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宁
方方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活跃于当代文坛的著名小说家，受到众多读者与评论家的关注。阅读方方1986年以后的小说，我总是隐约地感到方方小说和存在主义思潮有某种精神暗合。系统地研读她的小说之后，我开始认真地去琢磨这种隐隐地可以感受得到的、蕴藏于其文本背后的深层的哲学思绪，进而思考这种思绪的形成原因以及其表现特征和存在意义。
方方的小说创作有明显的阶段性，即20世纪80年代早期诗意与温馨相伴的试笔初创期；80年代中期开始的清醒与痛苦并生的掘进期；90年代渐渐形成的机敏与多思同在的成熟期。
方方第一阶段的创作已经不自觉不经意蕴蓄了存在主义因素，这时方方的作品在启蒙文化精神的背景下，部分地表现了与主流文化的疏离，如《滚儿》《司机秦大宝》《一棵树》等，已表现她独立立场的寻找以及与主体价值的错位和分离。第二阶段是存在主义潜质激活跃动的时期，作品中无不渗透存在主义哲学思绪，这时的方方在存在主义哲学中找到了精神救赎，对人类存在本质发出执着的追问：《何处是我家园》？以与启蒙主义理想精神背道而驰的态度描写残忍的黑色人性《风景》，冷情演绎世事的荒诞与命运的无常。第三阶段是存在主义逐渐弱化淡出的时期，方方虽然还是痛苦地清醒着，但小说中灰色的幽默已渐成机趣的把握，黑色感觉的帷幕上渐现跳动闪亮的光斑，身陷苦潭的悲怆底色里也渐显开朗达观之彩。方方在市场时代潮流里冷眼旁观，感悟人生：一切皆为《行为艺术》，再现《埋伏》于人性中的光辉潜质，于美丽残酷的《过程》后作出潇洒一回的务实选择。
一、穿着旗袍的存在主义
有人曾称王蒙小说的意识流是“穿着马褂的意识流”，套用这句话，方方小说的存在主义可以说是“穿着旗袍的存在主义”，换一种说法，就是中国化的存在主义，是中西合璧的产儿。方方出身于书香门第，受到“诗书传家”的家风熏陶。在谈到中国文学对她的影响时，她反复说过：“深受影响的是鲁迅，不可能不吸收他的作品，不可能不喜欢他的书。”[60]方方喜欢鲁迅文章的语言，更景仰鲁迅的为人。读方方小说的确可以感受到鲁迅严肃、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延续。方方还喜欢苏东坡，她说：“天下文人再没有比苏东坡更伟大更潇洒更可爱的了”，方方欣赏苏东坡“除了他的才华盖世，还因为他的既智慧又仁厚、既旷达又幽默、既儒雅又豪放、既富于正义又富于情感的天性”。[61]方方小说中也确实秉承了苏东坡的自由机敏的气质。
在谈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时，她说：“我喜欢艾略特”，“最早读的是他的《荒原》，读完了《四个四重奏》之后，觉得比《荒原》还好，包括时空的转换、情绪很特别。它的艺术感觉好，诗歌本身的情调、时空的想象力，可以说对我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62]显然方方小说中吸收了西方文学的养分。在方方的小说文本中有两个细节：一个是《走向远方》，史阳平面对生存竞争慨叹道：“曾经靠打鱼摸虾度日子的农村孩子，或许一下子别上高等学府的红校徽，堂而皇之地研究萨特、卡夫卡……”；一个是《白驹》，夏冬春秋解释为什么我们只能是自己而不能是别人时说：“因为文化。因为你知道黑格尔马克思萨特，知道孔子老子庄子，还有李白李清照鲁迅巴金郭小川以及步鑫生张海迪鲁冠球以及刘宾雁方励之邓力群诸人士，你就只能成为你自己。”从这两处，可以得到一个信息和一个态度，即方方曾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接触或研究过萨特，对萨特怀有同样景仰的心情。
当然更多萨特影响的实例来自于对方方小说文本背后的体察。同时我注意到艾略特的荒原意识与存在主义的观点在文化视点的批判精神方面有许多不容忽视的相通之处。所以说方方小说中的存在主义是一种汲取中西文化营养、具有中国特色和作家独特个性的混合物。在阅读方方小说时我更有兴趣关注的是西方存在主义这种国际化思绪对她作品的影响与渗透，这一点给人印象颇深，以此为切入点分析方方的作品，是一种有意义的研究。
二、中西文化背景共振下的精神救赎
