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在年复一年地经营着企业，工人也在年复一年地工作着。但有一条规律，即他们都是按星期来工作的，当他们以能够接受的价格获得订单和工作时，他们便接受这份订单或工作。
在所谓经济繁荣时期，订单和工作都很多；在所谓经济疲软时 期，订单和工作却很稀少，因此企业或者大把赚钱，或者忍饥挨饿，也就是时好时坏。
虽然从未有过一段时期，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感到东西太多了——每个人都感到生活太舒服或太幸福了——但确实有这样的时期，整个世界对货物的极大需求和企业机器对工作的巨大渴求，而这两者——需求和满足这种需求的工具——被金钱的障碍隔开了。
生产和就业都是时好时坏的，不可能稳定地前进，我们只能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跳——刚才还跑得很快，现在又有可能完全停下来。
当大量的人们需要购买时，就出现了货物短缺；当没有人购买时，就出现了生产过剩。我认为我们总会短缺货物，但我不相信我们竟然会有过生产过剩。
在某个时期，我们生产了太多不适当的产品，但那并不是生产过剩——那只是没有计划的盲目生产。我们也同样会有很多价格昂贵的库存物品，这也不是生产过剩——这是由于错误的生产，或者错误的管理，或者错误的金融造成的。
难道企业的好坏是由命运主宰的吗？难道我们必须把这作为一种无法逃避的结果来接受吗？
我认为，企业的好与坏是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造成的。我们种植庄稼、开采矿藏、生产物品的唯一理由是让人们有粮食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可使用的物品。除此之外，再不可能有别的理由了。然而，这一理由却被迫退居次位，人们只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服务，而只是为了挣钱。
这是因为我们被卷入了一套金融体系。在这套体系中，钱不再是用于交换的方便媒介物，有时候它反而成了交换的障碍，而且更多的时候表现为障碍。
只是由于我们管理得太差，所以才经常要面对所谓的坏运气。如果我们的庄稼大面积减产，可以想象国家将陷入饥饿状态。我无法想象我们如何面对饥饿和贫穷，而这贫穷和饥饿主要是由不当的管理造成的，特别是由非常不合理的金融结构造成的错误管理。
当然，战争使整个国家动荡不安，使整个世界不得安宁。如果管理得当，就不会有战争。
但是，也不能只由战争来承担责任。战争显示出了金融系统的大多数毛病，但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只以金钱为基础的企业是多么不稳固。
我不知道失败的企业是错误的金融方式的结果，还是企业的错误动机造成了错误的金融方式。但我可以肯定，如同完全颠覆目前的金融体系是得不偿失一样，在服务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企业的金融体系是完全可取的。然后，一个比目前更好的金融体系就会形成，而目前的这一套会被抛弃，因为它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当然，整个过程应当是循序渐进行的。
在一开始时，使自己的事情稳固下来，这也许是任何人都可做到的。然而一个人单独行动，不可能取得最佳的效果；但是，如果他是作为一个先例的话，就会有很多跟随者。这样，通过较长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把停滞不前的企业和它的不景气的合作伙伴企业，归入需要改革的企业中。
随着重新组织的企业和金融体系的到来，完全有可能消除恶性循环的一面——使不能消除周期性本身，也能从企业中除掉周期性的低潮。
农业已开始了重组的进程，当工业和农业都在进行彻底重组时，它们将互相补充。它们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
以我们的阀门厂为例，我们把它建在18英里之外的农村，这样我们的工人也同时是农民。由于使用机器耕种，农业生产只需要现在时间的一小部分。
很多制造小零件的工厂，它们的厂址建在哪里都没有太大的区别，由于对水力的需要，它们完全可以建在农耕的乡下。这样，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有着许多农民工人，他们在最科学和健康的条件下，既不耽误耕作又可以在工厂干活。
这种安排很适合一些季节性工厂，也可以根据季节和装备进行连续的生产。另外，还可以通过更巧妙的管理，消除生产的季节性。可见，对任何问题的研究都应当这样。
周期性的萧条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们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似乎难以控制。除非生产全部重新组合，否则不可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但企业中的每个人应当为他自己做些事情，这些事情一方面可以造福于他所在的企业，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别的企业。
福特公司在生产中并没有表现出时好时坏的情况，不管条件如何变化，它一直很好——除了在1917～1919年，工厂转而生产军用物资时。
1912～1913年被认为是处于“停滞时期”，虽然现在有人称其为“正常时期”，因为当时我们的销售量翻了一倍。1913～1914年是停滞时期，我们仍把销售量增加了1/3。1920～1921年，据说是历史上最萧条的一年，我们卖掉了125万辆车，是1913～1914年“正常时期”的5倍。
这其中并没有什么秘诀。它像我们企业里其他一切一样，都是贯彻应用一种原则的必然结果，这条原则可以被应用于任何企业之中。
我们现在毫无保留地给工人支付每天6美元的最低工资。他们已经习惯了高工资，工作中用不着监督，一旦工人能进行合格生产——这就看他自己的工作愿望了——如果他做得不好，便马上可以获得最低工资。
我们把预先估计的利润都提前加到了工人的工资上，现在支付的工资比战后的繁荣时期更高。但我们向来是根据工作付给他们报酬的，工人工作的努力可以从这一事实看出：虽然一天的最低工资是6美元，但大约有60%的工人的工资高于最低工资——6美元不是平均值，而是最低值。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繁荣的基础是什么。
进步不是由一系列特技而达到的，每走一步都需要控制好。一个不思考的人是不可能进步的。
再说繁荣。真正的繁荣时期是，大多数人都能得到他们该吃的和该穿的，并体会到“舒适”这个词的真正含义。繁荣正是代表大多数人们的舒适程度——而不是生产厂家的金钱收入。企业主的功能就是为此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企业主是社会的工具，他管理他的企业，是为了给社会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同时向那些与他的企业相关的工人提供相应的越来越高的工资，这样做他才是在为社会服务。一家企业主或企业中的成员，以这种方式并且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我们并不太同意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关于繁荣和萧条周期性变化的理论。他们将产品价格高的时候称为“繁荣时期”，但是一个真正的繁荣时期，是不能根据企业主给产品所定的价格来进行判断的。
我们也并不怎么在意词语的变换。如果商品的价格高于人们的收入，那么价格就会降到低于人们的收入。一般来说，产业是一个以生产为起点、以顾客为终点的过程。如果消费者不买或者买不起企业主想卖的东西，而企业主却指责消费者，并说这不是企业的错误，这就如同把车套在马的前面，使马痛苦不堪，这简直就是胡闹！
生产者是为了消费者而存在，还是消费者为了生产者而存在呢？如果消费者不想买——或者说他买不起生产者所提供的商品，这是生产者的过错，还是消费者的过错，还是任何人都没有过错呢？如果任何人都没有错的话，那么生产者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干他那一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