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
几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每人手持一面自糊的或红或绿的三角小旗，站在崇文门外磁器口十字路口附近的马路边上，表情严肃地指挥着过往的车辆。只要有骑自行车的人从面前过，他们就会喊：“骑车的同志请注意——”骑车人一见晃旗、一听喊话就会歪头朝着孩子看，他们马上又喊：“不要东张西望！”没理会的骑车人一踏脚蹬子就过去了，反应快的咂摸出了滋味，扑哧一笑。这一笑不要紧，一个不留神儿，车轱辘撞在马路牙子上，车把一晃，车一歪，人就摔下来了。用小旗指挥车辆的孩子们见状哈哈大笑。这时候，摔下车的人才发现自己上了毛孩子的当。
这几年，胡同里的小孩子们都憋坏了。红卫兵在社会上造反的时候，不要说走街串巷的耍猴艺人和木偶戏艺人不见了，就是卖洋画和玻璃球的货摊儿、货车也没了踪影。即使大人不吩咐孩子少上街，孩子们也不敢像从前那样疯玩疯耍。特别是出了点儿事的人家，大白天都挂着窗帘，大人说话也悄默声的，小孩子自然不敢大声喧哗。但孩子们就像荒原上的小草，天气一暖就长出来；当抄家和大批判的高潮过后，他们又冒出了家门，开始在胡同里寻找属于他们自己的乐趣。
有一天，一个白胖胖的叫四毛儿的小男孩发现每天早晨6点多钟的时候胡同里的公共厕所最忙活，有的来得还挺急。四毛儿把这个秘密告诉给马头、华子和立民以后，脸上长着一块红记的马头突然想出了一个很开心、很好玩的主意。
北京的四合院，从它兴建之时起就是带着厕所的，老北京管它叫“茅房”或者“茅子”，大多设置在院落的西南角。但四合院外边的纵横交错的胡同里，却长时间没有公共厕所。直到清宣统三年，也就是1911年，北京城区官建和私建的“公厕”仅有8座。到1933年，当时被改称为“北平”的老北京城区，公共厕所已达到了600多座。到了新中国的“文革”之前，虽然大多数较长的胡同里都修建了公共厕所，但那里边并不十分繁忙，因为那时候四合院里依然保留着“私厕”，厕中的秽物由掏粪工人背着木制的粪桶进院掏走，然后装在粪车中拉走。在“革命化”和以“普通劳动者为荣”的社会舆论中，崇文区的掏粪工人时传祥成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劳动模范。“文革”前的1964年，院落里的厕所开始取消；“文革”爆发以后，不仅院子里的厕所绝大多数被取消了，而且连劳模掏粪工人时传祥也因曾经受到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接见而被打成了“工贼”和“粪霸”。旧的院落私厕被取消了，可新的公厕却没增建几个，由此胡同里的公共厕所开始拥挤、繁忙起来，特别是每天早晨的上班之前。闲着没事干的孩子头儿马头，就瞄准了这个“供需矛盾”。
第二天，几个孩子早早地起了床，然后在马头的带领下分头把胡同公共厕所内仅有的四个茅坑都占上了。蹲在那里眼看着一个个匆匆而来的人急得直转磨，有的甚至提着裤子小跑着去找另外的厕所，他们就忍不住偷偷地笑。如果不是腿蹲得酸麻了，这个游戏很可能会持续到中午开饭。一连数日，几个孩子大大地开心了一阵子，也大大地憋了内急的大人们一阵子，直到他们觉得没多大意思了，再加上挨了看出点门道的大人的骂，这才停止了厕所游戏。
可是胡同里实在没什么可玩的，闲得很是无聊，马头又灵机一动，出了个在马路边上摇旗喊话的主意。这个倒是新鲜，于是分工合作，四毛儿去找小竹木棍儿，华子偷了自家的面粉活糨子，立民把家里的剪子拿了出来。负责找纸做三角小旗的马头却空手而回——他家里连个大纸片都找不出来。还是四毛儿脑袋灵活，街墙上不是贴着花花绿绿的大字报吗，揭下来做小旗不就行了。四个孩子又分工合作，有放哨的，有揭纸的。回去以后，他们把大字报的空白处剪下来，糊巴糊巴三角旗就有了。
站在马路边上摇旗果然有意思，特别当骑自行车的人一歪头撞在马路牙子上的时候。可是时间一长，总玩这个也意思不大了。这天黄昏，正当他们有点厌烦的时候，马头忽然发现街上有个人身后背着一把琴骑着车过来了。他听邻居家的大孩子说过，这种像葫芦瓢似的琴叫“吉他”，也叫“流氓琴”。于是他就喊——“弹吉他的是大流氓！”
四毛儿、华子和立民见了也起哄地跟着喊起来，然后跟在骑车人的车后边追边喊，如果遭了回骂，他们就会感到一种特别的乐趣。如果不理，他们反倒会觉得没意思。
骑车背吉他琴的就是关金雄。他毫不理会，只顾骑着自行车往前走。一条蓝色的尼龙绳带子斜挂在他的肩上，背后是一把浅黄色的F孔吉他。喝足了酒，晕晕乎乎的，他听不大清楚几个毛孩子在喊什么。如果听见了，他很可能会下车，将车把一横，眼睛一瞪，一个“滚”字准会让几个孩子转身就跑。他的个头并不很高，但肩宽体壮，蓬乱的头发和顺着耳根爬下来的鬓角，足以把孩子们吓退。这两年，学校的红卫兵们一拨一拨地上山下乡去了，工厂、机关的各派人马正忙着夺权斗争，虽然社会风暴并没有完全揠旗息鼓，但穿衣戴帽的细节已经没多少人去认真关注了。以扑克牌玩“争上游”“打三家”及下象棋一类曾经被叫做“封资修”的活动，又在各个角落里泛起。衣服的制式变化不大，变化明显的是颜色。前几年流行的草绿色依然还在，但更多的人已经选择了蓝色和深灰色。不过多数人的发型似乎已经定型——上了点年纪的女人留齐耳短发，年轻女孩子实行朝天椒或者干部式的短发；男人则无论老小，或平头，或说不上型的那种前额较长、耳朵两边和后脑勺剃得露出青皮的“发式”，一个个显得怯头怯脑的，似乎是在显示着老实、普通和顺从。留起大鬓角，应该是很扎眼的“横主儿”，或者被人视为“流里流气”。关金雄就是这样的“横主儿”，他不仅留起了大鬓角，而且也不再躲在家中的小屋里弹琴，偌大的北京城有许多隐蔽的地方，特别是在夜晚。
“弹吉他的是大流氓！”
如果关金雄听清楚了，再看清楚这四个小毛孩子，也许他会乐。因为他会想起小时候和其他的三个小伙伴。他们也顽皮、淘气，不过淘的方式不大一样。他们可以上房、爬树，耍贫嘴，打架，可不会到马路上干这四个毛孩子的事情。真是时代不同了啊！
关金雄对喊声没有反应，四个孩子很失望。可是他们发现喊叫声引起了路人的注意。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就来劲了，继续追着喊，只是他们的两条腿撵不上两个飞转的车轮子，背吉他的人很快把他们甩在了后边。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新的追逐对象。
“四毛儿，你看，来了一个罗锅嘿！”马头喊着自己的小伙伴们。
“哪儿呢？马头，我怎么看不见哪？”华子说。
“这不嘛！”马头指沿着路边骑车的一个人。几个孩子都看见了，那人的身后背了个隆起的罗锅。
“罗锅上山！罗锅上山！”马头朝着骑车人喊。
骑车的小罗锅朝着马路边上看了看，见是几个孩子，其中喊“罗锅上山”的那孩子脸上长着一块明显的红记。如果在以前，他很可能会迈腿下车，对着几个厌恶的孩子吼上几句，但今天他既没那个心情，也没那个工夫，他还有他自己的事情，所以理也不理，继续向前骑，但耳边不断地传进几个孩子的喊叫声——“哎，马头，什么叫罗锅上山啊？”“你笨不笨哪，四毛儿，罗锅上山就是前紧呗。”“什么叫前紧呀？”“立民，你也够笨的。钱紧，就是没钱花呗。”骑车的小罗锅听了，只觉得哭笑不得，甚至想朝那个脸上带红记的孩子喊一句：“你就别叫‘马头’啦，叫‘马迹’吧！”
关金雄骑车背吉他上街，原本就有点招摇过市的嫌疑，路边孩子那么一喊一叫，许多匆匆走路的行人和站在街头的闲人都投出了有些惊异的目光。关金雄却是有点醉眼蒙眬，大街上似乎只有他一个人。
暮色苍茫，街灯骤亮，但没有霓虹灯也没有几家商店的街头显得十分单调。新刷上的和残破了的大字报倒是花花绿绿，虽然依旧带着火药味，但关注的人已经很少了，只有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显得有些活跃。绿灯走，红灯停，黄灯左转弯，习以为常，可是几年前却遭到了红卫兵的置疑，甚至愤怒——什么逻辑？红色是革命，应该永远放行！怎么能绿灯放行呢？那叫给牛鬼蛇神开绿灯！关金雄从前没有理会过这个逻辑，现在的醉眼中它却变成了一组神秘的眼睛——你闭上，我睁开；我睁开，你闭上。为什么不一起睁开或一起闭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众人皆醉我独醒。关金雄忽然觉得这些闭合的眼睛不怀好意——绿的诡诈，黄的虚伪，红的狂暴。一闪一闪的，都是在迷惑人，让人走进早就设好了的圈套。关金雄却不在乎，死里逃生，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还怕你的眼色吗？
“下来，下来，骑车背琴的，说你呢！”
一身蓝，空军？可你管陆地上的事情干什么？哦，交通警。“文化大革命”把警察的制服都“革”了，原先的夏装是白色，后来改成草绿色，现如今又变成深蓝色的了，和老百姓的服装差不多了。大沿帽也被普通的帽子替代了，和流行的便军帽差不多，只不过是深蓝色的。
“怎么回事？你没长眼睛？看见红灯没有？”
这年头的人火气都大，交通警也不例外。
路边的人原本不多，可警察一拦下一个骑自行车的，街上就会“呼啦”一下子冒出许多人来。有热闹可看了！刹那间拥上一片蓝、一片灰和一片草绿。人头攒动，混杂着平头、寸头、学生头，还有不大容易区分的齐耳短发。围在中间的竟然是一个警察和一个身穿花格衣服背着一把琴的“大鬓角”，让人觉得稀奇又眼晕。
“嘿！瞧这副打扮儿！”
“这人怎么穿了件女人衣服？”
围在四周的许多女人没有一个穿花衣服的，混杂在人堆里的男女衣着都一样。
“他背的是什么东西？”
“琴。”
“废话！我也没说是葫芦，我问叫什么琴。”
“冬不拉吧？”
醉眼惺忪，关金雄听不清楚众人在说什么，只觉眼前晃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让他感到希奇。长的、扁的、圆的、尖的、胖的、瘦的……定格，晃悠，一片模糊。依稀记得马路上招来了一群人在看什么，里三层外三层，他挤进去一看，原来地上有一口痰。好奇？闲的。闲来无事，到西郊动物园走一趟，站在铁笼子旁边看，看睡着了的狮子，看僵懒的蟒蛇，看作揖的狗熊。反正都在围栏里边，可以任你挑逗、嘲弄、恐吓和幸灾乐祸。这会儿，是看熊猫呢，还是看猴呢？心血来潮，关金雄真想大吼一声，像狮虎一样。他不是猫，不是猴，是人！他用愤怒的目光向周围扫去，如同剑和火一般。一个个围观者顿时胆怯了，急忙收敛好奇的目光，伸长了的脖子也缩短许多。关金雄看在眼里，轻蔑地冷笑一声，便不再理会这一张张惊讶的面孔。他把头一扬，满不在乎地等待警察训话，或者没收自行车钥匙。
“民警师傅，到工农兵医院怎么走？”
时代不同了，称呼也改变了，警察也不例外。从前孩子们叫“警察叔叔”，大一点的叫“民警同志”，自打“文革“以后，工厂里流行的“师傅”也开始在社会上通行。原因很简单，“同志”是不能随便叫的。一个扫街或扫厕所的人，很可能是被揪出来的“阶级敌人”正在“黑帮队”进行劳动改造，随便叫“同志”就会“划不清阶级界限”和“丧失阶级立场”。后来，“师傅”就在北京的大多数公共场合取代了“同志”。
“师傅，民警师傅……”
从哪儿钻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打断了警察的严肃和围观者的兴致。
“工农兵医院？”交通警的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个印象。其实他是在北京长大的，职业又和城市的街巷有着密切的关联，照说对为数不多大医院、大饭店、大剧场和主要街道了若指掌，但一夜间的“革命风暴”把偌大的老北京都横扫了，连名号也无一幸免。他知道“东郊民巷”改成了“反帝路”，“长安街”叫“东方红大道”，但无数个“红星”“红旗”“红光”“红卫”应运而生，这个“工农兵医院”如今是哪家医院化过去的，他就闹不清了。眼皮一翻，他不耐烦地想回一句“不知道”，可是话未出口他就怔住了。眼前这个身穿蓝制服问路的人，领口间竟然露出了紫红色小花的内衣——就像关不住的春色，撩拨着游人的心扉。忍不住仔细一看，齐耳短发套着一副鹅蛋型的白嫩的脸盘，高高的鼻梁下是一个小巧的嘴唇。问路的原来是个年轻姑娘。一时间他竟然有点不知所措。围观的人们捕捉到了年轻警察刹那间的眼神儿变化，顿时产生了新的兴致。
“工……工农兵医院？”交通警挠了一下后脑勺。
“哎？还真是的，这个工农兵医院是哪个医院啊？”四周的人也都失忆了。
“那边——”一个人望北一指，说：“崇文门里边，就是从前的同仁医院。”
大家应声看去，指路的是个不起眼的小青年，但仔细那么一看，却发现他是一个推着自行车的小罗锅。于是有人小声说：“嘿，这小罗锅还真长记性！”
“对对，同仁医院。”交通警恍然大悟，赶忙转身向北，用手指着说：“不远。顺着马路往西走，到了十字路口再朝北走，过了花市再向北，过了崇文门路西边就是。两站地，有8路汽车。”他殷勤地指点着，将闯红灯的人已经忘在脑后边了。
“你送她去吧。”人群里有人说，交通警却装作没听见。
“哎？你这把吉他是F孔的？”问路的姑娘并没有按照交通警的所指走开，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关金雄背的吉他。
关金雄冷冷地站在那里，眼皮都不眨一下。
“你弹夏威夷式的还是弹西班牙式的？”姑娘抬头问。
“都弹。”关金雄回了两个字。
交通警瞥了关金雄一眼，又转向那姑娘，想说什么，又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听人群里有人说：“行嘿，这小娘们儿够可以的啊，还懂得这玩意儿！”
“散开散开！都散开。别影响交通！”交通警把手一挥，显示出固有的威严。
人群开始散开，关金雄二话不说推车就走。闪出人群，他一手扶车把，一手托琴，骗腿上车，头也不回地向东骑去。
“哎，你……”交通警忽然想起什么，朝着关金雄的背影喊，但刚喊出口，却被那个问路的姑娘截住话茬：“劳驾，您再说一下，工农兵医院……”
