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从没想过要写来给人读，它只是为了给人看的。像许多风流韵事一样，它始于一张餐桌，令人头痛地延续到了许多地方：维也纳、威尼斯、拉韦洛[2]、伦敦、圣莫尼卡[3]。
我觉得，对于大多数小说家而言，会在头脑中或笔记簿里对某些故事的最初想法进行酝酿，这些想法最后也一直没有被写出来。有时候某人会在多年以后重新检视这些想法，然后遗憾地发现，它们一度是不错的想法，然而现在已经时过境迁。许多年前，我曾经在一个信封的封瓣上写下过这样一个开头：“一个礼拜前我跟哈利做了最后的告别，他的棺材被放入了二月的冻土中，因此当我在斯特兰德街看到他夹在一大堆陌生人中与我擦身而过，没有流露出任何认识我的迹象时，我心中将信将疑。”我跟自己创造的主人公一样，并没有朝着哈利追上去，因此在亚历山大·柯达[4]爵士要我替卡罗尔·里德写一部电影——作为《堕落的偶像》的延续——时，我除了这段开头之外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奉上。尽管柯达爵士说想要拍一部关于四强割据维也纳的电影，其实心里是想让我把哈利·莱姆的故事再写下去。
对我来说，要我不先写一个故事就直接写电影剧本几乎不可能。即使是电影，其依赖的也不仅仅是情节，还要有适度的人物塑造，要有情绪和氛围，而这些要我一上来就以电影剧本那种干巴巴的速记方式来体现，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另一种媒体中再现某种效果可以做到，但要以剧本的形式完成最初的创造却做不到。必须得有更多的材料才能找到感觉往少里去写。因此，《第三人》尽管从来没想过要出版，也必须先写成一个故事，然后才可能进行那过程看似没完没了的从一种处理方式向另一种处理方式的转变。
我和卡罗尔·里德密切合作，一起动脑筋琢磨这些处理方式，每天在地毯上踱来踱去，彼此把场景演给对方看。没有第三者加入过我们的会议，靠的都是两个人之间头脑清晰的思维碰撞。小说家当然觉得小说是处理某个特定主题的最佳方式，对于将其变成电影或戏剧的许多必要改动忍不住会产生反感。但是《第三人》的目的从来就只是为一部影片提供原材料。读者们会注意到这个故事和电影之间存在许多差异，可千万别把这些改变想象成是强加到不情不愿的作者头上的：其实这些改变反倒更有可能是作者的主意。事实上，电影要比原来的故事更出色，因为在这次的情况中，相较于故事，电影的完成度更高。
这些改动中的一些有着明显的表面原因。选择一位美国影星而非英国明星就会牵涉到许多改动。举例来说，约瑟夫·科顿[5]先生若是拒绝罗洛这样的角色名就相当有道理。这个名字对他来说必定是荒唐的，而华立这样的名字则会使我联想到美国诗人托马斯·华立·齐维尔斯[6]，想起他那滑稽的形象来。而且一个美国人也不大可能被人错认成著名英国作家德克斯特，后者的文学风格像极了温润才情颇为丰富的埃·摩·福斯特先生。卡罗尔·里德正确地拒绝了一种很不靠谱的情况出现，即添加大量的解释使一部已经太长的影片更添时长。即便他没有这样做，不同身份间的混淆也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还有一小点是：为了尊重美方的意见，用一个罗马尼亚人的角色替代了库勒这个角色，因为奥逊·威尔斯[7]先生已经让我们这部戏里有了一个美国人的反派角色了。（顺便提一句，电影里那段关于瑞士自鸣钟的脍炙人口的台词正是奥逊·威尔斯亲自加到剧本里去的。）
我和卡罗尔·里德之间为数不多的几场争论之一是关于结尾，事实成功地表明他是对的。我当时的意见是，这样的一部娱乐片分量太轻，不足以承载起一个不欢喜的结局。里德从他的角度觉得我的结尾——虽说也是暧昧的，没有人说话——会让刚刚见到哈利死去的观众们感到有种令人不快的玩世不恭。我承认当时并没有被完全说服。我担心没有多少人会在女孩自墓园向远方一直走去的时候还等在座位上——他们会觉得这不过就跟我的那个一样，只是个老套的结尾，反倒更加冗长。我没有对里德在执导方面的功力给予足够的考虑，而且在那个阶段，我们俩当然也都不曾预见到里德后来居然能不可思议地发现齐特琴演奏家卡拉斯先生。
俄国人绑架安娜那一段（这在维也纳是完全有可能会发生的事件），直到相当晚的阶段才被删去。它融入故事的方式无法令人感到满意，有可能会使整部电影沦为一幅宣传画。我们无意挑起人们的政治情绪。我们只想娱乐他们，让他们感受到一点点惊悚，让他们笑。事实上，现实只是童话故事的背景。盘尼西林骗局的故事所依据的真相也并不更加残酷，因为有那么多间谍都比约瑟夫·哈宾更加无辜。几天前在伦敦，一位军医带着两个朋友一起去看了这部电影。他看得饶有兴味，却发现那两位朋友看完之后闷闷不乐，意志消沉，对此他大感意外。后来他们告诉他，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在皇家空军服役，那时他们自己就在维也纳倒卖过盘尼西林。在看到这部电影之前，他们从来不曾想到过自己的行为居然有可能引发那样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