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的一个地主家庭。
一曼的大姐夫郑佑之是宜宾县柳家乡高小的校长（共产党员，烈士）。他很关心一曼的成长，常指导她读书，还给她订了许多宣传新思想的报刊。她一接触这些报刊，便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从这些进步报刊中，她接触到了许多新思想，认识了许多新事物，这为她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但阅读进步报刊的事情，很快就被她的哥哥知道了，他认为这是大逆不道，于是便把一曼所有的进步书刊都付之一炬。然而，火虽烧掉了那些传播新思想的书刊，却烧不掉她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为了能继续读到这些书刊，她采用了更加隐蔽的方式，她把书刊的投寄地址改在亲友家，每次要看书刊时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取，然后找一处安静的地方，认真地阅读。
疼爱小女儿的母亲决定用做女红的办法来收拢一曼的心，于是便让她绣花，一曼爽快地答应了。然而，9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一曼却没有绣出一朵花来。原来，她是用绣花做掩护，争取读书的机会。
1923年冬，一曼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7月，一曼的二姐李坤杰也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白杨嘴村正式成立团支部，一曼任支部书记。她按团组织的指示，在家乡组织成立妇女解放同盟会，并指出，“这个会是一个普通的社团，不管年老的还是年轻的都可以参加，入会后再慢慢进行教育，然后发展那些年轻有觉悟的入团……。”
在封建思想占着统治地位的乡村，要组织妇女成立社团真不容易！一曼等人经过多方宣传，广泛联系，终于在1925年10月，在曾家湾石板寺召开了评议会，通过了宣言、简章，选出了正、副会长。一曼名义上是文书，实际上负责全盘工作。评议会之后，她带领姐妹们加大宣传力度，以至于后来在白花场禹王宫召开成立大会时，与会的妇女竟多达30余名。一曼在会上讲话，公开号召：“姐妹们起来！反对“三从四德”！反对多妻制！反对童养媳制！……”会后，会员们围着一曼说：“李幺姐呀，你的话都说到我们心坎上啦！”
妇女解放同盟会深受广大妇女的拥护，会员很快发展到180多人。它的活动触犯了封建秩序，因此地主阶级坚决要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他们处处破坏妇女同盟会的活动，还恶意捏造有关妇女同盟会的谣言，并到处散播。对于这一切，妇女解放同盟会毫不畏惧，向他们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会员到街上四处张贴宣言、标语和漫画。这些漫画刺痛了地主劣绅们，他们气急败坏地命令团丁到处抓人。待他们大梦初醒，悟出了是“她们”画的时，却苦于没有证据，只落了个“哑巴吃黄连”的下场。正当赵一曼为被压迫的妇女求解放而进行坚韧不拔的斗争的时候，她自己也在经受着封建家庭的种种压迫。她的兄嫂知道一曼参加了革命活动后，为了免除祸根，便决定把她嫁出去。一曼知道后，就直截了当地对哥嫂说：“把陪嫁费给我，让我进学校读书吧。”但哥哥不肯，族长也反对说：“女子出外读书是败坏门风。”赵一曼受了这次打击之后，就病倒了。姐夫郑伯之鼓励她脱离家庭，要她写出“宣言”登报。1914年8月16日，《妇女周报》第49期上登载了一曼写的《被兄嫂剥夺了求学权的我》一文。这篇文章，一曼是用“一超”的笔名发表的。在文章中，她叙述：“我自幼生长在这黑暗的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再没有见过丝毫的亮光”，以此表达她要坚决冲破封建牢笼，和“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断绝关系的决心。此外，她还要求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声讨封建势力。这是一篇声讨封建势力的檄文。
文章发表以后，一曼陆续收到各地青年寄来的声援信，有的希望她脱离家庭，到上海去读书；有的表示愿意在经济上支援她；四川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和党员则鼓励她，要她一面努力自修，一面做改造社会的工作。一曼从这些信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力量。
