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
当关金雄得知林启云准备结婚的时候，先是吃了一惊，而后问：“和谁？”
“就是原来的那个。”林启云说。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那个女孩子因为父母反对她和林启云交朋友而得了一场大病。病好了以后，她悄悄地把家里的户口本拿出来，把自己的户口上在了单位的集体户上，然后从家里出走，到她的一个小学同学那里临时住下。那位小学同学找到林启云，说明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林启云对女朋友的断然抉择很是感动。身为男人，他无论如何不能让因为他而从家里出走的女友长期住在同学家里，决定马上结婚。
林启云的父亲在很早以前就去世了，母亲一人把他带大。几年前，舅舅家，也就是他表弟家出了事——舅舅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舅妈下放到湖北，为了照顾舅舅丢下的几个孩子，他母亲就带着他搬到了他舅舅家去住了，直到他考上技校才开始自己独立生活。后来姥姥和舅舅也去世了，除了几个发小，他很少跟别人来往。结婚的事，他只跟母亲说了一声，无须再和另外的人商量，但他必须通知几个发小，特别是关金雄。
“林子，有什么困难吗？”关金雄说，“好歹得买床新被子啊，你那床已经脏得不成样子了。”
“那倒好办，可是……”林启云面带难色。
“人家没要求三大件吧？”关金雄问。按照时下的惯例，结婚的男方都得置办“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要瑞士的“大英格”，价格是185元。自行车要“飞鸽”牌的或“永久牌”的，最好是锰钢车，那得195元。缝纫机的牌子是“蜜蜂”，又得200块。加起来没六百块钱拿不下来。光有钱还不行，这些东西都是要票的，有的还需要工业券。一个单位一年发一两次票，不是排队就是大家伙抓阄，轮到林子不知得猴年马月。
“人家倒没提三大件。”林启云说，“她知道我买不起。”
关金雄扫视了一眼林子的小屋，自己也皱起了眉头。虽然不需要“三大件”，但林子的家里只有些破破烂烂的旧家具，床还是个单人铺板的，一个破旧的单开门大衣柜，玻璃已经裂了，裂缝处是用胶布粘的，一副穷酸气。就这么结婚，实在是有点委屈人家新娘子。关金雄知道当前结婚的流行“二十八条腿儿”。这二十八条腿儿，包括双人床四条腿儿，大衣柜四条腿儿，饭桌四条腿儿，四把木椅子十六条腿儿。椅子可以置两把，近年来兴起了沙发椅，另外的八条腿儿可以拿一对沙发椅来替代。
“你现在有多钱？”因为是发小，关金雄照直问。同时他也在计算着，一把椅子8块钱，两把就得16块钱，大衣柜可就贵了，一个就得五六十块。
“连她攒的加起来，也就四五十块吧，还差不多了。”林启云下意识地摸了摸衣兜，显然没有多大底气。他一月的工资30多块，除了吃穿，省不了几个子儿，能攒下点儿可真不容易。
关金雄想了一下，让林启云在家里等，说完就跑了出去。过了不大一会儿，他把在木器厂当木匠的杨路带来了。杨路进了门，二话不说，从衣兜里掏出把盒尺，把林子家的旧家具都量了一遍，说：“差不多。”
“我那儿有两张三合板。”关金雄忽地又想起了什么，“对了，我那还有一张闲着的床板。”
“那就够了。”杨路一边点头一边算计着。
“家具的事儿，你不用管了。”见林子一副懵懂的样子，关金雄说，“我和杨路商量了一下，就用你屋里的旧家具当料，我和杨路再给你凑点儿，做二十八条腿儿问题不大。”
“还得让你们搭料？”林启云念叨着说，“其实不要大衣柜也行，我们家也没多少东西。”
“怎么啦林子？见外不是？”关金雄说，“什么叫发小，什么叫哥们儿？”
林启云见关金雄埋怨起来，就不言语了。
“如果不要大衣柜，料就有富余了。”杨路说，“到时候再说吧，尽量。”
“怎么着都行。”林启云说，“你们就瞧着办吧。”
“对了，你还得请桌客。”关金雄说，“定日子吧，到时候我来做饭。”
“行。”林启云不敢再客气，“叫什么人，你定吧，我的朋友你都知道。她那边，可能就她同学一个。”
“这屋子也装不下几个人。”关金雄瞄了一下林启云的房子，“我给你算算——除了杨路、赵三儿、方惠民，蓝晓光你也认识，再加上你、我、她和她的同学，整八个人。”
黄昏时分，赵三儿急急惶惶地跑来找关金雄，说是明天一早前门外大栅栏附近一条胡同里的家具店发票，能买大衣柜。听了这消息，关金雄很是振奋——林子结婚，不是正缺一个大衣柜吗？听了消息，他当即就要拉着赵三儿去排队。
“你急什么呀？一排队就得一晚上，我吃了晚饭先去行吧？”赵三儿刚要走，回头又说，“对了，你叫上杨路吧。卖家具的地方肯定得排大长队，人一多就乱，他去了咱们踏实点儿。还有啊，你们得穿上棉大衣，晚上冷。”
吃完晚饭，关金雄披上大衣出了门，然后叫上杨路。两人没骑自行车，步行着穿过几条胡同和前门大街，离那家具店老远就见长队已经排到了那条胡同的外边。天黑了，路灯闪着鬼魅似的眼睛，弯弯曲曲的长蛇阵望不到边。原本狭窄的胡同显得更加狭窄，里边还穿梭着来来往往的人和自行车，有的地方人堆在一起，很难挤进去。人群中突然乱作一团，伴着噼里啪啦的响声，有喊的有叫的。关金雄和杨路一看，原来是两拨排队的人打了起来。听旁边人的话音，架是因为加塞儿打起来的。不一会儿，占了便宜的人冲出人群跑了，挨了打的人鼻子流着血，奋力追去。其他的人议论纷纷，但又重新排起了队伍。
关金雄和杨路穿过人堆，忽然听见有人叫，“关儿——关儿——”在几百号甚至上千人的蜿蜒的大队中，关金雄发现了已经排在了队伍里的赵三儿。
“你怎么排这儿了？”杨路似乎很奇怪地问。
“人太多。”赵三儿不无埋怨地说，“吃了饭我就跑来了，已经排一个多钟头了。前边净加塞儿的。”
“走吧走吧，出来吧。你还猴三儿哪？”杨路说，“照你这个排法，还不得排到猴年马月去！”
“那怎么办呀？”赵三儿赌气出了队，“我看你有什么本事？”
杨路不答话，带着关金雄和赵三儿顺着长队往前走，一直走到了队伍的尽头。家具店关着门，窗子上了门板，它的门口前拥着黑糊糊的一片人。
“谁第一个儿啊？”杨路大声问。
“我！”一个身披草绿棉大衣的小伙子回说。
“那好。”杨路说，“我排你前边啊。”
那小伙子先是一愣，然后眨巴眨巴眼睛琢磨着说话人的意思，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而后上下打量着要排在他前边的这个人，欲言又止。他明白，敢说这种话的人绝不是好惹的，但也不至于这么狂啊！到这儿排队的有不少是结帮搭伙的，头一个也不是好站。倒不完全是先来后到，他和他的小兄弟们来得并不是很早，而是把前几名都挤到后边去了。单个儿的不敢说话，三个两个的也没他们人多势众。现在来了个比他还横的，他就有点不自在了。这时候，他发现这人身后边还站着两个人。他看了又看，掂量着对方的实力。忽然间，他把眼睛盯在了其中的一个脸上，那起了些凶光的目光瞬息变得柔和起来。他朝着面前这人身后扬了一下头，问：“哎，是吉他关吧？”
“对，没错儿。”杨路回说，“怎么着哇，哥们儿？”
“吉他关？”赵三儿不爱听了，“他是北京四大琴师之首，吉他王！”
“我听过你的琴！”那小伙子不理会赵三儿，却走到关金雄的跟前，“大哥，买家具吧？是不是要结婚呀？”
“一朋友。”关金雄回答说。
“为朋友排队呀？够哥们儿嘿！”小伙子赞叹道。
周围的几个人以为要打架，呼啦一下围上来。那小伙子对围上来的人说：“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吉他王，知道吗？吉他王！人家那琴弹的，真叫盖了，震了，没治了！”
“啊？吉他王？听说过。”
“对，对，在龙潭湖和东单花园……”
“大哥，既然你来了，你就是第一个。”小伙子问周围的人，“有意见吗？”
“没意见，没意见！”
“要是现在就能弹一段，就更没意见了。”
正说着，家具店的门忽然打开了，里边透出了灯光。排在门外的队伍立刻骚动起来，有人喊：“排好，排好，发票的来了！”门里果然走出一个人来，那人望了一下长长的队伍，大声说：“大家不要排了啊，上级来了通知，明天不发票。”
“什么时候发呀？”
“另行通知。”
“去你妈的吧！”
“你们丫挺的怎么拿人开涮呀？”
“哎，怎么骂人呀？”
“骂你是好的，我还打你丫挺的呢！”
家具店的人装没听见，一边喊着“散了啊，散了啊”，一边退回门内，赶紧关上了店门。
“啪”的一下，一块大砖头砸在了店铺的门板上。
前边的队伍乱了，后边的人还不知怎么回事，还在往前凑，直到不发票的消息传开，人们在失望和叫骂声中散去。