“啊，啊。”交通警转过脸，点着头，不再理会已经骑远了的闯红灯的人。
“噢，噢，给他一大哄噢！”几个小青年起着哄散开了。
关金雄骑在车上，酒气冲上胸膛。他乜斜着盯了一眼前边不远处那诡谲的红绿灯，唱起了苏联影片《牧马人之歌》中的插曲——
一个春天早晨东方刚刚发亮，
一位民警准尉拦住一位姑娘。
这个民警准尉拦住那位姑娘——
因为不守交通规则走在塔干街上。
哦，民警呀，民警呀，
走在塔干街上……
民警恭恭敬敬地来到姑娘面前，
可是一见姑娘呀舌头不会动弹。
好像他是头一次见到这副模样，
深褐色的大眼睛呀金黄色的发辨。
哦，民警呀，民警呀，
金黄色的发辫……
北京外城的东南隅有一片水泊，名叫“龙潭湖”。元明时代，古高梁河将这片水泊与内城西北角的积水潭相连；后来古高梁河渐渐枯干并被填埋，龙潭湖就变成了几片水沼。其岸边杂草丛生，成为一片乱坟岗子。
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市政府动用人力、物力、财力，拓挖了两个总面积近700亩的湖。由于东湖和西湖分别被一条公路和一条铁路分割，两个湖又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四个湖。东西两个较大的湖中各有一座小岛。小岛荒无人迹，草木葱茏，成为各种鸟类的天堂。20世纪60年代，西湖增设了游船，开辟了钓鱼区；东湖则被辟为养鱼池，几尺长的大鱼悠哉游哉，吸引了几位特殊的钓鱼者——其中有赫赫有名的朱德元帅和贺龙元帅。由此，东湖的小岛上建起了别致的小屋，专供老帅落榻休憩。“文革”风暴突起，受到冲击的老帅再也没有闲情逸趣到这里来垂钓了，小岛从此无人问津，日臻荒芜，后来连房舍也被人拆毁了。
老北京把靠近龙潭湖的左安门习惯地称作“礓嚓门”。20世纪60年代的这一带远离闹市，白天来人很少，入夜一片昏黑。少许的路灯早已被人打碎，从此无人安装。龙潭湖岸边虽说幽静，但更多的却是恐怖气氛。喜欢到幽僻处幽会的情侣是不敢在这里流连的，只有那些对生活完全绝望的人才到湖边久久徘徊（过不了几天，湖里便会有一两具尸体浮上来）。老一辈人说：这里是龙潭、虎穴，每到动乱年月就要收人。虽然龙潭湖被更名为“红卫公园”，但凶杀案和投湖自尽的人却越来越多。
太阳落山的时候，在一个鬼魅似的影子的尾随下，关金雄把自行车推进了龙潭湖岸边黑糊糊的树林子。在靠近水边的地方，有一架残破的长椅，卷起的绿色漆皮似乎还残留着情侣侃侃细语的梦，但梦已经古老，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关金雄却不在乎这些，他把自行车靠在长椅的背后，取下背在身后的吉他，刚一坐下就随手弹了一串琶音。幽暗中，猛地跳出几个粗壮的汉子。烟头的火光一闪一闪的，依稀可以看出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样子。关金雄依斜在长椅的椅背上，纹丝不动，好像根本就没发现有人跳到他的近前，围在了他的身边。
“哥们儿，抽颗烟！”一个粗眉大眼的小伙子递上一颗“大前门”。
关金雄一伸手把烟接过来，往嘴上一叼。
“啪！”另一个留小平头的小伙子打着了打火机。借助火光，关金雄可以看清围在四周的是五个满脸匪气的小青年。
“弹一个，大哥。”
决不是请求，而是一种软中带硬的命令，同时还带着几分威胁的成分。关金雄并不理会，狠狠地吸了几口烟，猛地吐出来，干脆地说：“听着！”又是一串琶音，琴声随即响起。接着，他目中无人地唱起了《我的太阳》——
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
暴风雨过去后，天空多晴朗！
清新的空气令人精神爽朗，
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
一弯新月从东边的树梢上悄悄爬起来。清幽的湖畔，月色朦胧，琴歌狂热。几个小伙子听呆了，忘乎所以，脸上的横肉渐渐松弛下来。烟头烫手了，有人“哎哟”一声，立即有人发出嘘声加以制止。
浑厚、粗犷的歌声似乎不是唱出来的，而是从心底里迸发出来的，给人带来一种特殊震撼。人在静听，草木也在静听，连星星都凝聚在暗蓝色的天幕上。不远的地方是粼粼的波光。一条大鱼“扑喇”一声跳出水面。太闷热了，它也需要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一条小船从湖心岛那边划过来，木桨拍打着湖水，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但岸上的人谁也没注意到。湖畔是幽暗的、寂静的，只有琴声和歌声。
月移树影动。长椅后边树丛中，有一个影子凑过来，越靠越近。在几米开外的一棵大树的背后，那影子蹲伏下来，消隐在黑黢黢的阴暗里。
“关儿，上船吧，就等你了！”
听到赵三儿叫，关金雄止住唱，收住琴，站起身来，慢步走向湖边。“大哥，什么时候还来？”一个听琴的小伙子追在后边问。
“明儿。”关金雄回了一句。
“好嘞，明儿见！”
伴随着拍桨的声音，小船向湖心岛划去。
湖畔重归沉寂。
一个人在湖边徘徊，月光勾勒出浓重的轮廓——这是一女人。
女人慢慢地靠近湖水，向湖里走了一步，迟疑了一下，又走了一步。看样子，她是准备走向湖水深处的。
背后的咳嗽声吓了女人一激灵。她猛地一回头，看见朦胧的月光下有一堆暗影。什么东西？是人是鬼？令人毛骨悚然。女人尖叫一声，扭头就跑。
暗影叹息一声——原来是人！月儿刺破薄云，暗影显现出来——个头不高，脊背凸起——这是一个小罗锅的影像。
小罗锅就是躲在大树背后的那个人。在躲在树后听琴的时候，他已经发现了那个徘徊在水边上的女人。他凭着自己准备实施同样举动的念头，断定那女人要寻短见。仅是咳嗽了一声就把那女人吓跑了，令他觉得一阵轻松。寻死可能是一瞬间的事情，过了那个极端，也就挺过去了。他深呼了一口气，面对着湖心岛，坐了下来。
湖中又有了“扑喇喇”的声音，那是鱼儿翻出水面了，让人羡慕。如果能像鱼那样游到岛上去，那该多好。当初他那死的念头是在听到琴声以后的一瞬间消失了的，但现在琴声消失了，他感到异常孤独。
他出生的时候看起来好好的，可长着长着就出现了异常——前胸和后背隆起，像是一边长了一个大包。赶紧上医院，一检查，医生说天生的脊椎骨畸形，说白了就是罗锅。但孩子太小，不能动手术，就是动了也不一定能治好。母亲一听就哭了，父亲急得直跺脚。不过小的时候他没意识到自己是个残疾人，因为他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是更多的保护和溺爱。渐渐长大了，他和其他孩子一样，说，笑，玩，上学。只不过他是个“娇孩子”，周围所有的人——老师、同学处处照顾他、谦让他。下雨了，同学为他打伞；路上泥泞，立刻有人搀扶他，甚至背着他过漫水的地方；他病了，老师就会到家里为他补课。他的小名叫“小福子”，父母这样叫他，同学们也常这样叫。虽然已经知道了自己是个残疾人，可并不自卑，因为他是生活在“福”中的。但自从一个名叫“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开始以后，一夜之间谁也顾不了谁了。他觉得他突然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一个被社会遗忘在角落里的人。只有那些半大不小的陌生孩子没忽略他，他一出门，就有人在后边追着喊：“小罗锅，下雨不发愁；人家打雨伞，他顶着大罗锅。”愤怒，委屈，他想哭、想骂、想打，但他连小他几岁的孩子都追不上。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确是个残废。
他也曾被人羡慕过——那是上山下乡的时候，因为只有病人和残疾人可以留在北京，留在父母身边。他没想那么多，他也是热血青年，所以锣鼓一响、“光荣榜”一贴，他就主动填了“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志愿书。然后他就急切地等待，甚至不顾父亲的劝阻和母亲的眼泪而提前准备衣物，可是“光荣榜”上始终不见他的名字。他被留下了，有的人羡慕得要死，他却懊丧已极。对于他人的羡慕，他感到的是讽刺和侮辱。当他听说有人为了逃避上山下乡而开假病条，甚至还有的自戕胳膊、腿时，他才相信那“羡慕”不是虚伪的。但他又百思不解，这些强胳膊健腿的人究竟怎么了？虽然想不通、搞不懂，但他忽然觉得自己比他们强大，由此也产生了几分骄傲和安慰。可是不久他又烦躁起来，既然“上山下乡”不需要他，哪里还需要他呢？走出校门以后，他只好待业在家了。“待业”总比“无业”强，因为它毕竟给人以希望。一等就是两年，从烦躁到心灰意冷，他第一次想到了死。他的父母不知找了多少人，求过多少情，他好不容易才进了一家街道办的纸盒厂。糊纸盒是一个简单又单调的工作，但也给他带来了几分兴奋。毕竟有了工作的机会，他毕竟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了。
是不是生活再一次开始向他微笑了呢？他有权利得到其他人能够得到的这一切吗？他暗暗问着自己。同组的一个留着短辫子的女工经常照顾他，就像上小学的时候一样，也曾有女同学帮助他、照顾他，但那都不像现在这样闹得他有点心神不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说不清。他只觉得天空是那么蓝，阳光是那么灿烂，内心是那么充实。他似乎又回到了倍受娇宠的童年，回到那到处都是友爱的年月。可是好景不长，很快他就听到有人甩闲话了：“赖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撒泡尿照照！”“鲜花插在牛粪上……咂咂……”那个女工突然远远地避开他，甚至连句话都不敢跟他说。他明白了，那些话都是甩给他俩听的。他一下子跌进深渊，沮丧、自卑到极点。他再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残废人、一个多余的人，没有权利享受正常人可以得到的东西。他的脑海里再一次冒出了死的念头。是啊，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到处都是火药味，到处都在“批斗”，连他过去喜欢的歌曲都没了，连正常人都不正常了，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呢？只是他下不了这个决心。他实在是狠不下心来抛下可怜的父母。有时候他又觉得很可笑，因为父母给他起了个“郭福生”的名字，小名叫“小福子”，可是他一生下来就注定了没福气。他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拼命地埋头糊纸盒。
“你看都什么时候了？”那天上班，他迟到了10分钟，老大妈模样的班长满脸不高兴。他说他出门的时间本不晚，可是在半道自行车坏了。班长不以为然，说你早点出来，走也走到了。他不再说话。他还能说什么呢？车间里沉寂了好一会儿，有人小声嘀咕：“说他干嘛，一个残废……”话好像是偏向着他说的，可是……他听了只想哭。我是残疾，可我用手干话，一点也不比人少哇。糊纸盒，又不是跑跳……他狠命地干起话来。
生活就是这么单调，像时钟的钟摆。钟摆还有嘀嘀哒哒的响声，还会不时地引来人们的目光。小福子算什么？没有声响，没人理睬，你只是个多余的人。在寂寞和孤独中，他买了几条红色的小金鱼，养在家中的一个旧脸盆里。每天下班，他一进家门就看鱼，忙着给金鱼喂食、换水，然后蹲在脸盆旁边看鱼吃食、游动，心中便生出许多乐趣来。后来连他的父母也加入了观鱼的行列，因为儿子的爱好就是他们的爱好，儿子有了笑脸就是他们最大的安慰。不久，父亲托人做了一个大玻璃鱼缸，他一见就差点跳起高来。从那以后，他又多了一项工作——利用闲余时间到护城河或城外的水洼里去捞鱼虫。无论是腰酸腿疼还是风风雨雨，他都乐此不疲。鱼在玻璃缸内游来游去，他呆呆地守在旁边，一坐就是一两个钟头。小金鱼是他的朋友和知心人，话不必说，都在默默无言中。
那天他又去捞鱼虫，满瓶而归，兴致勃勃。但他不敢骑车太快，因为车把上挂着兜着瓶子的网兜，一只手还拿着捞鱼虫的抄子。车进胡同，快到家了，他已经开始想象小金鱼进餐时的欢快。突然间，两个胳膊上戴着红袖标的小伙子边骑车边按铃地闯过来。第一辆车绕着“8”字钻过去了，第二辆却兜在他的车把上，两辆车同时倒地。不用说，他摔得不轻，最让他心疼难忍的是瓶子碎了，鱼虫撒了一地。不等他说话，那个戴红袖标的小伙子爬起来就开骂：“你他妈瞎啦！”而后又发现自己身上粘了许多黏糊糊的东西，于是发狠地踢了一脚碎瓶子，说：“给我赔衣服！”前边的伙伴已经下了车，说：“算啦，算啦，你没看他是个罗锅。”那人这才发现趴在地上的是个残疾人，悻悻地说：“要不看你残废，非让你舔了不可！”说罢，两人扬长而去。他依旧趴在地上，欲哭无泪。
他推着车，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中，只对父母说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就急着去喂鱼。没了鱼虫，他只能往鱼缸里撒窝头渣子。第二天早上，他发现五条金鱼死了三条，还有两条翻了白肚。他万念俱灰，傻傻地站在那里自言自语：“死了，死了，全都死了……”
