正是由于他拥有一生积累起来的巨量思考，他的艺术作品才产生一种深入而又遥远的“透视力”。左拉在《关于巴尔扎克》一文中夸奖巴尔扎克的“识见”，认为“他的识见非常高明，他对真理的爱好非常热烈”，“尽管他有保王党的政见和天主教的信仰，可是他把贵人和富翁描绘得都在他那嬉笑怒骂的笔锋下送命”。综上所论，我们有理由说，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胜利是他的“理智”、“才智”、“识见”的胜利，是他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观的胜利。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恩格斯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称赞巴尔扎克：“多么了不起的勇气！在他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中有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中的辩证法思想是和他的世界观中的唯物主义因素相联系的。只有辩证的思维方法包括辩证的艺术思维的方法，才能把握、驾驭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巴尔扎克“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正表现在他善于从纵、横两个方面认识和表现当时法国社会生活的历史过程和时代风貌。他不仅从纵的方面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而且以宏大的笔触、广阔的规模，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法国的社会变革的浪潮所波及的社会生活面。立志成为“社会科学博士”的巴尔扎克力图宏观地把握他所描写的对象，深刻地揭示它的多方面的联系。他主张从各个角度观察、透视生活，“把一些同类的事实融成一个整体，加以概括的描写”，“作综合的处理”，“以获得社会的整体”。巴尔扎克注意整体和局部的辩证联系，通过塑造高度典型的艺术形象，组成“一些框架和一些画廊”，建立“它的谱系和它的家族”，用“一个系代”表现“整个社会”。正如泰纳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巴尔扎克“组织体系的力量大”，他抓住了有系统的整体，“在他身上，哲学家和观察家结合起来了。他看到了细节，同时也看到了联系各个细节的规律”，他的“每一部小说和其他的小说都有关联，同一个人物屡次重现。一切联系起来，形成一条锁链……在每一页上，你都可以纵观整个‘人间喜剧’”。巴尔扎克的宏伟而又严谨的艺术布局，不是简单的平面结构，而是复杂的立体结构，如同绘画里的复线和音乐里的和声。“这是一幅山水画，你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到它的全景。”“这是一部复杂的合奏曲，其中有很多的新乐器，很多思想不同的内容，这些思想又以各种不同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我们的耳朵听懂了单纯的古典作品，几乎不太能抓住它的整体和作曲家的思想”②。泰纳还这样对巴尔扎克说：“你的智力发现未曾先见的联系，世界这一端的事物和世界另一端的事物所借以互通声气、维持联络的千万条线索在你面前交织成一片难分难解的网子。化学能说明爱情，烹饪与政治有关，音乐或油盐店是哲学的近亲。你见到了更多的东西，在东西和东西之间你见到了更多的联系；这不是一座方便而布置整齐的花园，却是一片阴暗、密茂而广袤的森林。”③综上所论，我们有理由说，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同时也是他的世界观中的辩证法思想的胜利。
从历史观的角度看：恩格斯指出，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有1815年到1848年的法国历史，比所有沃拉贝耳、卡普菲格、路易·勃朗之流的作品中所包含的多得多”。“《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通过勾勒新生的资产者取代旧贵族的“中心图画”，“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完全符合巴尔扎克的实际。巴尔扎克忠于历史、服从历史的唯物主义态度使他成为文学史上的伟人。他聆听历史老人的教导，听从历史规律的指令，以虔诚恭顺的姿态，谦卑地诚挚地表白自己的愿望：“法国社会将要做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做“自己同时代的人们的秘书”。巴尔扎克的小说虽然不是历史，但他的小说符合历史真实，有强烈的纵深的历史感，从而获得巨大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忠于历史、服从历史、描写历史的崇高的权利和义务赋予巴尔扎克一种职业的坚贞性和自豪感。巴尔扎克鄙夷那些苍白空洞的小说，他认为那些脱离现实生活全然虚构的作品是毫无生命的，只有根据真实的生活图景总结出来的作品，才有真正的力量。正是由于巴尔扎克有“想做一个忠实的、真诚的历史家”这个完全可以理解的愿望，他才顺从历史和生活的必然法则和内在逻辑，“创造了金钱和买卖的史诗”，形象地描绘了一场在巨大的历史舞台上演出的人间喜剧，从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可见，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胜利，也应当理解为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中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历史观的胜利。
三
