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先者尽管有品牌溢价，还是遭遇了强烈的竞争压迫，它们的出路就是进行产业升级，找到新的生存空间。日积月累，市场的环境也在改变，液晶电视等“破土而出”的条件日趋成熟，跃变式的大进化又一次降临，但这并不是过去历史的简单重复，液晶电视和传统电视不同，其核心的显示器占据了彩电价值的绝大部分，组装变得无关紧要。它们也汲取了合资、建设生产线，然后被仿效的教训，即使忍受稍微高一些的成本，也不在中国建设生产线，新的一轮洗牌又开始了。
正是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制造行业向中国转移是因为劳动成本低廉，随着这种转移，劳动力成本也越垫越高，起初是通过提供更熟练的劳动力、更高的生产效率来抵消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当这些相互影响的因素发展到一定阶段，制造环节的转移就丧失了优越性，国家需要产业转型，于是，全民创新运动登场了。
创新当然是好事，但也不是所有情况下都适合创新，创新有创新的环境，模仿有模仿的土壤。我认为在美国硅谷如果一个新的创业公司缺乏原创，主要是以模仿为主，可能根本吸引不到投资，但是在中国，较早的模仿就被认为是创新。投资公司和所有其他公司一样，它们的“偏心”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非肾上腺造成的冲动，因为它们发现，地理上的隔离使得中国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更适合模仿。
比如拿养猪来说，美国或者加拿大培育了一种新品种的猪，那么我们为何不引进却要自己培养呢？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是他们为何要培育新的品种，而不是采取拿来主义、坐等其他人的成果呢？这是由产业环境和产业地位决定的，领先有领先的好处，同时领先也有领先的代价，更关键的是这并不是由企业选择的，而是市场环境选择的。
对于企业而言，不能粗鲁地指责它们只顾眼前利益，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对穷人进行救济时，有很多人认为这只能解决一时之饥，并不利于长远。哈里·霍普金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了一句名言：“人们不是在‘长远’以后才吃饭的，他们天天都得吃饭。”
既然企业有创新的现实困难，政府就成了背后的推手，这一点一直饱受争议，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肯定会斥责这种做法扭曲了市场，人为制造了不公平竞争。我认为在这类问题上难有普遍适合的答案，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生物生存哲学角度看，抚养和磨炼是生物最重要的进化均衡关系，从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到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和锻炼，都会遇到抚养和磨炼的均衡问题。
进化的步调
一片气候适宜的废弃耕地，首先长出野草；过几年，灌木丛就会取代野草，占据统治地位；再过若干年，高大的乔木就会逐渐将矮小的灌木排挤出去；最后，各种各样、形态各异的昆虫、动物就会逐步迁徙过来，繁衍、生存和竞争，形成一个比较复杂和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
从野草到乔木的演变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野草、灌木和乔木这些植物需要争夺的资源都是土地、阳光、水等资源。野草率先占领阵地是因为它具有较为强大的繁殖能力，在一片缺乏竞争的空地上，繁殖能力当然是最重要的。灌木繁殖能力虽然不如野草，但是由于它的寿命长，是多年生植物，通过岁月的积累，长大的灌木就会形成对野草的竞争优势。乔木的优势则在于它的高度，年头再长一点，乔木就会比野草和灌木获得更多的阳光资源，于是它自然成为新的植物世界的统治者。乔木的幼苗则是通过进化形成了适合在阴暗的环境中缓慢生长的特点，否则它们就无法自我更新，长期定居下去。
一般而言，动物体形的大小不同，生存策略也会有较大的差别，小型动物如昆虫就是靠繁殖取胜，它们的策略是普遍撒网方式，凡是不抚养后代的生物，其生育后代的数量都非常庞大。而大型动物生养的后代数目虽少，但是更注重成活率。生物学把类似于哺乳动物的这种繁殖策略称为“K策略”，把昆虫这种策略称为“R策略”。不抚养后代者靠数量取胜。繁殖策略的不同是造成蟑螂想消灭也消灭不了，而老虎想保护也非常困难的原因。
经济在自由环境下进化历程非常类似于废弃耕地上植物演化的过程。一个行业或者一个新的重大变革在初期总是“杂草丛生”，出现公司数量多、产品种类多、商业模式多的现象，就像本章开头时介绍的卡拉OK点歌系统一样。之后就进入了一个“灌木阶段”，公司在区域性上的优势开始显现出来，比如网吧管理软件这个非常微小的行业，起初是五花八门、杂乱无章的，后来就进入了在一个地区有几种主流的软件，但是地区之间差别可能比较大的市场割据阶段。最后，就会消灭地理上的区隔或者其他形态的区隔，高大的乔木就会垄断整个市场。
在市场初级阶段，繁殖能力是最关键的优势，在这个阶段中最勇敢的公司、最玩命的开拓者将取得最大的竞争力和好处。灌木阶段对实力的要求最为强烈，在保持适当的繁殖力的同时，关键点的竞争要靠实力说话，例如较适合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特性，能否赢得顾客的青睐和口碑等。当进入到乔木阶段，实力的作用反而下降了，这时大家比拼的是影响力。看看各个行业顶尖的执牛耳者，他们区别于他人最关键的特性乃是影响力，这时他们不再是满足顾客某种实实在在的有形需求，而是要影响顾客的观念，占领顾客的大脑。