1926年初，一曼冲破了封建家庭的束缚，来到了宜宾县城，进入宜宾女子中学就读。
入学不久，学校成立共青团支部，一曼被选为支部委员。当时县委指示她们要动员女同学参加社会活动，于是青年团员们就带头唱歌、演戏，组织时事讨论会。一股新鲜的风在校园内吹起来了。
有一次，在宿舍里，一曼向同学们发问：“你们的婚姻是由父母包办，还是由你们自己选择呢？”同学们被她问得满脸通红，低头不语。过了好久，同学邓可非羞怯地回答：“现在正是读书的时代，我们还没有想这些问题。”一曼却直言不讳地说：“这没啥不好意思的。我们妇女的命运，应该由我们自己掌握，绝不能任别人摆布。”她一面说，一面从书包里取出《妇女周报》分发给大家，希望同学们从中了解妇女追求解放的道理。
1926年3月，宜宾女子中学校学生会改选，一曼被推选为学生会常委兼管总务股工作。不久，她作为学生会代表参加了宜宾县学联，并被选为学联常委，成为宜宾地区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1926年端午节的前夕，长江上驶来了一些替英帝国主义商人贩运洋油的船只，那些奸商们打算向宜宾出售洋油。受党团领导的爱国运动委员会，决定通过学联发起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各中学的共青团组织积极行动起来了，宜宾女中的共青团员，在校内展开了宣传发动工作。她们反复宣传抵制贩卖洋油，就是抵制帝国主义侵略，就是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从而激发了全校同学的爱国热情。当油船到达的时候，宜宾县城的男女学生2000多人站在王爷庙码头怒吼着，“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不许洋油上岸！”可是，奸商的油船仍然顽固地驶向码头，终于，学生们愤怒了！一曼领着同学们一边喊口号，一边捡拾周围大大小小的石头，一时间，雨点般的飞石纷纷砸向油船。油船这才被迫抛锚！
油船在江中停了三天三夜，同学们换班在江边守了三天三夜。第四天，诡计多端的奸商，妄图用驳船把油桶偷偷运上岸，同学们发觉后，立刻又把驳船上的油桶抛向江中。奸商一面派人与学生说好话，一面又贿赂城防司令，让他用军队镇压学生。老奸巨猾的城防司令一面宣称和学生代表谈判，一面派军队来到码头，对学生实行武力镇压。一个营的兵力端着枪从学生背后冲了过来。面对反动军队的猖狂举动，赵一曼登上高坡领着同学们呼喊口号。士兵朝天开枪，刺刀在学生眼前晃动，一曼却毫不畏惧地演讲开了，她说：“……现在帝国主义勾结城防司令，想用枪杆和刺刀威吓我们，我们能被吓倒吗？不能！我们要斗争到底，一定要取得抵制洋油斗争的胜利！”营长恶狠狠地挥舞着手枪冲到一曼面前，连声叫嚷着：“不准你胡说！不准你胡说！”一曼巍然屹立，理直气壮地说：“正义的话我就要说。你为什么干涉我们的爱国运动？”营长被问得哑口无言，举枪要逞凶，却被纷纷围上来的同学连推带拉，弄得难以招架。最后，他只得借士兵朝天乱放抢时偷偷地溜走了。
宜宾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学生的宣传队遍布全城，一曼领着同学们到处演讲、贴标语。他们把标语贴到奸商商号的大门上。同时，学生爱国运动委员还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省、全国学联给予支持。不久，全国各地纷纷来电支援宜宾学生斗争，声讨城防司令。最后，迫于无奈，奸商只好向学生低头，全部洋油被低价拍卖。宜宾学生的爱国运动取得了胜利。
在学生爱国运动过后不久，一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宜宾城防司令不甘心这次的失败，他命令教育局让学校必须提前放假，并且要让女生必须挽髻。教育局下达这项命令后，共青团立即展开了讨论，一致认为这是对女校参加爱国运动的报复。她们决定反对这一不合理的规定。一曼和一些同学，不但没有挽髻，反而把头发剪短了。一曼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辛辣地嘲讽了教育局的命令。
但是，迫于教育局的压力，这一年各校还是提前放暑假了。开学时，一曼刚进校门，就看到校方开除她们的通告。一曼和同学们四处奔走，但学校仍不改初衷，她们便都一齐退学了。这时，北伐军节节胜利，改变了宜宾城的面貌。在国共合作大氛围的影响下，国民党宜宾县党部在将军祠成立。他们办了一所中山中学，热情欢迎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开除的同学入学，一曼积极响应，进入了中山中学。
1926年10月，党组织决定保送赵一曼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去学习。就这样，她踏上了新的征途。