在日落天黑的时候，他在家里留下了一封遗书就来到了偏僻的龙潭湖，想扎进水里，一命了之。但就在他想跳湖的那一瞬间，他的眼前又浮现出父亲在叹息和母亲在哭泣。想到父母，他心如刀绞。他是父母唯一的孩子，他死了以后他们该怎么过呀？将近二十年的养育之恩，他无法报答。可是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正当他在生与死的岸边矛盾、徘徊的时候，他听到了奇妙的声音——那是他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的琴声和歌声。刚开始他以为那是错觉，那不是人间的声音，人间的声音他已经听得厌烦了——电匣子里和高音喇叭里每天往耳朵里灌。现在他听到的声音却是来自天上的仙乐，在迎接他的灵魂升入天国。“我来了……”他说。他迎着乐声走去，乐声却突然停止了。紧接着他听到了说话声，人的说话声。循声再走，他看见了一亮一亮的火光，是萤火虫的光，还是星星的光？或是传说中的鬼火？最后他确定那是有人在抽烟。琴声和歌声又响起来了，动人心弦。他呆呆地站在一棵树的后边，一直听到深更半夜，连死的念头都忘记了。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到龙潭湖来听琴——这琴声和歌声成了他活下去的支撑点和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这个弹吉他的人并不是每天晚上都到龙潭湖，扑空的时候，他感到很失望、很失落。后来他就跟到了弹吉他人的家门口，然后每天晚饭以后骑自行车到弹吉他的人家门口附近的一个角落里等候。弹吉他的到龙潭湖，他就跟到龙潭湖，到东单花园就尾随到东单花园。他跟在弹琴唱歌的人后边，并不凑到近前，而是躲在不远不近的一棵大树后边，静静地聆听。他不知道曲名、琴名，但他感觉到了一种魔力。那是完全不同于收音机和广播喇叭所传响的一种魔力，说不清、看不到、摸不着，既不是命令的，也不是强拉硬拽的。哦，这是风声、雨声、松涛声、小溪流水声，还有花香鸟语、云飞云走。实的变成了虚的，虚的变成了实的。虚虚实实的，无穷无尽。他用整个心灵在倾听，心灵感受着弦外之音——人的呜咽，哀愁，痛苦，微笑，心跳，愤怒，烦恼，惆怅，沉思，渴望，期待，宁静，焦灼。时而舒缓，时而迅捷，时儿激越，时儿低沉，时儿狂热。这琴这歌，明明是为他弹的和为他唱的。琴歌是魔鬼，他就是魔鬼的信徒。他甘愿追随这魔鬼，踏上那奈何桥，甚至走进十八层地狱。
几次跟听以后，他就知道了弹吉他的人叫“关儿”，也被称作“吉他关”或者“吉他王”。他甚至能叫出经常听关儿弹琴或者相聚的人的名字——杨路、老方、赵三儿什么的。他还发现有一不明身份的人也经常暗暗地跟踪关儿，他感觉那个人不是像他这样听琴的，似乎不怀好意。他想提醒关儿，却不知怎么去提醒，因为他也是一个秘密跟踪的人。
现在，那个弹琴唱歌的人乘着小船到湖心岛去了。可惜他不会游泳，就是会游泳，他也不能游到那里去。那个天地是别人的，他是个局外人，谁也不需要他，即使是魔鬼也不需要他。自从“风暴”横扫，人与人之间都在相互提防着，只有至亲好友才能在私下里悄悄透露些心里话。即使是这样，灾祸也有可能从天而降。可是不管怎么样，他都自认为那个弹琴唱歌的人是他心心相印的老朋友，琴声和歌声就是他们的对话和沟通。是啊，老朋友，相识已久，从刚一出生就息息相通。
湖那边没有灯光。眼前黑糊糊一片，分不出是水是岛，还是岛上的草木。小福子眼巴巴地朝着岛那边张望，竭力想透过夜幕发现些什么，但他什么也看不见，一切都被夜的网吞没了。
不知不觉中，一片乌云将月亮和星星遮住了。小福子突然产生了几分恐惧。从死亡的边缘走过来的人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但他还是感觉到了有什么危险在临近。他发现躲在黑暗处听琴的不只他一个，似乎还有一个影子忽隐忽现。不祥的预兆笼罩在四周。他忍不住回过头去，果然有一个黑影一晃就不见了。
湖那边火光一闪，有人在抽烟。小福子怦然心动，耳朵里回响着似有似无的琴声和歌声，不知那是从小岛上传过来的，还是自己感觉中的幻觉。
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
暴风雨过去后，天空多么晴朗……
湖畔静悄悄，小福子心目中的琴歌却越来越响亮。弹吉他的人和他的伙伴们一定在湖心岛上发着疯、发着狂，让小福子越发向往。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无拘无束的天地。咫尺天涯，但割不断声音和想象。只要有一个正常的耳朵，他就可以捕捉天籁的传音；只要神经还健全，谁都遏制不住他的感觉、感受和反应。不管那声音来自何方，天堂也罢，地狱也罢，他都会紧紧追随。无论那琴歌属于什么，仙乐也罢，魔咒也罢，都让他魂飞神荡。一双无形的手在轻轻地抚慰着他，原本流浪着的灵魂寻找到了自己的家园。
“什么人？”
“干什么的！”
随着几声吼声，手电筒的光柱交错晃过，最后集中在小福子的身上。受惊的小福子眼花缭乱，一时看不清有多少人围上来，只觉得一个个横眉立目、杀气腾腾。他的直觉是遇上了坏人或者流氓，只好慢慢地站起来。
“不许动！”
“老实点！”
小福子呆愣了，猛地想起电影里抓特务的场面。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奸狡的特务分子被身穿白色警服的公安人员围在一个角落，像匹野兽堕入网底，再挣扎也无济于事。可是……自己怎么就变成特务了？流氓化作了公安人员？做梦吧？
“你在干什么？”声色俱厉。
小福子恍然明白了。不是梦，围在他眼前的是查夜的民兵。一年前，他曾经在街道联防指挥部呆过一阵子。到“联指”的人，都是从各单位抽调的。抽调的人是临时性的，自然是由原单位发工资，所以各单位的“革委会”主任自有算计——本派的骨干和得力亲信要留下“抓革命”，不便派出；有技术、能干话的得“促生产”，必须留下；“有问题”的不能外派，得放在单位看管。派出去的只能是那些失宠的、闲着没事的、指不上的、有点刺儿头的，反正是充个数。这些个人凑到一起，去维护社会治安，却也闹得轰轰烈烈、家喻户晓。巡街查私，有时有晌，闲来无事，就聚在一起打扑克、下象棋，要不就在小屋里一倒，睡大觉。睡足了，玩够了，就手提着棍棒结帮成队地去查夜。查不着特务，就查坏人；查不着坏人，就查嫌疑，查看着不顺眼的和长得像坏人的。他们最感兴趣的还是查那些个在犄角旮旯谈恋爱的男女。躲在旮旯里能有什么好事？有一对，查一双。带回去得详详细细审查、追问——姓什么叫什么，在哪个单位工作，干什么。这是例行公事。例行公事也让许多人害怕。一问三哆嗦，让审问者感到兴奋有趣。但审问人更感兴趣的还在后边：两个人什么关系？拥抱没有？接吻没有？还有没有其他动作和流氓行为？不说？好，扣在这儿，叫你们单位来领人。承认就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就接着说具体的吧，要的是细节。男的结巴，女的红脸，越结巴越脸红越得交代清楚，审问人的眼睛已经发光发亮了。小福子是作为纸盒厂指不上的人派出去的，在这里也指不上。指不上也罢，偏偏他看不惯这一套，听不得这些话——这本身不就是耍流氓吗？他赌气回厂去了。连“工人民兵”都当不了，厂里人说他是个废物。废物就废物吧，他不愿意当官派的流氓。可如今呢，当他这个“老民兵”遇上了“新民兵”的时候，心里很是坦然。
“你在这干什么？”
“歇会儿。”
“你干什么的？”
“工人。”
“什么厂？”
“纸盒厂。”
“什么出身？”
小福子原本可以骄傲地回答“工人”二字，但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了岛上传来的琴声和歌声，他开始不安，因为他不愿这几个什么都管的大爷们注意或发现岛上的动静。这年头，除了“样板戏”“语录歌”和“向阳歌”以外的声音都是犯忌的。他本能的反应是尽快将他们引走。
“说！”
“你管着吗？”
“管的就是你！”
湖心岛那边声音戛然而止，小福子开始怀疑自己的听觉。当他听见鱼儿翻出水面的声音时，他放心了。
“这小子一定不是个好东西。”
“带走！”
查夜的好汉们吼叫着，毫无顾忌地用手电光晃着他们所擒获的对象。
“先搜搜他……”有人不放心地说。
小福子听了想笑，因为他想起了“麻杆打狼两头害怕”的那句歇后语。
“走吧，走吧，带他干嘛？你没瞧见，一罗锅！”
“嘿，真是的啊。我还以为是一对野鸳鸯呢，真他妈扫兴。”
“罗锅子活腻了吧？别是到水边来寻死。”
“寻死？那是自绝于人民。”
“那也能省三十斤粮票。”
“走，走，跟他废什么话！”
手电光照到别处去了。五六个汉子骂骂咧咧地消隐在夜幕之中。湖畔重归寂静，小福子孤零零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月没月出，湖边忽明忽暗。突然间，小福子肩头耸动，呜呜地哭起来，就像一头受伤的野兽。
“回去吧，别哭了。”
身后发出了一个轻轻的声音，小福子听得真真切切。他顿感毛骨悚然，惊惧地回头望去，只见一个黑影轻飘飘地隐入大树后边，霎时不见了。
湖心岛这边，关金雄和杨路、林启云、赵三儿和另外两个朋友方惠民、蓝晓光正在聊天喝酒。
荒草丛生的残垣断壁之中，铺着一块破旧的苇席，上边摆放着两瓶二锅头和一包油炸花生米。关金雄不仅是琴技高超，他的酒瘾和酒量也同样出类拔萃。半斤、八两，他仰仰脖子几口就能喝干；几种酒放在那儿，他只要抿一口，就能说出哪个是陕西西凤、哪个是山西汾酒、哪个是泸州老窖，同时还能说出酱香型、清香型、浓香型和介于清浓之间的区别。李白斗酒诗百篇，关金雄则是酒过三巡的半醉半醒时刻才能琴兴大发，将吉他“弹飞”。
“关儿，你少喝点儿啊。”
戴副白边眼镜的方惠民瘦弱、白净，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与关金雄同在一家工厂。他上的是技术学校，分配到厂里名为“技术员”，实际上和其他工人一起在车间里干活。他和关金雄几乎天天见面，习惯地只叫关金雄的姓。此时的关金雄把琴扔在草地上，抓起酒瓶子，“咕咚”就是一大口。方惠民的酒量不大，也不成瘾，所以总是劝阻关金雄。
“喝！一醉方休。”体壮身强、浓眉虎眼的杨路自称“酒仙”，抓起另一个瓶酒去和关金雄碰。
“羊头，你悠着点啊。”林启云虽然比方惠民小几岁，但在几个发小中年龄最大，所以他总是充当提醒弟兄的角色。杨路不买赵三儿的账，对他却是言听计从。
“我来，我来。”从小就被叫做“猴三儿”的赵三儿很是灵巧，他一手把关金雄再次往嘴里倒的酒瓶子顺过去，仰脖就是一口，然后唱起了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唱段——
临行喝妈一碗酒，
浑身是胆雄纠纠。
鸠山设宴
和我交朋友……
“去去去！”杨路打断赵三儿的唱词，“你烦不烦啊，电匣子里边白天黑夜播这个，我都想弄个棉花团堵耳朵了，好不容易找个清净地儿，你又来了。”
“嗨，我就顺嘴那么瞎唱。”赵三儿住了嘴，不好意思地解释说。
“你可别瞎唱。”林启云说，“瞎唱就是破坏革命样板戏，就是现行反革命，你知道不知道？”
“你们就别吓唬他啦。”关金雄说，“再吓唬他，他就该尿裤子了。”
“哎，对啦，样板戏都哪八个呀？”赵三儿问。
“有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蓝晓光说，“还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乐《沙家浜》。”
“您还记得挺齐全啊！”杨路不无讽刺地说。
“晓光是诗人。”关金雄说，“他从小就喜欢看书看戏。”
“得，我还是当我的干人吧。”杨路说：“再湿就泡缸里了。”
“别说那个了，我跟你们说个最近流行的三大怪啊。”林启云接过去说，“空书包来回带，头巾双层戴，豆腐比肉卖得快。”
“还真是的。”方惠民说，“现在这人吧，上班下班都背着个绿书包。除了汽车月票，几块钱，还能有什么呀？可不空书包嘛。豆腐的确比肉卖得快，不是便宜嘛。我就不知道这女同志为什么戴双层头巾了。”
“臭美呗。”赵三儿答道。
“也还不是臭美的事儿。”关金雄说，“这几年春天的风沙多大呀！一层纱巾根本就不管用。”
“还有七机部三大怪呢。”赵三儿说，“空书包来回带，按时下班没有菜，先生孩子后恋爱。”
听赵三儿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七机部”是第七机械工业部的简称，在南苑一带、西郊永定路一带和丰台云岗一带，有“一院”和“二院”“三院”之分，原本属于保密单位。“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三个院的数万人分成了名为“九一五”和“九一六”两大派。为了造声势，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把大标语刷遍了北京城的主要大街，这“九一五”和“九一六”也就成了北京市民家喻户晓的群众组织，其所在地便成为公开的秘密。
“虽说七机部的食堂又大又多吧，可架不住人多呀。闲着没事儿，离中午12点开饭的时候还有半个小时或者四十分钟就有人到食堂排队去了，所以呢，正点来的也就买不上菜了。”赵三儿解说着，“派仗打腻味了，干嘛呀，乱搞对象呗。搞着搞着有孩子了，就只能结婚了。这叫儿女包办。”“三儿，你也包办一个呀。”杨路说。
“我倒想包办。”赵三儿说，“咱没那个本事啊。”
“你现在多美呀！”关金雄说，“上班也就是满世界溜达溜达，划划船，看看景，多自在啊。”
“我就烦开会。”赵三儿说，“天天开会，没完没了的会。”
“开会还不好啊，”杨路说，“一开会就不用干活了，坐在那儿听他们瞎白话呗，不爱听了就睡大觉。白天养神儿，晚上咱们喝酒。”
“哎，我再给你们说个街上的笑话啊。”林启云说，“你们知道吗，现在有的商店里卖东西得先说毛主席语录。”
“那叫‘最高指示’，上半句对下半句。”蓝晓光说。他和关金雄相识的时间不算长，但很快就成了莫逆，其间的契机就是一个写歌词一个谱曲的合作。
“对。”林启云说，“一个老头进了商店，对着售货员叫了声同志，说我买一双袜子。售货员并不拿货，而是对着老头说最高指示的上半句‘不要吃老本’，只等老头说了下半句‘要立新功’才给拿货。老头不知道这个规矩，也不知道这句最高指示，连说三声‘同志我买袜子’。售货员连回了三声‘不要吃老本’。老头急了，说‘谁吃老本了？我吃我儿子呢！’”
“要是买棺材就叫吃老本了。”赵三儿接过话茬儿说。