正如巴尔扎克自己所申明的：“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我在宗教和君主政体两种永恒真理的引导下写这部作品，当代发生的故事都表明二者的必要，凡是有良知的作家都应该力图把我们的国家引回到这两条大道上去”。毋庸否认，巴尔扎克的出身、教养和贵族的思想传统的影响，使他的社会意识打上了明显的“正统派”的印记。然而，为了比较准确地揣度巴尔扎克的贵族正统派的思想成分的程度和分量，更加合理地考察它对创作的实际作用，尽可能正确地分析巴尔扎克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必须对巴尔扎克的政治态度和宗教观念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巴尔扎克于1831年下半年参加了保王党。保王党代表大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当时法国政治、经济的霸主——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反对派。巴尔扎克参加保王党并不能说明他是一个彻底的“保王党”派。巴尔扎克“信奉”的王权和宗教和本来意义上的王权和宗教是不同的，和正统派所解释、所宣扬的王权和宗教是有区别的。
第一，巴尔扎克的政治观点实质上代表着中小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当时法国的阶级关系是复杂的。仅从资产阶级而论，资产阶级的阵容划分为金融资产阶级和从封建贵族转化而来的土地资产阶级。这两部分的资产阶级又划分为大、中、小各阶层。大地主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包括中小地主资产阶级和中小金融资产阶级）以及大金融资产阶级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巴尔扎克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的范畴。因处于垄断地位的大金融资产阶级的排挤和倾轧，巴尔扎克的经商活动和文学活动几经破产，陷入窘迫不堪的境地。巴尔扎克的出身和遭际，使他产生了憎恶和反对大金融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和政治倾向。然而，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巴尔扎克既没有产生变革现实的明确而又强烈的要求，也不可能发现变革现实的先进的社会力量。他既不会跟着社会改革派走，又不可能寄希望于被他忽视的无产阶级。巴尔扎克当时还没有看到共和主义的曙光。因此，他跻身于代表大地主资产阶级的“保王党”，以表示对大金融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不满和仇恨。巴尔扎克的这种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实际上代表着中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他同情资本竞争中失败的中小资产阶级，往往站在它们的立场上去抨击大金融资产阶级和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现象。
第二，巴尔扎克参加保王党的真实动机，并非是以依附大地主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政治归宿，而是凭借王权和宗教的影响抵制大金融资产阶级对社会的腐蚀和毒化。巴尔扎克更多地以他的消极、保守的眼光看到了资金的肮脏和罪恶。面对金钱主宰一切、世风日下、人欲横流的龌龊现实，巴尔扎克“常想有一只强有力的手”——王权和宗教，“摧毁和压制”“自私自利、互相对抗的情欲”，以“削弱我们未来的敌人”。巴尔扎克的政治态度和宗教观念是瑕瑜互见、功过参半的。他虽然不理解历史进程，显得有点愚顽可笑，但毕竟用陈旧的思想武器打击了法国政治、经济的霸主——大金融资产阶级，从而有利于调节法国的生产关系和解放法国的生产力。
第三，巴尔扎克从来不是王权和宗教的忠贞不贰的信徒。“保王党”的组织问题不能作为衡量他对王权和宗教的信仰程度的唯一尺度。判断巴尔扎克的“正统派”的政治信仰的真实性程度不能只看他的宣言和他参加了什么组织，而应当主要看他的实践和行为。巴尔扎克“信奉”的王权和宗教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而是被巴尔扎克“自我化”了的，赋予它以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光彩的王权和宗教，是一种被限制和经过改造了的王权和宗教。巴尔扎克说：“天主教和王权是一对孪生的原则。这两种原则必须用法典加以限制”。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巴尔扎克寻觅不到新武器，企图把注入新内容的旧武器，当作改造社会的药方。然而，他的主观意愿和他行动的实际效果却产生了历史性错位。雨果明确指出了巴尔扎克头脑中的君主主义和行动上的民主主义是怎样发生矛盾的。左拉同样看到了巴尔扎克身上存在着的悖论，即他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是位民主主义者的民主主义者。泰纳有一个更为简要的说法：巴尔扎克跟莎士比亚和圣西门三人形成了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人性的最丰富的文献馆。
第四，还要看到，巴尔扎克的“正统派”的政治观念、态度和倾向是一个过程。他信仰王权和宗教的忠实程度随着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情势的发展而变化。他参加保王党不久，便著文《论保王党状况》指出：“保王党和自由党都有极大的错误”，申明要改造保王党人，给“保王党人一种更适合我们所处时代的思想”。他通过《乡村医生》、《幽谷百合》等作品形象地表现了农业的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受到正统派的冷眼；19世纪30年代中期，巴尔扎克由于受到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熏陶和共和党领袖阿尔芒·卡雷尔的影响，头脑中的共和主义的思想因素有所增强，塑造了“雄才大略”的共和党人形象。40年代初，尽管巴尔扎克的正统派观念出现了反复，但1848年的革命烈火发出耀眼的光芒，使巴尔扎克和正统派的分歧日益扩大。他嗅到了人民革命即将来临的气息，憧憬着共和主义的光明的未来。