1926年冬，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从各地招来了200多个年轻的姑娘，成立了女生队，赵一曼也在其中。在那里，她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并接受着严格的军事训练。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革命形势骤变。八一南昌起义后，一曼离开武汉军事政治学校。9月，党组织派她到苏联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赵一曼与原黄埔军校学生、东方大学学生陈达帮结婚。
1928年冬，由于国内工作的需要，组织上决定让赵一曼回国。临行前，她们夫妇一块整理行装，丈夫掏出怀表，摘下戒指，把这两件东西放到一曼手里，说：“带着吧！将来也许会有用的。”赵一曼犹豫了一阵，为难地把丈夫所有的财产接过来。此时她已怀有身孕，但为了革命的需要，她还是离开莫斯科回国了。
回国之初，她被派到宜昌做秘密工作。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一曼所处的环境十分恶劣，再加上怀孕带来的病痛，她的生活十分艰难。但为了革命，她没有半句怨言。正当她临产时，党的秘密机关被敌人破坏。一曼避开敌人的搜捕，走了几条小巷，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心的妇人，借了半间房子，生下了孩子。几天之后，她抱着初生的婴儿来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
1929年冬，一曼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后来，她又被派到江西省委机关工作。一天，她在家里等来接头的人。到了深夜，还不见人来，她预感事情可能有变，便做了应急准备。当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时，她马上意识到出了问题。于是，她立刻烧掉文件，然后抱起孩子，披上一件破衣服，从房东的伙房翻窗而走，躲过敌人的视线，来到江边，登上了一条满载江西山货的船。她们母子二人乘着这条船来到了上海。
一曼到了上海，再次去党中央机关工作。不久，她遇到了丈夫的妹妹陈综英，两人商量把孩子送到汉口的陈岳云家里。谁知她刚到汉口就被敌人的密探跟踪了，她最终机智地甩掉了敌人。但为了保险起见，她把孩子送到，就立即返回了上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接到党组织调她到东北工作的通知。
在东北，一曼到沈阳工厂里做女工工作，动员她们参加革命。这样的秘密活动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
1933年，满洲省总工会筹备处成立，一曼被调到哈尔滨，在省委领导下做省的工会组织工作，后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
当时，日寇把东北三省作为进一步灭亡中国的后方，在那里进行了野蛮的血腥统治。为了在敌伪统治下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一曼和省总工会书记老曹假称夫妻，组织了“家庭”。她一面做机关工作，一面到烟厂、电车厂的工人中从事革命活动。
一天，老曹很晚才回来，进屋后低声地说：“又得开夜车啦！”赵一曼听后，马上意识到今晚要连夜赶印传单了。她赶紧把门闩上，搬出了油印机。老曹告诉她，日本警备司令部的一个营长，坐电车不付钱，售票员是个共青团员，平日就恨透了这些汉奸，就毫不客气地冲着他要票，营长马上把他拉到宪兵队，给打了个血肉模糊。这件事激起了全体电车工人的义愤，决意要罢工。地下党组织支持工人的行动，叫赵一曼连夜把传单准备好。老曹说完后，又到工人宿舍开会去了。
天亮的时候，赵一曼把几百份印好的传单捆好，放进篮子里，再在上面盖上几件要洗的衣服，就到街上去了。她提着篮子不慌不忙地从哨兵跟前走过去，送到罢工委员会，接着又跟着工人上街宣传。每个车站都站着许多焦急的乘客，大家都在打听为什么没有电车，赵一曼搭话说：“你们没有听说吗，电车工人罢工了！”
“为什么？”许多人围着她问。她便把昨天日本警备司令部营长打售票员的事情叙述了一遍，并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宣传抗日。大家议论纷纷，等车的乘客队伍越来越长，赵一曼等人趁机把传单发放到他们的手里，大家都争着抢着来看。直到警车赶来，情绪高涨的人们才散开。
这次罢工在广大工人阶级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