“这话你可别在单位说啊。”方惠民提醒赵三儿，“我们单位的一个人就爱说片汤话，有一次临下班‘晚汇报’，他顺嘴说了句‘走，给三爷拜寿去’，结果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我知道。”赵三儿说，“我们单位的人还行，大家成天在一起打哈哈。”
“听人劝，吃饱饭。”关金雄说，“三儿，你将来没准就吃亏在这张嘴上。”
“我也给你们讲个新流行的故事啊。”杨路说，“说是公共汽车上，一个罗锅和一个秃子抢座位。原本是罗锅在前，秃子在后，可罗锅没秃子利落，被秃子一个箭步抢了先。罗锅气不愤儿，就对秃子说：‘哎，师傅，我认识您哪。’秃子反问：‘那我叫什么呀？’罗锅指着秃子的脑壳说：‘您不是叫灯泡厂的吴阀（无发）同志吗？’秃子说：‘我也算认识您哪，你不是前进（前紧）大队的高峰同志吗？’两人都知道对方在贬损自己，于是就吵了起来。售票员是个麻子，听吵架去相劝，说：‘冲我面子，算啦，都少说几句吧。’罗锅正在气头上，说：‘冲你面子也平不了！’周围的人哈哈大笑。售票员说：‘我好心好意，怎么冲我来了？’旁边一个瞎了一只眼的乘客搭茬说，‘谁让你多管闲事呢？多管闲事多吃屁。’售票员回说：‘好，好，下次遇见事儿，我也像你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哎，这不是你自个儿讲自个儿吧？”赵三儿听完了说，“我怎么对不上号哇？”
“那是。”杨路说，“你是三儿，人家是四个人。”
“还是我给你们讲个更逗的吧。”赵三儿说，“一个发高烧的人，到医院去看病，遇上人多排长队。浑身难受，队伍却移动得很慢，因为有许多人夹塞儿走后门。发高烧的人喊不许走后门，叫号女护士哼了一声甩过话，你有本事就堵。几天后的一个深夜，那个女护士独自值夜班，那个发高烧的人戴个大口罩闯了进来，女护士吓坏了，乖乖地按照来人的喝令脱了裤子。那人把一个东西塞进女护士的肛门里，说不许动，是雷管，一动就爆炸。那人说完就跑了。警察来了，小心翼翼地从女护士的肛门里取出一个小玻璃瓶。里边有一张小纸条，上写三个字，你们猜是什么字？”
“什么字？”杨路一时想不出来。
“堵后门！”关金雄脱口而出。
杨路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说：“关儿，你也学坏了啊！”
“这故事已经传遍北京城了。”关金雄说，“三儿也就是刚趸来就卖。”
“三儿就喜欢这些下三路的故事。”杨路说。
几个人嘻嘻哈哈地说着笑着，一瓶酒很快就喝干了。
“哎，对了，你们有谁要书吗？”赵三儿说，“我们园林管理处有一图书馆，被封了好几年了。有一天我拆了两块钉在窗户上的木板爬了进去，里边堆的全是盖着尘土的书。我拣了几本，有的还挺有意思。”
“前几年不是都烧了吗？”杨路一边喝酒一边问。他的眼里闪现出横胡同中学操场上的火堆，大摞大摞的书被扔进去，火光冲天。被批斗的女校长和几个老师被勒令围着火堆转圈跑，没完没了地跑。忽然间，女校长晕倒在火堆旁……
“我们这儿烧了一部分。”赵三儿说，“剩下的就都堆在图书馆，封了起来。”
“哎，你都拿了什么书？还记得书名吗？”方惠民一听书，很感兴趣。
“有《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赵三儿想了想，说，“还有一本《林海雪原》，好像就是《智取威虎山》吧？里边有杨子荣和坐山雕嘛，还有百鸡宴。”
“那是两码事儿。”杨路说，“《智取威虎山》是京剧样板戏。”
“也不完全是两码事儿。”蓝晓光说，“它是根据《林海雪原》改编的，取了其中的一部分。”
“还有什么书？”方惠民追问。
“其他的我就记不清楚了。”赵三儿说，“要什么书，我给你找找去。”
“三儿，你可留神啊。”林启云说，“别让你们单位的人发现了。”
“没人去那地方。”赵三儿说，“这年头，有书的还往外扔呢。”
“再放就烂了，不拿白不拿。”杨路说，“你多抱它两摞，没用的卖废品还能挣瓶酒钱呢。”
“对了，你看看有小提琴练习曲吗？”方惠民说。
“又是给你闺女找吧？”杨路知道老方爱子如命。
“就是。”方惠民说，“我们敏洁还真是缺教材。”
“还是我帮她找吧。”林启云说。他是方惠民孩子方敏洁的提琴老师，觉得自己有义务为孩子提供教材，但他学琴时的练习曲都在前几年闹红卫兵的时候扔掉了。
“哎，你帮我找一本书。”蓝晓光一向喜欢文学，正愁没书看，“有一本叫《人 ？岁月 ？生活》，是苏联作家爱伦堡写的，咱们以前翻译过，内部发行的，我一直想看，就是找不着。”
“你得给我写出来。”赵三儿说，“那么一大串儿，我可记不住。”
“别费那劲了。”关金雄说，“你要在他们图书馆找栽花养鱼的书还差不多。”
“我去找找，如果有的话，我都给你们抱出来。”赵三儿说着，转向关金雄，“关儿，教我弹琴吧，怎么样？”
“别逗了。”关金雄说。
“真的，我给你当徒弟。”赵三儿说得很诚恳。
“你不是那块料。”关金雄说，“不是说你，你毛手毛脚的，哪有那个耐心哪。再说了，我也不再随便教人弹琴。”
“怎么呢？”赵三儿觉得有点奇怪。
“有个叫铁子的你知道吧？非找我学琴不可”关金雄颇有些懊恼地说，“学就学吧，刚学了点皮毛就去……”
“干吗？”见关金雄说了一半就不说了，赵三儿一时想不出来。
“你说干吗？”关金雄反问。
“嗨，我知道，借着琴去拍婆子。”赵三儿恍然，“其实也没什么，不就交个女朋友嘛。”
“交朋友我不管，可别糟蹋了手艺。”关金雄说，“我说怎么好些人骂弹吉他的是大流氓呢。”
“这也不能全怪铁子，只要一弹吉他，就有女孩朝跟前凑，主动跟你搭话。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赵三儿嘟囔着，但说话已经没了底气，因为他想学吉他的目的就是拍婆子。
“也是啊，女人就是爱赶时髦。”蓝晓光说，“刚一开始全国学解放军，她们找对象就专挑戴红领章的。后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她们又都找工人了。”
“那得看什么工人了。”杨路说：“装卸工也是工人，锅炉工、铸造工、清洁工，不都是工人嘛，她们找吗？”
“关儿，我可听说你有三大好啊。”碰了钉子的赵三儿有点不服气，说，“外边都说，吉他王三大好——吉他、酒、女人。”
“头两宗不假。”关金雄一笑说，“没有吉他，我还活什么劲？没了酒，就弹不好吉他。至于女人嘛，谈不上一好。”
“真是奇了怪了。”赵三儿说，“在横胡同中学的地下室里，你怎么就把一女红卫兵说迷糊了？再那么一弹一唱的，嘿，人家就把他放出来了。”
“那你怎么给关进去了？”蓝晓光略知此事，但不知道赵三儿怎么就来了个大变活人。
“这叫偷驴拔橛。”杨路说，“人家关儿已经出来了，他进去瞎转悠，不关他关谁？”
“也不是瞎转悠。”赵三儿说，“我在教学楼那边先遇上了一个女红卫兵，我就套她的话，她还真把关关儿的地方给说出来了。”
“你就吹吧。”杨路说。
“干嘛吹呀，要不我怎么进了地下室啊？”赵三儿说，“得了消息，我就回操场去找杨路，他也不藏哪儿去了，我在人群里找了他两圈，就是没见他的影儿。后来我又回去了。地下室有两个门，右边的门锁着，我就进了左边没上锁的那间。里边是空的，我刚想出来，身后的门就突然关上了，紧接着就是上锁的声音。怕被人发现，我当时也不敢敲。后来关急了，我只好使劲砸门，没想林子带着他表弟来了。”
“这叫自投罗网。”杨路笑说，“当时就欠说不认识你，让戴军把你当特务关个几天。”
“那我就找个垫背的，把你这个同伙给抬出来。”赵三儿说。
“那你就不只是特务了，还得加个叛徒。”杨路说，“如果再来个工贼，你就齐了。”
“再踏上一只脚，”蓝晓光笑说，“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你别说，林子的表弟真他妈牛！”赵三儿把话头一转，挑起大拇哥说，“那派，真是盖了帽了，没治了。他带的那帮人，一水的将校呢、将校靴，咱表弟披着件海军呢大衣，我看就像拿破仑。”
“别咱、咱的啊。人家林子表弟，你套什么近乎呀。”杨路说，“你见过拿破仑吗？你知道拿破仑是干什么的？”
“不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元帅吗？”赵三儿说。
“别胡说八道了。”杨路说，“是法国元帅。”
“得了，得了，你们俩就别瞎争了。”蓝晓光说，“他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波拿巴将军，后来的第一执政，再后来就当了皇帝。”
“波拿巴是哪国的地盘呀？”赵三儿说，“是意大利吧？”
这话把在坐的人都逗笑了，赵三儿却莫名其妙。
“哎，林子，你表弟他们家是干吗的？还真没听你说过。”蓝晓光问。
“我舅舅在海军。”林子说，“我表弟那时候在八一学校上高中。”
“你舅舅什么大官呀？”赵三儿好奇地问。
“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海司作战部的。”林子说。
“哎哟妈呀！那可是地地道道高干了。”赵三儿说，“我说人家怎么那么牛呢，一进门就把‘带鱼’他们镇住了。”
“你还不知道更牛的呢。”林子说，“他们连公安部都敢冲，还要跟江青、跟‘中央文革’辩论呢。”
“那不是叫‘联动’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吗？”赵三儿说，“听说后来都被抓了。”
“是‘中央文革’下令抓的。”林子说，“后来周总理下令把他们放出来了。现在我表弟上山下乡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你言语一声啊。”关金雄说，“这么多年了，咱们还没谢人家呢。”
“谢什么呀，都是哥们儿的事儿。”林子说，“他们家后来也挺惨的，他爸给关起来了，听说是进了秦城监狱。他妈去了湖北的五七干校，扔下几个孩子没人管，我妈就搬过去照顾他们几个孩子。”
“表弟那边需要什么，你言语一声啊。”关儿说，“咱们随叫随到。”
“行！”林子说，“他还问过你们哥儿几个呢。”
“哎，你们知道吗？”赵三儿说，“‘带鱼’已经死了。”
“死了？”关金雄有点吃惊，“怎么死的？”
“好像是在外地参加了一次武斗。”赵三儿说，“放你出来的那个女红卫兵叫戴红，就是戴军的妹妹。”
“我知道她叫戴红，你不是早就跟我说了嘛。”关金雄说，“我想知道她现在在哪儿，是留在北京了还是上山下乡了。”
“这还真不大清楚。”赵三儿说，“他们家原来就在离咱们家那边不远的一条胡同里，后来也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了。”
“你帮我打听打听啊。”关金雄说，“从那以后还没见过她。”
“打听她干吗呀？”赵三儿说，“那个‘带鱼’是自找的，活该！谁让他当年那么狂。”
“哎，哎。”林子说，“别这么说啊，人都死了，一了百了。你当时不是红卫兵，如果是了，你可能更狂。”
“你们说什么呢？”方惠民不知道“带鱼”和他妹妹是谁，闹不懂哥儿几个你一言我一语说些什么。杨路把几年前红卫兵怎么把关儿抓了，他们哥儿几个又怎么去营救、戴红怎么把关儿放了的事情又讲了一遍。方惠民听了很是感慨，说：“我还真不知道关儿有这么段历险记啊。你们小哥儿几个还真够意思。”
“最可怜的还是‘带鱼’他妹妹。”赵三儿听大家这么一说也改了口：“其实人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难受的是活人。”
“关儿，我说的不知你爱听不爱听啊。”蓝晓光说，“不管为什么，人家在裉节上帮了咱们一把，咱就不能把人家忘了。”
“那当然。”关金雄点点头，一边伸手抓起了酒瓶子一边说，“有恩不报是小人。”
“别喝啦！”林启云把关金雄抓起的酒瓶子夺过去，说，“从红卫兵指挥部出来你就吐了血了，还不悠着点。”
“哎，关儿。”杨路说，“最近可有人老在背后跟着你啊，发现了吗？”
“我早就知道。”关金雄说。
“是不是雷子？”赵三儿担心地问。
“我管他是什么呢。”关金雄说，“我弹我的琴，他跟他的。”
“那人好像是个小罗锅。”杨路又说。
“还是留神点好。”方惠民说，“虽说这两年不像从前那么邪性了，但还得小心。”
“哎，关儿，你听说过有个叫大白杨的吗？”杨路说，“据说北京城里玩吉他的四大琴师，除了你和熊氏兄弟以外，大白杨也算一号。我听说他不服气，放话说要跟你比试比试。”
“还有这么一人啊？”赵三儿说，“蒙事的吧？”
“还真不是。”林启云说，“我认识这个人。”
“那把他叫过来呀。”赵三儿说，“一见了面他就得服了。”
“干嘛非得服我呀？”关金雄不以为然，“他玩他的，我玩我的。”
“人家要争这个份子。”杨路说。
“我让他。”关金雄说。
“那不行！”杨路说，“咱哥们儿不能丢这个份儿。”
“林子，你把他约出来。”赵三儿说，“让关儿盖盖他。”
“一块儿玩玩行，别说盖不盖的。”关金雄顺手拿起琴，“最近我写了一段新的曲子，是晓光写的词儿。”
“都谱好曲子啦？真快啊！”蓝晓光很是惊喜。
“好，听听。”林启云马上响应。
关金雄卷了一下汗衫的袖子，准备弹琴，赵三儿却发现他手腕子上戴着一块表，就伸过手去，说：“哎，你戴了块新表啊？什么时候买的？”听关金雄说新买的，赵三儿就要摞下来看。
“哎哟喂！”赵三儿划了根火柴，借着亮一看，惊呼起来：“大英格嘿！一百八十五一块，还得外加工业券。你哪儿那么多钱啊？”
“我老爹在厂子里抓了一个手表票。”关金雄说，“老爹不掏钱，我哪儿买得起啊。”
“行了行了嘿。”林启云听得不耐烦了，“你这三儿怎么净打岔呀。关儿，我们可是都等着听新歌哪。”
赵三儿不再言语了。一段前奏曲后，关金雄开启忧伤的歌喉——
沿着烦恼朦胧的长河，
少年的幻想金帆，
金帆远去了；
在生活记忆里，
记忆里，
痛苦就是欢乐，
痛苦就是欢乐……
盛夏
机械厂内，偌大的一个厂房，虽然从东到西摆放着两排机床，半空中还横贯着一架可以沿着轨道滑行的天车，但它依旧显得冷冷清清。整个车间停工待料，大伙都闲着没事。有的溜到街上去买菜，有的在角落里甩扑克、下象棋，有的扎堆儿聊闲天，有的找个旮旯睡大觉。突然间，车间里响起一串美妙的琶音，接着响起了琴声和歌声。曲调是许多人都熟悉的苏联歌曲《小路》，原歌词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蒙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但此时，它却被唱歌人来了个偷梁换柱——
