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韧
《洗澡》面世以来，研究者不很踊跃，被认为属于“有人看而无人争议”“比较难于置评的书”[99]。有人划杨绛为“边缘作家”，认为作者“完全摒弃功利性，以文隐身，以文自娱”，做“精神贵族”，而《洗澡》和杨绛特以此边缘性而“弥足珍贵”，“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00]，这当然还是以“主流作品”的目光作出的断语。有人以其写了知识分子众生相，断为“在新时期文学中首次正面描写知识分子丑恶”[101]，这固然也是《洗澡》之一面。还有人认为杨绛在《洗澡》中对“知识分子到底要不要改造？怎么改造？”的问题做了“不是回答的回答”[102]。但我以为若要估出《洗澡》在文学史上特有的价值，还是以孙歌《读〈洗澡〉》[103]的发现最重要：他从三部分标题的连读中找到了“一条逻辑性很强的线索，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人格修养”，并肯定了这个“极为深刻的主题”，尽管对知识分子人格修养在《洗澡》中的意义，未免语焉不详。其实这正是学者们近年千寻万觅的人文精神的精髓之一。学者们悲哀地注视着海岸的热闹，却冷落了人文精神尤为丰厚的《洗澡》，不免有点儿奇怪。这也许得以作家自披隐身衣，特取陈年旧事演示之来解释了。功利有各种，若说超功利是不求火爆，《洗澡》诚然；若说全是以文自娱，也许又误解了它。杨绛说了：“《洗澡》写的就是现在的知识分子，假装是过去的。”[104]超功利的印象，可能就来自这“假装”。
钱中文先生将今天可以用来“对抗人的精神堕落与平庸”的新人文精神解释为“是使人可以成为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确立哪种生存方式更符合人的需求的那种理想、关系和准则”，在说到文学的人文精神时又说“在文艺创作中也有那种关怀人的生存，说出别人深有感觉而又说不出来的那种人生感悟的震动人心的人”[105]，那种人生感悟，也就是文学中的人文精神。以此论观《洗澡》，殊非“边缘”作品，甚至正在中心。
一、在“精神生存受挫”过程中凸现人文精神
钱中文先生把“一百多年来人不断产生”的“生存受挫感”，其中有“有形人生存受挫感”和“无形人生存受挫感（精神生存受挫感）”，作为重建新人文精神时必须审视的生存现状[106]。《洗澡》也正是在一次完整的精神生存受挫过程中审视知识群体的人文精神的。
作家截取了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第一次精神生存受挫的事件，来写现在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假装是过去的”呢？隐身人不肯再说，姑妄言之：（一）因为最早的受挫也好，最近的受挫也好，来自政治的也好，来自物质的也好，到头来都会有人“记屈”“记愤”，而少有人“记愧”的。特别是充当旗手、鼓手、打手者，“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在心”，在《〈干校六记〉小引》中钱锺书先生以为漏记了的一篇《运动记愧》的许多内容，就悄然溶解在这杯陈酿里了。为的是不想特地提醒现在的知识分子“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的那些事，而使他们“畏缩、迟疑，耽误了急剧的生存竞争”[107]。（二）对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在新政权下第一次精神生存受挫的印象自然更鲜明，表现自然更真实，不像后来的各次，至少有了一次或若干次教训，多少有点儿“油”了，不那么本色。（三）这次“洗澡”后遗症不多，似乎尚无必要“记屈”“记愤”，适于杨绛创作的喜剧个性（特别富于喜剧色彩的是，这是一种完全被动，却又必须装作主动的“洗澡”）。
