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罢工是合理的，它可以让人们将注意力注意在一个恶魔身上。人们可以为正义而罢工——但是他们是否能因此得到正义则是另一个问题。
为了得到适当的工作环境和公平的工资而罢工是正当的。令人悲哀的是，人们只有被迫采取罢工这种手段，才能得到他们本应该有权得到的东西。应该没有人为了得到他本该得到的权利而被迫去罢工，他应该将它作为自然之事而自然、轻松地得到那一切。
通常，这些合理的罢工是雇主们的错，因为有些雇主不称职。
雇用工人——使用他们的能力，按诚实的比例确定他们的工资和生产量之间的关系，还有企业的发展——并不是小事一桩。
一个雇主可以是不称其职的雇主，这就像一个操作车床的工人是个不称职的工人一样。合理的罢工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老板需要干一件他能够干得了的工作。
不称职的老板所造成的麻烦要比不称职的工人引起的麻烦更大。你可以给不称职的工人调换更多合适的工作，但是前者通常必须交由《赔偿法》去处理。因此，如果老板做好了他的工作的话，合理的罢工是绝不会出现的。
还有第二种罢工——有着隐藏意图的罢工。
在这种罢工中，工人们被一些操纵者当成了工具来使用，他们希望通过工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举一个例子：现在有一个大公司，它的成功是源自于高效率和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了公众的需要，它有着公正的记录。
对投机者来说，这样的公司是具有很大诱惑力的。如果他们能控制它的话，他们就可以从投入其中的所有诚实劳动中大发一笔。他们能够破坏掉企业优厚的工资和利润分配，并且从公众身上、从产品当中、从工人那里攫取最后一美元，并把这个公司降低到和其他企业一样没有纪律和效率。
这些罢工的动机或许是投机者个人的贪欲，或者是投机者想改变公司的经营方针——因为它的示范地位使其他的企业主感到难堪，那些企业主不愿意做他们本应该做的事情。
这样的公司无法从它的内部去损伤它，因为它的工人没有起来罢工的理由。所以投机者便采取了另一种办法——这个公司可能由许多外面的工厂为它提供材料，如果这些外面的企业能够被鼓动起来的话，这个大公司就会瘫痪。
所以，这种罢工总是从外面的其他工厂煽动起来的。
每一种阴谋都在想着切断这家公司的材料来源。如果外面的那些工厂和工人们明白地了解到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游戏的话，他们就会拒绝去参加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被那些别有用心的资本家当工具给耍了，却一点儿也不知道。
然而，有一点应该引起参加这种罢工的工人们的怀疑——如果罢工不能自行解决的话，不论双方如何去协商解决，那么里面必然有一个肯定的推论，即肯定有第三者在其中，他们想让罢工继续下去——这种被隐藏了的影响并不想在任何期限和条件内结束罢工。
如果这样的罢工是罢工者获胜的话，工人们的状况会得到改善吗？当公司被抛给外面的投机者的手中之后，工人们难道会得到更好的待遇，或者会被给予更高的工资吗？
还有第三种罢工。
这种罢工是由那种企图给劳动冠以恶名的对金钱的贪欲挑动起来的。
美国工人一直以有着正确的判断力而称誉于世。他不会降低自己，让每一个大喊大叫的人牵着他的鼻子走，并去相信那人的许诺能从稀薄的空气中创造出黄金时代。
他有自己的头脑，并会使用这个头脑。他总是能知道最基本的道理——没有充分的理由，暴力并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的。美国的工人以自己的方式，在它的人民和世界人民当中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公众们倾向于尊敬地听取他们的观点和希望。
但是，似乎有一股很坚定的力量想把美国工人和布尔什维克联系在一起，做出一些人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举动，这将使公众的情感由尊敬转变为批判。
然而，仅仅是避免罢工并不能推动企业的发展。我们可以这么对工人们说：
“你们是应该抱怨的，但是罢工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无论你们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罢工都只会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然后，工人们可能会承认这是真的，并自我控制不再罢工。
这又解决了什么问题吗？
没有！
如果工人们将罢工当成一种取得好的结果的坏手段而加以摒弃时，这只能是意味着雇主必须紧张地工作，以改正错误，改善工人们的状况。
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福特公司与工人的关系，都是令人完全满意的。我们与工会之间不存在对抗，我们既不参加雇主组织的活动，也不参加雇员组织的活动。我们公司的工资总是高于任何有理性的工会所要求的工资，工作时间也低于他们所要求的时间。
对于我们的工人来说，成为工会会员没有任何必要。有一些工人可能参加了工会，但是大部分工人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并不知道具体情况怎样，也不想去知道，因为这不是我们所要关心的事情。
我们尊重工人们，认同他们的善良目的，批评他们的不良目的。我认为，反过来他们也会尊重我们，因为我们公司从来都没有产生过任何从工人和管理人员中间谋取权力的意图。
当然，激进的蛊惑者们不时地想制造一些麻烦事。但大多数人仅
仅是把他们看成是人类当中的怪物，认为他们的兴趣和那些四条腿的东西完全一样，他们可以被归入这一类。
我们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工厂中，与行业工会确实在公正地打交道。