一条大道平坦又宽广，
一直通向天安门广场；
我要沿着这条辉煌的大道，
奔向共产主义的远方……
车间里打扑克的、下象棋的、聊闲天的都停了下来，连睡大觉的也睁开了眼睛，所有的人都倾耳静听。
琴音配着磁性的歌声，真美。这不是大家业已听惯、听腻了的那种战鼓咚咚的时兴歌曲，而是异国音调的，但歌词却是冠冕堂皇的。
一个名叫姜小眉的青年女工正躲在车间角落专心致志地看书。琴声一响，她就把书放下，她先是暗暗地随着曲子哼唱原来的歌词，“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可是再一听不对，她不禁从角落里走出来，好奇地循声张望。琴声和歌声来自车间厂房的半空，悬挂在半空的天车操纵室的门敞开着，有人坐在里边，抱着一把吉他在弹唱。这是个什么人？姜小眉大吃一惊。她新进厂不久，完全想不到厂里还有这么一个大胆而且琴弹得这么好的人物。他的歌喉带着一种男人特有的磁性，让人心动。空廓的厂房像一个巨大的回声器，使琴声和歌声愈发显得动听。
“谁呀？谁在上边弹琴唱歌呀？”
整天戴着顶油乎乎帽子的车间主任郭福林从办公室里跑出来，大喊大叫。天车操纵室里的人却照弹照唱，理也不理，只是把曲调变成了《莎丽楠蒂》。它的原词是“莎丽楠蒂，亲爱的姑娘，你为什么两眼泪汪汪……”他唱的却是“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我们大家一起来战斗……”姜小眉听了，差点笑出声来。郭主任不知道原词、现词，但他不能容忍上班弹唱，于是风风火火地顺着天车扶手爬上去，使劲敲操纵室的铁板，黑脸膛一下子变成了关公的红脸。
弹琴人终于提着琴从天车上下来，姜小眉也看清了他的面目——身着蓝色工作服，头发蓬松，大鬓角一直留到了脑后，不像个车间工人，倒像她印象中的不修边幅的艺术家。当他走过姜小眉的身边时候，姜小眉朝着他嫣然一笑，但他却是理也不理，好像根本没看见身边还有个人。姜小眉觉得他带着一副傲慢，同时也使她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好奇心。很快她就从悄悄议论着的人们的嘴里知道了他的名字——关金雄，和她同一车间的天车工，同时也知道了他在车间里很有人缘儿，但却是让领导看着不那么顺眼的“刺儿头”。
临到下班时分，姜小眉走到关金雄面前，说临时来活儿了，问他晚上能不能加个班。晚上加班？如果这话是车间主任郭福林说的，他准会一口回绝。冤家对头老郭头，经常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他心里明白，那不是因为干活儿，而是看他随身总带着那把吉他有气。因为这把吉他，郭主任将他视为二流子。可是面对进厂没多长时间的姜小眉，他就不好断然回绝了。他听说姜小眉的爸爸是音乐教授。这年头，不管你是教什么的，知识分子都属于“臭老九”。可这眉清目秀的姜小眉却还现出一副清高的样子，连穿衣服也和别的女工不大一样——原本肥大的工作服，不仅被她改成了合体合身的服装，而且经常是干干净净的。她不像个车间工人，倒像是穿着工装的文工团员。后来他又听说姜小眉会弹钢琴，不免暗暗地对她有点另眼相看了。不过虽然同在一个车间，但两人都是我行我素，根本就没说过一句话。如今人家主动找上前来，他反倒一愣。可是晚上是他和哥们儿聚会、弹唱的时间，他不能缺席。他犹豫了一下，本想说“不行”，可出来的话却是“好吧”。
上晚班的时间是夜里10点钟，他不敢忘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更何况他答应的是一个小丫头呢。但晚饭后还有段时间呢，哥们儿的聚会也耽误不了。不过琴声一响，他就把答应过的事情丢在九霄云外了。直到不知谁的半导体收音机嘀嘀一响，里边传出“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二十二点整”，他的脑子里才忽悠一下。
他呼哧带喘地跑进车间，发现车间墙上时钟的指针已经指在10点35分的地方。轰隆轰隆的天车声灌满了耳朵，他猛地发现姜小眉就站在天车下边。他搭讪着说了句“哎呀，我来晚了”。姜小眉连看都不看他，头一扭，来个听不见、看不见，好像没他这个人。他把吉他放在一边，顺着天车的扶梯向上爬。天车忽然停了下来，只见郭主任从操纵室里探出头来，朝他大吼一声：“玩去吧！我劳不着你这个大神！”
关金雄愣在扶梯上，进退两难。他原本不吃这套，可今天是他失信来晚了。他一回头，发现姜小眉把脸扭到一边去了。他自觉理亏，慢慢地下了扶梯。从姜小眉身边走过的时候，他说了一句：“算我没加班。”姜小眉没有说话，只是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走出车间，关金雄一点精神都没有。姜小眉的一双冷眼在他眼前晃着——内里有轻蔑，甚至还有怨恨。面对皮带的抽打，他没求饶；这弱女子的冷眼，却让他垂头丧气。是男子汉大丈夫，就得重然诺。他最瞧不起的就是不讲信用的人。可今天轮到他自己了。嗨，都怪这个加班。加哪门子班呀？平时上班，多数人在软磨硬泡，没几个打起精神来的。你想打也打不起来——不是停工待料，就是没完没了地开大小“批判会”，口号声能把厂房震得发颤。嘴皮子上喊着“抓革命，促生产”，其实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真的去“促生产”了，“以生产压革命”的大帽子在那儿等着你呢。想到这儿，他就心安理得了，又想跑回去弹琴，但心里一别扭，弹琴唱歌的心思就没了。
城市在不安中睡着了。
关金雄骑着自行车，背着琴，在沉寂而纵横交错的胡同里穿行。在龙潭湖小岛上弹琴、唱歌、喝酒，任性纵情，无拘无束；可是在城里的街道上行走，他总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抑。胡同是古老的，也是窄小的、深长的，谁都不知道它夜晚阴暗的角落里隐藏着什么。有时候，你会听到手持棍棒的巡查人员在胡乱咋呼。谁家的门被砸开了，谁发出了惊叫声，是噩梦中惊醒了，还是谁家又遭到了搜查。一条小胡同口站着两个戴红箍的老太太，是小脚侦缉队在值班。关金雄觉得可笑——上年纪的为年轻的站岗，倒过来了。不过小脚侦缉队的警惕性很高，盯住每一个过路的人，目送所有的可疑的影子。忽听一声喊：“下来，下来！不许骑车带人！”关金雄回头一看，发现马路边上一个老头儿在朝他喊。他本想回一句“去你妈的”，但忽然笑了——那老头肯定把他身背的吉他看作是一个人了。他使劲蹬了两脚，钻进胡同里。
忽然间，他感觉背后有人尾随着。想到最近胡同里发生的几起抢劫案和杀人案，他不由得警觉起来。街灯早已被人打碎，似乎再也亮不起来了。胡同里黑咕隆咚，一片寂静。一个黑影猛地从旁边蹿了出去，吓了他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匹野猫。但身后明明有响动，他“唰”的下了车，大喝一声：
“谁？”
没有回答。
“谁？！”
“我……”
终于有人露面了，也是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声音怯怯懦懦的，听到关金雄的喝问，他下了车。关金雄仔细看去，反倒一愣。一个人影凸现出来——眼前的这个人，竟然是一个瘦小的小罗锅。原来是这家伙！有些日子了，他早就发现这个小罗锅子经常尾随着他。
“你要干什么？”关金雄厉声问。他自小和杨路练过几天拳术，虽然没坚持下去，但自信对付一两个普通人还是绰绰有余，更别说一个小罗锅了。不过他还是感觉自己的声音有些发颤，简直是可笑，可又不由自主。
“我……”
对方也好像是在打哆嗦，叫人想起了“麻杆打狼，两头害怕”的那句话。
“你为什么老跟着我？”关金雄又问。
“我……”小罗锅现出一副惶恐的样子。
“谁派你来的？”关金雄把自行车支好，顺手把吉他从背后取下来，机警地向四周看了看。如果小罗锅存心不良，附近肯定还有同伙。
“没……”小罗锅向后退了一步。
“别动！”关金雄的声音虽然很低，但却异常严厉。
“我是……”小罗锅说，“我是跟着听琴的……”
“听琴？”关金雄不大相信，继续问，“这些日子，你一直跟着听琴？”
“是。”
“你喜欢吉他？”
“不……是……一个多月前我去龙潭湖，本打算跳湖的，可是听了你弹的琴就不想死了。”
“想死？为什么？”
“活着没意思。”
关金雄很是意外，没想到他的琴声还能让一个想死的人不死。“活着没意思”已经说明一切，他无须多问，可是他还是觉得有点奇怪。
“你怎么知道我每天上哪儿？”
“我在你家门口等着。”
“每天吗？”
“差不多。”
“我今天是几点出去的？”
“晚上七点。你弹完琴又去厂里了。”
关金雄看了看手腕上的夜光表，现在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这就是说，这个小罗锅足足跟了他四个多钟头，还不算他提前等在家门口的时间。关金雄心头一热，他想不出这种近乎于顽强的耐心和韧性是由什么来驱动的。
“可你为什么不回家呢？跟我回来干什么？”
“我怕……”
“你怕？怕什么？”
“还有人在背后跟着你。”
“谁？”
“我不知道。”
“我明白了。”关金雄说，“你在暗中保护我，对吗？”
“我没那本事。”小罗锅说，“只是想……万一……”
关金雄明白了小罗锅的心思——其实还是一种暗助吧。他突然被这个不知姓名，也并不认识的残疾人感动了，一时间竟不知说什么好。猛地想起龙潭湖岛上赵三儿想学琴的事情，可是他还是问：“你是不是想学琴？”
“不，不。”小罗锅似乎吃了一惊，忙说，“我学不好。”
“有什么学不好的？”关金雄说，“只要你想学，我教你。”
小罗锅站在那里发傻，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初秋
“拉！给我拉！拉不下来甭吃饭！”
星期日的上午，方惠民正在训孩子。他愤怒地拍了一下桌子，目光直逼站在屋角的女儿敏洁。
小敏洁才五岁半，长着一双大眼睛，极像她妈妈张秀华。独生女儿，一出生就吹口气怕化了，如今却成了一个受气包。她提着一把四分之三小提琴，站在那里，一声不响，任眼泪流淌。很显然，这其中包含一种无声的抗议，惹得当爸爸的越发恼火。
方惠民并不是那种粗鲁、蛮横的汉子。略显长了些的白净脸，鼻梁子上架着一副白边眼睛，看上去像一个文弱的书生。中专毕业以后，他进了机械厂当技术员，没多久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搞技术的和“臭老九”沾了边，也就吃不开了。于是“技术”二字去掉了，混在车间工人群中。但他还是显得格格不入，因为他不习惯群体中的嘻笑怒骂，因此也就有了一个“白面书生”的外号。在厂里，和他唯一合得来的是关金雄。他的女儿敏洁，一出生就被他们夫妇视为掌上明珠，但为拉琴的事情他一反常态，时不时地大动肝火。
“你呀，你呀！”张秀华心疼女儿，一边拿手绢给敏洁擦眼泪，一边数落丈夫。她个子不高，身体也显得很弱，但家里的里里外外都得她动手、操心。见女儿流泪，她再也忍不住了，“才几岁呀？你逼她干嘛？人家的孩子都在外边玩呢！”
“玩，玩，就你疼孩子！”方惠民把火气转向妻子。“从小不学点专长，长大了干什么，只能去插队。”
“插队就插队！”张秀华没好气地回说。
一见妻子动火，方惠民就软了三分，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口气。他不能不叹气，为了女儿，他操尽了心，跑细了腿。逼着女儿学琴，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过去上学，不用想别的：上了小学读中学，家庭经济条件差一点的上中专，家庭条件好的考大学，天经地义的事情。如今不行，大学取消了，中专没有了，中学毕业只能上山下乡。关于上山下乡的事情，他听得多了。要是男孩子也罢了，吃点苦、受点累，闯一闯也好。可是女孩子……不仅仅是吃苦受累的事情，还有不少遭受凌辱的。他怎么能让自己的独生女儿走那条道呢？可是不去，一律不分配。一直在家里待业？那不成家庭妇女了？如果不上山下乡，唯一的路就是学一门艺术。或者拉小提琴，或者学唱样板戏，将来可以进文工团。弄好了能进“样板团”，就不愁留在城里了。女儿虽小，他得未雨绸缪啊。这不，为了这把四分之三小提琴，他几乎跑遍了整个北京城的乐器店和信托商店。太难买了，不是没货就是太贵。不是舍不得掏钱，而是工资太低。每月工资三十七块钱，省吃俭用攒下几十块钱，不能不掂量掂量。好不容易买了琴，还得找教提琴的老师。没地方去找专业老师，关金雄就帮他找了发小林启云。领着孩子一见面，林启云当即答应，但要求敏洁从《霍曼练习曲》开始练琴。林启云自己的那本早就不知道哪里去了，新华书店也没卖的，方惠民只好满世界去找。最后终于借了一本，他就赶紧抄。一连抄了几个晚上，让他的手发麻发酸。他自是不在乎这些，只想着孩子能有个一技之长，将来能够留在自己的身边。可是这孩子就是不懂事，不用功。有时候，他真想跪在她面前，求她好好练琴。满腔的愤怒，伴随着一阵子委屈，可是当他抬头看见女儿站在墙角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时，心就有点软。可不狠心不行啊，他感觉一阵心酸，泪水止不住地糊住了双眼。
“爸，我拉琴，您别生气啦。”
敏洁见爸爸落泪了，悄悄走过去，拉住爸爸的衣袖，摇晃着。方惠民的怨气和委屈一下没有了，但他不愿意在孩子面前表现软弱，便用手揉了揉眼睛，点点头说：
“好，爸不生气。”
“还不赶快去拉琴！”张秀华见状，转嗔为喜，连忙催促女儿。
小提琴的声音响了起来。虽然音色并不十分圆润、优美，但那手法、指法都极为熟练。小敏洁拉着琴，好像连想都没想，曲子是自然流泻出来的。她的眼睛也不看琴，而是看着爸爸。过了一会儿，爸爸干别的去了，她的目光又转向了窗外。窗外，小朋友们正在玩“木头人”的游戏。歌谣清脆而又响亮，清楚地传入小敏洁的耳廓——
