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农民军作战的所有缴获，悉数归公；全军人员的给养所需全部供给；有军纪严禁将士私藏金钱财物。史载：“所掠金帛、米粟、珠贝等物，俱上掌家。凡支费俱出自掌家，但报成数。请食不足，则均短之。人不能囊一金，犯者死。”
李自成农民军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入豫前，人马少时不满千，多时也不过数万，给养来源主要向豪绅、富户夺取，破城缴获官府的钱粮物资。进入河南后，农民军对“贪官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强令山寨武装输出钱粮，否则破寨获取。进入河南不久，尽拔豫西四十八寨，获其所积；攻破洛阳，缴获“藩邸巨室米数万石、金钱数十万”，以十分之一赈济饥民，其余用于军需。尽管农民军还有“中州民竟送马骡粮草”，但“每破一邑，众辄增数万”，军需压力还是很大的。
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农民军总人数达到了百万，且不论在各地“赈济饥民”，仅此百万之众所需钱粮物资就数量巨大。这年六月，河南籍明督师侯恂在给崇祯帝的奏疏中，提到了李自成农民军的人数，并对人马需粮作了保守估计：“臣乡自贼中来者，皆言百万。今且以人五十万、马五十万计，人食日一升，马食日三升，则是所至之处，日得八千盅粟也。中原赤地千里，望绝人烟，自兹以往，安所致此哉。”
为实现“取天下”的目标，李自成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解决这百万之众的军需问题。随着中原会战的不断胜利，农民军在河南、湖北有了基本稳固的占领区，占据和没收了王室、官绅、地主的大量田地，开始实行了民屯和军屯。大顺政权建立后，工政府之下还设有屯田清吏司，领导和管理屯田事务。1959年在北京东城出土了大顺“工政府屯田清吏司契”铜印，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农民军占据豫属河南、南阳、汝宁府四十多个州县，“时丧乱之余，白骨蔽野，荒榛弥望。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
崇祯十六年正月，李永茂在奏疏中说：“有谓占襄阳地土耕种。……又刘（希尧）、贺（锦）二贼，将南阳迤南并西北楼寨庄田，俱已占完者。”
《平寇志》卷六说，这年六月，李自成农民军“欲取江南、河北牛只，屯田宛、叶”。同书卷七还说这年九月，李自成率众拟入关中，“留后营屯种于襄城、郏县”。
史料还载，这年李自成在襄阳时，“盖房扎营，委官种田，有久据之志”。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大顺军进入山西大同后，将代府宗室的土地、房产尽行没收。姜壤启本中说：“宗之房屋，尽为贼居。地土庄窝，无一不为贼据。臣于恢复之后，节行司府严查，除从军效力有功将佐，比因钱粮无措，原无厚赏，量给房地住座耕种，用示酬劳外，仍查出贼遗故宗……地一千三百七十余顷，大小庄窝五十八处。”
李自成兵败后，以李来享为首的大顺军余部，仍屯耕山田，坚持抗清，“分据川、湖间，耕田自给”。
为解决大顺军的经济来源，崇祯十六年冬李自成进入西安后，明确提出和推行了向明朝宗藩贵族、封建官吏和富绅、大贾“追赃助饷”的政策。一说仅在北京追赃，就获银七千万两。
追赃主要是获取银两，但也不限于此。如大顺军在北京给“国丈”周奎“坐赃七十万，府第藏什物田产俱没入”。向宦官王之心“追银考掠，搜银十五万余，金银什器缎匹无算”。由此可见，农民军除经费之外，衣物等其他物资的部分来源。
通过采取多种举措，一般地说，大顺军的给养是有保障的，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好的。《平寇志》卷六记李自成农民军说：“贼善给养也。贼营百人，止抽二人作精兵，安坐以听给养，子女玉帛，尽厌其求。我以一兵为一兵，贼以数十人养一兵，无怪乎贼之踊跃也。”
史料还说有的农民军能够“甘食美衣”。崇祯十六年四月，朱翊辨在奏疏中说：“贼（农民军）有食，而兵（明官军）无食，事势若此，宁不为之寒心。”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有载：大顺军“百万合营，不携粮，随掠而食。饱则弃余，有断食断盐数月者。”此说显有夸张，在战争紧张或受困时，食物短期缺乏应当有之，不会数月断食。
《绥寇纪略》卷八记，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农民军规定：“愿从军者，月食四十金，敢为将者倍之。”这说的是人员月伙食费标准，月银士兵四十两，将领八十两。如果所记不误，这个标准是比较高的。
