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真正亲身体验过的话，没人能说得上来，跟图拉这么一个家伙一起长大是种怎样的经历。我像是长在了图拉的身体里似的。图拉和雅努斯，雅努斯和图拉——我们永远形影不离。每次如果发生了什么事，那一定是图拉跟雅努斯一起干的。当然主要还是图拉。我并不介意我们在一起做什么，只要是图拉喜欢的，我也喜欢，因为图拉有兴趣的事，那一定是正确的事。
新学校的生活马上开始了。我们不久便发现，跟我们一起上学的人简直就是一群糟糕的蠢货。不过他们之中有那么几个人倒是很友好。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去做的话，我们也完全可以操控好其他那些奇怪的家伙们，指挥着一切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发展。操控着一切的，总是坐在教室最后排的我们。有一次，我们都把一个年轻老师给弄得大声哭喊起来：我们把一只死老鼠拖回了教室，放在讲台上，又把教室门的钥匙藏了起来，把门把手也卸了下来。这样一来，这位可怜的年轻老师想逃都逃不了。那死老鼠趴在讲台上，一双愚蠢的小眼睛直愣愣盯着他，散发出一阵阵臭味；那老师根本不敢碰这老鼠尸体，它虽然已经有点开始腐烂了，但看上去还是跟一只活老鼠没什么区别。他呆呆地站在那儿不知所措，而我和图拉在一旁煽风点火，领着其他那些小白痴们开始起哄，起哄声整齐得像个合唱团；我们所有人又是吼叫，又是窃窃私语，像是一堵墙一样不断逼近讲台上这小年轻。这小年轻站在讲台上发出阵阵啜泣，最后又想冲出门去找校长告状，教室门却早被锁死了。他只得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把目光转向另一侧盯着黑板。我们的起哄声和嗡嗡议论声依旧毫不停歇，直到最前排有人开始安静下来，他们之中有人悄声说道，老师在大哭。此刻，我们其他人也安静了下来——一个成年人站在班级里开始号哭，这也太奇怪了。我们安静下来并不是因为同情他，而是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大人能在教室里大哭起来，简直丢人。
而后，站在角落里的艾克萨说道，门把手和钥匙都在讲台抽屉里。但那老师依旧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似的。于是，艾克萨蹿上讲台，打开抽屉，从里面刨出了门把手和钥匙，走到那小年轻面前，伸手把它们递给他。艾克萨伸着手在那儿站了许久，但那老师只是站在原地艰难地喘着气，时刻试图压抑住自己的抽噎声，因为他觉得要是让我们听到他在哭，那可就更丢脸了。后来，他总算是接过了把手和钥匙，来回摆弄着教室门，试图把门把手和钥匙都重新插上去。但他又把钥匙给弄掉了。我们中的一个傻瓜跑上前去，帮他把钥匙捡了起来，但他忽然一把抱住了那男孩，撕扯着男孩的头发，像是完全发了疯；他敲打了几下男孩的后脑勺，好像这一切都是眼前这个男孩的错一样，而那男孩只不过是走过去把钥匙捡了起来而已。一旁的我们什么话都说不出，都没有人喊“呸！”，因为这一切都是如此错乱。接着，那男孩大声哭喊起来，扬言要回家告他父亲，因为他根本什么都没干，老师却打了他一顿然后又把钥匙插上门自己消失了在门外，嘴里只发出一声嘟囔，听起来如此愚蠢，像是某种抽噎和打嗝混杂在一起的声音。我们所有人都愣在原地一言不发，一切都看起来如此失控，眼前这男人发疯似的胡乱打人，谁都预料不到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接着，我们能想象到的最蠢的事情便发生了：这蹩脚的小年轻真的跑下楼去告了状，动用了他能想出的一切招数，让我们都抓去被审问，抓出这场恶作剧的幕后凶手，因为这些凶手理应遭到惩罚——我们这群人毕竟马上就要成年了嘛，这根本不是我们该做出的事，我们这种粗野的家伙应该被开除出学校。我们只是呆呆立着，对被迫站这么久听各种废话感到越来越疲倦，就好像被迫观看一个大男人站在那儿像个婴儿般号啕大哭对我们来说还不够折磨似的。