“真他妈倒霉！”赵三儿丧气地念叨着，“好不容易混了第一个儿……”
“混？”杨路不屑地说，“你混第一个儿试试。”
“我真服了关儿了，到哪儿都有人认识。”赵三儿不敢直接顶撞杨路，就以明夸关儿来暗贬他，然后自我下台阶说，“不发票也好，就是发了票，有钱吗？大衣柜涨价了，六十四块一个。”
“话可都让你说啊！”杨路说，“报信的不也是你吗？”
“走吧，大衣柜还是咱们自己做吧。”关金雄说。
“大哥，回头还听你弹琴去啊！”刚才排在第一个的小伙子临走还没忘打招呼。
半个月以后，杨路给林子做的家具完工了，有一张木板双人床、一张小饭桌、一个大衣柜。由于木料不够，原本计划做的两把椅子改做了两个圆凳。关金雄从旧货市场买来废旧的汽车座弹簧，为林子做了一对沙发椅。上过的几道清漆干透了以后，一水的家具完全跟新的一样。林启云高兴得直搓手，一个劲儿地说：“多亏了哥们儿帮忙……”
有了家具，结婚的日子就定在了星期天，大家都休息的日子。
大喜的日子，关金雄带着吉他一早就到了林启云家，他既准备当婚宴的厨师，又准备当婚礼的乐师，还得当副食采购员。
“需要多少钱？”林启云问。
“就看你有多少了。”关金雄说，“咱们看米做饭。”
林启云掏出十块钱，脸发红地说：“就剩这点钱了。”
“没问题，足够了。”关金雄说着，到窗户外边搭建的小厨房里转悠了一圈，查看一下油盐酱醋和五谷杂粮的存余情况，心里好有个底。
林启云准备骑着自行车去接新娘子，关金雄就去菜市场采买。刚要出门，杨路来了，他自动当了提篮的力巴儿。
“钱是不是少点儿？”路上，杨路想打听一桌婚宴需要多少钱，一听十块钱，他吃了一惊，“巧妇可是难做无米之炊啊！”
“你就看好吧。”关金雄说，“米和面他家里都有，蒸米饭、做面条都够了。酒也不缺，你不带来两瓶二锅头吗？这日子口，喝多了也不好。”见杨路依旧面带疑色，他又说，“八个人，四个冷菜十二个热菜，差不多吧？”
“啊？十块钱弄那么多菜？”杨路半信半疑地说，“那就瞧你的手艺吧。”
星期日的商场，人很多。关金雄挤在里边，掂量着十块钱怎么花，做什么菜。鸡蛋6毛钱1斤，买2斤；猪肉1块钱1斤，也买2斤；羊肉7毛1分，来半斤；鸡一只，花了1块5；鲤鱼来一条，8毛钱。菜买撮堆儿的，便宜。不一会，杨路手中的草篮子就装得满满当当，除了蛋、肉、鱼，里边还有茄子、黄瓜、西红柿、萝卜、洋白菜、柿子椒。正好赶上卖豆腐，关金雄赶快拉着杨路排在队伍里。
“买了这么多东西，钱够吗？”杨路抱着草篮子，又生了疑，“不行我再添几块？”
“够吗？”关金雄从衣兜里掏出了几张纸币，笑着说，“还剩了一块多钱呢。”
关金雄和杨路买完菜回来，林启云已经把新娘子接到家里，伴随着他们一道骑自行车来的还有新娘子的同学。
“小杨，杨燕鸣。”林启云指着一个清瘦又白净的女孩介绍给关金雄和杨路，而后又对着女孩说，“这是我的两个好朋友，一块儿长大的。”
“谢谢你们啦！”新娘子的眼里透着喜庆又有点不好意思的光，伸出手，说，“让你们忙活了半天。”
“谢什么呀？”杨路说，“林子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
“张丽。”林启云介绍另一个女孩子，“小杨的同学。”
方惠民、蓝晓光和赵三儿陆续来了，小屋里顿时挤得满满的。
“林子，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方惠民把林启云叫到一边，从兜里掏出一把钱塞到他的手里，“哥儿几个凑了点份子，一共三十五块，你看着买点什么吧。咱们大老爷们儿也不会买东西，怕不实用。”
“嗨，又让大家破费……”林启云脸色发红，但又不好推谢，感激地说，“还是哥们儿想得周到。前两年一同事结婚，收了二十多个毛主席石膏像，摆了一桌子，都不知放哪儿好了。”
“对了，这里边还有小福子一份。”方惠民补充说，“另外的一份是你嫂子的。”
“小福子是谁呀？”林启云对这个名字很陌生。
“关儿的徒弟。其实你也见过一回。”方惠民说，“关儿和我们商量你这婚事的时候，正好他也来了，非要凑个份子不可。”
“那……”林启云觉得不合适，“你怎么没让人家来呀？”
“我叫了，关儿说地方小，人多了装不下。”方惠民说。
林启云想了一下，终于对上号了，小福子就是他在关金雄家遇上的那个学琴的小罗锅。想到那天理都没理人家，心里便觉得有些歉意。方惠民又跑回院子，从自行车的车筐里拿了东西，进了屋，他把纸包着的两件崭新的枕巾和一个洋铁锅，分别递给林启云和新娘子。
“这是干吗？”林启云问。
“这是你嫂子的一点心意。”方惠民说。
“不用，不用……”林启云问，“怎没叫嫂子来？”
“她在家看孩子。”方惠民说。
“不就是敏洁吗？干吗不叫她们一块儿来？”林启云说。
“我让她在家练琴呢。”方惠民说，“这孩子，一天都不能放松，一放松就玩疯了。”
喝茶，谈笑，关金雄准备去做菜了。新娘子和她的同学抢着要去，被关金雄拦住，说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哪有新娘子下厨的，要下厨也得改日。同学是伴娘，任务是照顾好新娘。
关金雄进了厨房，杨路和赵三儿都跟来了。
“关儿，我帮你干点啥？”赵三儿问。
“你？也就端端盘子吧。”关金雄说。
“那你就在这儿当小二吧，我喝酒去了。”杨路对着赵三儿笑着说，“你可又升了一级啊！”
“去你的吧，羊头！”赵三儿回答道，“再拿我开涮，把你炖着当菜吃了。”
关金雄很快做了几个凉菜——小葱拌豆腐、摊鸡蛋、油炸花生米、凉拌心里美萝卜。有了凉菜，关金雄就把杨路打发到屋里去喝酒了。一喝酒，杨路就离不了桌了。蓝晓光的酒瘾不大，不时地跑去端菜，顺便看关金雄做菜。陆续上桌的有素烧茄子、西红柿炒鸡蛋、木须肉、红烧豆腐、鱼香肉丝、鸡蛋炒黄瓜、肉片炒柿子椒、肉片炒洋白菜、糖醋鲤鱼、葱爆羊肉和黄瓜鸡蛋汤。最让他惊奇的是关金雄的拿手菜，一个是香酥鸡，一个是锅巴肉片。生鸡褪了毛以后，先在锅里煮，煮个半生不熟，再放到油锅里炸，最后是撒胡椒盐，香酥鸡就得了。锅巴肉就比较复杂了——具体做法是先蒸米饭，用火大一点儿，出锅巴；锅巴在炒锅里烤一烤，烤出焦黄色；肉片加团粉水那么一炒，加点盐，就成了卤。关金雄让蓝晓光把锅巴端上桌，他自己则端着锅进屋，把热卤往锅巴上一浇，只听哧剌一声响，一道川味名菜就齐活了。
“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啊！”蓝晓光说，“我还以为你就会煮挂面呢。”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方惠民说，“我在他们家吃过他做的饭。”
“哎，关儿这手艺是哪儿学的？”林启云也很奇怪。
“一朋友。”杨路说，“那哥们儿的爸爸是川菜特级厨师，他跟他爸爸学了几手，有几样菜是关儿跟他学的。”
大家先喝赵三儿带来的啤酒，关金雄出了厨房，该喝白酒了。
“新郎官儿，该你了吧？”赵三儿对着林启云说。
“我？白酒可不大行。”林启云回答。
“不是让你喝酒。”赵三儿说，“是讲恋爱经过。除了老方，我们哥儿几个可还都是光棍儿啊，得向你取取经。”
“哎呀，真没什么可说的。”林启云红着脸说。
“那就让新娘子说。”赵三儿说，“总得有个谁追谁和追的过程吧。”
听杨路这么一说，新娘子顿时脸色绯红。
“其实也没什么。”林启云说，“我们打乒乓球的时候认识的。”
“在哪儿打乒乓啊？”
“就是在单位。”
“后来呢？”
“后来……”
蓝晓光在旁边暗暗地捅了赵三儿一下，示意赵三儿不要再追问，因为他在关金雄家听林启云说过小杨家里反对的事。赵三儿不理会蓝晓光，非刨根问底不可。
“歇会儿吧你！”杨路发话了，“怎么酒也堵不上你的嘴？”
杨路一发话，赵三儿就不再追问了，转口说：“那就唱个歌吧。唱《老两口学毛选》怎么样？”说完他自扮男女的声音唱起来，“老头子——哎——老婆子——哎，你看咱们学哪篇——”
大家都笑，蓝晓光说：“还是来个小两口学毛选吧。”
“那更好。”赵三儿说，“就叫《新婚之夜学毛选》，符合两报一刊社论。”
“别逗了。”方惠民说，“还是让林子拉个小提琴吧，《梁祝》。”
“拉《新疆之春》吧。”关金雄说。他知道，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林子拿手的，也是歌颂爱情的，可那毕竟是生离死别，他觉得在结婚的时候拉它不大吉利，所以提议来一首欢快点的。方惠民听关金雄一说就明白了，马上改口说：“好，《新疆之春》。”
关金雄给方惠民打圆场，接过去说：“我带琴了，弹个琴祝个兴吧。”
林启云取出提琴，精神饱满地拉了一段《新疆之春》。拉完后，关金雄弹琴助兴，唱起了《小杜鹃》——