西方存在主义最早作为一个哲学流派形成起来，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存在主义思潮首先在德国产生与扩展，是与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饱受战争创伤、遭到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有关，也与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发展有关。德国资产阶级因受惨重打击、大伤元气而感到悲观绝望；知识分子与小市民因战争的惨祸，感到前途渺茫，苦闷彷徨，这就给以悲观厌世为特征的德国存在主义提供了产生与发展的土壤。1939年至1945年，存在主义思潮又在长期被占领、充满屈辱无望之感的法国蔓延开来，形成了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由于法国的存在主义作家们通过小说、戏剧等文艺形式，使存在主义思潮充斥于舞台上、银幕中、酒吧间和跳舞厅里，深入到小市民生活中去，这就大大助长了存在主义思潮的泛滥，成为风靡一时的哲学思想。20世纪50年代，存在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几乎席卷了整个西欧，也波及到东欧一些国家，并在美国、日本、拉丁美洲也盛行起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资本主义又重新进入一个新的稳定时期，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存在主义思潮开始衰落，继而被风头十足的结构主义与法兰克福派所取代。但是，存在主义思潮的余波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出现了与其他学派合流或混杂的趋势。
萨特的存在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我国逐渐传播，这已是客观的事实。它的思想核心被研究者们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世界是荒谬的”思想，认为现实是令人恶心的，人生是悲剧性的；另一方面是“存在先于本质”论和“自由选择”论，认为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人存在着，进行自由选择、自由创造而后获得自己的本质。这种思想带有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期中所产生的荒诞感和面对现实的“恶”的恐怖情绪。当然，它那强调人在“恶心”的现实面前进行“自由选择”以实现自己“本质”的信条，即所谓“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的思想，在法西斯的恶势力在欧洲日益猖獗并正在造成巨大灾难的时期，对处在迷惘、苦闷以至沉沦的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精神拯救。
从中国社会变化来说，十年内乱结束以后，改革开放的崭新局面，唤起人们迅速走向现代化的憧憬。但不久，当生活前进的步伐受到种种旧势力的盘绕甚至一时走不出历史循环的荒诞“怪圈”时，人们热望的情绪开始变得沉重与茫然。这种情绪使一部分作家在思考阻碍社会前进的原因时，把注意力投向了文化寻根，但一意的“寻根”导致一些作家自觉不自觉地与现实的疏离。于是又有一部分作家以更关心人的现存境况为创作意旨，把疏离现实的寻根趋向拉回到对人的生存现实的观照，这就是“新写实”的自然崛起。不过，由于这是在沉重气氛下的现实观照，因此，作家的目光更多地投向现实中那些愚昧、落后的沉积，有意去展露那些荒诞的、令人“恶心”的生活现象。这种创作意向和情绪，也就很自然地与存在主义获得某种沟通。方方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与存在主义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一种文学流派，都要或多或少地受到一定的哲学思想影响。方方领军的新写实小说尽管是一种松散的文学流派，但是在创作过程中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了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印痕。
