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米脂县有一位铜匠王思表，在县城附近收购废铜时，得到一枚铸有“自成”字样的铜铃，其子王宏雄把它捐献给县文管所。文管所作为李自成遗物，在米脂李自成纪念馆陈列展出。
此铃铜质扁球形，直径约36毫米，壁厚约2毫米。中间有两道圈将铃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两面铸有楷书“自成”二字，最上边系梁圆形穿孔已有很大磨损；下部两面铸有虎头图案，虎额正中有一“王”字。铃的一面下部缺失一半，铃内应有碰珠，已丢失。
此铃穿孔磨损严重，说明使用时间较久，不是新铸之物。得于县城附近，一般应是此地流传下来。铃上铸有“自成”二字，应是人名，这值得注意。
米脂旧时，生活较好人家的“贵气”小孩，佩带项圈、“手镯”、“脚把”，上面若有小铃，常见的是银质无字。银锁上一般有“长命”、“富贵”之类的吉祥语，锁上小铃不铸字。也有给小孩带铜铃的，但形体较小。所以此铃不是李自成少儿时的用物。
明末陕北农民军初起时势力较弱，又在本地活动，为免连累家属、亲友，唯恐真名实姓被局外人所知，故用诨名。李自成初称“闯将”，不会在此时将真名铸于马铃上自己用或所属部队使用。他后称闯王，进占西安前，曾称“新顺王”，此时虽不需要顾忌名字为外人知晓，但为尊者讳，马铃上若铸字，也当是“闯”、“顺”，不应是本名。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称了皇帝。古代某朝制造器物标明年号以示所制年代常见，把皇帝尊名视为大讳，绝不用于器物上。《明史稿·李自成传》、《明史·李自成传》等说李自成建国大顺时，“改名自晟”。因此，他称帝后更不会在铜铃上铸“自成”二字。也就是说，此铃也不是他起义后的用物。
那么，此铃会不会是李自成当驿卒时的用物呢？《元史·兵志》记载：
凡铺卒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文书以行。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荷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响及所之铺，则铺人出以俟其至。
这里说的是铺，铺的职责主要是传递公文，也接待迎送过往官员，它与驿站同为古代邮驿系统，只是职责有所侧重罢了，《辞海》将“铺”就释为“驿站”。因此，《元史》所说铺的情况，驿站也应该有。记载说铃悬于腰带上，因此笔者不将“自成”铜铃称为马铃。它不一定是驿马的串铃，也可能是驿卒的腰带之铃。
从《元史》的记载看，铃的作用有三：一是警示路人。铺卒常送紧急文书，提醒车马、负荷之人让道，以便快速通行。二是夜间惊退虎狼。驿人传递紧急文书不分昼夜，夜间驿道有虎狼出没，闻声往往避走，这样可保人身安全。三是以铃声报讯。每到一铺，人未至而铃先响，以便铺人等候接力传递公文，或迎接过往官员。
以上记的是元代之事，《明史》没有提到驿铺人员用铃，实际上邮驿人员腰悬铃的情况明代也有。明人张庸有首描写明代邮夫传递公文情况的诗，诗题就是《腰带铃》。其诗曰：
腰带铃，邮夫传命风火生。
夜逢猛虎当前行，衔入南山铃有声。
铃有声，被虎食，夜夜山边候人隙。
十里严程时四刻，后知来者还络绎。
君不见，官拾断铃还铸锣，虎怕锣声将渡河！
这首写实的诗，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从诗中可知，明代邮夫腰带有铃，传递公文，急如风火，夜间不停；冒着危险，前仆后继，执行使命。
驿卒铺夫常夜行于有虎狼出没的驿道上，不仅有疲于奔命之苦，“更罹狼吞虎噬之惨”。所以他们和官方便采取一些惊退虎狼的办法。尽管带铃未必能有效防身，但虎狼怕响器，也应有一定作用。
谭吉璁《延绥镇志》卷五说：李自成“应募银川驿马夫，……夜阴失道，有双狼引之行，竟不伤。”光绪《米脂县志》、民国《米脂县志》同载：他“偶夜行失道，有二狼导之行。”狼不伤李自成，真正原因或许就是他带铃之故，所带铃的数量也应较多，不会是一两枚。
“自成”铜铃会不会是与白成同名之人用过的呢？驿站之外用铃民间常见，但不见铃上铸有人名。米脂本地驿站，与李自成不同时期有同名的情况可能性太小，同时当驿卒的一般更不会有同名之人，即使有也不会铸相同的名字，否则就重复易混。
综上所述，可以基本确定，“自成”铜铃是李自成的遗物，应是他当驿卒时的专用之物。他当驿卒，史书记载和口碑传说甚多，实物难得一见。此铃可作为研究李自成当驿卒的实物资料。
铃上虎头图案为民间通用，应与李自成无关。虎为山中之王，民间剪纸常在虎额上剪一“王”字。如前所述，李自成起义后期曾称过王，既称王就不会在铃上铸其尊名，而当驿卒时则不是“王”。因此，不应将铃体上的字上下连读为“自成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