小杜鹃叫咕咕，
少年把新娘挑，
看他鼻孔朝天，
永远也挑不着。
咕咕！咕咕！
啊恰！噢的里的噢的里的杜纳！
…………
年轻人我问你，
为何这样骄傲，
难道只能夸耀，
你那华贵的绣袍？
咕咕！咕咕！
…………
掌声中，关金雄又唱起了《含苞欲放的花》——
你含苞欲放的花，
一旦盛开更美丽，
你含苞欲放的花，
盛开更美丽。
只有在我的花园里，
才能找到你，
只有在我的花园里，
才能找到你。
…………
来吧，快来吧，
我的那玫瑰花，
你快过来呀！
…………
新娘子听着歌，激动的泪水止不住地淌下来。
初春
春节刚过，天气很冷。这些日子，北京城里连一点节日的气息都没有。很少能听到花炮的声音，几年来，许多人都没把过节当成喜庆的日子。
梁朋家的小屋里，炉火正旺。炉子上的白洋铁壶发出嗞嗞的响声，宣告着温暖和屋主人的归来。梁朋用自己使的那个大搪瓷缸子当茶壶，里边放了超过平时一倍的茶叶。他的周围是关金雄、蓝晓光和韩丽萍。四个人，不算多，但已经把小屋挤得满满的。
“我这屋，可从来没来过这么多人啊！”梁朋笑呵呵地说。这当然是指他被罢了官并成为“黑帮”以后。他从前的家是很宽敞的，虽然只有三口人，但妻子、女儿和他在一起，其乐融融，一点也不冷清。
“老梁，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蓝晓光说。
“不要说请教吧，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一起交流。”梁朋说。对于“请教”这个词，他已经很长时间没听到了，他听惯了的倒是“交代”二字。
“我不大明白，怎么革命胜利了，阶级斗争反倒越来越激烈了？”蓝晓光问。
对于这个问话，梁朋几乎无言以对。他并非缺乏理论素养，也不是没有口才和辩才。讲党课，论形势，曾经是他最擅长的。在区委党校，他的报告一做就是半天，每次都会赢得满场掌声。从国际到国内，从过去到未来，说地主阶级的反动腐朽，讲资产阶级从棺材里发出的臭气，论人民创造历史……可是现在，他说什么呢？他的许多上级、下级、平级，战友、同事，包括他本人，一夜之间都成了批判对象、打倒对象、专政对象，不是越来越激烈是什么？从1957年开始，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到如今是天翻地覆，翻饼烙饼——先揪地、富、反、坏、右，尔后是黑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特务、叛徒、军阀、土匪、狗崽子、小爬虫、两面派、保皇派、五 ？一六分子、现行反革命、坏头头、阶级异己分子，真是名目繁多。即使是都不沾边，还有社会关系问题、海外关系问题，还要查三代。
“您也不用回答我，我虽然不知道您从前是干什么的，但当个不大不小的干部是没问题的。”蓝晓光说，“一说咱们中国人，就是勤劳、勇敢，就提四大发明。这都没错，可还有鲁迅说的阿Q精神呢。儿子打爸爸，那叫精神胜利法。至于老话，那就更多了——出头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识时务者为俊杰，真人不露面，各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小不忍则乱大谋，大事明白小事糊涂。什么是小，什么是大？我看是装糊涂！说白了，就是装孙子。都装孙子，我们哪还会有屈原、李白、曹雪芹，世界上也不会有伽利略、哥白尼，连马克思、恩格斯都不会有。”
梁朋微笑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他没有说什么，不仅仅因为他不好说什么，而且因为他知道对方并不需要他说什么。他开始对蓝晓光另眼相看了。他知道蓝晓光喜欢读书，读了不少书；也知道蓝晓光不时地写诗，与关金雄合作写歌曲的歌词。可他没想到这个小伙子还有这么多的想法。他内心里觉得很高兴，年轻人原来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只知道乱闯蛮干，或者逃离现实。蓝晓光的话，听着像牢骚，其实是忧国忧民、关心民族和祖国的命运。不是说他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吗？有了大批这样的青年，还怕没有好的未来吗？
“我特别喜欢李清照的诗句，别看人家是个女诗人。”蓝晓光余兴未尽，口颂李清照的诗句，“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
“别死了活了的啦。”关金雄笑着说，“老梁的病刚好，还得休息。我看哪，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管他东南西北风。我呢，就认一个理儿，只要活着，就弹琴、唱歌、喝酒。晓光，你常跟我念叨的那首诗是什么来着？”
“你说的哪首哇？”蓝晓光一时想不起来关金雄所指。
“就是什么爱情、美酒。”关金雄提醒说。
“哦。”蓝晓光想起来了，念道：“生，为了爱情和美酒/死，为祖国而牺牲。谁有这样的命运/谁就是最幸运的人。”
“这是谁的诗？”梁朋听了忍不住问。他从来没读过这样的诗，觉得挺新鲜的，同时也觉得很有意思。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蓝晓光回答道。
“哦。”梁朋又“哦”了一声。这个人的名字，一下子触到他依然敏感的政治神经。他没有读过这位诗人的诗，却熟悉“裴多菲俱乐部”这个特殊的政治术语——它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
“他的另一首诗更出名。”蓝晓光不请自诵，“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不错！”关金雄说。
“我想听琴了。”韩丽萍努着嘴说。
“好，好。弹个琴吧。”梁朋说。对于沾着裴多菲的话题，他还是有点犯嘀咕。
“想听什么？”关金雄说，“女士为先。”
“《哎哟，妈妈》”韩丽萍说。
调完琴弦以后，关金雄清了一下嗓子，开始伴琴唱歌——
河里水蛭从哪里来？
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
甜蜜爱情从哪里来？
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
哎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
哎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
哎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
年轻人就是这样没出息！
韩丽萍突然觉得屋里异常宁静，心开始猛烈地跳起来，脸也不知不觉地泛红。她低下头，惟恐其他人看出她的心事，特别是关金雄把歌词结尾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变成了“年轻人就是这样没出息”。
“嘭嘭嘭！嘭嘭嘭！”
敲门声急促而又沉重，全屋的人都为之一怔。
“谁呀？”
“梁朋！找梁朋！”
蓝晓光恼怒地拉开门，看见屋门口站着两个穿着草绿制服横眉立目的小伙子。“什么事？”蓝晓光迎上前，目光中带着挑衅的神色。
“找……找梁朋。”两位不速之客见屋里还有几个人，也愣了一下，口气顿时有些发软。
“噢，噢，你们来啦。”梁朋发现来人是区委革委会派来的人，赶忙挤过去说，“里边坐。”
“不用坐，革委会让你去一趟。”来人向屋里睃了一眼，没动脚步。
“现在就去？”梁朋问。
“马上走！”对方说。
“哎，老梁可是刚从医院出来啊，他得休息。”韩丽萍上前说。
“你是干什么的？”对方的一个人问。
“你管着吗？”蓝晓光反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来人见屋里另外一个男的也站了起来，心里似乎有点胆怯了，“我，我们是上边领导让来的。”
“好，好，我跟你们去。”梁朋把话接了过去。这些年，他经历了批斗、挂牌、罚跪、住牛棚，本已没什么可怕的了，但他知道蓝晓光和关金雄的脾气，不愿意让他们为自己的事卷进去。他穿了棉衣，向蓝晓光眨了一下眼睛，示意他们冷静，说，“小关，晓光，还有小韩，你们先坐啊，我去去就来。”说罢，跟着来人去了。