后来，我们终于被允许下楼到院子里去。这整件事也不了了之了，毕竟大家都觉察到了这场闹剧是多么幼稚可笑。大家都斜眼看着这年轻老师，像是在想，这人就是个从来做不出什么像样事的家伙。
我们可能也同情他，但我们还是冷酷得说不出任何同情他的话。
图拉和我导演了这一切。这简直精彩：我们把老师弄哭了，同时又无意间让一个跟这事毫不相干的讨厌鬼也挨了打。整件事像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效果。然而看到一个脸面上不加任何掩饰的男人也是让人不舒服，我们平常都看惯了人们整日整夜戴着一层一层又一层的面具。不过，看着他这种样子也不至于让人太难受：他那张脸既不是完全端着，也没有完全崩溃掉，而是像一碗冒着热气泡的粥，随时可能变稀然后流淌掉，只留下两个哭泣着的黑洞洞的大眼眶和一个空荡荡的脑壳。
我们有着强大的力量。图拉有这种控制力：他能操控着一切，让一个大男人彻底崩溃掉。这确实是很恶毒，但这么做也是因为那一切已经完全超脱了我们的控制，变成了一出戏：我们坐在一边，盯着看一个大男人彻底地崩溃掉，变得像我们一样渺小，只剩下一副空空的头骨和一双四处飘浮着的眼睛。
然后我们便一下感觉到，我们和大人之间也并没有多大的差距——我们目睹了这么一个大男人失控崩溃的样子。遇到糟糕的事情时，大人们也是会像我们一样恐慌的。
但是图拉和我应该跟他们有所不同。我们应该做给他们看，能克服一切的真正的男子汉是怎样的。
我和图拉成天在一起，日日夜夜形影不离。在晚饭几乎还没有被彻底吞下去的时候，我便跑出了家门去找图拉，飞快地跑到图拉家去，跟他一起坐在他的房间里，热火朝天地谈天说地。唯一恼人的是，因为当时的宵禁和各种暴乱，我不得不早早回家；但有时在周六晚上，我也被允许在图拉家留宿，于是，我们便可以躺在床上，聊天聊到天亮。楼下的街上常常有暴动，人们开着枪四处射击，而我们根本不明白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是抵抗军[18]，是沙尔堡党卫队[19]，还是“协保”[20]的人，只感到冷意顺着脊背一阵阵往上蹿：窗外一片漆黑，枪声就在我们脚下炸裂。有一回，里梅尔夫人走进了我们的房间，我可以感觉到她很害怕，但她还是安慰我们说别怕，不会有什么事的。可我们听得到外面的人们在喊叫，这让我们也想叫出声了——出于对外面一无所知的惶恐，也出于听到这如此骇人的喊叫的不安。这绝不是电影里演的那样，这种情节要是在电影里，只会让人觉得精彩又刺激：人们趴在地上，四处射击，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倒下——踮着脚尖站着，转上一个圈，然后倒在地上，喊出一声“呃啊”。但是眼前这一切完全不同：外面的人用某种我从来没听过、我猜图拉也肯定没听过的声音吼叫着。某人在楼下的街上发出一声醉汉般的“啊——呃——呜”的叫喊，紧接着便又是一串“咔咔咔嗒嗒嗒咝咝咝”的声音或者爆炸的声响，这声音和电影里截然不同，听起来更瓮声瓮气，并没有电影院里听到的那种尖锐的金属感。而后一切便又重归平静，第二天早上也什么都看不到——我和图拉在街上来回走着，试图发现些什么痕迹，但街上什么都没有。连一个空弹壳都找不到。我们两个会收集空弹壳。可是所有人都揣着一肚子关于昨夜的消息：有人说是一个特务被射杀了，有人说被杀的是抵抗军的人，还有人说，根本没人死。从这些说法中，我们得不到任何有用的消息。昨夜开枪的那些人就不像是人，他们大概只活在重重黑暗之中吧，白天一来，他们就不复存在了。
