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宋太宗、真宗皇帝当朝的年代里，为臣两代的吕端，从一名州县地方官吏，逐步升至枢密直学士，朝中宰相和参知政事，官居天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吕端这个人仪表俊秀，处事宽厚忠恕，善交朋友，讲义气，轻钱才，好舍施。吕端处事理政才华出众，逐渐为宋太宗所喜爱和重用。早在吕蒙正为相之时，太宗就有重用吕端的想法。在太宗与别人商量，打算任用吕端为相对，有人反对重用吕端，其理由是吕端这个人“糊涂”。太宗根据自己多年体察，立即说：“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其实，这个时候已坚定了任用吕端为相的决心。后来，太宗就让吕蒙正改任参知政事，让吕端当了宰相。
能说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事例有以下两件事：
其一，太宗曾向吕端问过计策，说自从汉唐以来，有过封乳母为夫人的事情，要吕端拿个主意，如今该怎么办才好呢？吕端回答说：以前汉唐朝代跟现在不同，那个时候或者是因国大，或者是因为名声好，才那样做的，都是事出有因的。可以这么说吧，法无定法，礼无定制。吕端这番话使得太宗大开心窍。
其二，吕端在相位上也就是几年的时间，他就主动奏请圣上将相位让给了寇准，由寇准接任宰相，吕端自己又做了参知政事那个有相职无权的谋事官职。后来寇准也做了参知政事，按理说吕端在前，寇准在后，其名次排列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可是吕端偏偏奏明圣上要求把自己列在寇准之后，并得到了恩准。吕端不计名利地位，遇事顾全大局，处事以清廉简洁为原则，在当时传为佳话。
宋代宰相韩琦以品性端正着称，遵循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生活准则，从来不曾因为有胆量而被人们称许过，表面上看起来有点糊糊涂涂的。可是在下面两件事上，却显示了他“大事不糊涂”的本性。对于这样的老好人谁也不会防范，所以他做了两件大事。
当宋英宗刚死的时候，朝臣急忙召太子进宫。太子还没到，英宗的手又动了一下，宰相曾公亮吓了一跳，急忙告诉宰相韩琦，想停下来不再去召太子进宫。韩琦拒绝说：“先帝要是再活过来，就是一位太上皇。”韩琦越发催促人们召太子，从而避免了权力之争。
担任大内都知职务的任守忠这个人很奸邪，反复无常，秘密探听东西宫的情况，在皇帝和太后间进行离间。有一天韩琦出了一道空头敕书，参政欧阳修已经签字，另一参政感到很为难，不知怎么办才好，欧阳修说：“只要写出来，韩公一定有自己的说法。”韩琦坐在政事堂，用未经中书省而直接下达的文书把任守忠传来，让他站在庭中，指责他说：“你的罪过应当判死刑，现在贬官为蕲州团练副使，由蕲州安置。”韩琦拿出空头敕书，填写上了，派使臣当天就把任守忠押走了。
要是换上另外的爱耍弄权术的人，任守忠会轻易就范吗？显然不会，因为他也相信一贯诚实的韩琦的说法，不会怀疑其中有诈。这样，韩琦轻易除去了蠹虫，而仍然不失忠厚。
生存之道
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有点糊涂，其实这是大智若愚的表现。他们小事糊涂，但处理大事时冷静而果断，一点也不糊涂。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才能在平时少惹是非，才能在关键时刻掌控局势。
生存之道94
讲信用重双赢，经商巧经营
范蠡是春秋末年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商人。后来，范蠡弃政从商。他经商积资巨万，自称“陶朱公”。
在山东一带，范蠡经商的传说很多，着名的有范蠡贩马等。范蠡在吴越生活了数十年，深知那里需要好马，而在北方收购马匹并不是难事。南北两地，马的价钱悬殊，这肯定是一个赚大钱的买卖。但问题在于，马匹的运输很困难，千里迢迢，运输费用高不说，路上盗匪极多，给这桩生意增添了无尽的风险。
经多方考察，范蠡了解到齐国有一个叫姜子盾的巨商，很有势力，经常贩运麻布到吴越，早已买通了沿途强人，他的货物畅通无阻。于是，范蠡写了一张榜文，张贴在姜子盾所居城邑的正门。大意是：本人新组建一马队，开业酬宾，可免费帮人向吴越运送货物。不出所料，姜子盾主动找到范蠡，请求运麻布，范蠡满口答应。就这样，范蠡与姜子盾一路同行，货物连同马匹都安全到达吴越。马匹在吴越很快卖出，范蠡赚了一大笔钱。
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范蠡运用自己的智慧，与人合作实现双赢的经典。
范蠡虽然运过马，但是他经营的最大宗商品还是粮食。在古代中国，农产品是市场的最大宗、最主要的商品。
范蠡来到山东时，准备白手起家。他明白，又想赚钱，又不投入本钱，自己唯一的资本就是信用。只要自己的信用获得了齐国人的认可，他就可以将齐国人暂时吃不了的粮食运到燕国贩卖，再从燕国贩运当地土特产到齐国，从中谋利。