我们都是木头人，
不会说话不会动，
看谁立场最坚定！
“敏洁，歇会儿吧。”这一次是方惠民主动发话了，“一会儿吃饭。吃完饭，爸爸带你去关叔叔家里去。你不是喜欢听关叔叔弹吉他吗？”
“好噢，好噢！”敏洁见爸爸露出了笑脸，赶忙把小提琴放下，又说，“爸，您能给我买个吉他吗？那琴真好听。”
“啊，啊，以后再说吧。”方惠民支吾起来。
张秀华见丈夫和孩子都露了笑脸，自己也松了一口气，便说：“既然是孩子喜欢，买就买一把吧。我这儿还有十块钱，全都拿去。”
方惠民却朝她挤了一下眼睛，示意她不要说，然后转过头对敏洁说：“吃饭去吧，啊，饿了吧？去吧，去吧。”
敏洁一离开，方惠民就压低了嗓音对妻子说：“以后可别提买吉他的事啊。”
“怎么？”张秀华感到有些意外。为了孩子学提琴，他可以省吃俭用、东跑西颠，可以求爷爷告奶奶，怎么一说买吉他，他就变了个样子？怕花钱？为了他闺女，他什么都舍得。不喜欢吉他？他三天两头到关金雄那里去听琴，每次回来都喜笑颜开的，像是年轻了好几岁。
“你呀，不懂。”方惠民说。
“就你懂！”张秀华又来气了。
“我让敏洁学小提琴，是为了她今后有出路。”方惠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了，“你让她学吉他，将来有什么用？哪个文工团收哇？它是惹祸的玩意儿！”
“惹祸你还去听！”张秀华一听就更火了。
“你看你看。”方惠民咂咂嘴，一副有苦难说的模样，“怎么跟你说不清楚呢？”
“说不清就别说！”张秀华愠怒地转身走开。
方惠民摇摇头，心中别有一番滋味。
休假日里，郭福林闲来无事，突然发现墙上挂着一个怪家伙。什么玩意儿？他戴上老花镜，上前这么一看，竟然吓了一跳。“吉他！”就是他车间那个被他视为二流子的工人关金雄背来背去的那东西。啊？这东西怎么挂到我家里来啦？他愣了一下神儿，气来了，猛地吼一声：“谁的东西挂这儿来啦？”
“你嚷什么呀？”老伴闻声从厨房跑过来。
“这东西是谁挂在这儿的？”
“什么？”
“这个！”
“小福子。”老伴以为没事了，顺口一答，转身回厨房去了。
“回来！”郭福林大发雷霆，瞪起眼睛喊，“你把这东西给我扔出去。”
“你吵什么呀？”老伴又噔噔地回来了，“小福子的东西，你想扔就自己去扔。”
这句话顿时让郭福林软了三分。小福子自生下来就落了个驼背，当父亲的总觉得对不住孩子。为此，儿子说往东他决不往西，说要星星，他不敢去摘月亮。这么多年，他没少操心，儿子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心里、眼里，牵动着他的每一根神经。小福子高兴，他能多吃两碗饭；小福子情绪不高，他整夜睡不着觉。近来，他隐约感觉小福子跟从前不大一样了，经常早出晚归不说，若是问就不耐烦地回顶“不用你们管！”如果不是可怜孩子自小残疾，他早就火了——我们不管谁管你！但话不能这么说，他只能迂回地劝。
“福子，知足吧。”他说，“要是在旧社会……”
“得了吧，得了吧。”他的话还没说完小福子就会顶回去，“您甭跟我说这个。”
“怎么就不能说呢？”
“说那没用。”
“怎么没用？”老头子来气了，“在旧社会，咱们家就得去要饭。”
“要不干吗推翻它呀？”小福子回答道，“这跟新旧社会没关系。”
“我是让你不能忘本。”
“您不忘就行，我又没经过。”
“唉！”郭福林长叹一声。要是别人跟他这么说，他早该火冒三丈了，但对这个独生子他只能迁就。“他身体不好，大概心情也不会好。”他总是这样替儿子找理由，给自己服安心丸。可今天，他再也憋不住了。玩什么不好？笛子，二胡……抱这么个不三不四的东西，能学出好来？“都是你惯的！”对儿子无可奈何，他就把怨气撒到老伴身上。老伴已经回厨房去了，听不见，他只好嘟囔着说给自己听。正在这时候，门一响，小福子回来了。
“福子——墙上挂的什么东西？”
“吉他。”
“哪儿来的？”
“买的。”
“多少钱？”
“二十四。”
“什么？二十四块钱买这么个东西？”
“那还不好买呢，我托了个同学才……”
一听花了二十多块钱，一向省吃俭用的郭福林差点背过气去。但疼儿子还是比疼钱重要，他倒吸了口气，用乞求的口吻说：“咱不玩这东西，行不行？”
“干吗？”小福子反问。
“你要是喜欢乐器呀，我给你买个笛子。”郭福林尽量把话说平缓，“我们厂里有个吹笛子的，吹得不错，从前还在剧团里呆过，哪天我带你去学。”
“您愿意学，您自个儿去。”小福子不仅回答得干脆，而且把挂在墙上的吉他取了下来，坐在床头满不在意地拨弄起琴弦来。
“你呀，听我说几句好不好？”郭福林拉个凳子坐在儿子对面，极力压住心头的火气。看见儿子抱琴的模样，他就想起了车间里的二流子关金雄。
“说什么呀？”小福子不耐烦了，“您该干吗就干吗去吧，我得练琴了。”
“这东西，你不能玩。”郭福林霍地站起身来。
“怎么不能玩？”小福子停止弹拨，抬起头。他开始意识到，父亲不是随便那么一说。
“不能玩就是不能玩！”郭福林的火气终于爆发了。
“我就玩！”小福子长这么大几乎没见过父亲对他发火，他愣了一下，拧劲上来了。
“玩这个的没好人！”郭福林朝儿子喊。
“我就不是好人！”小福子针锋相对。
“你……”郭福林差点气晕过去。
“吵什么呀！吵什么呀！”老伴又跑回来，手上还粘着白面，“都是吃饱了撑的。”她见儿子噘着嘴绷着脸，马上心疼起来，转脸数落老头子，“你多大了，怎么没个家长样？他刚回来，你倒让他喘口气呀。你要是在厂里受了气，别拿回家来撒！”
“都是你惯的！”郭福林一跺脚，抓起帽子就走。
郭福林赌气走出门，原本不知到哪里去。走着走着，他灵机一动，就走向了王府井。
王府井大街依然是北京最热闹的地方。不管怎么批、怎么斗，人们还是要吃饭、穿衣、睡觉，还得要买日用品。到了这里，郭福林不逛其他商场，直接走进了百货大楼。他先在一楼转了一圈，见的都是点心糖果。他不想买这些，也不想买服装鞋帽。
从二楼转到三楼，他终于在卖乐器的柜台前停住了脚。乐器还真不少，但他只认识二胡和笛子。哦，还有那玩意儿——吉他。可它怎么还能摆在这儿？不是说玩这玩意儿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吗！难说。阶级斗争到处都有嘛，可这是国营商场啊！谁批准的呢？嗨，咱也管不了那么多，这儿不是咱们厂。在厂里，保卫组的人说的可不含糊，保卫组是厂革委会直接领导的。
三个小青年，也就二十郎当岁的吧，围着柜台，对着“吉他”指手画脚地议论。对于他们的话，郭福林格外地注意听。
“它叫什么？”
“吉他，也叫六弦琴。”
郭福林听了，朝着三个小青年瞥了一眼，可那三位并没有理会他的存在，而是继续说话。
“听说挺好听的。”
“可是不大好学。”
“有好学的乐器没有？”
其中的一个转向售货员，问：“师傅，有不用学就会的乐器吗？”
“这个……”售货员犹豫了一下，“要不买个大正琴？上边标着音符呢，不用怎么学就能会。”
“那玩意儿不好听，好听点的又不用学就会的有吗？”
“那，您就只能买留声机了。”售货员给了这么一句，走到一边去了。
三个小青年斜了售货员一眼，又嘀咕了几句，转身去了。郭福林听在耳朵里，心里却是一动。又好听，又不用学，要不我给小福子买个留声机？于是转到卖留声机的柜台，可价钱比他预想的高，再说他也没带那么多钱。犹豫了片刻，他还是觉得买带弦的好，那是小福子喜欢的。他重新转回去，让售货员拿了一把二胡。掂量来掂量去，不选最好的，也不选最次的，他狠了狠心，选了四块钱一把的。交了钱，把二胡抱在怀里，像抱个宝贝似的出了百货大楼。
“福子，你看看这个——”一迈进家门，郭福林就兴冲冲地朝着儿子喊。
小福子正在弹吉他，连头也不抬。郭福林并不在意，把二胡在儿子眼前一晃，说：“我刚从百货大楼买的。”
“好，好。”小福子看都不看，继续弹他的琴。
“哎，福子，”郭福林有点生气了，“我跟你说件正经事。”
“说吧。”小福子并不抬头，琴声依旧在响。
“我说，你不弹你那东西行不行？”
“干吗？”
“我买了把二胡。”
“那您就自个儿拉吧。”
“是给你买的。”
“我不需要。”
“不都是带弦儿的吗？”
“那可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不就是一个拉一个弹吗？”
“跟您说您也不懂。”
“你懂！”郭福林终于忍不住了，声音有些发颤，“你知道不，弹吉他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得了吧，”小福子的嘴一撇，“吓唬谁呀？”
“不是我吓唬你，”郭福林说，“是我们厂保卫组的人说的。”
“听喇喇蛄叫唤就别种地了。”小福子回答道。
“你再玩，我把它砸了！”
“敢？！”
“你……”郭福林恼羞成怒，伸手去夺小福子手中的吉他。
“你砸！”小福子先是愣了一下，尔后把吉他一松，霍地站起来。他虽然身体残疾，但脾气不小，特别是在家里，他从小就养成了说一不二的习惯。面对父亲的第一次暴怒，他的反应是发了疯，瞪着眼睛发狠地喊：“你砸，你把我也砸了！我根本就没想活！”
郭福林见儿子发了狠，一下子就手软心颤了。可是他还没来得及说话，老伴就冲了进来，对着他吼：“你发什么疯啊？在厂子受了什么气，别回来撒！”
郭福林原本就后悔了，一见老伴朝他吼，顿时就矮了半截子。
“你是闲的吧？”老伴继续数叨，“孩子弹弹琴，碍你事啦？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也不活了。”
“我也是为他好。”郭福林说，“厂里保卫组的人跟我说过，弹这个吉他呀，也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什么新动向旧动向的，跟咱们福子有什么关系！”老伴说，“你呀，越老越糊涂！”
“简直不给人活路了。”小福子余怒未消，嘟囔着说，“我弹我的琴，碍他们什么事了？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我看也是。”老伴随着儿子说，“三个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
小福子终于平静下来，老伴拉了郭福林一把，赶紧走出了小福子的屋子。临出来的时候，郭福林没忘了把他刚买回来的二胡也带出去。
“哎，我还得去一下。”说着，郭福林要出门。
“这前儿你还上哪儿呀？”老伴说，“饭都做好了。”
“既然他不要，我得去把二胡退了。”郭福林说，“它可是四块钱一把呀。”
“你可真是！”老伴心疼钱，也心疼儿子，叹了口气说，“小福子学那琴也够累的，要是有个不用学就会的就好了。”
“对，对。”郭福林听了眼睛一亮，说，“还真有一种不学就会的东西，我在百货大楼看见了。”
“那是啥东西？”老伴一听也高兴起来。
“留……对了，叫留声机。”郭福林想起了刚才遇见的那三个小青年，说，“就是贵了点。”
“你拉倒吧。”老伴说，“那东西不是乐器。”
秋
“小姜，你过来一下。”
“什么事呀？郭主任。”
“也……也没有什么事。”郭福林说话有点吞吞吐吐，“我是想问问你，这个弹，弹什么来着？弹吉他，对，是吉他，是不是会学坏呀？”
“学坏？”姜小眉听了这种莫名其妙的话差点笑出声来。车间主任是怎么了，怎么突然问起这个？看表情挺严肃的，似乎还有点神神秘秘。她忽然想起了同车间的关金雄，整个厂子，弹吉他的不就他一个吗？会不会关金雄惹了什么事？想到这儿，她收住已经露出来的笑容，装出一副完全不懂的样子。
“我是说呀，弹这个吉他是不是会学坏？”郭福林又把话重复了一遍。
“您想学……学弹吉他？”
“我学它干吗！”
“那您……”
“我是说，是说……”郭福林有点发急了。他想说弹吉他的没好人，但又不便说。这不仅是因为现今自己的儿子也弹上了，而且自己所领导的车间里也有这么一号人。他是主任，当领导的说话得有分寸。有些话可以当众说，有些话得在小范围内说，有些话是在亲朋好友中说的，有些话只能想不能说，有些话是连想都不能想的。“嗨，”他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话来，便朝着姜小眉摆了摆手说，“去吧，去吧，不说这个了。”
姜小眉走出车间办公室，觉得这个倔老头子怪怪的。但她很快就警觉起来，因为车间主任打听弹吉他的事，其中还有“学坏不学坏”的话，这肯定与关金雄有关系。她的第一反应是出事了。是不是应该告诉关金雄一下呢？可这叫通风报信，万一涉及到什么案子，她也就牵连进去了。这年头，当然是少惹是非为好，更何况她的父亲刚刚从牛棚里出来，但“关金雄”的名字还是反复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在她的印象里，这个弹吉他的同事是个粗鲁汉子，桀骜不驯，还带着几分傲气，她真有点瞧不起他。她想，会弹吉他有什么了不起？不登大雅之堂，他本人就带点野性。不过她也不大喜欢白面书生，白白嫩嫩的男人让她觉着腻味。可她还是怨恨他那天不守信用。那天叫他加班，原本是下班以后想听他弹几个歌曲，但他却忘在脑后了。一个心里不把她当回事的人，不能不让她恼火。她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损伤，决定从那以后再也不理他。奇怪的是，从那时候起，她反倒更注意他了。她发现他总是跟别人嘻嘻哈哈的，见了她却总是一本正经的，有时候好像是故意躲避着她。你躲避我？我还想躲避你呢！去你的吧，谁稀罕跟你套近乎？不过说实话，他的琴的确弹得不错，而且嗓音很有磁性，是让人回避不了的那种。她忘不了那天他在天车上唱的歌——偷梁换柱，真有意思。他整天乐呵呵的，没见过他发愁的时候……
天车轰隆隆地开了过来，有人在喊：“小姜，有活儿吗？”
姜小眉猛地一惊，抬眼望去——开天车的正是关金雄。她并不答话，只是朝车床上的一根机件努了努嘴。吊钩飞速垂下，准确无误地停在车床上边。姜小眉心说，这家伙内秀，瞧着粗，其实心灵手巧。怪不得郭主任对他死瞧不上眼，还舍不得打发他走。
吊活儿干完了，姜小眉启动了车床，可是吊钩还悬挂在上方。她并未抬头，但感觉上边有一双眼睛在盯视着她，让她心里有点发慌，也有点恼火。她真想喊：看什么？没见过？