“洗澡”的主动者，小说中并未出现，既不是傅今（他也只能做“示范洗澡”而不能免洗，并且也得把自己描黑），也不是文学研究社的年轻人，他们之所以忽然神情严肃，“认识的都不认识了，和气的都不和气了”，也是秋声肃杀的气氛使然，他们不过是“披着狼皮的羊”[108]。尽管他们还不知道未来有无数的澡等他们去洗，但已灵敏地感到知识的“原罪”，并在观看别人的被洗中得到生存的经验，积累自我保护的能力。
“洗澡”的主动者应该是革命队伍中经历、语言、思维方式与知识分子迥异的群体。对这个群体的心态，我想借用苏联作家鲍·皮利尼亚克描写类似事件的作品《小城》[109]中的人物特鲁巴切夫的形象做个描述：这个文化程度很低的党领导者不是憎恶而是害怕知识分子，从不敢接近他们，通通称之为“系领带的鬼精灵”，出于一人群对民族、籍贯、阶层等不同的另一人群常怀有的那类戒备、怀疑、恐惧的心理，他怕他们“用学问让他上当”，怕他们靠科学的分析成了小城“真正的决策人”。知识分子的正确结论常被他用主观动机去否定：意见虽然不错，可他为什么举德国为例？难道不知道德国是敌人，资产阶级？为什么发言不说“同志们”，而说“先生们”？为什么会脱口说出自己在“地方自治局（沙俄政府机构）”工作？难道能算一般的口误？这种群体的不信任心态，当时被视为阶级警惕或朴素的阶级觉悟（即使自己是知识分子的许多党工作者，也以拥有这样的觉悟为荣）。所以范凡会说新中国把旧知识分子“一个大包袱全包了”，而许彦成会伤心“为什么老把最坏的心思来冤我们”，杜丽琳悟出“你得用他们的目光来衡量自己”。孙歌在解释《洗澡》三标题时，把傅今解释为“采葑采菲”者，而实质他也是被采的“葑”或“菲”，随时也可能被看作离心离德的戴眼镜的“鬼精灵”。
欲完整地通观《洗澡》，三个标题的破译仍是必经的过程。这三个古风盎然的标题，确有酿造氛围的作用（“一声叹息”[110]），也有逻辑性的线索，而其实仍是基本情节的概括，这可在小说结句读出：“当时文学社不拘一格采集的人材（呼应‘采葑采菲’），如今经过清洗（呼应‘沧浪之水清兮’），都安插到各个岗位上去了。”一头一尾有了，中间的“如匪浣衣”可在前言中找到：“写知识分子改造，就得写出他们以前的面貌”，以前的面貌就是“如匪浣衣”，不洁净的。如讲作许、姚受势利小人的排挤而无法摆脱[111]，不但情节上不很通（他们受到的排挤都摆脱了），还破坏了基本情节的贯通一致。
这个基本情节也就是前面说到的“一次完整的精神生存受挫过程”。
二、耕耘知识分子的“方寸地”
《洗澡》确实写了知识分子的丑恶和龌龊，但也写了知识分子的可爱和洁净；确实写了运动对知识分子元气的损伤，但也写了他们的自持、自尊与自我保护的力量。古俗语有：“保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宋罗大经《方寸地说》语云：世人“有无立锥之地者，有跨都邑者，唯此‘方寸地’人人有之”，“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能人人施，治地之法，不能人人知”。我观《洗澡》作者所深味和珍贵的，正是知识分子的“方寸地”的“治地之法”。
知识分子要怎样才能对抗得了“精神堕落与平庸”呢？或说怎样才能避免“文人无行”呢？尽管作者一向自持站在“人生边上”，无意为他人作“人间指南”，但在经历了“文革”这一知识群体最大的精神生存劫难后，对知识分子生存方式、生存哲学的追问，在一切持严肃人生态度、又有很高悟性的知识分子心里，都是欲罢不能的。这种追索，实际上不仅贯穿《洗澡》，而且几乎贯穿杨绛的全部晚近之作，所以《洗澡》中才会出现她过去从未写过的“稍为正面一点的人物”。