另外，作家个人生活体验的变化也是其创作倾向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方方小说的创作风格在1986年以后与前期相比“判若两人”。方方早期的小说《“大篷车”上》《啊，朋友》透过那群自嘲为“误增国国民”或“候补流氓”的年轻工人的生活和心灵世界，表现了对年轻一代自我意识觉醒的肯定、对其乐观向上品质的褒扬和对其社会境况的关心和理解；她的《七户人的小巷》这样写城市下层百姓的作品，也是着重表现人与人之间在危难中的互相关照和扶持。这些前期作品大多充溢着青春创作的暖色特点，敏锐、热情、朝气蓬勃，但是由于涉世未深和艺术功力不够，这一阶段的创作构不成方方成熟的风格。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方方的小说愈写愈沉潜、冷峻、辛辣和深邃，1987年的《风景》被认为是方方风格成熟的标志。而1986年的《白梦》恰是她创作变化的重要转折点。在《白梦》里我们可以明显感到方方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对曾经被认为是美好的友谊、信誉、真诚等体验的变化，突然发现现实中有那么多“恶心”的现象存在，这当然与她在生活中的意外遭遇有关。这一点在方方的作品集《白梦》的“自序”中得到了准确印证。
方方说：“1986年对于我的文学创作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只写了一篇小说。但它却标志着我的清醒，也标志着我的痛苦。……如果说1986年前，我的小说是在一种玩玩打打轻轻松松的状态中写出来的话，而1986年后我写小说便身不由己地陷入一种无边无际而又无言无奈的痛苦之中。……我也有十分脆弱的一面，就是我受不了朋友或者是亲人的伤害。因为在这些人面前我是一点也不设防的。一旦出现这样的事，我的痛苦便难以言喻。1986年，我便是被一个比我年轻8岁的同行用一篇拙劣的小说狠狠地伤害了一次。……看完那小说，一种被污辱和戏弄了的感觉强烈地冲击了我。……这使我受伤害的心又一次受到震撼。一夜之间，我就醒了过来。就仿佛一个复杂不过的人生和世界一下子摊开在了我的面前。睁眼也罢，闭眼也罢，总之，萦绕在眼前在心头的是一种永远也抹不掉的失望。‘三白’的作品便是在那样一种心境中写出来的。以后，我便在那样的心境中越沉越深，甚至无法使自己挣扎出来。”
我想，这些蕴藏着存在主义倾向的小说对于满心迷惘、苦闷、失望，陷入极度无言无奈痛苦之中的方方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精神救赎。方方的心境越沉越深，不能自拔，造成了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一种稳定的冷峻、辛辣的风格而延宕着自己的文学脉络。这种痛苦不堪、挣扎不出的心境，在萨特那儿能得到呼应，萨特的文学作品，不断地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告诉人们：在这个令人作呕的荒诞的世界上，人与人之间完全没有什么值得信赖的友谊与感情，而只有尔虞我诈、互相利用、相互残害的关系。方方个人的经历和体验使她对现存的不合理现象、对人的生存境况以及人生的某种悲剧性激起高度的敏感。她不一定是自觉地去接受西方的存在主义思潮，但在人生体验中却完全可能不自觉地与这种思潮产生某种精神暗合。当然，方方所面对的现实中种种的不合理毕竟与萨特所面对的不同，所以方方即使写到境遇的难以忍受，却不是体现为一种对抗，而是体现为一种关注、忧患，对沉重的历史和现实的承受和理解。
总之，方方1986年以后的小说文本背后不可避免地渗透着、蕴藏着或浓墨重彩般阴郁沉凝或如烟如雾般丝丝缕缕的存在主义哲学思绪。
三、生命的质询：何处是我家园？