“老梁，您注意点儿。”韩丽萍追出门外喊。
“什么东西！”蓝晓光愤愤地说，“快病死了也没人露面，刚出院就蹿上门来了！”
“你还没见过更坏的呢。”韩丽萍说，“有的病人在住院的时候就被人揪走了。”
春
半夜三更，有人敲门。
同屋的伙伴又回城探亲去了，戴红躺在被窝里，望了一眼黑糊糊的门口，不免有些害怕。声音不大，但的确是有人敲门。
“谁呀？”戴红大着胆子问。
“我——”
声音还是不大，但听着有点耳熟。
“谁？”
“我，是我。”
戴红终于听出来了，是经常关照她的生产队的张会计——张大叔，于是放了心。
“什么事呀？”
“你开门吧，有点事。”
“我都睡了。”
“急事，队长让我通知你一声。”
急事？什么急事？戴红想起来了，在学校的时候，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她赶紧穿上衣裤，摸索着点亮了油灯，下地开门。一股凉风灌进来，油灯的火苗晃悠了几下，差点熄灭。
“哦，是这样……”张大叔走进屋，朝里边看了看，又回身关上门，“公社来通知了，准备在咱们队里开个学大寨现场会。大水冲了地可冲不垮人，是不是？明天，大家都得起个早。”
“行。”戴红点点头。
张大叔说完并没有走的意思，而是坐在了一个小凳上。戴红有些奇怪，但又不好意思轰人家出去，只好坐在炕沿上等后话。
“咋样啊？戴红？习惯我们这疙瘩了？”张大叔问。
“哎。”戴红又点点头，但心里不免嘀咕起来。这么晚了，就通知这么个急事？每天早上天不亮村里的高音喇叭就响了，有什么事不能通知呀？她隐隐地感到有些不安，又一想觉得自己多虑了。人家是贫下中农，是长辈。村里不是贴着“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的大标语吗？那还是这位张大叔自己写的，由她来贴的呢。作为知青，她必须相信对他们进行“再教育”的贫下中农。张大叔咳嗽了几声，咳嗽似乎扇起了一阵风，使微弱的油灯的火苗摇曳起来，好像随时都会熄灭。墙壁上贴着一个黑影，如同一座大山。
“您……还有什么事吗？”
“哦，哦。”
突然间，戴红发现张大叔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她的胸部。她低头一看，原来自己慌慌张张下炕开门，衣扣并没有系好，里边露出原本是红色的内衣。她脸腾地红了，慌忙系上扣子。
“你同屋的那个回家去了吧？”张大叔问，“啥时候回来？”
“好像就这几天。”
“县城里招工呢，你不想去？”
“我……那还得大队里推荐吧？”
“咳，你们都是飞鸽牌的。不过如果表现好的话……”张大叔话头一转，“天凉了，被子薄不薄？”说着，他走到炕边上伸手摸了摸掀开的被子。由于距离很近，戴红闻到一股酒气。她想躲开，又觉得不妥。正在犹豫，张大叔的手捏了捏她身上的衣服，说：“衣服也薄了吧？”戴红觉得这举动太过分了，刚要躲避，张大叔却一歪身，把炕边上的灯吹灭了，戴红还没反应过来，一个身子已经把她扑倒在炕上，一双大手紧紧地把她抱住。“啊！”她只惊叫了一声，就再也喊不出声来。她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搞懵了。一个酒气熏天的嘴胡乱亲着她的脸，她头晕目眩，竭尽全力猛地一蹬腿，只听“扑隆隆”一声响，压在她身上的大石头一般的身子移了下去，她趁机跳下炕，拉开门，向外冲去。
戴红不顾一切地跑着，像发疯一样，直到摔倒在地上。原野上的风使她清醒过来。想到刚才发生的事情，她以为是一场噩梦，但这明明不是梦，胳臂和腿都跌伤了，身下是露水，湿漉漉的。没有星光，也没有月亮，头顶上，乌云在翻滚。她慢慢爬起来，听见远处传来了狗叫声。一个寒战，让她浑身起鸡皮疙瘩。
她终于敲开了另两个男知青的屋门。昏黄的油灯下，另两个男知青都吓了一跳。还不及问什么，戴红就趴在对方的肩头上呜呜地哭起来。见她衣服凌乱、披头散发的样子，对方立刻就明白了。
天大亮以后，戴红在两名男知青的陪伴下回到她住的屋里。门半敞着，屋内的地上横躺着她的那把吉他。她倏忽记起了那“扑隆隆”的声响，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那把吉他救了她。
戴红的眼泪又淌了下来。她感谢这把琴，同时也想起了那个教她弹琴的兰英，想起了哥哥，还想起了吉他王。冥冥之中，她觉得正是他们在佑护着自己。
初夏
郭福林对儿子放心了。岂止是放心，他高兴地多喝了二两酒。
“吉他，还有这么大的效用！”他自言自语说，“它能把我们家魂不守舍的福子给吸住。”
这些日子，小福子一下了班就抱着吉他弹。星期天，他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早到晚跟吉他泡上了。“嘣嘣嘣，嘣嘣嘣……”在老郭头的耳朵里，“吉他”只有这么一个声音。除了弹棉花，他搞不清还有什么声音和这声音能比了。让他奇怪的是儿子没事就用手捏黄豆玩。老大不小了，又不是小孩子，捏黄豆干吗呀？他觉得儿子有点魔障了。问老伴，老伴没好气地说：“你才魔障了呢！孩子在练琴，你懂吗？”好好好，他不懂，不懂干脆就别问。他终于放心了，琴好听不好听和捏不捏黄豆，他不理会，只要孩子不出门、少出门，在他眼前晃着，他就放心了。年头太乱，还是少出门为好。这么多年，不管别人怎么闹怎么折腾，他认准了按时上班按时下班，除了干活，闲事不管，更不要说你争权我夺印的了。什么“红旗”“井冈山”，他一概不参加。正因为这样，翻饼烙饼，哪派上了台都不惹他这个只知道干活的车间主任。他出身好，没多少文化，是真正的大老粗，揪他、斗他，没什么油水可捞。所以他在厂子里没什么愁事，愁的只是他的独生儿子。小福子弹吉他，他慌过一阵子，他担心这会惹祸事。弹了一些日子，似乎没事，他就放心了。自从知道了关金雄是儿子的师傅以后，他对手下的这个“刺儿头”工人就另眼相看了。
“年轻人嘛，弹弹琴也没什么关系嘛。”他在车间里说，“我年轻的时候，不有时候也进戏馆子嘛。”
“嘿，这可是两回事啊！”有人故意逗郭主任，“这可是您说的啊，弹吉他的都是二流子。”
“嗨，现今是样板戏上都有了，还说那个干什么？再说就要犯错误了。”
“样板戏上有？哈，那是大提琴。”
“都一样。”
“那可不一样。”
“谁说的？去去去，别吓唬我。”
老郭头认定在厂里的电视机上看到的交响乐《沙家浜》上的大提琴就是挂在他家墙上的“吉他”，别人说什么，他就是不信。可是有一天，厂革委会保卫组的负责人把他找了去，这个平时对他点头哈腰的负责人一见他，竟然板着一副冷面孔。
“郭主任呀，你们车间有个叫关金雄的？”
“有啊。”郭福林顺口答道。可是又一想不对茬，这个关金雄不仅是他手下的工人，而且还是他儿子的师傅呢。这事关系到小福子，他就不能不嘀咕了，“怎么？出什么事了吗？”
“听说，他经常带着吉他到厂里来，还在车间弹过？”
郭福林一听，知道是有人向上反映了。他心里说，又是哪个人咸吃萝卜淡操心。
“现在社会上可刮起一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回潮的右倾翻案风啊，可得提高警惕。”那负责人的三角眼睛眯起来，面部的肌肉也似乎在动。他提高了嗓门说：“据反映，这个关金雄经常唱黄色歌曲。还有，有人在上班时间打扑克、下象棋，这都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嘛！”
郭福林哼啊哈地听完那负责人的一番警告的话，转身出了保卫组的办公室，越想越觉得不对头。这是什么意思？反动路线回潮……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不上纲上线了吗？他后悔不该当众说他家也有吉他了，也后悔没早给儿子买把二胡了。一关联到小福子，他就有点发慌犯晕了。他边走边琢磨，差点撞在厂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上。抬起头，车间就在眼前，他突然发现关金雄迎面走过来。他赶忙转过身去，装作向别处看。在这种时刻，他不想和关金雄照面。一照面说什么呢？把保卫组的人讲的说出来？那不等于通风报信嘛？不说吧，他又担心关金雄犯错误。关金雄毕竟是他手下的人，更何况他是小福子的师傅。只要是他这个车间的人，不管是老实的还是刺儿头的，他觉得他都有责任护着。但一提到阶级斗争上，他也就护不了了。犹豫着，琢磨着，眼见关金雄走远了，他才略微松了口气。低头回到车间，他还是坐立不安，心里不免烦躁起来。
“郭主任！”