女人的后脑勺，都有敏感的第三只眼睛。半空中，关金雄正看着姜小眉干活儿。吉他王，什么样的女子没见过？娴雅的、粗俗的、泼辣的、温情脉脉的。只要在外边弹琴，总有一些人围拢过来，有男有女。有的女孩子干脆向他提出交朋友，他却没那个心思。可眼前这个姜小眉竟然有那么一种特殊的吸引力。怎么回事？为什么一见到她，心里就有点不安？翘鼻子，小巧的嘴，细长的眉，有点清高，还有点倔。她不像别的女孩那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而是话语不多，给人一种凡人不理的感觉。就因为这个，她就引起了他的注意，或者说喜欢上了她？关金雄轻轻地摇了摇头。他自信不是那种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人。要爱，他就会大胆地爱、公开地爱、猛烈地爱，不管别人说什么。他瞧不起那些战战兢兢、偷偷写个条子还不敢承认的人，也不喜欢那种遭到拒绝就说葡萄很酸的人。他不否认，这个进厂不久的姜小眉给他一种异样的感觉。
“你下来！”姜小眉突然向上一瞥了一眼，用命令的口吻说，“帮我抬一下。”
关金雄愣了一下，似乎不知道姜小眉在对谁说话。车床上的机件还用人工抬吗？刚才是用天车吊过去的。
“下来呀！”
姜小眉再次发话，关金雄乖乖地走下扶梯。自从上次加班迟到，他总觉得欠她点什么，再说男子汉帮女同志干点活儿，天经地义。虽然他弹吉他，但从来不怵干重活儿。不管是朋友还是同事，什么搬家呀，绑沙发呀，只用叫一声，他从不推辞。干完活儿，一杯酒就把他打发了，同时还能倒赚一曲吉他。
姜小眉伸手让关金雄搭一个木箱子，关金雄挥胳臂说声“你靠边”，双手一抱，将木箱子抱到了指定地点。
“哎，你最近没惹什么事吧？”姜小眉问。
“惹事？”关金雄迷惑不解地看了姜小眉一眼。
“刚才郭主任把我叫去问话。”姜小眉并不想绕圈子，也不想吓唬他，“他问学吉他会不会学坏。”
“什么意思？”
“不知道，但我想肯定跟你有关系。”
“无所谓。”站在姜小眉的近前，关金雄多少有点别扭。姜小眉一进厂就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甭管男女。女人对女人最敏感，远处闻一闻气味就知道她是同类的竞争对手——当然是对异性而言。男人各有各的表现，有的时不时套近乎，有的表面冷淡，心里却火烧火燎地惦着呢。别看近处没人，其实暗处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们俩。关金雄并不怕别人说闲话、嚼舌头，但他不愿意给人家女孩子添麻烦，特别是车间主任，一直把他视为不务正业的二流子。
“还是小心点儿好。”姜小眉说。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关金雄转身想走。
“嘿，我还没说完呢。”姜小眉说。
“还有什么事？”关金雄转过身来。
“没事。”姜小眉赌气地说，“你走吧。”
“干吗说一半留一半？”关金雄说，“怕把上边的话露给我受牵连？”
“我才不怕呢！”姜小眉眉峰一耸，显然是恼怒了，但她却说，“其实没别的事，想听听你弹的琴。”
“那好办。”关金雄点头答应着，其实感到有几分意外。
“我爸爸没事了，补发了工资。”姜小眉说，“我们家在信托商店买了架钢琴，‘星海牌’的，花了二百块钱。”
“好事。”关金雄听明白了，“没事了”，就意味着“解放了”“解脱了”。他早就听人说过，姜小眉的爸爸是音乐教授。“听说你会弹钢琴？”
“我从小就学了。”姜小眉有些得意地说，“早先我们家的钢琴是意大利琴，前几年被砸了，真可惜！”
“你也喜欢吉他吗？”关金雄想音乐教授会弹钢琴的女儿，不一定看得起不入大雅之堂的吉他。“样板团”里有殷承宗弹钢琴，“样板戏”里用小提琴，上舞台的可没有吉他。
“怎么啦？”姜小眉反问一句，“你以为谁都不如你吧！“
关金雄一时没反应过来，姜小眉已经甩头发走了。他有些后悔没问她家的地址——去看钢琴和听她弹奏，名正言顺。
姜小眉的房内，素洁而淡雅。
进屋迎面的墙上是一幅油画，画的是大海和风帆。海蓝，帆白，鸥鸟翩飞，足以引动人的遐思。屋角一个古香古色的木制圆形花盆架，上摆一盆翠绿的文竹。那细竹撑起的柔枝，如同身披绿纱的舞女。书柜、写字台和一张木制的单人床，摆置得当；最醒目的当然还是那架漆光闪闪的钢琴。经过“横扫”和“大破大立”，居然还有这样的小屋，这使关金雄产生了进入世外桃源的感觉。
书架上并没有多少书。关金雄随便翻了一下，发现里边多是些有关音乐的书籍——《配器法》《和声对位》，还有一些线谱和曲谱。一本名为《贵族之家》的小说，他在蓝晓光的家中见过。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是几张音乐家的照片，其中有贝多芬、肖邦、李斯特、莫扎特、海顿、柴可夫斯基，还有中国的聂耳、冼星海。瞧见这些，关金雄很是兴奋。小屋，充满了音乐气氛，也令人想起了典雅的诗句。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这屋子会和他那厂里的一个普通车工联系在一起，虽然她在车间里是那么的和一般女工不大一样。关金雄又把眼前的一切和自家的陈设做了一个对比——相比之下，他的屋是那么凌乱，没章没法；这里则是整齐、干净，井然有序。走进这屋，你就会不由自主地脚步轻轻，连说话都要压低嗓音。否则，你就会破坏这里的静谧，扰乱这里的和谐。
“弹一个吧。”关金雄向女主人发出了邀请，“欣赏欣赏你的钢琴。”
姜小眉朝着关金雄嫣然一笑，说：“你还长了颗美人痣啊。”
关金雄的脸发红了。赵三儿这么说倒也罢了，这个词出自女同胞之口，他就有点发毛了。
姜小眉坐到钢琴旁，活动着手指。“弹什么？”她回过头，含笑地问。
“随便。”
试了几个音，屋内显得更加安静。关金雄知道，她在酝酿感情。没有感情的音乐是死的，不能打动人的心灵。
一组清丽的音符如同从天际飞下来。哦，是贝多芬的《献给爱丽丝》。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声音，那么纯静，那么真挚，那么美丽。希望、幻想、友谊、爱情和那美好的追求……这是梦境吗？祖国之大，无与伦比，但你到哪儿去寻觅这梦一般的音乐？没有尘世的喧嚣，没有人事的烦恼，没有带血的棍棒，没有痛苦的呻吟。关金雄像一个在山野间的野孩子，突然闯进一座温暖而华美的殿堂。这里有炉火，有甜酒，有揪人心魂的仙乐。在这样的殿堂里，他多么想休息休息，好好地睡上一觉，做一个温柔的梦。
“你在想什么？”
关金雄猛地从梦中醒来——姜小眉已经把《献给爱丽丝》弹完了，而自己在发呆发傻。他发现姜小眉正看着他，目光里充满了友爱。一股情感的激流冲击着他的心房，血液的流动加快了。
“你也弹一个吧。”姜小眉轻声地说。
关金雄冲动地抱起吉他，迅速地弹了一段前奏曲，而后唱道：
看这海洋多么美丽，
多么激动人的心情！
看这大自然的风景，
多么使人陶醉……
关金雄唱的是《重归苏莲托》，姜小眉被这热烈而带有磁性的嗓音吸引住了。到她家来的人都是很有文化的人。虽然这些年人们都带着点火药味，但仍不失文质彬彬。眼前这个刚刚闯入她的生活里的关金雄则是另一类。他敢笑、敢骂、敢唱，说话也痛快。他敢抱着吉他上班，还敢当众用恶作剧般的新词唱老歌。他的背后不是没有议论、白眼和暗放的冷箭，可是他不在乎。他需要保护和安抚，母性的本能使姜小眉突然产生了这个奇怪的念头。幸亏她没有说出口，关金雄也不知道。如果说出口的话，他非得气疯不可。堂堂男子汉，怎么能让一个弱女子去保护呢？
“我喜欢《斗牛士之歌》。”姜小眉说。
喜欢就是命令。琴音变调，歌声随即响起：
干一杯，英勇的战士们，
请接受我衷心的祝贺；
因为斗牛的人和诸位战士们，
大家都从战斗中得到快乐……
弹着，唱着，关金雄觉得自己也变成了斗牛士——身穿描金绣花紧身衣，头戴三角帽，手执红披风，面对一头凶猛、强壮的西班牙斗牛。热血沸腾，雄风抖擞，他要用青春的强音唱出男子汉之歌。男子汉的力量，有无穷无尽的魅力——这正是姜小眉所喜欢的。她重新坐在钢琴旁，沉醉地为吉他和歌声伴奏。
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关金雄正弹唱在兴头上，并没有终止。姜小眉也没有起身，直到曲终歌尽，她才起身去开门。门刚一打开，就听有人叫：“敲这么半天，你怎么不开门呀？”
“啊，大姐，姐夫，小海。”姜小眉有点慌张地说，“我刚听见。”
进来三个人，一男一女，还带一个三岁的小男孩。从刚进门的女人脸型、眉眼来看，马上可以断定她和姜小眉是一家子，但两人的神态却有明显的区别。如果说姜小眉带着几分清高样子的话，那么她的姐姐则属于傲慢型。男的是瘦高个儿，白净脸，表面谦恭，骨子里却是带着几分阴冷和目空一切。只有白白胖胖的小男孩招人喜欢，他用娇嫩稚气的声音叫——
“二姨，我好想你！”
姜小眉赶忙把他抱起来，一边亲着脸蛋一边说：“小海又长高了。”
停止了琴声和歌声的屋里显得异常安静。女的似乎有些诧异地打量着关金雄，男的只是朝关金雄那边斜睨了一眼，似乎带着几分嘲笑和鄙视的神态。
“这是我姐姐、姐夫。”姜小眉转过头来对关金雄说，又对姐姐说，“这是我们厂的同事。”
关金雄依旧抱着吉他，有些尴尬地站起身来，朝姜小眉的姐姐、姐夫点了点头。
“坐吧，坐吧。”姜小眉的姐姐说着，并不看关金雄，而是问姜小眉，“爸和妈呢？”
“对面大屋呢。”姜小眉问，“你们还没过去？”
“我们一听这边乱嘈嘈的，就先过来了。”姜小眉姐姐说。
“对不起啊。”关金雄说，“我该走了。
“没事儿。”姜小眉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
关金雄二话不说，拿着琴朝门外走。
“以后再来。”姜小眉追到门外说。
关金雄头也不回，径自下楼去了。
深秋
星期日下午，林启云走进了花市信托商店。他并没打算买什么东西，只是路过这里随便转悠转悠。
商店的屋子里杂七杂八的东西还真多，有自行车、缝纫机，有手表、老怀表，有各式各样硬木家具，其中的一个镶着花石板的硬木茶几，只标价十五块。一架很新的钢琴，竟然才卖二百五十块钱。在乐器柜台前，林启云停下了脚步。柜台里摆放着一些二胡、笛子，还有几把吉他和小提琴，其间一把标价一百八十元的小提琴引起了他的注意。新小提琴也就是三五十块，一把旧琴怎么这么高呀？他让售货员把琴取给他看，身体发胖的售货员乜斜了他一眼，很不情愿地把琴拿给了他。他打开已显破旧的琴盒，看到里边躺着一把褐黄色的提琴。他拿起来再看，发现这是一把虎皮纹的琴，不由心头一动。他紧了紧弦扭，把松弛的琴弦绷起来，又取出琴弓，把放松的弓毛也绷紧。
“这可是意大利琴，可得留神点儿啊。”胖售货员说，话外之音是“不买别瞎拉”。
林启云并不答话，把琴夹在脖子底下，把琴弦调正后，开始拉起来。小提琴的音色极美，令他爱不释手。但兜里没钱，他恨不得把琴抱在怀里就跑。这样的小提琴国内少见，他想若不是琴主人遇到特殊的事情，不会轻易卖掉的。好的琴，可以说是无价的，不要说卖，就是借使一下，主人也未必愿意。标价一百八十元，太便宜了！可惜他一个月只挣三十多块钱，除去抽烟、喝酒、吃饭，所剩无几。有时候，月底拉不开闩，一毛钱就会难倒英雄汉，他只得红着脸跟别人去借饭票。抚着小提琴，他实在舍不得放下，下意识地摸了摸空衣兜。
“你要吗？”柜台里边的胖子歪了一下嘴，语气里分明带着几分不屑。这也难怪他，这把琴放在这里有些时日了，经常会有人在这里磨蹭好长时间，询问，摆弄，甚至拉上一段，但最后都放下走了。如今他不仅烦了，而且一眼看出面前这位衣帽不整的年轻人，连十八块钱都拿不出来，纯粹是耽误工夫。
“要！”林启云脱口而出。这干脆的话不仅让柜台里的胖子愣了一下，而且让他自己也愣了一下。
“一百八十块。”价码在上边写着呢，但胖子还是说了一遍，而且眼睛盯着林启云，那意思很明白：别看花了眼，不是十八块。
“不过……”林启云开始结巴了，“不过，我没带那么多钱，我得回去取一下，能给我留一下吗？”
“行。”胖子点了一下头说，但眼里却闪出一丝微笑。他暗自得意，因为先前的判断得到了证实，“你得去去就来啊，要是真有人买，那可就对不起了。”
林启云并未琢磨胖子话语里的这个“真”字，放下琴，转身就走。出了店，他的头脑才冷静下来。取钱？到哪儿去取钱？银行是你们家开的？“借！”他突然叫起来，把路边的行人吓了一跳。
说起来容易，可是到哪儿去借呢？借完了，又怎么还呢？顾不上这许多了，他出了信托商店的门，骑上自行车，使劲地蹬了几脚，忽然间又停了下来。跟谁去借啊？要是在从前，还兴找表弟想想办法，可现在表弟的家败了，连表弟本人也不知到哪里去了。他的朋友只是几个发小了，可他们都是挣三十多块钱的主儿，别说一百八，就是十八块也不见得有。想到这儿，他一下子就泄了气。但又不甘心，只好到关金雄家去念叨念叨。
“一百八？”关金雄听了就吃一惊，“怎么那么贵呀？”
“不贵，是一把意大利小提琴。”林启云说，“哎，关儿，你说我那辆自行车能值多少钱啊？”
“你那辆自行车大概有七成新吧。”关金雄想了一下说，“照说‘飞鸽牌’的还能卖点儿钱。可是那上边的飞鸽牌子不是被红卫兵撬了去吗？那就值不了多少钱了，顶多卖个六七十块吧。可卖了车你怎么上班呀？”
“上班倒好办。”林启云说，“可以买张汽车月票，也可以跑步上班，也算是早锻炼了。”
“卖了车你也缺多了。”关金雄把手腕上的大英格表解下来说，“这样吧，这表也卖了，钱差不多就够了。”
“那可不行！你不新买的吗？”林启云说，“卖了你戴什么呀？再说咱大爷和大妈问起来怎么说呀？”
“我还有原来的那块‘上海牌’的呢。”关金雄说，“我老爹老妈不注意这个，就是注意了也没关系，我就说丢了。”
“不行不行。”林启云说，“我也不能为了把小提琴让哥们儿卖产业呀。再说我什么时候还你呀？”
“什么产业不产业的，将来你发了财再说吧。”关金雄一瞪眼说，“你再废话我急了啊！”
林启云见关金雄真的要急了，只好答应，想立刻到信托商店去。关金雄说，东西托给信托商店，当时拿不了钱；如果当时拿钱，信托商店给的价可能很低。要想卖个好价钱，就得到先农坛那边的一个私下交易的自由市场去。林启云买琴心切，去哪里都不在乎，可关金雄又告诉他，还得回家取自行车执照，否则没法过户。林启云没想到卖辆自行车还有那么多事，但也无可奈何，只好用自行车带着关金雄取执照，然后直奔先农坛自由市场。
