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保尔的病情仍没什么好转，他又回到家里。生活依旧和以前一样。达雅上班，保尔学习。
他刚要负责一个小组工作，新的不幸又偷偷袭来，他的双腿完全瘫痪了。如此一来，他便只有右手还能活动。他知道从此可能再也不能走路了，他痛苦地把嘴唇咬得出了血。达雅感到绝望了，并且因为没有力量帮助他而痛苦。但这种绝望，这种痛苦，她都坚毅地掩饰着。
保尔内疚地微笑着，说：
“亲爱的达雅，咱们该离婚了。今天我得认真考虑一下。”
达雅不让保尔往下说。她忍不住放声大哭，把保尔的头紧紧地搂在胸前。
阿尔焦姆得知弟弟又遭到新的不幸，便写了封信给妈妈。玛丽雅扔开一切，赶到小儿子这里。三个人住在一起了，老太太跟媳妇和睦地相处。
保尔继续学习着。
这天晚上，达雅带回来一个喜讯——她当选为市苏维埃委员了。从那时候起，保尔就很少见到她。达雅在一个疗养院的食堂里当洗碗女工；她下班后，常常从单位直接到妇女部去，深夜才回家。吸收她为预备党员的日子临近了，她盼着这一天，心情好不激动。
保尔的病情仍在发展，他的右眼发炎，疼得火烧火燎的，随即左眼也受感染发炎了。保尔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失明的滋味——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黑纱。
一种简直难以克服的障碍，又横在了保尔前进的路上。妈妈和达雅悲痛到极点，他自己却冷静下来，暗暗决定：
“应该再等等。一旦确实再也没有可能前进，一旦为了恢复工作而作出的努力全被失明一笔勾销，所有的希望都化成了泡影时，就必须作个了断。”
正是在保尔心头特别沉重的日子里，达雅又兴奋地告诉她：
“亲爱的保尔，我是预备党员了。”
于是，保尔一面听她叙述党支部怎样接纳她这个新同志，一面回想着自己入党前后的情形。
“达雅同志，我的爱人，这么着咱俩可以组成一个党小组了。”保尔紧紧握着她的手说。看到达雅的进步，保尔感到很欣慰，在他的心中又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第二天，保尔写信给区委书记，请他来面谈一次。傍晚，一辆沾满泥浆的汽车停在门外，区委书记进来了。他年过半百，满脸络腮胡子，握着保尔的手说：
“过得怎么样？你这是怎么搞的？起床吧，我们马上派你下地干活儿去。”说完，他笑了。
区委书记在保尔家里待了两个小时，连夜间还有个会议也忘了。他踱来踱去，听保尔激奋的讲述，最后说：
“抓个小组的事，你就别提了。你需要的是休息。然后，眼病要检查检查，弄个明白，未必毫无办法。是不是到莫斯科去一趟？啊？你考虑考虑……”
保尔打断了他：
“书记同志，我需要的是人，活生生的人！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接触人。”区委书记考虑了一下，说：“那我们就让别尔谢涅夫来看看你吧。这个同志最合适。你们两个，连性格脾气也差不多，都有点儿像高频变压器。对了，别尔谢涅夫会帮你装个收音机。他可是个无线电专家啊。
保尔笑着问：“别尔谢涅夫是个怎样的人呢？”
区委书记来回走累了，坐到椅子上，说：
“他是咱们区的公证人。不过，他当公证人，就像我跳芭蕾舞一样，是个大外行。1912年投身于革命运动，十月革命那会儿入的党。国内战争时期担任军级干部。他工作吃苦耐劳，可年纪轻轻地就被肺结核给撂倒了。后来，上面把他调到我们这个区，分配给他一个做公证人的清闲工作。”区委书记笑了笑，接着说：“其实他的工作可不清闲啊。我们先是悄悄地交给他一个支部，接着把他拉进区委会，然后塞给他一所政治学校，又请他参加监察委员会。凡是出了什么棘手的问题，要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来解决，他总是委员之一。此外，他喜欢打猎，还是个无线电迷。别看他少了一个肺，可一点也不像一个病人。劲头儿足着呢。”
保尔打断他的话头，提出尖锐的问题：“你们为什么压给他那么多任务？”
区委书记眯缝着眼睛，瞟了保尔一下：
“啥，要是让你抓一个小组，再加点儿别的工作，别尔谢涅夫也会这么说：你们为什么压给他那么多工作？而对自己却说：宁可轰轰烈烈干一年，也不窝窝囊囊拖五年。”
第二天晚上，别尔谢涅夫来看望保尔，两个人一直谈到深夜。别尔谢涅夫离开新朋友的时候，有一种感觉——他仿佛遇到了失散多年的弟弟。
早晨，几个人爬上保尔的屋顶，架起天线。别尔谢涅夫则在房间里安装收音机，同时讲着一些最有意思的经历。保尔看不见他，不过根据达雅的描述，知道他长着一头浅黄头发、一对淡蓝眼睛，身材匀称，动作敏捷。
薄暮时分，别尔谢涅夫把收音机按好了，郑重其事地把耳机交给保尔。
小小的收音机，通过天线，能收听到世界上60个电台的节目。重残切断了保尔同生活的联系，但此刻，生活通过耳机中有力的膜片，冲了进来。保尔又一次感触到生活那强劲的脉搏。
劳累的别尔谢涅夫，看见保尔神采飞扬，不由地笑了。
达雅总是很晚才回家。她工作得越积极，晚上空闲时间就越少，保尔不禁想起别尔谢涅夫的话：
“一个布尔什维克，如果爱人也是党员，两个人就难得碰面。这有两大好处：互相不厌烦，吵架没时间！”
他心里清楚，随着达雅的成长，她照顾他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但是他怎么能拖爱人的后腿呢。
不久，保尔接到任务，抓一个小组的学习。
每天晚上，家里又热闹起来，一群年轻人共同度过几个小时，保尔活像充了一次电，精神又饱满了。
其余的时间，保尔用来听广播。失明夺走的东西，收音机又给了他，他又可以学习了。于是，他克服种种困难，进行学习，忘记了肉体的剧痛，忘记了两眼火烧火燎的炎症，忘记了严酷无情的生活。
保尔和达雅，来到莫斯科，在一个机关的档案库里待了几天。这个单位的领导，帮助保尔住进一家专科医院。
在医院里，教授坦率地告诉保尔，恢复视力是不可能的。如果将来炎症能够消失，不妨试试做个瞳孔手术。为了消除炎症，医生建议先进行外科手术治疗。
院方向保尔征求意见。保尔说，只要医生认为有必要，怎么做他都同意。
保尔躺在了手术台上。手术刀在他的颈部开了个口子，医生要给他切除一侧的甲状旁腺。在这段时间里，死神的黑色翅膀曾三次触到他身上。然而，保尔的生命力是顽强的。达雅提心吊胆地等候了几个小时以后，发现丈夫尽管脸色如同死人般惨白，但仍然像平时一样温柔而安详。
“别担心，要我进棺材，可没那么容易。我还要活下去，而且要干出名堂来，医生诊断得完全正确，但是确定我丧失了劳动力，那可大错特错了。咱们还得走着瞧呢。”
保尔毅然地选定了道路，决心回到新生活建设者的队伍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