《何处是我家园》是方方动笔很早、写了很久的一部小说，她原本打算写上中下三部，结果因别的事只写了上下两部。方方曾对《何处是我家园》被读者和评论者忽视表达过深深的遗憾。我带着重视解读了这部小说，并从中得到两个答案：这部小说表达了方方的存在主义思绪；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风儿和秋月是方方自我人格分裂后的两个化身。
存在主义认为世界上的基本状况是：悲观、烦恼、恐惧、焦虑；宣称这世界是一种异己力量，人在这世界上是孤苦伶仃、“无家可归”，人虽然力图摆脱这状况，选择未来，但一切选择都无济于事，只有“死亡”才是不可避免的、唯一可靠的选择。
《何处是我家园》恰恰暗合了存在主义这种“无家可归”的思绪。方方在小说序中说：“……我们深知自己做这些做得已经很累了，却还是乐此不疲。因为我们已经看到那些被我们翻阅出来的东西委实太奇怪太玄妙太变化莫测了，它深让我们感到了生命的无常，或说是人生的无法自控，而这种无常和无法自控则是我们一生中都要渗透却又无力渗透的内容。”我认为方方在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部小说的基本主题，即生命的无常，人生的无法自控以及人的无力摆脱“无常”“无家可归”的精神思绪。尽管方方仅仅巧妙地从秋婆阴森森的回忆中拖出了一小段故事，尽管她说：“我觉得通俗小说很好写，它可以不去过多地考虑社会背景，也不负责引导读者作某种深沉的思考，更可不必强求通过这些人物去说明什么。”但是这篇小说还是负载了比一般的通俗小说更深沉的思考，方方还说“至于我起这个具有哲学意味的篇名，也只是故意地显显自己的学问：瞧，别看我写通俗小说，可我还是懂哲学的，然后就是蒙蒙那些见了唬人的题目才读作品的评论家，我这样做也只是出于最简单的顽劣之心。”然而，在读过这篇小说之后我却觉得这个篇名绝不是“出于最简单的顽劣之心”那么简单，故事背后的确是蕴涵了一种哲学意味的耐人深思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存在主义的哲学思绪。
小说主人公“秋婆是一个忧郁的人”，这是小说中“我”对秋婆的总体的感觉，也是作者对人生的一种忧郁的间接折射。秋婆整个人都像是存在主义思绪的行为者或阐释人。秋婆总是“显得格外地孤独，又仿佛被一种深切的痛苦所压迫着”，秋婆“那种孤独中的苍凉和痛楚”“是所有的时间都无法磨蚀去的”。它就是这个世界上孤苦伶仃、“无家可归”的存在主义大树上飘落下的一片枯黄、孤独、无所依附的树叶。
秋婆的故事开始于一个忧郁的冬天。正像存在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人在这世界上是可以选择未来的，对未来是可以充满希冀与梦想的，……但是最终人将无力选择，无家可归，一切都无济于事。所以秋婆在还是一个青春貌美的少女秋月时，尽管现实令人恶心，她还是掩饰不住内心对未来的憧憬与渴望。
秋月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女孩，她感到“忧伤如同生活中的水一样天天相伴”。她孤坐在窗前“望着庭院里的一株美人蕉发呆。那株美人蕉在冬天最后一场雪中死去，那蕉叶上的白曾经让她想起过蒙在爸爸妈妈脸上的白布单”。这时在秋月的潜意识里朦胧地感到植物的死亡和人的死亡的不可避免，无论春天多么美好灿烂，美人蕉都会在冬天死去，这里作者不经意间表露了对“死亡”的一种存在主义的理解。秋月“觉得霜云姑母冰冷的面孔上泛着青色，森然凛厉，就像压在那株美人蕉上的雪”，秋月如美人蕉一般美丽动人，但却无法摆脱冬的折磨，她正在一步一步步着美人蕉的后尘，这是不可避免走向死亡的开始。
萨特以为这世界是“令人作呕”的世界，人的生存本身就是可悲的。秋月私奔之后，在这“令人作呕”的世界上，可悲地生存着。没有了爱情，秋月的生活也没有了意义，她在灵与肉上真正成了一个孤苦伶仃、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方方到底想通过秋婆的经历告诉我们什么呢？——人就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可悲地生存着，并一点一点地被这个世界异化着，无论她采取了什么样的“选择”与“奋斗”，结果都是无可奈何、无济于事。