有人喊他，他吓了一跳。定神儿一看，原来是姜小眉进了车间办公室。他忽地想到，一些人背后说她和关金雄挺近乎的，也有的说他们在搞对象。哎，他想，这倒是个机会。不如让姜小眉给关金雄透个风、提个醒。这样比他直接对关金雄说好。虽说关金雄当了小福子的师傅以后，他改变了对关金雄的印象，可他对“刺儿头”的记忆犹新，他多少还是有点发怵。
“什么事呀？小姜。”
“郭主任，车间又停工待料了。”
要是在往常，郭福林准会叫嚷起来，跑到厂部去找这个、催那个，可现在他沉住了气，对姜小眉说了一番“抓革命促生产”的大道理。姜小眉听了觉得郭主任有点反常，赌气转身就走。
“你等等。”郭福林忙说，他走过去把办公室的门关严。这一举动，更加使姜小眉感到奇怪。这老头，单独和哪个女同志谈话的时候，总是把门打开的。
“您……？”
“哎，我问你。”郭福林很神秘地压低了声音说，“最近你听到了什么风声没有？”
“什么风声？”姜小眉奇怪地看了郭主任一眼，“没有。”
“有个阶级斗争新动向……”郭福林试探地说。
“打扑克。”姜小眉回答道。
“你怎么知道？”郭福林有点吃惊了。
“谁都知道。”姜小眉差点笑起来，“车间里的人管打扑克就叫‘新动向’。”
“什么？打扑克叫新动向？”郭福林更糊涂了。
“您还不知道啊？”姜小眉说，“车间里的人一说‘新动向了啊’，指的就是开始打扑克。打扑克的代号，就是‘新动向’。一副扑克牌有54张，所以也叫54号文件，打扑克就叫学习54号文件。”
“哦。”郭福林终于明白了，车间的工人在拿“新动向”当笑话说。说笑话也会惹祸事的。他还记得前几年发生在厂里的事情——那时兴“早请示、晚汇报”，就是每天早上一上班和临下班的时候要背诵毛主席语录，分别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一个小青年顺嘴说了一句“走啊，给三爷拜寿去”，结果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因为“三爷”指的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土匪头子座山雕，戏中剿匪的解放军小分队就是利用座山雕做50大寿开“百鸡宴”的时刻摸上威虎山的。作为祸从口出的例子，他给小福子讲过，可小福子根本不当回事。这两年，运动似乎松了点，各种政治笑话又开始出来了。点了一下头之后，郭福林极其严肃地说，“小姜啊，我说的还不仅仅是打扑克，是弹吉他。你是不是跟小关说一说，别让他把吉他带到厂里来。”
“这我可管不着。”姜小眉一口回绝，“那是你们领导的事儿，您还是自个儿去说吧。”
“我是让你提醒他一下。”郭福林着急了，“有人盯上他了。”
“谁呀？”姜小眉说，“不是您吧？”
“我盯他干吗呀？”郭福林说，“是保卫组的人。”
“他们是闲着没事干！”姜小眉转身拉门就走。
“小姜——”郭福林忙追出来说，“悄悄告诉小关，别让别人知道。”
姜小眉头也不回，急着去找关金雄。找到关金雄以后，她不顾旁边有人就把他叫到了一个背静地方，把郭主任对她说的话学着说了一遍。
“没事儿。”关金雄听了满不在乎地说，“大风大浪都过来了，还怕他吹气泡的？”
“你别不在意啊。”姜小眉说，“现在社会上可又刮起了一阵风。”
“听喇喇蛄叫唤就别种地了！”关金雄回答道。
“你爱听不听！”姜小眉生气了，还感到十分委屈。
姜小眉闷闷不乐地坐在车间的角落里发起呆来。
厂里的人，大多说她清高，还带着点傲气，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在她的内心世界中，其实充满了矛盾，有时连她自己都难以解释。她的父亲是有名的音乐教授，这使她常常会有一种自负的感觉，可某一时刻又让她产生了自卑。上学期间，由于出身不属于“红五类”，不能当红卫兵，她闷在家里哭了好几天。后来她的父亲解放了，她被分配到工厂里，才渐渐有了自信心，尔后又有了优越感。她清高，处处显示出不染凡尘的姿态，但她又对什么事情都好奇，凡是不知道的，她都想知道。她不愿介入同事间的纠纷，却又敏感、多疑，谁甩了一句话，她就会一晚上睡不着觉。车间里出了一个受大家欢迎的弹吉他的，她却不以为然。她认为吉他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就是笛子、二胡之类的乐器，她也看不上眼。在她的心目中，小提琴是乐器之王，钢琴是乐器之后。至于关金雄，她认为那是一个粗野之人。让她感到可气的是，这个名叫关金雄的玩吉他的人竟然眼里不夹她。他跟谁都嘻嘻哈哈的，偏偏对她一脸严肃，甚至从来没有多看她一眼。这让她感觉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此很气愤，她可以不理会别人，却受不了别人的冷落和无视。不过这使她产生了好奇心，由此也暗暗地滋生出莫名其妙的征服心。她有意找机会去接触关金雄，没想到这一接触就被他的粗犷性格吸引住了，她感到他很神秘，有一种不同一般男人的魅力。她突然发现吉他的音色也是很美的，特别是关金雄的嗓音，带着男性特有的刚健又柔美的磁性。弹着琴，唱着歌，关金雄竟是那么潇洒、狂放，自由自在，出乎意料之外地把她迷倒了，她感觉自己彻底解除了“武装”。男人原来这样的！让她的心血加速。她嗅到了从来没有感受过的男人的特殊的气味，感情的闸门打开了，潮水汹涌澎湃。女孩子的心一旦被俘获，就会毫无保留地奉献，但也会无休止地去攫取。她愿意全身心地去爱，也要求对方全身心地回报，他整个的人、思想、感情、时间，理所当然地都应该属于她一个人。
然而她却渐渐地感到不满足了。她发现，关金雄并不属于她一个人，他有那么多的朋友、崇拜者、追随者，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就像一匹野马，你无法给他套上约束他的缰绳，他并不安心于有草料的厩圈，他更喜欢的是在广阔的原野上奔跑、撒欢儿。他生来就是一个无拘无束的人，很难用高压或者温情把他降伏，她开始感到失望了。
失望并不等于绝望。她依然觉得自己并没有窥探到关金雄的全部秘密，依然觉得他还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从表面看来，多少女孩子都是软弱的，其实在软弱的表象背后，她们具有许多男人缺乏的耐性和韧性，一旦下了决心以后，她们往往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自从和关金雄相好以后，姜小眉就想着重新塑造他，使他只属于自己。即使是这样，她也隐隐地感觉到，如果她真的把这样的一个具有几分野性的男人带入自己的生活，那很可能是与她的家庭格格不入的，她极可能在家人和亲属面前陷入尴尬。“文革”以来，虽然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大多都受到了冲击，即使“红五类”也不能在翻饼烙饼中幸免，但教授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的地位并没有根本动摇，更何况她的父亲已经被结合进入了革委会的领导班子。文化素养、生活水准和习惯的不同，会使来自两个阶层的人生活在一起都不会自然和舒畅，关金雄第一次到她家去的时候，她就隐约感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她的姐姐和姐夫的神态提醒了她。从那以后，她就开始拿自己的姐夫和关金雄作比较。从形体上来看，关金雄显得结实、厚壮，姐夫则有些瘦弱和单薄；从性格上来讲，前者外向，后者内向；一个粗犷、爽快，一个细致、精明。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她比较喜欢爽快的人；从家庭的角度来说，却偏向温文尔雅和精明细致。有时候，她也难以断定自己更倾向于哪一类，似乎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但如果能取长补短就两全其美了。姐夫，本来就是未嫁女孩子接触最多的外姓男子，容易引起她们的好感，甚至还会成为她们暗自选择对象的标杆。和关金雄在一起，很随意，但她又觉得不完全满足。她感到姐夫对姐姐非常殷勤、周到，可是姐姐私下里却说他有野心。可如果追问，姐姐就把话茬转移到别处去了。隐约地，她觉得姐姐有难言之隐。究竟是什么呢？她想象不出来，她只知道姐夫在机关里是一个很受上级看重的人。在你争我夺的运动中，人事繁纷，姐夫不仅没有成为派性的牺牲品，反而有了升迁，不能不说是本事。在如今的年月，能在大机关站稳脚跟，还能不下放到五七干校去，简直是奇迹了。姐姐有体面的丈夫、安乐的小家庭和可爱的孩子，想要的几乎都有了。她实在是不理解姐姐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在姜小眉的眼睛里，姐夫是理想的丈夫，至于关金雄嘛，应该说是理想的男朋友。