为了经营自己的诚信，范蠡开始到处借钱。开始，他只借半金，每次只借一天，渐渐地，他开始每天借一金，每次借五天，并且对于每次借给他一金的人，在原数奉还的同时，还附送一点小小的礼物作为报酬，有时候是一条鱼，有时候是一只雁。过了不久，范蠡借款的数目越来越大，最后发展到借万金，一年还期，并附利息6%。
就这样，范蠡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逐渐积累自己的信用度。两年之后，范蠡了解到北方的燕国遭受旱灾，粮食当年几乎颗粒无收，于是，他以高于当时齐国市场的粮价，向齐国人借粮，借期六个月。消息散发出去后，很多齐国人甚至将家里的口粮都借给了范蠡，供他经营。范蠡就靠着这些资本，从燕、齐两地经营异地贸易，大获成功。其事迹甚至被司马迁写进史记，成为中国商人入史的第一人。
这个故事说明了范蠡经商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讲信用。他在经商的同时，实际上在用心地经营着自己的诚信。
范蠡经商能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懂得经济的发展规律，并预谋在先。他针对当时以农业经济为本的实际情况，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注意观察天时气象，并用“五行”之说总结出了农业生产丰歉的一般规律，就是：“岁在金时，能够丰收；岁在水时，就有水灾之害，可能歉收；岁在木时，就可能出现饥馑；岁在火时，则要出现旱灾”，“每六年一丰收，六年一旱灾，十二年要有一次大的饥荒”。
范蠡总结的这个规律，也为后来历朝历代解决饥荒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探索。
生存之道
经商可以满足自己生活所需的物品，可以积累很多钱财。经商是一个人立足于世的很好的生存之道。经商需要守信用，需要有双赢意识，需要有抗风险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要有灵活的头脑，懂得经营之术。
生存之道95
经商有道，富而不骄
旧时，商人们流行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八个大字。
这陶朱指的是上文提到的春秋时的范蠡。吴越争霸时，范蠡为越国大将军。吴国被灭后，范蠡功成身退，经商致富，被称为陶朱公。
端木指的是子贡。子贡不但是孔子的杰出弟子，而且经商有成，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从许多意义上来说，如今的商人确实应该视子贡为榜样。子贡是中华儒商始祖，被历代商人尊崇为经商楷模，在中国民间至今还流传着“经商不让陶朱富，货殖当属子贡贤”的名联。不过，该学习的不仅是子贡的经商才能，还有他博学的知识与仁爱的品德。
孔子一生桃李满天下，门下弟子3000多位，72位贤人，其中子贡是最富有的人。由于其名赐复姓端木的缘故，端木生涯便和陶朱事业一起成为了商业的别称。子贡也被誉为商业鼻祖，成为商人顶礼膜拜的圣人。
子贡是商人，但他不是向孔子学的经商，在他为孔子弟子之前，已经是商人了。《韩诗外传》与《尸子》都曾记载：“子贡，卫之商贾也。”可见子贡是商人而学儒。在孔子的眼里，子贡的长处是“语言”，而不是经商，但孔子的确与子贡讨论过关于经商的问题。
有一次，子贡与老师孔子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谈得非常热烈。子贡假设道：“如果这里有一块美玉，你说我是把它放在盒子里藏起来好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卖个好价钱？”孔子立刻回答说：“当然是卖掉它，我这里正等着人来买呢！”有美玉不应该藏起来，而应该等个好价钱卖出去——老师也有这样的看法，子贡很高兴。后来形容商业交换的一个成语“待价而沽”，就是出自于这个典故。
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子贡在理财经商上有着卓越的天赋。《论语·先进》中记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赚取差价。
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史书中几次提及说子贡擅长囤积居奇（大肆囤积货物，导致物价上涨的做法，是应该予以批判的），贱买贵卖，随着供需情况转手谋利。
还有一次，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相比，哪一个强？”子贡回答：“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呢？颜回听到一，就能够推知十；而我听到一，只能够推知二。”孔子说：“我同意你不如他的看法。”孔子对子贡有自知之明很满意，但又情不自禁地感叹道：“颜回的道德学问大概差不多了吧，可是经常穷得有了上顿没下顿；端木赐不受天命，经商做买卖，分析行情、预测市场都在点子上，因此能发大财。”可见，孔子对与子贡的经商才能也是非常欣赏的。