杨绛不称她的主人公为“正面人物”，估计原因有二：一是想把他们和文学界常称的“正面人物”加以区分，二是她并不打算写出他们的全部“正面”。在人们的思维定式中，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是“又红又专”的，但她对两个主人公，既不写其“红”（只写了一点：许彦成同杜丽琳说过“我只为爱国，所以爱党”，“我不懂什么马列主义”，他曾主张文学救国，“洗澡”之后觉得自己不配，放弃了），也不写其“专”，两人研究的是什么著作，有什么造诣和成果，只字不给。写这两个人物，她使用了一种取景框或滤色镜，只摄取他们为人处世的风度，一种至纯至美的风度。像许多传世长篇那样，在《洗澡》的人物、故事的单纯之中，埋藏了人生的丰富。
准确地提取和概括这种风度颇感困难，但一见到《杨绛散文》开篇的那页杨绛手迹（译蓝德诗），顿觉心中感动，眼前光明一片，对这两个人物，怕是“比肺腑中掏出来的还恳切”，索性就用这首译诗来概括。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在文学研究社那个拉帮结伙、鸡争狗斗的场所，他们始终未给自己争过什么。连洋学位、国外的生活和待遇都“看作等闲”，别人费尽心血谋取的主任、组长、顾问、召集人或一百二百斤小米的津贴，他们想都不会去想。这种“不争”，不是丁宝桂那种在精神受挫之后才决定的“坐稳冷板凳”，“三从四德就行”，而是一开始就从心底不屑去争。对余楠那种争来的“香”，作品有一段值得深味的话：
余楠其实并不得意。他并不像尚未凝固的黄金，只像打伤的癞皮狗，趴在屋檐底下舔伤口。争得一百多斤小米，只好比争得一块骨头，他用爪子压住了，还没吃呢。
对善争者及其所争之物的怜悯与轻蔑，就是对“争”的人生的否定。写余楠这个人花了这么多笔墨，最后的分量都在这句话上了。
许彦成的“不争”，最大特色如杜丽琳的概括：“不肯巴结，开会发言，只会结结巴巴。”以许彦成之才，“只会结结巴巴”，恰为“不争”的性情所规定，他绝不肯像余楠那样把精神花费在发言上。但他虽“吃亏”（他并不这样以为）在“不争”上，得益却也在“不争”。他的“投奔光明”，和余楠的丢了联合国委任书不得已而来鹅脖子胡同大争主任和小米，其高下在读者心中，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在这首次“精神生存受挫”之际，一般的人都“囚首垢面”，余楠还要大卖烂疮、暴露私情讨好群众方过得关，他却能“没事人儿一般”坦然上场，“讲得很好，也不口吃”，顺利通过（在最初的运动中人们还比较实事求是，因此有这个可能）。在建国后的一次次运动中，“越臭越香，越丑越美”的检讨的确容易过关，但世事终于正常，运动不再发动之后，什么样的过关形象是光明和洁净的，人们自然分辨得出来。
姚宓的“不争”，还包括了她做女人的风度。姜敏曾对她说：“你觉得吗，姚宓，假如你要谁看中你，他就会看中你。”而她答道：“我不知道，我也不要谁看中。”姚宓的魅力是“清水出芙蓉”式的，她的“眼神很静，像清湛的潭水”，婴儿般的天真神态，在余楠看来是“千金难买”的笑和听了许彦成撒谎的尴尬而捧腹大笑，都来自她的“不要谁看中”。这是多少女人所不可能懂得的也不相信的。她爱许彦成，只缘于天性的和谐，绝无攀附留洋专家之心。她不与杜丽琳争夫，因此不必求杜丽琳饶恕，更要大笑罗厚荒唐的“成全”。她之斩断情丝，是因为明白真争起来，即使终成眷属，也已经失去了他们爱情中最美的东西，只好“月盈则亏”，“再下去就是下坡了”。这一爱情辩证法，当今世人，几人悟得！即使悟得，也多在身试之后，而姚宓以短短的阅历，竟能臻于此境，真是她性情最美之处。她与杜丽琳是一个绝妙的对比组，有她存在，很容易感知杜对许的爱，不过是爱他的“使用价值”跟“保值率”。许、姚爱情写到这里，也已是美至“盈”点，既不能算是没有结果，也不好算是悲剧。这场爱情，正是他们“不争”性格的一次重要映射，是小说人文精神的一束强光。只当《洗澡》是爱情小说，就看不到小说精神上的完整和统一，也会掉进缠绵伤感，触不到小说刚强的脊梁。
