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坐！快坐！”看到江青这般热情，我这一二十天中吊起来的心总算落到了原位。后来才知道，江青如此转变，全在毛泽东多次为我用计。就是刚才接到北京医院打来的电话，也是毛泽东一手安排的。
我在房间等候时，毛泽东给江青打了个电话说：“你心胸不要总是那么狭窄嘛，银桥一听说你病了，很着急，买了东西要去看你。你要主动么，要有胸怀么。”就是在这种“催化”下，江青才让护士给我打来电话，而我给江青“买”的东西，也都是毛泽东为我专门准备好的。
这场非同小可的矛盾，终于由毛泽东给轻轻松松化解了。从医院回到毛泽东身边，我如实将见到江青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毛泽东很高兴，又随手把我的那份检查递给我：“拿去吧，自己保存起来。”
我真的把这份检查保存了起来，因为看到它，就会使我想到毛泽东爱护我们卫士的一片深情厚谊，然而，没想到日后我保存的这份检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家时拿走了，成了我“一贯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的“铁证”了。为此我蒙受了严酷的政治迫害，这是后话，且不多说。
关于江青，毛泽东生前对她有过很多评论，而且不知多少次严厉批评过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之前，江青对毛泽东的批评教育总的来说还是惧怕的。到了毛泽东晚年时，由于他的身体健康等原因，加上江青自认为登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所以，她对毛泽东的批评教育采取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阳奉阴违手段。文化大革命开始，江青由“文化旗手”到“四人帮”的头目，身份也不单纯是“毛泽东夫人”了，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使得她可以到处出头露面。这期间，毛泽东对她的批评也显公开化，除了写私人信件外，多数把这种批评形式公之于领导干部之间，譬如公开在领导人的会议上，批示给政治局委员们传阅等。六十年代初期之前，因为江青基本没有什么官职，毛泽东与她之间的不合大多仅限于夫妻之间。正因为这是夫妻两人之间的各方面的情趣不合，使得毛泽东日常生活、精神生活都很痛苦与烦躁，毛泽东是感情豪放的人，但作为一名党和国家的领袖，他又不得不把夫妻之间的不协调深深地埋在心底。
我是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卫士长，老人家将我视为能交流内心感情的人，所以，许多不能在外人面前说的事，他却常常在床榻前、躺椅上、散步聊天中对我谈。
毛泽东和我聊得很多很广，大到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小到他与我的家庭生活个人感情，其中他发自内心的对江青的不满和为江青担忧的话占了不少。
他发过这样的哀叹：“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早把她赶走了！”
他有过这样的后悔：“早知道她这个人是这个样，当初就不会跟她结婚。”
他作过这样的断定：“江青是个‘是非窝子’，刀子嘴会伤人。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
这些都是五十年代讲的话，那时江青还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但毛泽东对她却早有评判。
从毛泽东说的话和他在江青面前处理的事看，我有这样一个总体印象：毛泽东对江青有许多看法，甚至有时是愤愤的看法，但他没有办法——当然凭他能扭转乾坤的伟力，什么事都构不成对他的妨碍，但惟独对江青，他不能那样做，因为那是他妻子，尽管是一个无法同杨开慧那样贤惠、相爱的妻子相提并论的妻子。
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实际上已很少同江青在一起生活了，他烦她。江青在他身边带来的不是快乐和轻松，而是喋喋不休的政治唠叨和争吵。毛泽东一生为政，但对江青那样“关心”政治却感到反感，他不愿意妻子介入他的政治世界。直到1956年，经周恩来一再提议，政治局常委们开会一致同意后，江青才有了她政治生涯中第一个正式的重要职务：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其余四个是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和田家英。
那天常委会还是晚上开的，直到天亮时才形成决议。会议期间我一直站在毛泽东身后，开始他一直反对江青做秘书的提议，后来其他常委一再解释、劝导，天也快亮了，看得出毛泽东也感到有些疲倦了，这时才表示少数服从多数。东方发白了，他的生物钟提醒他：该睡觉去了。
江青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迈入了一个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改变对江青的印象。历史和现实不允许他改变他跟江青的夫妻关系，可是他依然采取“远远离开”的做法，因为江青夹在中间难办的情况，不仅对我们卫士是这样，对毛泽东来说也是这样。试举一例——