后来，由于哈尔滨党组织遭到破坏，一曼遵照党的指示，组织一批工人到乡下打游击。她被分配到珠河中心县委担任县委委员，并以县委特派员的身份在抗日游击区开展工作。她经常带领抗联的战士们活动在松花江两岸的大草原上及长白山密密的树林里。他们“神出鬼没”，让敌人防不胜防，并寻找机会给予敌人沉重的打击。
一曼在担任铁道北区的区委书记期间，负责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支援抗日军队的工作。在她的努力下，群众抗日的工作首先有了起色。不久，珠河游击区的农民会、妇女会、儿童团相继建立。她通过妇女会发动妇女为抗日战士做军鞋、洗衣服，教儿童唱歌，为群众讲革命故事。她很快地在道北区建立了农民游击连，准备随时配合抗日联军同日军作战。
当时战斗条件很艰苦，没有枪支弹药，没有衣服，没有给养，而这些都要用鲜血和生命从敌人手中夺取。一曼是一个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一次，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团在侯林乡活动，突然被敌人两个团的兵力包围。人民军与敌人激战了一天一夜，连续打败了敌人数次进攻。但敌人的增援不断，又配有迫击炮、重机枪等重型武器，再坚持战斗的话，形势必然会对人民军不利。就在这危急时刻，敌人的背后突然响起了枪声，原来是一曼带领农民自卫连和群众杀上来了。当三团和敌人的战斗打响时，是她派人探知敌人指挥部所在方位，然后命令整个队伍向敌指挥部进攻。农民自卫连乘其不备，攻其要害，使得敌人很快就溃不成军，仓皇而逃了。一曼领导的这次袭击战不仅为三团解了围，还俘获了一批敌人的伤员，缴获了一批武器。
1935年，赵一曼带领地方游击队同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并肩作战，并担任二团的政治委员。当时，日本侵略者对游击队的存在深感忧虑，虽然屡次“讨伐”都告以失败，但他们贼心不死。于是，在这一年的秋天，日军又纠集了大批的军队向游击区进攻，并在丛林和山谷中布下天罗地网，全力搜寻赵一曼等人的踪迹。
1935年冬，一天拂晓时分，珠河“讨伐”队包围上来，子弹的呼啸声打破了黎明的寂静。敌人已经快冲到眼前，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必须当机立断。团长王惠同要政委赵一曼带队突围，可赵一曼却坚持要担任掩护。在随后的战斗过程中，一曼的大腿受了枪伤，行动十分艰难。
之后，她和三位同志在珠河县第三区春秋岭附近的一个农舍养伤。敌人的密探得到消息，报告了“讨伐”队队长。那个队长亲自带领20多名全副武装的伪军包围了农舍，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一曼左手腕被打穿，因流血过多而昏迷。她和另外两个同志先被押解到了珠河县城，后来，敌人又把赵一曼押送到滨江省警务厅。
在审讯室里，日本特务头子林宽重亲自审讯。他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夸赞赵一曼是个难得的人才，还假惺惺地斥责下属没有给她治伤。赵一曼先是不理，后来实在忍不住了，眼里迸射着愤怒的光芒，严厉地告诉敌人，“要想从共产党人身上得到什么，那比钻进火山还要困难”。敌人见花言巧语行不通，就改用酷刑，皮鞭、火烧、竹签钉指甲……一曼从小有肺结核病，在四川、在上海、在莫斯科都发过病。艰苦的山林生活更损坏了她的健康，但是，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一直在支持着她。如今，受过的枪伤和敌人的酷刑对她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最后，她昏了过去。
当一曼醒过来时，觉得周围出奇的明亮。一张少女的脸，正用专注的眼神盯着她。原来敌人不死心，想要得到“抗联”的秘密，又害怕她死了，就赶忙把她送进了医院。一曼岂能看不出敌人的险恶用心！
一曼主动和看守董宪勋打招呼。董宪勋是个有正义感的青年，一曼给他讲抗日联军的斗争生活，他并不表示反感，渐渐地还对“抗联”有了新的了解，对抗日前线的英雄也表示敬慕。这样，在董宪勋看守时，一曼就有了一点自由，甚至还从他手中得到了铅笔和纸，开始写作。她揭露了“九一八”事变后，在奉天（沈阳）所见的日军暴行，以及成立满洲国的肮脏目的；并把中国人民热爱祖国，要求驱逐日本军、打倒满洲国的强烈愿望，写得通俗易懂。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读后，都能激起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的憎恨。董宪勋读了赵一曼写的文章，思想感情发生了强烈的变化，他向一曼表示愿意加入“抗联”，为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救同胞贡献自己的力量乃至生命。