爱默生说：“如果一个人能避开所有要深孚众望的想法……以保持那种不矫揉造作、不存偏见、不被私利所诱、不怕威吓的纯真无邪的状态为前提，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人。”[112]许、姚不是大英雄，然细忖之，他们战胜了他人，也战胜了自我，可以算是不可战胜的人。
我最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爱大自然，是在小说取景框之外了。鹅脖子胡同里，显然没有什么大自然，即使写爬香山，也不等同于爱大自然，当然不写也不能说不爱。而爱艺术，正是两人共同的痴情。对这个研究所中的多数人，文学有各种文学之外的用途。对傅今，文学研究的成果是他的领导成绩；对余楠，文学是钻营仕途经济的工具（忽而是金粉，忽而是暗箭）；对施妮娜和江滔滔，文学等于一碗浇着“苏联文学”盖头的政治饭；对朱千里，文学是囤起来慢慢消受的稿酬；对姜敏，文学只是寻找靠山的敲门砖（一会儿敲余楠的门，一会儿敲施妮娜的门）；杜丽琳只为学位念书，学文学或教育无关紧要，她的激情都花在抓丈夫上，压根儿没有“自己的园地”；罗厚虽正直，却是连作品也要姚宓代看的。这样一个文学非文学化的环境，说是“如匪浣衣”的使人难受，恰如其分。说姚、许二人因小人排挤而忧郁，远不如说是因为这个让人憋闷的环境而忧郁准确。所里真爱文学和爱真文学的只有他们。他们一个“一心只顾钻研他喜爱的学科”，对婚姻和生活都马马虎虎，从来没有经验；一个“读书不少，悟性很好”。他们都能排开外界的喧嚣，在自己的“狗窝”和小书房中与文学艺术独处。“他们偶尔谈论作家和作品，两人很说得来。”他们的学问从未见当众抖搂，绝非汪勃口里“滴滴答答不停”的“漏水”。他们的语言都朴素明白，大可令今天说话叫人难以克化的现代学者羞惭。文学对于他们，既非装饰品，甚至也已不是谋生的手段，其精髓渗入他们的性情态度、言行举止，早已成为他们人格的组成部分。这样两个人，在这个环境里相遇，“眼睛一亮”是必然，不相爱不可能。这段被认为是《洗澡》里最美的篇章，实际上也是对知识分子人格的礼赞。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这句诗可以理解为知识分子的自持。有子内质的刚强和人类文明“能源”的充足供给，知识分子就能做到特立独行的自持。不争就不必靠，不靠就不必求，所谓傲骨，此之谓也。靠生命之火取暖，就无求于权势，无求于他人，就可以少许多愧，多许多勇气。许、姚的“不争”，并不是做软蛋，不斗争，或者独顾自己的清高。许彦成所说的“质问傅今”，余楠就断断不敢想。当小人手伸得太长而侵犯众人利益（如姜敏、施妮娜独霸资料）时，他们去争了且一争就赢，那大概也恰是因为他们平日什么都不为自己争的缘故。“汝南文”发难，他们看穿其来龙去脉，虽然气愤，但姚宓并不让别人去替她争。余楠扣住骗去的稿子不还，她只“暂且忍着”。可她不争，抱不平的宛英却挺身帮她争，把稿子给她偷回来。什么都不为自己争的人，就常常有这样的“运气”，这好像也是作者要告诉人们的一条世事的规律，即无私就无畏，就拥有生命的强大。即使面临生命的终结，也能“是真名士自风流”：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说这首译诗和这两个人物，是作家晚年对人生的回顾和总结，不算是求之过深吧。