到了自由市场，太阳已经西斜了，好在那里的人还不少。林启云把自行车一架在那里，就有好几个人问价，但一听报价七十，所有的人都摇摇头走了。再有人问时，关金雄反问对方出多钱，对方说四十，林启云说，那您还是买别人的吧。关金雄把大英格表掏了出来，没多久，就有一个人出了一百五十块钱的价。林启云摇了摇头，觉得刚买没多长时间的表就赔了三十块钱，还白搭了一张表票和几张工业券，有点不值当。关金雄却估摸着差不多，点头答应了。正准备成交，有人喊了一声“警察来了！”人们呼啦一下就都散了。林启云跟着关金雄跑到一边，说：“算了吧，我就不该让你卖表。”关金雄说：“都打游击呢，等一会儿咱们再回去看看。”
过了二十多分钟，关金雄带着林启云又回到自由市场，果然不出所料，跑散的人们又回来了，继续做着私下交易。在人群里转悠了一会儿，两人与刚才要买表的人再次相遇。废话不用多说，一手交表一手交钱，然后各走各的。又过了一会儿，经过讨价还价，林启云把自行车也卖出去了，得了五十五块钱。所卖车、表共得二百零五，买那把意大利小提琴有富余了。
林启云和关金雄坐上公共汽车，急忙往花市赶，到那里一看，信托商店已经关门了。
由于牵挂着那把小提琴，当天晚上，林启云很长时间没睡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他就梦见那把意大利小提琴已经归他所有。他把它夹在颈下，挥动手臂，拉起了《新疆之春》，可是突然有人把小提琴夺了过去——“我已经先交钱买了！”那人说。他惊出一身冷汗，睁眼一看，原来是做了一个梦。
第二天一早，林启云顾不上洗脸刷牙，就跑到信托商店去了。店门还没开，只好耐心等待。等了好半天，才见街上的行人多起来，他一抬头，发现店门上写着营业时间——九点。向一位路人打听时间，那人看了一下手表，告诉他“六点半钟”，这就是说他早到了两个半钟头。他想先回去洗脸刷牙，但又怕错过了开门时间，愣是在信托商店门口站了两个半钟头。店门一开，他第一个冲进去。到柜台前一看，立刻傻了眼，原本放在那里的小提琴已经不见了。问胖售货员，胖售货员说昨天临下班的时候有人把琴买走了。林启云气得和胖子大吵一架，但吵也没用，他只能垂头丧气地走着上班去了。
晚上见到关金雄，林启云一脸懊丧地说：“车也没了，表也没了，小提琴也没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琴这么快就卖出去了？”关金雄马上明白了，“随缘吧。该是你的，它跑不了；不该是你的，求也没有用。”
“这是一百八十五块钱，还给你吧。”林启云掏出一把钱，放在小桌子上。
“干吗呀？”关金雄说，“你什么意思？”
“我也不能让你白赔三十五块钱哪。”林启云说，“你再重新买一块吧，工业券我没有，就算你白搭了。”
“你跟我来这套啊！”关金雄急了，“表是我自个儿卖的，赔不赔是我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卖表是因为我。”林启云说。
“我凭什么因为你卖表啊？”关金雄说，“因为咱们是从小的哥们儿。卖了就卖了，我就没打算让你还。我现在不用钱，你先拿着，万一还有好琴，就不用抓瞎了。”
“那这么着吧，你拿着你那一百五十。”林启云说，“剩下的钱呢，我再花个三四十块去买辆旧车。”
“你就给我留一百吧，我去信托商店花个七八十块买个旧表，剩下的就买酒菜了。”关金雄笑着说，“你呢，去买辆七八成新的旧车。也别要太便宜的啊，便宜没好货，车不是闹着玩的。”
事后，关金雄花七十块钱买了一块看起来还很新的旧大英格。林启云用四十块钱买了一辆杂牌子的旧自行车，把关金雄卖表的那五十块钱又还回去了。
“得。”关金雄无可奈何地接了钱，“炮换鸟枪，咱们又有酒钱了。”
冬
赵三儿不烦上班，烦的是上班开会。
大会还好说，百十人的大会，或者几百人的大会，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没人理会。开这种会，他总是想方设法地坐在紧后边，待个十几分钟，他就找个上厕所什么的借口溜出会场，找地方闲逛一圈，估摸着大会快结束了，他再悄默声地溜进会场。其实不只一个人运用这个门道，但人出去太多了，就会引起台上“革委会”的注意，革委会主任一声令下，会场的门就被关闭了，还派人在门口处把守。在这种情况下，赵三儿只好坐在那里睡觉了。只要不打呼噜，台上的看不见，旁边的人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天上午开大会，革委会的人先把门关上了，赵三儿想出去也很难。但他听着听着就乐了，因为他发觉台上新上任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念稿子就像说相声。主任作的是国际国内形势报告，高声念我们革命人民不怕美帝、苏修的“核化炸”和“挑半”。念着念着，当主任说“接下页”时，全场都发出了笑声。主任听到笑声，抬了一下头，翻了一页稿纸继续说：对，接下去，我们要用革命的铁拳回击帝、修、反，让“红丹丹”的革命的红太阳照遍了全球。赵三儿和台下的群众一边乐一边鼓掌，主任见了，点点头，也鼓起了掌。
下午开班组学习会，班长先念《人民日报》社论，然后自由发言。但所有的人都大眼瞪小眼，没有吱声的。班长没办法，只好点着名轮流发言。第一个被点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她的双手放在桌子下边，正在织着毛衣，发言的时候手并不停下来，嘴上说，上午听了主任的报告很受启发，也很受教育。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第二个被点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同志。他打了个哈欠说，现在全世界的革命形势一片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好上加好。我们坚决支持亚非拉美的民族解放斗争。有两个人说了，下边的人就照方抓药，说了大概相同的话。最后轮到了赵三儿了，赵三儿拿起桌子上的报纸照着念，只是在其中加上了一些个“啊、哈、吧、嘛”之类的口语——“我们啊，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啊，信心百倍，斗志昂扬嘛，一定把北京建设成最红最红的啊，无产阶级革命城市哈。”打哈欠的那个男的说：“哎，赵三儿，你要是照着报纸念还不如让我念呢。”赵三儿回说：“哎，你这不是对革命群众进行打击和‘挑半’吗？”对方说：“我看你这是‘核化炸’。”大伙儿都笑了，班长说：“都严肃点儿啊！上边领导还要听汇报呢。”
赵三儿烦开会，又躲不过去，于是一会儿说牙疼，一会儿说犯了胃病。班长说，有病就去医院。赵三儿谢天谢地，带了一瓶二锅头，骑上自行车就往合同医院跑。
合同医院是一家只有两层楼的小医院，但候诊的楼道里却挤满了人。赵三儿拿着挂号单子，并不交给叫号台的护士，而是径自走向4号诊室找一位名叫王贵生的大夫。
王贵生原本在挂号室里挂号，后来诊室缺人，不明不白地就去当了医生。医术自然谈不到，但他知道到医院泡假条的人多，不看病点着要药的人也不少，于是他就来了个投其所好——找他要什么药就给开什么药，没病要假条的，他也照开不拒。一传十、十传百，所以找他看病的病人也就多了起来。当然，一般泡假条的都会送盒烟或送瓶酒什么的。各取所需，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
王贵生最得意的是媳妇不仅漂亮，而且年轻，大概比他小十来岁。知道内情的人在背后撇嘴，说他那媳妇是骗来的。他媳妇原是附近商店里的售货员，到医院看病，听别人说王大夫这儿好开假条，于是特意选了他的门诊。王贵生一见这女孩儿就着了迷，自是殷勤相待。女孩儿想要什么药他就给开什么药，反正是单位报销；开假条更不在话下，要一天写两天，要两天开一个礼拜。王大夫一边看病一边说笑话，逗得女孩儿咯咯地直笑。他的父亲在一所中学看传达室，却被他说成是“高干”，如今成了“走资派”，他自己也就成了“高干子弟”。女孩儿自是另眼相看，被王大夫约到了家里。女孩儿来的那天，王大夫做了精心准备。一是把自己的小屋打扫得干干净净，特意铺了一块新床单，托人做的沙发椅上也盖了两个黄色的大毛巾。这些东西都是到医院开假条的人送的。女孩儿来了，他不像一般人家那样沏茶，而是拿出了两瓶“北冰洋牌”的汽水。女孩儿一见就满心喜欢，若不是干部家庭，平时怎么会喝一毛五分钱一瓶的汽水呢？女孩儿21岁，王大夫32岁，自己却称27岁。不久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女孩子也就答应结婚了。
王贵生高高兴兴地结婚了，但由于在年龄上撒了谎，他爹也不是什么“高干”，所以当真相大白以后，他在年轻的媳妇面前自觉矮了一头，只好主动把经济大权交了出去。可是他很快就感到别扭了，因为好一口，买酒和酒菜就成了问题。后来有了孩子，他就更难从老婆那里抠出几块钱来了。于是他开始向周围的同事借钱。先是几块几块地借，后来几毛几毛地借。由于他多数是只借不还，借着借着就连几毛钱也借不出来了。实在没钱又想喝酒了，他连几分钱也借，凑够了一毛三分，又弄一两酒，不用酒菜他就能灌下去。时间一长了，他连一两分钱也借不着了。这也怪不得同事——救急不救穷，更何况他借钱只是为了——用同事的话说是“灌猫尿”呢。由此，他喝酒就只能靠着泡假条的人了。
在诊室门前，赵三儿被一位小女护士挡住了——“找地方坐下等叫号。”赵三儿说：“我找王贵生王大夫。”护士说：“他那儿有病人。”赵三儿站在那儿不动弹，说：“我找王大夫有事儿。”正在这时候，室内看病的人站了起来，赵三儿一步迈进去，叫：“王大夫，够忙的！”王大夫抬头一见赵三儿，说：“哦，你呀。”前边看病的那个人出去了，赵三儿随手把门关上。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吧！”王贵生笑着说，“又来给谁开假条啊？你哥们儿还不少啊。”
“今儿我自个儿看病。”赵三儿把书包里的二锅头往桌子上一放，然后从上衣兜掏出一盒“海河牌”的香烟，从中抽出一支，甩在王大夫的桌子上。那支烟滚了几圈，和桌子上原有的几支烟滚到了一块儿。
“别，别弄这个啊，让人看见不好。”王贵生赶忙把酒收在桌子下边的小柜里，再把几支香烟收进抽屉。
赵三儿把烟盒揣了起来，问：“怎么着，王大夫，够忙的啊。”
“忙管什么用啊！”王贵生一歪头说，“多忙也是挣那几壶醋钱啊，连酒我都喝不起了。”
“得了吧。”赵三儿说，“谁不知道听诊器、方向盘，给个县长都不换哪。开好药的、泡假条的，能不孝敬您呀！”
“你也没少泡吧？”王大夫依旧是带着笑说，“开了那么多假条，你给我送什么了？连根儿烟还是‘海河’的，照说怎么着也得‘大前门’吧。”
“咱不是朋友吗？”赵三儿嘻笑着说，“我要是给您送个前门楼子，您不还得花钱修嘛。”
“你小子，净是嘴上功夫。”王大夫说，“你前些日子说有个弹吉他的高手是你哥们儿，还说给我引荐引荐，也不见你搭茬了啊。我看是你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你吧？”
“这我还跟你瞎编呀，那是我发小。”赵三儿说，“过两天我带您到他家听琴去。”
“你别光说不练就行。”王大夫说，“怎么着，开几天假条啊？”
“一天就行。”赵三儿说，“再给我开点胃舒平。对了，有泡水喝的胖大海没有？那什么，还有开胃的山楂丸。”
“你倒没点炸麻花和鸡蛋糕啊。”王大夫一边写抓药的方子一边说，“反正是公费报销，药房里再配带些个鸡鸭鱼肉就更合适了。”
“我说也是。”赵三儿说，“要不怎么说社会主义好呢。”
赵三儿拿着抓药的方子出来了，诊室门外叫号台的女护士使劲朝他瞪了一眼。赵三儿装没看见，直奔药房。
药房这边就不得不排长队了，先排划价的，再排取药的，赵三儿一到那儿就头疼。划完价，他转到取药的队前边，想找个熟人或者找机会加个塞儿。
队前的第三个是个女的，挺年轻的，他想跟她搭拉个话，然后再加个塞儿。走近一看，他瞅着那女孩有点儿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再一琢磨，哎，这是不是“带鱼”的妹妹呀？看着像，又有点儿拿不准。想起关儿一直在打听她的下落，他便凑到她的跟前，问：“师傅，您是姓戴吗？”那女的斜了他一眼，说：“你谁呀？我不认识你。”赵三儿刚要解释，已经轮到那女的取药了。他还要说什么，就听背后喊：“排队去！别加塞儿嘿！”赵三儿怕是认错了人了，只好退到一边去了。
那女的取了药，根本就不看他一眼，转身就往外走。他想跟上去再问一问，却听身后有人喊了声：“戴红——”回头看时，另外一个女的跑过去，追上了被喊的人。两人说了些什么，赵三儿听不见，后来的人朝他这边看了看，拉着前边的人匆匆走了。赵三儿知道时下的小青年常在街头和偶然遇到的女孩子搭拉话——“拍婆子”，他怕对方误会，就没敢再追过去。但正当他想回去排队取药的时候，突然发现关金雄走进了医院的大门。
“关儿——”赵三儿喊了一声。
“哎，你也在啊？”关金雄觉得很突然。
“嗨哟，你早来一会儿就好了。”赵三儿说，“你猜我遇上谁啦？戴红！”“带红？什么带红？”关金雄一时没反应过来。
“就是那个‘带鱼’的妹妹。”赵三儿说，“我问她是不是姓戴，她不搭理我。”
“你认错人了吧？”关金雄说。
“没有。”赵三儿说，“我听见有人喊她了。”
“这么说她在北京……”关金雄说，“只要在北京就能找到。”
“哎，关儿，你是真看病还是假看病啊？”赵三儿说，“如果真看，你就到1号诊室。要是拿药或者是泡假条，就到4号。”
“怎么呢？”关金雄问。
“你忘了我给你拿过假条啦？就是4号诊室那个叫王贵生的王大夫开的。”赵三儿说，“这个王大夫啊，手潮，看不了什么病，专门给人拿好药和开假条。不用别的，上根儿烟就齐了。”
“我也不认识他呀。”关金雄说。
“他可早就知道你。”赵三儿说，“刚才他还跟我提呢，他一直想到你们家去听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