“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识之士往往通过无形的纽带同人民的机体联系在一起”。巴尔扎克不可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他的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的总体中也包含着一些同情人民、重视人民的历史作用的思想因素。这位伟大作家曾向上层权贵们呼吁：“你们靠谁存在？靠人民。”他毫不掩饰地声明：“我是威风凛凛的人民的一部分”。同情、体恤人民和它的苦难的命运是巴尔扎克的高尚的社会情操。他在一篇小说中这样写道：“我开始观察城镇的活动，她的居民，她的角色。我穿得和当地的工人们一样坏……混在他们当中和他们打成一片”，“我了解这些人们的行为，我袒护他们的生活方式，我感到他们的破衣披在我的肩头，我脚上穿了他们的破鞋走路；他们的欲望与痛苦浸入我的灵魂，或者说我的灵魂走进了他们的欲望与困苦……和他们一样，我也对那些虐待他们的雇主们勃然大怒，或者对那种恶毒的手段大发雷霆。”巴尔扎克的天才的作品，表现了人民的力量，启发了人民的真知，产生了进步的历史作用。他的某些小说“自以为讨几条绳子来绞死人民，而其实是为人民要求自由”，正如左拉所指出的：“巴尔扎克把民族里生气蓬勃的力量”“给了那个伟大的缺席者——人民。”他的作品“像一条引向人民的大路，路面上撒布着废墟遗迹”。雨果的结论是：由于“巴尔扎克笔直奔到目的地，抓住了现代社会肉搏”，使作者“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加入了革命作家的强大的行列”。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同时也是他的政治观中的先进的思想因素的胜利。
四
马克思说：“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巴尔扎克作品中“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大大超越了“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况且，巴尔扎克“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同他的旧有的保守的政治观念、态度和倾向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当然，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合体，它不是单线的平面结构，而是复线的立体结构。他的认识论或真理观、辩证法、历史观，包括他的政治观，既有唯物的先进的思想因素，也有唯心的保守的乃至反动的思想成分。巴尔扎克的作品“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包蕴着他世界观中的一切矛盾。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巴尔扎克的艺术杰作超越、修正了他的旧有的保守的乃至反动的政治的观念、态度和倾向。巴尔扎克的“全部同情”本来放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如对鲍赛昂夫人的艺术描写渗透着他对风韵高雅、雍容华贵的贵妇人的由衷的倾慕和赞美。作者写她的矜持和高傲，写她的痛苦中的平静、悲伤后的强欢，写她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精神状态。巴尔扎克为他所倾心的这位贵族脂粉队里的领袖人物离开巴黎设计了一场豪华的舞会，但这个舞会终归成为贵族阶级向历史的告别会和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欢庆会。巴尔扎克毕竟把他所仰慕的像鲍赛昂夫人一类的贵族阶级的代表人物“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
为什么巴尔扎克的艺术杰作能够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以至超越、修正他的旧有的保守的乃至反动的政治观念、态度和倾向呢？高尔基的话是有道理的：“形象广泛于思想”。巴尔扎克重申波纳尔的观点：“一个作家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应该持有固定的见解”。杜勃罗留波夫曾这样分析和估量来自理论和现实这两方面的思想影响对艺术家的不同作用，他说：“也许，在承认某种抽象的理论底意义上说来某一个集团是对他起过什么影响的，可是这种影响不可能消灭他心里对于现实生活的真正感觉”。需要补充的是，抽象的理论原则和观念非但“不可能消灭”艺术家“对于现实生活的真正感觉”，相反，艺术家“对于现实生活的真正感觉”可以升华为深切的真理，或抑制、或冲破、或修改他们的旧有的抽象的理论原则和观念。这是因为事物的本质具有单一性，现象具有多义性，现象比本质丰富。抽象的概念、理论的原则和观念是外注的、受动的、间接的、往往是冷漠、刻板的，而具体可感的形象作为生动活跃的因素，对艺术家具有不可遏止的诱发性和魅力。它是艺术家借以产生他的理性和情感的“根”。活生生的社会生活是作家、艺术家学习和创作的最主要的课堂。现实主义的作家、艺术家由于采取从实际生活出发的唯物主义的观察方法，具有服膺真理的精神，通过深切真挚的艺术体验，接受历史和生活的教育和启示。他们的思想和灵魂往往受到富有生命力和光明前途的事物的感染、冲击、震慑、摇撼乃至统驭和驱使，兼之以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伦理道德情操的发酵作用，启发和强化作家、艺术家的“理智”和“良知”，从生活事实中汲取新的思想和新的观念，改变自己的初衷，甚至“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正如巴尔扎克所深切体会的那样，历史和生活本身的内在逻辑产生出一种“连科学也难以明辨”的“透视力”，使作家“无法控制自己”，听命于“擅自行动的力量”。正是在这种历史和生活的内在逻辑的推动下，巴尔扎克“无法控制自己”，以“擅自行动的力量”、宏伟的场面、广阔的规模、绚丽的色彩，勾勒了当时法国社会大变动的“中心图画”。巴尔扎克的大量作品从不同领域和侧面生动地表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如何取代腐朽的封建贵族的深刻的历史过程。