“小姜！”
姜小眉正躲在一边胡思乱想，喊声吓了她一激灵。抬头一看，原来又是郭主任。
“你见着小关了？”
“见着了。”
“你跟他说了吗？”
“没……”姜小眉不愿说已经说过了，可是关金雄不听她的劝。
“那好。”郭福林说，“如果没说，那就先不要提了吧。”
“为什么？”姜小眉一听郭主任又改变了主意，反倒起了疑惑。
“也不为什么。”郭福林含含糊糊地说，“这事也挺复杂，以后再说吧。”
郭福林说完就转身去了，姜小眉望着他慢慢离去的背影，突然觉得这个大主任有点可怜。一会儿让她去“说一说”；一会儿又是“不要提了”，怎么连个准主意都没有？看来是让那个“阶级斗争新动向”吓的。他怪可怜的，可是谁又不可怜呢？她陡然想到了自己，自己是不是就够可怜的了？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都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她终于成了领导阶级的一员，还能不扬眉吐气吗？可一进了厂她才知道，她始终是被领导的，即使老工人、车间主任也是一样。如果她父亲早点解放，出任领导干部，或许她能参军，进部队文工团。穿上一身军装，比在工厂里当个听呵的小工人可是神气多了，说不定还能上舞台演出。她自认为钢琴弹得不错。殷承宗弹《红灯记》，她也能弹，也不见得次多少。现在可倒好，整天围着车床子转，跟个油耗子似的。想到这儿，她不由自主地长叹一声。
夏
戴红睡不着觉了。
从山村回到北京的家里，已经将近有两个多月了，父亲在外屋打着鼾。他又喝醉酒了，睡得一定很沉。想着还要回到插队的地方去，戴红有点害怕，但无论如何，她都必须回去。因为那里有她的户口，有她的口粮。那户口只是一张纸片，却把所有的人都嵌住了，谁也动弹不得。夜深了，她难以合眼，刚一合眼，她就会看见一双粗糙的大手向她伸过来。她突然觉得，这几年间，一直在做梦。梦醒了，空空荡荡的，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摸不着。天地忽然变得这么窄小，甚至容不得翻一下身。屋顶好像要压下来，使她喘不过气。她想喊、想叫，却又喊叫不出来。她觉得自己受了骗，但却不知道受了什么骗，受了谁的骗。灰心丧气，她没有了对生活的渴望。她爸爸是工人，理论上属于“领导阶级”，甚至报纸上还说“领导一切”，但他除了领导烧锅炉的煤渣子，其他的什么都领导不了，连酒都不由他做主。甭说茅台、五粮液，就是大曲、西凤也不行，他只能喝一角三分钱一两的烧酒。她不能指望爸爸为她做点什么，在北京待长了，她连粮票都没有。
现在，她要回去了。回去意味着什么呢？她不怕干农活儿，不怕吃窝头、吃贴饼子、喝棒碴子粥，也住惯了低矮的土坯房，却忍受不住沙漠般的精神生活，更害怕那个会计的算计。有一段时间的夜晚，她和伙伴守着油灯的微光，只能回忆那些不知回忆了多少遍的往事。她们好像是属于过去的人，她们对未来的唯一希望就是返回城市，但现在她却必须返回插队的地方。想到回去，她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可怜和无助。借着月光，她突然发现了吉他，它横躺在桌子上，似乎在谛听她的心声，或者要和她说几句心里话。对于吉他，她依然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激，无论如何，她还是觉得它是她最亲近、最可靠的朋友。她轻轻溜下床，拿过吉他，把它紧紧地抱在怀里。这使她感觉有了依靠和寄托。抱着吉他，她终于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戴红的心里踏实了许多，不过临行时她决定逛一逛久违了的北京城。她骑了父亲的自行车，一口气骑到了北海，这是她小时候最喜欢的地方。她忘不了和小伙伴们钻山洞的乐趣，也忘不了划小船的欢快。她特别喜欢听大哥哥、大姐姐们唱的歌——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但是她马上失望了——大门紧闭，连公园的大牌子都不见了，只有一个小木牌挂在那里，上写两行墨笔字：内部整修，谢绝参观。
“同志，这儿怎么不开了？”在团城下边，戴红向一位匆匆走过的中年人发问。
“不知道！”那人奇怪地斜睨了她一眼，满带火气地甩给她三个字。
戴红心里老大不痛快，推着车继续向西走。西边就是北海大桥，昔日的大桥是一座美丽的桥——汉白玉石栏，素净、庄严，其南是神圣的中南海，北边一水之隔是耸立在琼华岛上的白塔。但眼前的汉白玉石栏不见了，替代它的是刷了一层白漆的两人多高的铁栅栏。不用想也能明白，阶级斗争的弦，在这里也得绷得紧紧的。遥望北海公园内，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看不见。戴红不免有些奇怪：不是说内部整修嘛，怎么看不见整修的迹象？
“走开！”
猛听得一声呵斥。戴红侧过脸去一看，只见一名警卫战士，怒目持枪，一副万分警惕的样子。戴红顿时感到一种屈辱，真想上前反问：“凭什么？光天化日之下！”但她已经从对方的目光中发现了许多内容：是刺探情报的，还是想扔炸弹搞破坏？她不屑多费口舌，恼怒地一甩车把，调转向东，跃上自行车，再向南一直骑下去，一边骑一边生气。
胡乱地骑着车，戴红晕晕乎乎的，只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一阵汽车喇叭声让她猛地惊醒，发现不知不觉已然到了前门楼子下边。昔日的护城河没有了，前门楼子就像一个驼背的老人，批着破烂外衣。它那灰色的墙底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大标语，其中有两个“打倒”的字格外醒目。打倒，打倒，打倒……这是几年前她所热衷的，现在不用打，她自己都快倒了。忽然间，她觉得这两个字是那么无聊和可笑。
从前门外大街一路向南行，右大栅栏，左鲜鱼口，再过珠市口，原本一条繁华的街道，但现如今却是显得那么破败——许多店铺关了门，开着门的也是冷冷清清，没有什么人气。戴红情绪低落，几乎没了骑车的气力。再往南就是天桥了，她突然产生了去看看的冲动。小的时候，哥哥几次带她到那里去玩，好大好大的一片，有说相声的，有说评书的，有拉洋片的，有变戏法的。哥哥喜欢摔跤的宝三，还喜欢听评书。不过跤一摔完或者书一说完，哥哥拉着她就跑，因为要收钱了。胡同里还有买各种小吃的，有小豆粥、豌豆黄、杏仁茶、豆腐脑、切糕、凉粉儿。可惜她和哥哥连几分钱都没有，只能从旁边走过闻闻味儿。她想长大以后工作了，发工资了，她就把小吃吃个遍。
从珠市口到天桥，骑车用不了5分钟就到了。她再一次失望，那里什么都没有了，无论是杂耍的地摊儿，还是卖小吃的店铺。原先的空场地也不见了，一间间碎砖砌的泥抹的自盖简易平房挤得满满的。即使在这犄角旮旯的地方，也少不了花花绿绿的大字报，还有是一片“打倒、打倒、打倒”。愣怔之中，她一时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转来转去，她忽然想到，七、八年前，这一切被列入“封、资、修”横扫了，她和哥哥正是横扫队伍的一员。
戴红离开了七拐八拐的小胡同，心里一阵沮丧。没什么地方可去了，也没有什么值得她去告别了。偌大的北京城，好像一下子变成了沙漠——人迹罕至，草木不生，甚至连一点声响也没有。这时候，她看见几个孩子在胡同里做游戏，口中唱的却不是她们小时候唱的儿歌，而是——
我们都是木头人，
不会说话不会动，
看谁立场最坚定！
戴红愣在那里，只想哭。
村落、树、原野，大路和小路，还有路上的人，飞快地向后退去了。扒在火车车厢的窗口，戴红发现路上的人是那样的小，就像原野上的小草。她觉得她自己就是一株小草，一株羸弱的小草，无人问，无人管。她曾像草一样疯长过一阵子，也曾幻想过充当栋梁之材。但是一梦醒来，草还是草，长在原野上，无人问，无人管。
远去了，北京；远去了，熟悉而又陌生的家；远去了，那个莫名其妙的渴望。火车的车轮，咔哒哒、咔哒哒地响着，就像轧草机轧在她的身心上。回北京，她是逃出来的，但却满怀希望；离北京，却比逃还狼狈。希望在哪里？她觉得噩运在等待着她。咔哒哒、咔哒哒、咔哒哒……一双大手在向她伸过来，伸过来，即将把她抓住。她浑身发软，连躲避和反抗的力气都没有。瞥见放在一边的吉他，她的眼前就晃动出关金雄的影子，她向人群中的他求助，但他却扭过脸走去了，就像其他的过客一样。