子贡靠经商积累了大量财富，为孔子及其门生周游列国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堪称以文促商、以商养文的成功典范。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14年，所有费用基本上是子贡负担提供的。可以说，没有子贡钱财上的支持，孔子周游列国是难以进行的。
子贡是文化商人，他服膺孔教，是货真价实的“儒商”。子贡之所以获得了“儒商”的称号，是因为他做生意讲究诚信。他虽做买卖，却不忘儒家学说；他家财万贯，却富而不骄、富而有仁。《吕氏春秋》记述了子贡自己出巨资赎回一批鲁国奴隶的善举，可谓千古流芳。他积极牢记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坚持以诚待人、诚信交易。
《论语》中多处记载子贡与孔子探讨“信”的问题，他深知“信”乃立足之本，没有“信”一切就荡然无存，就谈不上赚钱发财了。是“言必信，行必果”使子贡立于不败之地，达到了“忆则屡中”、“义利双赢”的最高经商境界。由于他名满天下，到邻国经商，各国君主都会礼貌地会见他，说明他真是名副其实的商业巨子。
孔门弟子大多贫穷，子贡却因经商而家累千金，十分富裕。子贡认为，商人挣钱不是最终目的，要“贫而乐，富而好礼”，更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窘困，连孔子也自叹不如。
子贡是中国历史上文人经商的第一人，并且对后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在孔门弟子中无人企及。因此，子贡也被后世人尊奉为“儒商鼻祖”。
生存之道
经商有道，是指经商遵守诚信等原则，熟练运用待价而沽、贱买贵卖等经营方略。富而不骄，是指通过经商富有了，不骄横，不锱铢必计，该帮助别人时要帮助。经商有道，富而不骄，才是经商的正统。
生存之道96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白圭，战国时代洛阳人。曾在魏国做官，史书记载他曾官至国相，建立了相当的政治成就。不过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始终不及他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地位。《史记》和《汉书》都说他是一位着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更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誉满天下，他从经营管理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经商理论，为后世经商者所效法。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其事迹有详细记载，并称白圭为“治生祖”。
关于白圭，中国民间有很多称呼，有人称他为“中国商人祖师爷”，也有人称他为“中国第一商人”。宋真宗皇帝封他为“商圣”，算是给了他一个彻底的名分，民间则称他为“人间财神”，并设神牌供奉。
白圭和范蠡都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说，即农业的丰收和天时有关，认为十二年为一个周期。开始的第一年是大丰收年，此后两年是衰退期，第四年干旱，再两年是小丰收，第七年又是大丰收年，此后两年又衰退，到第十年则又干旱，随之又是两年的小丰收，到下一年重新开始一个周期。
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白圭提出了一套经商致富的原则，即“治生之术”，其基本原则是“乐观时变”，主张根据丰收歉收的具体情况来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策略。当时的贸易是以货易货，而白圭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准确掌握市场行情，在别人觉得多而抛售时，他就大量地吃进，等别人缺少货物需要吃进时，他就大量抛出。这样低进高出，从中取利，积累财富。
白圭在当时的社会中，不仅懂得低买高卖的经济基本规律，而且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样既简单又高明的理论。这对秦汉以后各代的设市贸易等产生了极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