这只是一个大略的框架，一个生物的成功可以理解成它身体各个器官的成功，进而更应该理解成其基因的成功。公司的成功就是各个环节组合在一起形成的相对具有竞争力的生物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每个器官都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就像我们前一章所说的，狮子的力量抑制它大脑的发育。犀牛由于体形庞大，几乎没有天敌，带来的结果是眼睛的退化—它只能看清15米以内的东西。
某公司以营销能力见长，它们的优势是能够将质量略差的产品卖出一个好价钱，非常擅长发现和利用顾客的愚蠢。长此以往，它们的产品越来越丧失竞争力，同时，顾客也慢慢地在吃亏当中逐步进化。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营销上的快速反应能力也退化了，衰败的趋势也慢慢地形成了。
失败的企业，每每都能轻易地让我们找到其领导人愚蠢的证据。我不想否认身在其中，有时执迷不悟在所难免。我同时相信，更多的时候这则是进化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
通过遍布在城市中的营业网点代理销售机票是在前互联网时期实施的一种方便顾客的必要方式，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这种突增成本的代理机制已经没有必要了。多年以前，汉莎航空公司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试验取消代理，乘客通过网络订票。出乎预料的是，顾客已经习惯了从零售点买票，并不买网络订票的账，他们只好再回到原来的路子上去。
2006年年末，港湾网络公司被华为公司收购，作为一个脱胎于华为的创业公司，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在旁观者看来，港湾的战略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不应该攻击华为的核心客户，就像南昌起义证明了不能攻打中心城市一样。作为固守者，华为正确的战略是必须坚决、彻底地守卫它的核心市场。果然，在华为的强烈竞争之下，港湾网络败退了。港湾当初当然没有料到华为公司如此激烈的对抗强度，他们的决策怎么看都有顺理成章的成分：港湾的员工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华为，他们的经验、知识、技能和华为是重复的。你如果不让他去攻打这个阵地，那就要再往前推，要招聘没有华为背景的员工，但是，这样做又会有新的难题出现。没有一个决策是孤立的，进化是有历史沿革的。进化机制尽管相当精巧，但不是一个完美的机制，进化过程也伴随着妥协、缺陷。此时是缺陷的因素，在过去可能是有益的。
自由演化总是被过分鼓吹，我们要是加上一个标准来评判好与坏的话，自由演化很多时候是不尽如人意的。
在《伟大的博弈》① 中，约翰·戈登说了句公道话：“人类社会有一条铁律，在没有外来压力时，任何组织都会朝着有利于该组织精英的方式演进。这条规律既适用于津贴丰厚的管理层，也适用于被领袖人物所控制的机构。既适用于美国国会，也适用于好莱坞。”
现在有一种倾向，即人们只看到自由演化促进繁荣的一面，却忽略了自由演化所造成的毁灭。当自由演化使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越来越集中在垄断企业时，崩溃的条件也将要成熟，迅速地繁荣导致迅速地崩溃，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进化和毁灭的轮回，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自由进化的情况下，危机似乎难以避免。
经济的步调
有一位朋友，在进化论的启发下，开始用它来挑选股票，他的依据是经济的轮动效应。
现在毫无疑问，房地产已经是中国最贵的东西，深圳地产的绝对价格已经堪比东京和纽约，这个价格是不是最高不好说，但它显然不是一个可以持久的价格，迟早会回落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上。像你们一样，我也知道，任何说法不管是否高明都仅仅是茶余饭后的闲话而已，解读时代不如利用时代提供的各种机遇。
房地产价格的居高不下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机遇呢？去炒房吧！在现在价格如此之高的情况下，谁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最后一棒？除非运气非常好，赶在一个上升波浪刚刚兴起时，要想做到这一点，一个办法就是根据现在已经出现的波浪预测下一个波浪的位置，提前进入该地带。
房地产价格高了，买房地产的股票虽然是一种选择，但这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选择，由于人人都知道这一点，房地产股票的价格几乎和房地产是同步的。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房地产升值不久就应该会提升酒店业的收益，在深圳最好地段的民用住房已经超过了4万元1平方米，一个200多平米的房子加上装修等，成本要1 000万，按6%的年息计算，不算折旧，每年的居住成本超过了70万，也就是说每天的静态居住成本超过了2 000元。这又会导致新建酒店供应数目的急剧下降，以酒店现在的房价，建酒店根本就不如建民宅划算，随着新酒店供应量的下降，老酒店必然会提高它的房价，或者在入住率上大大提升。
由于经济摩擦造成的延时，这些情况尚未显现出来，这些因素也未体现在酒店类股票的价格之中，这正是买入的良机，当这种波浪转移呈现出来的时候，股票的价格就被抬高了。这个分析是否正确，在本书即将交付出版之时尚未体现出来，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经济轮动效应无处不在，这是生物进化哲学给我们最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