咔哒哒，咔哒哒……车轮飞转，一切都闪过去了。戴红昏沉沉地坐在火车上，不知白天和黑夜。
终于听不到“咔哒哒”的声响了。车到站，梦到头。下了火车，走出车站，戴红四顾茫然。不知从哪里来，不知到哪里去，脚步只是机械地迈着，但她还是找到了长途汽车站。从省城到县城，还要坐大半天的汽车。
在颠簸的路上，戴红依旧是昏昏欲睡，但却无论如何也睡不着。她想寻回那失去了的梦境，却又寻不回来。越是临近那个县城，她就越发烦躁不安。到了，又是这站。
从县城到她插队的那个村子，还有20多里路。没有公交车，只有“二等车”。这是“知青”对它的称呼，一辆自行车，后边绑一块木板，再加个绵垫，就成了载客的“二等车”。但戴红却不愿意花那个冤枉钱。1里5分钱，40里就需要2元钱。她所在的那个生产队，一个壮劳动力的满分是2角7分钱。她不能得满分，只能拿6分，算下来每天不到1角5分钱。用半个月的“工资”坐一次“二等车”，不免有些奢侈了。还是走吧，双脚走路不用花钱。
可是今天的路怎么这么长呢？无止无休，好像没有尽头。“大串联”的时候，她和哥哥一起，从西安徒步走到延安，数百里路之遥，她一点都没觉得累。现在，只有20里，但刚走了几百步，她就有点走不动了。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她呆呆地望着天上的云朵。云在走，云在飞，其中有一片是黑色的，是不祥的预兆。不是走不动了，而是她实在不愿走了。身边的吉他突然让她觉着有气，她不由恨起了关金雄，甚至恶狠狠地想，当初不如不放他出去。
大路上，响起了铃声和马蹄声，一辆马车跑过来了。
“嘿，哪个村的？”
戴红听到了，但头不抬口不答。这时候，她连搭车的心思都没有，只想坐在这，永远地坐下去。
“驭——！”马车停住了，“你是哪的？”
戴红听出这口音也是北京的。她抬起了头，发现赶车的是个年轻人，和她年纪差不多，小平头，尖下颏，身穿一件褪色的旧绿军装，一看就知是和她一样的下乡知青。于是她懒洋洋地说：“我是北湾子的。”
“来，上车吧，顺路。”
戴红想都没想，背上书包，提上吉他，上了车。鞭儿一响，枣红马撒花儿般地跑了起来。戴红忽然有些后悔，觉得自己不该上这车，不该这么快地回去。
“北京来的？”
“啊，啊，和你一样。”
“你怎么知道？”
“听话听音儿。”
戴红突然产生了几分亲切感。同是北京人，在北京城里互不相识，偶尔相遇还有可能相争相斗。到了外地，却是几句话就能把人拢到一起，特别是“知青”，同病相怜。
“你在哪个村？”
“张家堡。”
“来几年了？”
“三年多。”
“算老插了。”
“没错儿。”
马儿跑得正欢。乡间大道的两旁，是一人多高绿苍苍的玉米地。就是它向知青和老乡们提供了日常的食物——窝头、贴饼子、面糊糊、大碴子粥。玉米秸子还可以当柴烧，一年四季都不能少。可是收棒子的时候真叫人难受。密密匝匝的玉米地里，又闷又热，像蒸笼似的。摘棒子的人都浸泡在汗雨中，浑身上下都粘粘糊糊的。身上忽然又疼又痒——不知是草棍儿粘在了满是咸味的身上，还是小虫子在四处乱爬。青纱帐，绝不像诗中描写的那样浪漫。
“你刚从北京回来？”
“对。”
“行啊，你还会弹吉他？”
“不会，瞎弹。”
“你家住在哪儿？”
“不是跟你说了吗？北湾子。”
“我是说北京。哦，你真把这儿当成家啦？”
“白桥。”
“白桥？嘿！”
“怎么啦？”
“我们家在上堂子胡同，跟你们家不远。咱们算得上街坊啦。”
“真是的，太近了！我怎么没见过你？”
“说的就是嘛！我也没见过你呀，咱们这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别逗了。”
“你瞧，你瞧，什么叫逗哇？要不，今天你怎么会坐上我赶的车？”
戴红瞥了小伙子一眼，暂时忘却了心头的烦恼。太阳已经西斜了，小鸟匆匆从头顶飞过，不远的村落里，冒起了炊烟。戴红突然感觉有点饿，这才想起她几乎是一整天没吃东西了。从书包里掏出一个面包，剥开纸包装，掰成两半，她把其中的一半递过去。
“给，吃面包。”
小伙子倒不客气，接过面包，狼吞虎咽地嚼起来。
“好吃，好吃！从北京带来的吧？”
“是。”
“我说嘛！这地方哪有这玩艺儿。”
吃着面包，话题又多了。从豆汁到烤鸭，从花市说到天坛，从前门大街说到王府井，言语里充满了感情和怀恋。俩人就像老熟人一样，聊得兴致勃勃。
“哎，你们队怎么样？”戴红问。
“不怎么样。”小伙子一扬鞭，“叭”的一声，马儿跑得更欢了，“一天三毛五，买盒烟还有点儿富裕。”
“比我们队强多了。”
“还有比我们那儿差的？”
“以后怎么办呢？”戴红又发起愁来，自言自语地说。
“混吧。”小伙子说着，看了戴红一眼。见她垂着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便又说，“这年头，得想开点。过一天算一天，没乐儿得找乐儿！像我们村的哥们儿，不是吹，一天到晚穷乐和。”
“你们都干什么呀？”
“干什么？可干的多了。喝酒，打牌，侃大山，想起什么就干什么。捉鱼逮蛤蟆，说不定还能套只狗来，到了晚上吃狗肉，吃了狗肉摸骚胡，一晚上能来个几块钱。”
“什么叫……什么胡呀？”
“骚胡。就是赌牌。”
“你们还敢玩那个？”
“有什么不敢的？地里的瓜一熟，我们还去摸瓜呢。”
“让人抓住怎么办？”
“谁抓谁呀？一去好几个，我们哥几个还对付不了一个看瓜的？其实我们也不动手，吓唬吓唬就行。三五个人手里晃着皮带，把看瓜的人一围，说，嘿，来个瓜吃啊，解解渴。那看瓜的准会说，吃吧，吃吧，别糟蹋了就行。”
戴红默默不语，因为她想起了她和哥哥在一起抡皮带的时候。那时候，没人敢惹他们，不过她还是觉得赶车的小伙子和他的伙伴们日子过得挺有意思的。她所在的那个村子不仅知青少，而且一个个都老实巴交的，没人敢闹腾。她忽然闪出一个念头，要是能够调到这小伙子他们队里去，倒也不错。
“嘿，弹个琴吧。”小伙子提议。
“我不会。”戴红不好意思地说。刚从兰英那里学了基本的伴奏和两首歌，她还不熟练，不敢在陌生人面前卖弄。
“别逗了，带琴的不会弹琴？”小伙子自是不信。
“真的，刚学。”
“你插队几年了？”
“有好几年了。”
“不像。”
“怎么不像？”
“好几年哪有像你这样的？规规矩矩，一本正经，还不情着挨欺负！这年头，老实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到哪儿都是狗吃屎、狼吃肉。”
“也是……”戴红的声音极小，小得几乎连自己都听不清楚。
“来一段，来一段。”小伙子再一次要求。
搭了人家的车，戴红觉得欠人家的，她只好抓起琴，像关金雄那样来一个琶音，然后调了调琴弦。琴声一出来，她再次想起吉他王关金雄。
琴声是轻柔的，带着向往和忧伤。戴红在心中默哼着《草原》的歌词。小伙子把鞭子放在车上，默默地听着。马儿依旧撒花儿般地跑着，它也急着要回家，去吃草，去休息，或者也要去见它的情侣和爱驹。
琴声止息了，马蹄的声音显出更加强烈的节奏。赶车的小伙子呆呆地坐在那里，若有所思。戴红轻舒了一口气，抬眼看见一大片玉米地出现了一个缺口，那边透出落在天边的太阳，又圆又大，金晃晃的。远方的树，像是镀了金，或是着了火。云像金光四射的山，又染出了一个紫色的童话世界。即将落山的太阳，大概总想在消失前的一瞬间给天空和大地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戴红猛地发现马车已经走到了北湾子和张家堡的岔路口，忙喊：“停一下，我到了。”
“到我们那儿去看看吧。”赶车的小伙子并不喝住马，“回村能有什么急事？不如先到我们村，一块儿热闹热闹。”
“那不好吧？”戴红犹豫起来。
“有什么不好的？天下知青一家人。”小伙子扬起鞭子，“叭”地一甩，马蹄的声音再次加快，大车开始颠簸摇晃起来。
“去就去！”戴红赌气似地说。她实在是不愿意回村，同时也萌生了到那边去看看的好奇心。
“就是嘛。”小伙子兴奋起来，甩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鞭花儿，归心似箭的枣红马跑得更欢了，车将戴红摇晃得晕晕乎乎的。
暮色苍茫中，马车进了张家堡。