《平寇志》卷四说，崇祯十四年二月，李自成在洛阳“设伪官，以书办邵时昌总理城守，……贼整兵而去，时昌募人为兵，月给银五两”。从其他史料知，李自成农民军将士没有月饷。《平寇志》未言明这五两是伙食银，可能类似现代军队义务兵的津贴费。此银李自成的洛阳守兵有，其他部队未必有。邵时昌率兵守洛阳时间很短，士兵的这种待遇存在时间也许不长。
（三）部队住宿、军事运输和医疗保障
多种史籍提到了李自成农民军的住宿情况。如《明史·李自成传》说：“过城邑不得室处，……寝兴悉用单布幕。”《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八、《平寇志》卷六同载：“虽拔城邑，不听屋居，寝处布幕，弥望若穹庐。”
《明季北略》卷十七《李自成陷归德》条可证以上记载属实。崇祯十四年（1641年）三月十七日，“贼入，将城拆毁，悉为平地。贼营延亘六十余里，上以白布覆幕，望之如荼，使百姓担百货入营中。此归德难民所述”。
“布幕”就是帐篷。农民军之所以不居屋室，而住帐篷，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入城居住扰民，容易违犯群众纪律；二是部队太多，没有足够民房可居；三是入住民房，部队过于分散，若有敌隋，不利于迅速集中兵力抵御。《流寇志》卷七说，“攻陷城邑，不敢屋居”，原因就在于此。
农民军还住“窝铺”。转营时，“打窝铺者”先行，以便早到准备宿处。李自成攻打开封时，有部队就在城外土堤上“安立窝铺”，这种窝铺，可能是挖土成坑、成窑，或搭木铺草，勉强容身歇息的简陋住处，在转战和宿营攻城期间临时休息用。
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时，也开始建设房屋。史载，他“……到襄阳，盖房，伪名昌（倡）义府”，“盖房扎营，委官种田”。
李自成在襄阳居住时间不长，进入关中后，忙于战事，未建营房，政府用房也很少建。
大顺军进入北京后，李自成人居皇宫，高级将领各居勋戚府第。如“刘宗敏据都督田弘遇第，李过据都督袁佑第，谷可成据万驸马第，田见秀据曹驸马府，李岩据嘉定第，官抚民据勋卫常守经第。”有些部队则住民房。李岩“疏陈四事”之一就说：“各营兵马，仍令退城外守寨，听调出征，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营兵住民居，易生事端，实际发生了不少违犯群众纪律的事，的确有失民望。大顺军之前“虽拔城邑，不听屋居”，到北京后部队却住民房，这是李自成的失策之处。
李自成农民军的人员和物资，主要用牲畜运输。
《平寇志》卷六记载：“流寇以马为家，……所乘止骡，其马不轻骑，留为战用。转营时，惟以妻子牵之。衣服、妇女、器械等项，各载以驴，团聚同行。”“营兵不许多携带辎重。银两皆以小厮系于腰，乘以骡畜，只五十两为率，恐压牲口，且不轻便也。”精兵因有司牧、司柴、司庖、司器械等不下二十人，可以自带各类物资，所以不再配给驮载马骡，所谓“其驮载马骡不与焉”。《庐忠肃公集》卷四亦说：“贼……老弱妇女，皆有骡驴。”
农民军马最多，乘骑主要用马、骡，运输物资主要用驴、骆驼，也用车。《流寇志》卷十二说，崇祯十七年四月十一日，大顺军将明廷库金和拷讯所得，“括骡车数千辆，马、骡、櫜驼数千匹，装归陕”。十四日，“大驱马骡三千，橐驼一千，驮载辎重归陕。遣罗戴恩将亲信万人监之”。可见农民军有时用于运输的人员、牲畜是很多的。
农民军大量使用牲畜，原因是得之容易，用之方便。在湖广多江地区，也用船只运输兵员、物资。这方面的史料较多。
农民军转移战场，或有追兵需要迅速撤走时，为轻装行进，往往将粮物弃之不带。“百万合营，不携粮，随掠而食，饱则弃之”，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如农民军第二次攻开封撤围时，留下的粮食有三尺厚。李自成撤出西安时，为免资敌，把不能带走的粮食物资令田见秀焚毁。
李自成农民军的医疗保障情况，史料涉及很少，但从一些零散的记载中也可窥知基本情况。
农民军都有一定数量的医务人员。张献忠农民军有医术精湛的陈士庆，人称“老神仙”。李自成农民军中的军医，史籍记有姓名的只有一人。《绥寇记略》卷九、《后鉴录》卷五、《设闻续笔》卷一记为尚纲，有的书记为尚纲。《流寇志》卷五载：“纲为贼所得。贼得医者辄不杀，纲尤亲幸。”可见李自成对医务人员的重视。
李自成农民军战事频繁，战伤人员很多，医疗任务很重。大战之后，农民军总是想方设法将伤员转移到安全地点医治。崇祯十五年正月，农民军第二次攻开封未下，撤围时找到大量方桌倒置当担架，将2873名重伤兵先行向朱仙镇转移。同年，农民军冢头之战获得大胜，十月继破南阳后，“招冢头散亡伤夷，三月乃起”。
崇祯十六年冬，李自成回到故乡米脂期间患病。负责城防的冯起龙到李自成军中联络，给城中写信说：“速请医生一人来营，有所诊视，毕、惠两君择其一可也。”这不说明李自成不带随军医生。一般地说，军医长于外科手术，时无战事，许是李自成患了内科疾病，故请当地名医。但也说明，农民军还是缺乏医术全面的医务人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