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韬进的是初级日语学校，主要是学字母、发音和日语助词。日语的发音很难学，但读日本书却相对的比较容易，因为日本的文章中有不少的汉字，只要肯耐着性子去读，一些短小的文章大概的意思还是能“溜”得下来的。当时虽然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残酷地镇压，但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却在全日无产者艺术同盟的带领导下，蓬勃地开展着，出版了诸如《播种人》、《文艺战线》、《战旗》等多种革命文艺刊物，陆文韬刚学懂了日语助词，便迫不及待地读起了这些革命文艺刊物。大块的文章他自然看不懂，但在一些刊物上开辟有“工农通信”的专栏，刊载的是在工厂农村生活劳动的工人、农民寄来的书信，这些来信大都很短小，往往是一个斗争和劳动的场景或者是一个生活画面，陆文韬借助文中的汉字和他学会的日语助词，大致看懂了这些短小的工农来信，了解了日本统治者对劳动者的残酷压榨，知晓了日本工人农民生活的艰难和他们的反抗斗争。书信中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感，深深地打动了陆文韬。正是这些书信，使他和日本gongchandang员四方善则成为了朋友，参加了日本gongchandang的活动。
陆文韬在神田日语学校学了三个月之后，又进了丰岛区目白町一个名叫井川正范的日本人开办的经纶日语补习学校，在高级日语班学日语。井川正范会说汉语，喜爱读鲁迅的文章，在他开办的日语补习学校里还开办了汉语补习班，他聘请陆文韬来当汉语补习班的教师。陆文韬就用工农通信做教材，引导学生将这些书信译成汉语，比起那些干巴巴教学生认识汉字，教发音的汉语教师来说，陆文韬的这种方法更受学生的欢迎，尤其是他将工农通信作为教材，更在一部分有进步思想的日本学生中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反响。尤其是一个名叫广松田隆的学生，他有四十多岁的年纪，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经常穿一身褐色的西服，打着领带，足见他将学习汉语当成了一件十分庄严的事情，学习起来也格外地认真努力。开始的时候陆文韬觉得奇怪，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四十不学艺”，这个年过四十的广松田隆为什么在这个年纪想起来学汉语呢？在课余的时候广松田隆时常向他请教一些汉语方面的问题，请教之余广松田隆还常向陆文韬问一些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开始的时候，陆文韬很是警惕，想方设法地将问题岔开去。每当陆文韬这样做的时候，广松田隆总是微笑着一声不响地走开。
终于有一天广松田隆将陆文韬请到了自己的家里，广松田隆在自己的书房里给陆文韬看了日本gongchandang刊物《dang建者》，他告诉陆文韬自己就是这个刊物的编委。当时的日本gongchandang是日本国内反战力量中最坚决的主力，而且是对侵略战争的性质认识最明确的政治团体。广松田隆对陆文韬说，他所以抓紧时间学习日语，是因为他想到中国去。这是因为他看到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越来越猖獗，日本仅存的一件民主外衣——政党内阁——眼看就要土崩瓦解，随之而来的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要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武装侵略。而且他也看到，民族解放和抗日的烽火正在中国熊熊燃烧，所以他想要到中国去，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尽一份力量。
陆文韬和广松田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广松田隆帮助陆文韬和日本反战同盟建立了联系，还介绍陆文韬参加了全日无产者艺术同盟所属的无产者艺术研究会的工作，由此陆文韬结识了许多日本进步人士，广松田隆也通过陆文韬结识了中国左联东京支部的同志们。
其余的两名留学生一名是向培远，另一名是樊启祥，都是中国左联东京支部的支部委员。
郝新昌一被带进了宪兵队，陆文韬立即就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广松田隆，希望广松田隆帮助营救。一晃半个月过去了，今天广松田隆约大家到中华面馆见面，看来是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诉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