自延安开始，为了让毛泽东能休息和散散心，我们这些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总算把毛泽东的“舞兴”培养了起来。于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南海有了著名的“周末舞会”。那时，只要没有什么重要会议和活动，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除彭德怀外，都会到舞场上翩翩起舞，毛泽东也经常参加。在舞场上，他们这些革命老同志一反平常的严肃，个个十分活跃，他们特别愿意在这种场合与小青年们热闹热闹，越热闹越高兴。在舞场上，气氛特别好，没有上下级关系，没有男女老少之分，都很随便。
王光美等领导同志的夫人们也是舞场上的积极分子，她们的到来，更使舞场充满热烈优雅的情调。惟有一位来了，就会大煞风景，她就是江青。
每当舞会上突然出现毛泽东时，舞场上会呈现一片难得的活跃、轻松、奔放气氛。那时年轻女同志都希望能同毛泽东跳上一阵。可是当人们发现毛泽东身后跟着一个江青时，欢快的舞会一下变得莫名其妙的拘谨，舞者不论男女都有些紧张，平常的逗笑声、取乐声会一扫而光。大家心里很明白是怎么回事，毛泽东当然也明白，可碰到这种情况，他明显有些不自在。尽管他会用他那特有的幽默来调动气氛，但是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为此，毛泽东背地里总对我们卫士发牢骚：“江青这个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扫兴。”
这种情况是不该出现的，因为舞会本来就该让大家轻松愉快，特别是毛泽东能到舞场，对大家，对毛泽东本人来说，更是希望有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如果适得其反就不好了。
怎么办呢？看来谁都不会，也很难提出什么办法。那些赫赫有名的领导人是不便提出什么想法的，那些来参加舞会的一般同志更是不可能提什么，毛泽东本人则更难处理他带来的夫人江青了。冷落江青是不行的，老让她跟着毛泽东也是不行的，因为毛泽东很喜欢与年轻人一起热闹。那么有哪位男士——包括毛泽东之外的领导人、普通人敢主动去邀请江青呢？显然极少和难得了。咋办？几次舞会后，我一直在家琢磨这件事，最后结论是：看来要靠我们卫士了。因为我们卫士一则全是男士，二则都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三则都是毛泽东、江青辈分下的“毛孩子”，四则平时也负有照顾江青的职责。果然这个办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当然不能让江青感到我们是有意这样具有“任务感”地去做的。
从那时起，我偷偷向卫士们吩咐了这样的任务：在毛泽东和江青都去参加舞会时，我们要积极热情地邀请江青跳舞，既不能冷落她，也不能让她太多纠缠毛泽东。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和江青一起参加舞会时，第一曲舞毛泽东会主动和江青跳，那时我们应该怎样掌握这个“度”呢？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毛泽东与我们配合得极好，只要他不想再和江青跳时，他会暗中给我们卫士使个眼色。卫士们看到毛泽东的眼色，就会马上行动，这样既“解放”了毛泽东，又使虚荣心十足的江青感到自己永远是舞场上不可忽视的主角。
然而，江青毕竟是个难对付的角色，她会在舞场上突然出现怪论、怪调，以致整个舞场又陷入一种极不协调的气氛。记得1957年我们在杭州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那天，浙江省委为毛泽东在大华饭店举行舞会，因为江青也在，所以晚上毛泽东和江青及我们几个卫士便一起到了舞场。
舞场上，除了浙江省委、省政府的一些领导同志外，大多数是杭州市的几个文艺单位的姑娘和小伙子们。毛泽东一到舞场就显得非常高兴，连声说：“跳么，好好热闹热闹。”
活泼的姑娘们正要拥向毛泽东的一瞬间，她们看到了一身庄严、华贵的江青，戛然止步。原是叽叽喳喳的一片欢笑声，随着姑娘们胆怯地退到两边，变成了有节奏的，而实际上是死板得很沉闷的鼓掌声。
大家都感到很干巴，毛泽东更是这样感觉。他到舞场里来，是想作为一名普通人进来的，可是现在却又不得不继续当他的领袖、主席。
惟独江青觉得正常。乐曲一起，她面带庄严、从容优雅地将手搭在毛泽东的肩上，进入了舞池。她的舞姿确实很不错，但明显地缺少热情。看得出，毛泽东跟她跳得有些别扭。
一曲完毕，在第二首乐曲再起时，我见毛泽东朝我们卫士这边“发讯号”了，于是，便轻轻捅了一下田云玉。小田是个活泼机灵且长得蛮帅的小伙子，深得毛泽东、江青喜欢。小田走到江青面前，很热情、礼貌地邀请江青，江青朝毛泽东娇嗔地看了一眼：又是你的卫士挡驾了。这意思很明白，毛泽东善意地微笑了一下。于是，江青和小田成了一对舞伴，毛泽东又被“解放”了，到了群众中。
我坐在一旁，觉得有一种完成任务后的轻松感。
突然，音乐优美、奔放的舞场上响起一阵尖叫：“停停停，太刺耳了！太刺耳了！”
谁在这么咋呼？我一惊，全场的所有舞者也都一惊。我目光第一个任务是寻觅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朝发出声音的那个地方瞅了一眼，马上皱起了眉头。我马上明白了，准是江青干的。果然，只见远离乐队的江青双手捂着耳朵，很恼怒地朝着乐队在唠叨着：“你们声音不会小一点点？这么刺耳！”
乐队指挥十分惊慌地重新换了个曲子，但不知是紧张的原因还是什么其他原因，竟换了个更奔放的曲子。
“哎哟，吵死了！你们成心哪！”江青捂着耳朵直冲乐队走过去，“换换！马上换！”
当乐曲重新奏起时，舞场上完全是一片小心翼翼的、压抑的气氛，不论是毛泽东还是省委负责同志都一再鼓动大家要“活泼”、“热闹”起来，可始终不得如愿。
回住处的路上，毛泽东没有同江青坐在一辆车上。他老人家一声不吭，我知道他是在生江青的气。直到临睡觉时，他才冲我说了一句：“下次跳舞，要么江青不去，要么我不去！”
我什么话都没说，心里想着：这事我们没有办法，您老人家同样没有办法；多少事，只要江青夹在中间就搞不好，难道您老人家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