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他描写了贵妇人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从经济上的逼攻到婚姻上的联姻都是资产阶级同贵族们进行历史性角逐和较量的斗争手段。巴尔扎克的《乡村医生》、《幽谷百合》和《农民》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再现了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方式的确立过程和发展趋势。巴尔扎克的著名作品《高老头》、《纽沁根银行》、《幻灭》，还有《古物陈列室》、《苏镇舞会》都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资产阶级男女怎样以联姻的方式，去征服贵族的男女，从外部冲击贵族的营垒，壮大资产阶级的声威；贵族的男女又怎样穿着“符合19世纪进程和改革君主制的思想”的遮羞布，“识时务地”、厚颜无耻地与资产阶级的男女“攀亲”，从内部瓦解贵族的阵容，接受资产阶级的腐化和同化，从而加速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的历史过程。
巴尔扎克的艺术杰作之所以能够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以至超越、修正他的旧有的保守的乃至反动的政治观念、态度和倾向，归根结底，是由历史和生活本身决定的。列宁曾指出：思想和感情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既然这里谈的只是社会的思想和感情，那么应该加上几个字：个人的社会活动，即社会事实，一定的思想和感情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必然产生的。巴尔扎克时代的社会环境的主要的基本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封建贵族的崩溃、资本主义的崛起。这种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不能不反映到人们的意识中来，形成社会的心理和意向，又不能不被作为社会的灵敏的神经的作家艺术家们首先捕捉到、感觉到。巴尔扎克具有艺术感受的天才和服膺真理的精神，在这方面，他“既是个赤子又是巨人”。巴尔扎克虔诚地听从历史老人的呼唤，接受生活师长的教导，触摸到当时法国社会大变动的脉动和心跳。资本主义取代封建贵族的必然的历史趋势和铁一样的生活法则，规定着社会环境的基本特点，决定、制约着巴尔扎克的思想和创作。巴尔扎克认识并理解了他所属的处于变革中的时代。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反转来说，他看到了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必然性。正如他自己所指出的，他“看到生活中的正反两面”。贵族的没落和资产者的兴起正是体现历史发展趋势的“正反两面”。巴尔扎克一方面看到了体现历史必然性的“反面”的人物——腐朽贵族，“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体现历史必然性的“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资产阶级的理想的代表人物，从而毫不掩饰地赞赏“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可见，巴尔扎克全面地、完整地看到了并艺术地表现了当时法国社会的铁的历史必然性。作为巴尔扎克的同时代人的巴尔扎克的研究家们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们的观点和恩格斯的论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雨果所说，巴尔扎克的“理智”使他看出了什么是人类的末日，也更了解了什么是天意；如左拉所说，巴尔扎克事实上已经瞭望到了光华灿烂的共和国，共和国是命运注定要来的，是全部作品所流露的结论，是贵族无耻和资产阶级无能的后果；如布吕及耶尔所说，是“历史决定论”的“内在的力量”推动巴尔扎克写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作品。巴尔扎克自己深刻地认识到：“在受某些环境因素的影响下”，艺术家被历史必然性所驱使，“无力控制自己”，“很大程度上受一种擅自行动的力量的摆布”，甚至“可以毫不在乎地拥护任何一个政府或是成为一个激烈的共和党人”。“想做一个忠实的、真诚的历史家的这个完全可以理解的愿望”，使巴尔扎克能够服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亲眼看到的生活中的图画，根据从生活得出来的结论”，创作出反映时代变革的杰出作品。巴尔扎克基于对历史发展必然法则的清醒的认识，产生了真挚坚定、强大有力的真理观念，使他旧有的保守的乃至反动的政治观念、态度和倾向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抑制、修正和改变，从而使现实主义获得了伟大胜利。
综上所述，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不仅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胜利，而且是他的世界观中的进步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的胜利，是他的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认识论或真理观、历史观和辩证法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他的具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色彩的政治观的胜利，归根结底，是处于变革中的社会生活本身的胜利，是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