曼彻斯特的工人们绝大多数都是工会会员。一般来说，英国的工会对产量有严格的限定。我们接管了一个生产汽车车身的工厂，它是木匠工会的成员，工会的官员们立刻要求见我们的管理人员，并提出了一些要求答复的问题。
由于我们只是和自己的雇员打交道，从来不与外面那些代表打交道，所以我们的人员拒绝见工会的官员们。于是他们便叫木匠们出去罢工，而那些不愿意罢工的木匠们被开除出工会。
然后，那些被开除的工人提出诉讼，向工会要求分到他们的那一份互助基金。我不知道最后法庭是如何判决的，但这就是英国行业工会的官员们企图干涉我们经营的结果。
我们并没有努力去讨好那些和我们工作在一起的人。这绝对是一种给予和获得的关系，当我们大幅度提升工资的期间，我们确实有一支相当强大的监督队伍。我们调查过工人们的家庭生活，并努力去调查清楚他们拿自己的工资去干什么了。
在那时候，这也许是有必要的，给了我们很有价值的信息。然而，这并不是一件需要长期干下去的工作，因此这种做法已经被废除了。
我们并不相信那些取悦讨好他人的手段，或者职业化的个人情感和人为的因素。对于一天的工作来说，要干这种事情已经没有时间了。
人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些有价值的同情。社会环境并不是用词语就能够改造好的，它是人与人之间日常关系的结果。最优秀的社会精神可以从一些行动中得到显现，虽然这些行动需要耗费管理人员的一些精力，但它能为所有的人造福。这是唯一一条可以表达良好意愿并能够赢得尊重的道路。
宣传，公告，讲演——它们什么都不是。重要的是，诚实地采取正确的行动。
对人来说，一个大企业真是太大了。它变得如此之巨大，以至于将要取代人的本性了。
在一个大企业中，雇主就像雇员一样，淹没在人群之中。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庞大的生产机构，输送出供我们这个世界购买的商品，人们购买商品所付的钱，反过来又为企业的每一个人提供了一份生活。
在一个规模庞大的企业中，有一些神圣的东西——它为几百几千个家庭提供了生活。
当人们看到一个婴儿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当人们看到男孩女孩结伴去上学，当人们看到年轻的工人用他们自己工作所挣得的钱结婚、建立自己的家庭，当人们看到成千的家庭用自己所挣的钱购买生活用品时——当人们看到一个庞大的生产机构使所有这一切都得以成立时，那时，人们就会感到让这个企业继续发展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它变得比个人更伟大、更重要。
雇主也不过是和雇员一样，有着人性的所有弱点。只有他工作称职时，他才有资格拥有他的工作职位。如果他能领导企业向前迈进，如果他的工人们相信他能把工作做好，并且不会危及他们的安全，那么他就是称职的。否则他就像一个婴儿一样，不能胜任他的工作。
像所有其他人一样，雇主完全凭他本人的能力来赢得对他的评价。也许他是个徒有虚名的人物——一个公告牌上的名字。但还有企业——企业比人的名字更为重要，企业能供给生活，而生活是可以感受到的一件事情。
企业是现实性的。它在做事情，它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证明企业合格的条件是工资能够源源而来。
在企业中，你不可能有太多的和谐。但是你完全有可能在挑选人员的时候，因挑选他们的和谐而偏离得太远。你可以有足够多的和谐，以至于失去了足够的冲劲——一定的竞争意味着努力和进步。
一个组织正是因为有了竞争，才能为一个目标而和谐地工作。但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每一个独立的工作单位之间能够和谐地工作则是另外一回事。有一些组织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来维持一种和谐的感情，以至于他们再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工作——而这正是那些组织为之成立的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企业组织是位于第二位的。
唯一有价值的企业组织，是那些所有工作人员都为了同一个主要的目标而努力工作、共同前进的组织。忠诚地相信，并且诚恳地对一个共同的目标持有希望——这是最为重要的和谐原则。
我非常怜悯那些可怜的伙计。他们是如此柔软、脆弱，以至于他们总是要将自己置于一个感情很好的环境中才能进行他们的工作。
确实也有这样的人。除非他们能够获得足够的精神和道德勇气，以把他们从对感情软弱的依赖中解脱出来，否则他们最终是要失败的——不仅他们的事业是失败的，而且他们的人生也是失败的。这就好比他们的骨头没有足够的硬度使他们依靠自己的脚站起来一样。
在我们的企业组织中，对良好情绪有着过多的依赖。人们过于喜欢与那些他们喜欢的人在一起工作，这最终将会损害很多珍贵的品质。
请千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当我使用“感情良好”这个词时，我说的是那种习惯于以个人的喜好作为标准来评判一切人和事的情况。如果你不喜欢某个人，他有什么错误之处吗？或许是你有什么地方不对。
你的喜好有什么事实依据吗？似乎每一个感觉正常的人都知道，有一些人他不喜欢，但这些人实际上比他自己更加出色。
如果不把所有这一切局限于企业内部，而是放在更广阔的空间来看，那就没有必要去让有钱人爱穷人，或者让穷人爱有钱人。雇主并不需要去爱他的雇员，雇员也不需要去爱他的雇主。每一方都必须做的是，根据自己的职责，公正地对待另一方。
这才是真正的民主，而不是谁应该拥有砖头、石灰、火炉和工厂。
民主和“谁应该成为老板”这样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关系。
这个问题非常像“谁应该成为四重唱中的男高音”这个问题，很显然，那个能唱高音的男人应该成为男高音。你可能会将卡罗索去掉——假设根据某种音乐民主理论，卡罗索可以列入音乐无产阶级，难道这样就能让另一个男高音来代替他？或者卡罗索的音乐天赋依旧是他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