戴红在迈入一间陌生的泥屋时，突然犹豫起来。她有点后悔了，却又说不出后悔的原因；似乎有点害怕，可也说不出害怕的原因。但她发现这里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凌乱中弥漫着汗臭的气味。被子没叠，小桌上放着一摞碗，还有几个空酒瓶子。昏暗中，她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山洞，或者一个原始人的窝棚。如果这时候走出一个披头散发的野人，她都不会感到惊讶。但是她还是倒退着“啊！”地叫了一声。
没叠的被子里，突然滚出一个人来，赶车的小伙子从背后扶住她说：“这是和我同屋的，也是从北京来的。”
戴红这才镇静下来，想到自己惊吓的样子，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回来啦。”从炕上跳下来的人说，“噢，还有一位，请坐，请坐。”
赶车的小伙子把同伴叫了出去，两人在门外嘀咕了几句，那人就走了。小伙子进屋来，抱歉地说：“咱这儿没电灯，也只能点煤油灯。”
戴红颇感拘束地坐在木凳上，打量着陌生的屋子。她原本以为相熟了的赶车小伙子突然变得十分陌生，她甚至觉得自己也是陌生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到这里来，更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
小屋忽然热闹起来，一下子拥进来七八个男女，都是知青，进了屋就有说有笑的。油灯点了起来，一瓶本地产的高粱酒打开了，不知谁端来两盘菜，一盘炒鸡蛋，一盘煮花生。一个搪瓷茶缸做了酒杯，一人一口，轮流喝，不分男女。
“你也得喝！也得喝！”轮到戴红了，屋里的人七嘴八舌地喊。
“我？不会……”
“什么会不会的。”
“嘿，”有人指着赶车的小伙子说，“这可是你带来的，你怎么着吧？”
“喝，喝吧。”赶车的小伙子说，“喝酒解心烦，一喝百愁消。来吧，一口，就一口。”
恭敬不如从命，戴红不得不接过茶缸。昏黄的油灯光下，一双双眼睛盯着她，陌生似乎又很熟悉。看不清大部分人的脸，但她感觉所有的人都跟她年龄差不多，只有一个很能闹的小姑娘，比她小得多。屋子里一下子很静，目光中是等待还是期望？就像古代的歃血为盟，不喝下去，就不算是自家人。于是她屏住气，猛地喝了一大口。嗓子顿时火辣辣的，呛得她不住地咳嗽起来。
“好！”
“好样的！”
众人喝彩，有的还鼓起掌来。
“她还会弹吉他呢。”赶车的小伙子很得意地说。
“是啊？那就来一个吧。”
“不不，我刚学。”
“甭客气。”
容不得戴红推辞，吉他已经塞进她的怀里。戴红万般无奈，只好打着拍子，唱起了知青们都会唱的《红河村》——
听人说，你就要离开村庄，
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
想一想你走后，我的痛苦，
想一想留给我的悲伤……
她动情地唱着，但这里不是她的故乡，她的故乡在遥远的北京。故土难离，可她的周围都是远离故土的人。用不着琴声和歌声优美，仅仅是歌词就能打动人的心弦。感伤的情绪在小屋里弥漫着，所有的人都怀念起自己的家和家中的亲人。有人跟着哼唱起来，接着就是所有的人都加入了哼唱的行列。虽然声调不一，或者五音不全，但大家却唱得如醉如痴。
三轮酒，戴红喝了三大口。脸发烧，头发胀，但很兴奋。她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放任的日子。一时间，她忘却了一切，无论是烦恼、忧伤，无论是失望、惆怅。她已经和屋里的人融为一体，好像她和他们早就相识、熟悉。
大半夜过后，众人陆续散去。忽然间，小屋里只剩下三个人——戴红、赶车的小伙子和他同屋的伙伴。戴红这才想起来，她该找个住处了。
“我住哪儿？”
“你甭管啦！”
屋里的那个同伴抱起被卷，朝着赶车的小伙子挤了一下眼睛，走出门外。只剩下一男一女两个人，戴红有点不自在了。
“他怎么走了？”
“他找地方住去了。”
“我呢？”
“就这儿，你睡吧。”
“你呢？”
“我？你说呢？”
戴红一下子明白了。血液突然加快了流动的速度，胸口嗵嗵地跳。这……怎么行？她真想冲出门去，可是她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眼前闪过了关金雄——他轻轻地把她推开了……猛然间，她产生了一种报复他的念头。可是正当她感到有些疲倦，想躺倒在炕上的时候，她又感到了一只手摸到了她的胸前。她瞥了面前的小伙子一眼，忽地觉得他就是她的保护人。对，是他。她暗暗地肯定。
“你先出去一下。”戴红说。
小伙子不解地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默默地走出屋。戴红迅速地脱去外衣和长裤，吹灭了油灯，倒在炕上，拉紧了被子。
门，吱吱地响了一下，有人摸黑进来了。开门的声音和脱衣服的声音，戴红听得真真切切。但她一动不动，尽力屏住呼吸，好像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有人掀开了被窝，她猛地被抱住了。她并不害怕，也不去躲避。她听到了耳语：“你叫什么名字？”
“戴红。”她用发颤的声音说，然后问，“你呢？”
“李平。”
初秋
关金雄正和方惠民、杨路、林启云、蓝晓光在家里边喝酒边聊天，忽听窗户外边的胡同里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这是干吗哪？”杨路听着心烦，“是娶媳妇，还是发丧啊？”
“什么日子？”方惠民也感到很奇怪。
“兴许是哪家的人染红了顶子吧？”蓝晓光冷笑一声说，“批个人、告个密就能升官，还不庆祝庆祝？”
大家正议论着，赵三儿风风火火地来了，一进门就说：“哎，你们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什么消息不消息？”杨路不以为然地说，“来，来，喝酒。”
“你们真没听说呀？”赵三儿一边坐一边说，“惊人的消息。”
“惊人的消息天天有。”蓝晓光说，“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呀？”
“说出来得吓死你们。”赵三儿说。
“你别瞎咋呼啊。”杨路说，“听喇喇咕叫唤还别种地了呢。”
“那你就快说。”林启云说，“你这三儿怎么也学会卖关子啦？”
“外边听不见吧？”赵三儿向窗户外边看了一眼，压低了声音说，“那人死了。”
“谁呀？”关金雄说，“你小子有病啊！”
“就那个……”赵三儿欲言又止，“就那个秃顶的，副的……”
“傅的？”
“对呀。”
“姓傅的？那是谁呀？”
“不是姓傅，姓林，双木林，副统帅……”
“啊？！”
赵三儿的这个消息，果然让在座的人都吃了一惊。
“三儿，这事儿你可别胡说啊。”林启云说，“要是谣传，可是掉脑袋的事情啊。”
“我没胡说。”赵三儿一脸委屈，“真的，我听我们单位一人说的，他哥们儿的一哥们儿是高干子弟，千真万确，坐飞机跑了，摔死在外蒙古了。”
“哪儿跟哪儿呀？”杨路说，“你绕了多少圈儿啊！你还不如说你舅他二大爷的侄子说的呢。”
“可能是真的。”蓝晓光说，“最近报上还真没提他了，这就对了。”
“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呀？”赵三儿问，“不是接班人吗？”
“咱闹不清楚那个。”杨路说，“这也不是咱们老百姓的事儿。”
“还真是的。”林启云说，“这个上去那个下来，整个一翻饼烙饼。”
“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蓝晓光说，“这叫楼梯打架——阶级斗争。”
“三儿，没正式传达之前，你可别在单位乱说去啊。”方惠民说，“这种事情，你还真得留神，万一是个谎信儿，你就得当替罪羊了。”
“我当不了替罪羊。”赵三儿说，“要当也得找杨路哇。”
“杨路怎么啦？”方惠民不明就里。
“你不知道哇？”赵三儿嘻笑着说，“他小名不是叫‘羊头’吗？”
“你小名叫猴三儿！猴吃麻花——满拧。”杨路伸过一只手去抓赵三儿，赵三儿一扭身躲到一边去了。
“哎，你还别说啊。”关金雄忽然想起刚才的炮仗声，“应该是真的，要不平白无故地怎么有人放炮仗呢？”
“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咱们还真得喝一杯。”蓝晓光平时不喝酒，这会儿来了精神，“关儿，给我也找个杯子。”
“你可别高兴得太早。”林启云说。
“甭管他怎么着吧。”蓝晓光说，“咱们老百姓该乐和还得乐和。”
“对，喝酒，喝酒！”关金雄把倒了酒的酒杯给蓝晓光递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