在知识分子的这些“治地之法”中，最要紧的是“不争”，一些文人不能说不爱文学，但一争也难免留下污点。近来有几篇文章都谈到“文革”里把杜甫当封建地主声讨的大学者，他恐怕也无非是不甘于被“文革”彻底淘汰，故有此一“争”之差。再观今日知识界，文人无行的劣迹，有几个不是“争”出来的。而有的人一不“争”，就连书也不读了，只能说明他先前的做学问，也还是为“争”。上述“治地之法”，看似标准不高，但都能做到没多少人。爱默生谈到做人的准则时说：“我必须做的就是所有那些与我相关的事，而不是人们认为我必须做的事。这一在实际生活和精神领域都需要艰苦的努力才能贯彻的规则完全可以作为区别伟大和卑劣的标准。……在离群独处时顺从于自己的本性而生活是容易的，然而，伟大只是那种在喧嚣的尘世中完全轻松愉快地保持他独处时的独立性的人。”[113]读近年出版的许多大学者的传记，可知他们能有独立思考的大成就，无不赖此“治地之法”。他们未必常唱忧国忧民的高歌，但外敌入侵时不会去做汉奸，极“左”乌云压城，不会违心地为文和做人，则是笃定的。
三、浸润了人文精神的“情思肖像”
如若上述论释成立，则孙歌所说“从作者的结构意识看，姚、许的世界并不是作者想要突出表现的内容”和“作者并不是希望读者与姚宓和许彦成认同”恐怕就站不住脚。正相反，作者对他们爱情事件的关键一场保持缄默，完全可以理解为她不想使作品弯入爱情小说的窄胡同，而不能说明她不希望读者在确立自己的生存方式上也不受到他们生存信条的某种影响（固然这种“治地之法”不是可以开班传授的东西，而是长期修炼成的气质性情，但文学作品中心爱的人物，无疑可以诱导人去自我修炼）。作者以她对主人公极明显的偏爱实施这种影响：她竟能一路保护着他们轻松地避开了“汝南文”的纠缠、敌视杜丽琳因嫉恨而可能造成的麻烦。她虽阻隔了他们爱情的云雨，但绝不忍心让他们的人格尊严遭到一点诋毁和丑化。
读杨绛的晚近散文，特别是《将进酒》，很容易感到与许、姚世界谐和一致的精神律动。从最主要的方面说，许、姚的人生信条与作者的人生主张完全认同——她将热衷于在社会上“显身露面”者比作“蛇阱”里“压压挤挤的蛇”，说道：蛇阱之上，天空还有飞鸟；蛇阱之旁，池沼里也有游鱼。古往今来，自有人避开“蛇阱”……一个人不想高攀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114]这正是所谓对“运动”的思考，小说中无论对余、姚、施、姜等“压压挤挤的蛇”的刻画，还是对许、姚“保其天真，成其自然”的性情的抒写，皆源于此。从人品的其他侧面，许、姚的书痴，审美的尺度，书卷气的幽默和有时会自寻尴尬的淘气，也颇有作者夫妇的作风。林徽因曾说，艺术家的感觉就是发现“存在于人的精神深处的那个不朽的本能，发现人生存于其中的多种形式、声韵和颜色”。[115]本书中人物与作者这种精神律动的相似，就属于本能、声韵和颜色的相似。
也许是经历了替《围城》解围的一仗，作者对素材的融化更了无踪影。所有可能引起“自传考证癖”兴致的细节，如他们对英国文学的研究，全行回避，更捏造了一个婚外恋故事，不教有一些儿“自传”的影子。达到这种形极远而神极近的效果，要比今日探索小说可以随心所欲的荒诞、变形难，因为要把今天才得到的对生存方式的见解“做旧”，完全装进由历史限死了的罐子里，还要罐里的东西有早年的色香味，又绝不可像现在新历史小说那样漫天“戏说”。
“形”是可以捏造、抟造的，但“神”却是形抟捏的依据。如果也捏造一个名称，表明形象与艺术家这种形远神近的情形，以区别于形象与作者身份、经历相似的“自传”，或许可称之为“情思肖像”。
《洗澡》主人公的情思肖像，浸透了作者历经磨难与浩劫的人生经验，有极为宝贵的价值。特别在今天人文精神在历史大变革中经受淬炼的年代，有其醒世作用。可以料想将来市场经济大潮平静之后，回头看这幅情思肖像，会更觉其清光照人。
并且，它还启示我们，在评价文学作品的诸多视角和眼光中，作品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的丰简、深浅、厚薄，是一个可以把握的、有广谱应用价值的标准，它比许多标准更接近艺术的本质，更易为人类接受，因而更带有正宗的“人学”气息。
原载《广西大学学报》1998年第20卷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