秋婆最终是“无疾而终”，她主动选择的“死亡”均以失败告终。她面对这个世界无可奈何，这个世界一直在异化着她。小说的结尾处用了秋婆的一句话：“我不晓得我是从哪里出发的，最后还要到哪里去。”我以为这正是这部小说的点睛之笔。从秋婆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小说中所有人物，乃至于整个人类的身影：我们不知从何处、不由自己选择地来到这个世界，虽然我们是美丽而聪慧的万物的灵长，但我们不知道自己身上的“原罪”，我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努力追寻，便可以摆脱隔绝和孤独，从而获得拯救。可是，自从人类始祖被放逐出伊甸园起，人类便迷失了回家的路，无家可归的孤独是每个人天定的宿命，根本无法逃离、无法穿越。失落精神家园的无根感、孤独感，是人类从古到今的共同感受。“何处是我家园”是每个人都在面临的给不出答案的疑问，是方方严肃的生命质询。秋婆正是充满这种疑问的存在主义这棵哲学大树上飘落下的一片孤苦伶仃、永远无家可归的叶子，也是方方痛苦无奈的一片飘零心绪的折射。
风儿和秋月是这部小说中两个主要人物，也是方方自我人格分裂的两个化身。
方方笔下有两类人物塑造得最多，也最成功，一类是知识分子，一类是平民。秋月和风儿是这两类人物中的代表。秋月多愁善感，有知识有涵养，一心追求过一种儒雅、自由、受人尊重的文明生活；风儿单纯乐观，泼辣大胆，敢作敢为，常以追求物质上的满足为快乐。秋月对于美好爱情、和谐人生的向往正是方方对于理想的执着写照，秋月面对残忍恶心的现实一次一次以死抗争，正是方方内心理想一次次被黑色现实崩塌的体现；秋月在肉体上突遭强暴玷污，正是方方在现实中突遭文友恶意偷袭后精神被瞬间玷污击垮的人生体验。风儿是方方早期作为一个普通平民的人格体现，单纯、直率、乐于助人、追求实际。我想方方在考入大学前的四五年装卸工的生活经历是她小说平民人物塑造成功的源泉。在她创作伊始对平民的态度更多的是理解、关心、肯定乃至褒扬，继而在方方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者后，她对平民的写作态度亦发生变化，有时是不露声色地批判如《风景》中对七哥父母的态度，有时是批判中有同情有理解如《落日》中对弑母过程合理必然因素的阐释，有时是同情中夹带着无奈与愤懑如《黑洞》中对陆建桥及其周遭环境的态度。总之，方方对平民的写作态度是复杂的，有褒有贬，有爱有憎。对于风儿，方方一方面欣赏她的乐观务实，一方面指斥她的肤浅幼稚。风儿既是秋月的拔刀相助的仗义朋友，又是导致秋月走向厄运的致祸者。秋月对朋友的认识正是方方用人生体验换来的，早年方方认为朋友是最可信赖的知己，热情地讴歌朋友，继而方方又痛苦地体会到朋友是给人带来无尽烦恼、无限悲哀的异己，“他人是地狱”这一存在主义的朋友观也深深地渗透进方方的创作中。如果没有风儿，秋月绝不会有那么令人恶心令人恐怖的灭顶之灾。然而无论是平民的风儿，还是知识分子的秋月，她们的人生都是残缺着的，都是有价值的美丽被摧毁。秋月对田野断垣残壁的残缺美的欣赏是方方对早期大篷车外五颜六色的美丽世界的单纯美的审美意趣的置弃。我想方方在做装卸工时的平民生活并不令她满意，而后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也同样令她感到困惑、不满、无奈。
方方具有“二重人格”，在现实中她乐观、务实、开朗、随和，在创作里她犀利、冷峻、忧伤、悲叹。风儿和秋月这两个美丽悲伤的人物形象无疑是她人格分裂的化身。一个乐观务实，一个忧郁痛苦。尽管两个人物有着许多外在与内在的不同，但是她们的命运是相同的，其存在主义基调是一致的：人生是悲哀的，令人无可名状。
四、痛苦的蜕变，清醒地彳亍
方方在《凶案》文集序言中说：“我建议读者您如果不是存心想要作什么研究，就最好从1988年以后的读起。倘若你本是一个挑剔的读者，读我1991年以后的那些作品显得更为合适些。”确实，对于方方是应该全面地去解读她的作品才能梳理清她的创作脉络和发展过程。方方后来创作的作品的成熟特征其实在早期均有线索和伏笔，好像火山孕育了很多年，终于在某个时期全面爆发，充分展现。
1985年的《江那一岸》是一部有意义的作品，它连接了方方早期和后来的人生思索。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17岁的单纯可爱的、心怀美好理想的这一岸的青年装卸工人，她一心向往的江那一岸是她理想的圣地：洁净、清新、美丽、幸福、欢快、文明的世界，这一岸的工人生活粗俗、平庸、单调、乏味，那一岸应是高雅文明、丰富多彩、令人憧憬的精致的生活。