小护士韩勇义负责给赵一曼换药。她是个开朗活泼的姑娘，当她知道眼前的病人，就是被传为神话人物的抗日联军女英雄——赵一曼时，心中不免升起无限的同情与钦佩，因此在护理上特别细心。日本特务头子林宽重常常来医院，堆着满脸的假笑，有时还发出同情一曼的感叹。一曼心里暗笑：他想把金刚钻放在糖水里泡软，是多么愚蠢啊！在医院养病期间，一曼每天还要遭受无尽无休的盘问和毒打。最后，连给一曼看病的大夫都看不下去了，说：“你们干脆点吧，何苦让我们刚刚治好，你们又把她打坏！”
一曼每次被打，小韩都要伤心地痛哭一次。她细心地看护一曼，给她喂药、喂饭、换药布。小韩费尽心思来保护一曼，有时特务来了，她就说，打重啦，刚吃了安眠药，半天也醒不过来。一曼体察到小韩的纯洁和赤诚，也就把她当小妹妹看待。小韩常常利用换药的机会，在一曼身边多待一会儿，一曼也借此机会给她讲“抗联”女战士的生活，讲妇女如何去争取解放……
半年过去了，敌人对赵一曼的破格“优待”，没有丝毫结果，特务林宽终于撕下了“慈善”的假面孔，他向赵一曼下了最后通谍，如果再执迷不悟，那么……
一曼对他的话只有鄙视和冷笑。而小韩和董宪勋则为她提心吊胆，寝食难安。
6月的一天夜里，值班的董宪勋闯进病房，神色慌张地告诉赵一曼：“日本人要枪决你了。”小韩被吓得失声哭泣，她劝一曼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逃走。董宪勋也说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赵一曼。赵一曼想，冒险是可以的，逃不掉也无非一死，但她担心这样一来会连累两个好青年，因此，她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但经他两人的苦苦劝告，最后一曼同意了，并同他们作了周密的安排。韩勇义卖掉了两只金戒指和大衣，还准备了医疗用品以备不时之需。
他们决定6月28日晚上行动。
这天晚上9时，董宪勋雇了一辆白俄司机开的汽车，接着和韩勇义一起将赵一曼抬上汽车，来到了文庙后，又换成事先准备好的小轿，由阿城方向逃出哈尔滨。他们来到乡间董宪勋的叔叔家里，然后雇了一辆马车，一起奔往游击区。
第二天早上，敌人接到赵一曼逃出医院的消息后立刻四处搜捕，并追查当晚出入病房的人员以及医院进出车辆。终于从白俄司机处得到了线索。于是派骑警迅速追捕。
6月30日清晨，敌人的骑警赶到阿城县李家屯，在离游击区不到20里的金家堡追上了赵一曼等人乘坐的马车。一曼发现了远处狂奔而来的骑警，手习惯地往挎枪的地方摸去，然而……她的手缩回来了，淡然一笑，冷静而从容地对董宪勋、韩勇义说：“别怕。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能说出我们要去的地方！”
敌人围住了马车，他们发狂地举起了马鞭，反复地在三个人的身上抽打着。
赵一曼又被押回哈尔滨警务厅，敌人对她用尽了酷刑，从她嘴里得到的还是三个字，“不知道”。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敌人还是没有得到任何有关游击队的线索。
1936年8月1日，敌人将一曼押解到她经常活动的珠河县。在去往珠河县的火车上，一曼向敌人要了纸笔，写下了给幼子的遗言。
宁儿：
母亲对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件遗憾的事。
母亲坚决地进行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到了牺牲的前夕！
母亲和你生前是永远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千万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936年8月2日，敌人将赵一曼绑在大车上，在群众熟悉她的地方，游街示众。马车到了珠河县北门，敌人问她：“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为抗日斗争而死是光荣的！”一曼昂然地说，并放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珠河县（今尚志县）小北门响起了敌人的枪声，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抗日女英雄赵一曼英勇牺牲！
赵一曼的家乡——四川宜宾县为了纪念她，建立了纪念馆。人们永远怀念这位顽强勇敢的无产阶级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