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作品皆应植根在“人事”上面。一切伟大作品皆必然贴近血肉人生。作品安排重在“与人相近”，运用文字重在“尽其德行”。一个能处置故事于人性谐调上且能尽文字德行的作者，作品容易具普遍性与永久性，那是很明显的。略举一例：鲁迅、冰心、叶绍钧、废名，一部分作品即可作证。能尽文字德行的作者，必懂文字，理会文字；因之不过分吝啬文字，也不过分挥霍文字。“用得其当”，实为作者所共守的金言。吾人对于这种知识，别名“技巧”。技巧必有所附丽，方成艺术；偏重技巧，难免空洞。技巧逾量，自然转入邪僻：骈体与八股文，近于空洞文字。
废名后期作品，穆时英大部分作品，近于邪僻文字。虽一则属隐士风，极端吝啬文字，邻于玄虚；一则属都市趣味，无节制地浪费文字。两相比较，大有差别，若言邪僻，则二而一。前一作者得失当另论。后者所长在创新句、新腔、新境、短处在做作，时时见出装模作样的做作。作品与人生隔一层。在凑巧中间或能发现一个短篇速写，味道很新、很美，多数作品却如博览会的临时牌楼，照相馆的布幕，冥器店的纸扎人马车船。一眼望去，也许觉得这些东西比真的还热闹、还华美，但过细检查一下，便知道原来全是假的，东西完全不结实，不牢靠。铺叙越广字数越多的作品，也更容易见出它的空洞，它的浮薄。
读过穆时英先生的近作，“假艺术”是什么？从那作品上便发生“仿佛如此”的感觉。作者是聪明人，虽组织故事综合故事的能力，不甚高明，唯平面描绘有本领，文字排比从《圣经》取法，轻柔而富于弹性，在一枝一节上，是懂得艺术中所谓技巧的。作者不只努力制造文字，还想制造人事，因此作品近于传奇（作品以都市男女为主题，可说是海上传奇）；作者适宜于写画报上作品，写装饰杂志作品，写妇女电影游戏刊物作品。“都市”成就了作者，同时也就限制了作者。企图作者那支笔去接触这个大千世界，掠取光与色，刻画骨与肉，已无希望可言。
作者最近在良友公司出版一本短篇小说，名《圣处女的感情》，这些作品若登载上述各刊物里，前有明星照片，后有“恋爱秘密”译文，中有插图，可说是目前那些刊物中标准优秀作品。可惜一印成书，缺少那个环境，读者便无福分享受作者所创造的空气了。
《圣处女的感情》包含九个创作小说，或写教堂贞女（如《圣处女的感情》），或写国际间谍（如《某夫人》），或写舞女，或写超人，或写书生经营商业（如《烟》），或写文士命运，或写少女多角恋爱，这个不成，那个不妥。或写女匪如何与警卒大战，机关枪乱打一气，到后方一同被捉。《圣处女的感情》写得还好（似有人讨论过这文章来源发生问题）。《某夫人》如侦探小说，变动快，文字分量分配剪裁皆极得法。《贫士日记》则杂凑而成，要不得。《五月》特具穆时英风，铺排不俗。还有一篇《红色女猎神》，前半与其本人其他作品相差不多，男女凑巧相遇，各自说出一点漂亮话，到后却乱打一场，直从电影故事取材，场面好像惊人，情形却十分可笑。
作者所涉笔的人事虽极广，作者对“人生”所具有的知识极窄。对于所谓都市男女的爱憎，了解得也并不怎么深。对于恋爱，在各种形式下的恋爱，无理解力，无描写力。作者所长，是能使用那么一套轻飘飘的浮而不实文字任兴涂抹。在《五月》一文某节里，作者那么写着：
“他是鸟里的鸽子，兽里的兔子，家具里的矮坐凳，食物里的嫩烩鸡……”
这是作者所描写的另一个男子，同时也就正可移来转赞作者。作者是先把自己作品当做玩物，当做小吃，然后给人那么一种不端庄、不严肃的印象的。
统观作者前后作品，便可知作者的笔实停滞在原有地位上，几年来并不稍稍进步。因年来电影杂志同画报成为作者作品的尾闾尾闾古传说中海水所归之处。
，作者的作品，自然还有向主顾定货出货的趋势。照这样下去，作者的将来发展，宜于善用所长，从事电影工作，若机缘不坏，可希望成一极有成就的导演。至于文学方面，若文学永远同电影相差一间，作者即或再努力下去，也似乎不会产生何种惊人好成绩了。
本篇原载1935年9月9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第6期。署名沈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