女孩在这一岸那么地特立独行，在一群粗鲁的凡庸的工人群里她显得那么孤傲、斯文、宁静。然而有一天真的渡江到了那一岸，女孩顿觉失望，原来心中多年构建的美丽理想不过是虚幻的海市蜃楼，江那一岸一样粗鄙、糟糕，理想瞬间坠落破碎了。女孩惶惑地回到这一岸清醒地面对了现实，从此不再痴迷于眺望对岸的幻想中，痛苦过后，她开始麻木地适应，碌碌无为地生存着。江这一岸的幻想很可能是方方在做工人时的心灵再现，江那一岸寄托了方方对文明社会优雅的知识分子阶层生活的向往，然而过了江，由城市工人成为一名有思想的知识者之后，方方发现两岸人生一样令人无奈，无论是底层的平民还是人上人的知识者，均不能摆脱人类精神层面的困惑、迷惘，面对现实人生，她感到人的渺小与悲哀。
方方常常在创作中表现“环境决定论”，她不止一次地强调：《风景》是揭示这么一种主题：“文化素质的低劣同时代因素有关，但更与其生活环境有关”，“该责难和痛恨的是生长七哥们的土壤”。《风景》后，方方仍不断强化这一主题，《黑洞》中的陆建桥、《落日》中的丁如虎和丁如龙、《行云流水》中的高人云、《无处逃遁》中的严航、《一波三折》中的卢小波以及《祖父在我心中》中的父亲，不论是平民还是知识分子，方方在刻画其委琐、世俗化的同时更深入地揭示了其环境的因素。这种环境决定命运的思想恰好吻合了存在主义的基本思想：人面对世界的无可避免的异化；无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哪个地方哪个阶层，人生终是荒谬的、痛苦的、不和谐的。这个世界本质上的荒谬决定了人生必然的痛苦。江这一岸的平民（香菊们）是浑噩的、麻木的，他们满不在乎地实在地生存着；江那一岸的知识者（女孩初恋男友黑脸水手变成了文雅的书生）是清醒的执着的，他们无奈地痛苦地慨叹着。
方方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作品是在上大学时创作的，那时的她仿佛正在渡江，正在船上，一方面对彼岸充满憧憬与向往，一方面对此岸怀有留恋与亲近，她这时的作品多有面向未来彼岸的热情与锐气，常显充满诗意的朝气与进取，对于一个青年作家，这一切既是一个张帆启程者美丽耕耘的开始，又是一个涉世未深者幼稚试笔的印记。
在通往彼岸的跋涉中，方方已然感到了彼岸的艰辛，《走向远方》中毕业前大学生们的残酷竞争已为残忍的黑色人生拉开了序幕，远方、彼岸，路途漫漫……方方成名作《风景》中的七哥身上所具备的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品行与《走向远方》中的史阳平一脉相承。方方在史阳平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同情，是备受良心折磨的，是历经道德灵魂痛苦拷打后的别无选择；而到了《风景》，方方已然对七哥对命运的抗争方式表现了一种冷峻的默许。我们看到一个由感性渐理性的痛苦而清醒的灵魂的历练过程。
方方的成长与成熟是付出了代价的，她的作品之所以被渗透和感染上存在主义思想确是因为她的思想与作品让存在主义有机可乘。她常常在作品中诉说痛苦，她在最满意的作品之一《行为艺术》中刻画了痛苦的警官杨高，并说：“此生痛苦，对于杨高他是在劫难逃。”我想说，这正是方方自我心灵的独白。同时我还想说，方方今生的创作，存在主义对她的影响与渗透，在所难免。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异常活跃的国际文化背景之下，方方多方面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外来文化的影响，同时她也在国内多元文化的氛围下受到寻根文学的启发，她自己曾专门提到1985年的《闲聊宦子塌》是在王安忆的《小鲍庄》的触动与启迪下写成的。这个时期存在主义在国内盛行，1987年开始的新写实文学明显地不同程度地打上存在主义的烙印。方方创作中潜伏的存在主义因素终于在这样一个国内国外文化碰撞的契机下成为一种创作基调、一种中国化的演绎与发展。
原载《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