令人恶心的还有那些非法的地下传单，它们时时刻刻涌到我们的住处，在家里四处堆着。我老爸把它们背回家来，然后它们又被扔进每个人家的门缝里。这些传单当然是为了发给人们读的，但让它们堆在家里，则令人心烦：要是某天德国人闯进来，我们就会被家里堆着的这些传单出卖；德国人会把我们押走，我们根本抵抗不了。可图拉——或者不如说是他的母亲——却比这更放肆：她时不时就会把图拉派去发这种传单，让图拉把它们递到不同人家里去。图拉怎么可能不害怕，可他还是照做了。他背着塞满了传单的包走在街上，路过一群成天在街角的蛋糕店里游手好闲地坐着的德国人，我每次都害怕得快要尿裤子，而他却满脸挂着微笑。我是那样紧张，就好像知道他们马上就要冲过来把图拉的包收走似的。那群德国人整天坐在那儿，盯着店里的女服务员们看，那些女服务员站在那里，头发都用布包起来，梳成下垂的发髻，额前的碎发却还都直挺挺地立在空中。她们站在店里谈笑着，发出阵阵女孩子的窃笑，坐着的德国人们嘴里塞满奶油，奶油时不时被吹出几个泡。我们两个在沿街走出两步远之后都吐了几口——当然那时德国人从店里已经看不到我们了。
图拉当然也来过我家无数次，我爸妈在他面前时，也和在其他人面前一样，表现得相当笨拙。他们尽力不让自己表现得太特别，但还是看得出图拉来家里让他们相当高兴；就好像图拉的来访是某种荣幸，又好像是他的到来让整栋房子都蓬荜生辉。图拉总能以那种很合大人们心意的方式跟他们聊天：要表现得尽可能成熟，礼貌而带着微笑，同时眼中还得不时闪出些许讽刺的目光。这样的话，大人们就会彻底被折服了。这些对图拉来说易如反掌。他会讲起他这一天中见到的各种动物，让整顿晚饭都充满大笑。他用我父母的那种方式起劲地讲起话，叫着他起给他们的昵称时，我老爸都笑得快要弯腰栽到面前的甜汤里去了。他还能跟我住在楼上的哥哥恩斯特聊得起来，我哥哥已经是高中生了，但图拉还是能把他逗乐，让他回应他，就好像他们是同龄人一样。可图拉和我都还只是初中生。我们不停从一个学校辗转到另一个学校，因为德国人慢慢开始扣押流亡的百姓。我们觉得这种生活相当有意思：一切都没了秩序，谁都不知道第二天还用不用去上学。
后来战争结束了。我们看到一群群小伙子，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是谁，但看得到他们手上戴的臂章；他们开着卡车四处转悠，躺在货仓板上，掏出手枪在空中放上几响。这时眼前的一切又都像电影一样精彩刺激了，现在再不会有任何危险，所有人都欣喜若狂，我们也不例外。
老爸打开了他的烟草罐子，那是他在战争期间存下来的，但里面的烟草都发霉了，我妈妈看到后笑得快要岔气。我和图拉在那些曾经的德占区之间跑来跑去，那时这些区域都已经完全开放了，在那里，我们找到了一大堆武器和弹药。我们还带着鸡蛋和胶卷跑去英国人那里跟他们换香烟，然后站在街角，装模作样地吸着换来的“Wild Woodbine”和“Senior Service”[21]。
我不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图拉要离开了，因为他母亲要去日德兰投奔某个人。他们两人从那栋公寓中消失了，图拉也再没有来过学校，而我不知道我自己一个人要怎么过下去。
他要走的前一晚，我们在街上边走边聊了很久。我们像两个彻头彻尾的白痴一样，聊着各种不相干的话。因为我们没法开口谈起该谈的事。人就是这么蠢吧，一个笨小子，在街上闲逛着，想要拥有很多，却一无所有，只有继续闲逛下去，人高马大的外表下，是孱弱渺小的内心。
“今天的作业你做了吗？”图拉问道。就好像他都已经跟我在街上晃了一整天，还不清楚我根本没做作业似的。
“唔，没。你还不也一样，”我说，“你现在得去乡村中学上学了吧？”
“闭嘴。”他说。他要去奥尔堡了。他才不是要去什么乡村中学。但我才不在意这些，他就算是要钻进地里的一个洞上学我也不在意。我不能接受的是，他要走了。他走了我要怎么办呢？没了他我什么都做不了。毕竟，那个脸上挂着放肆的笑掌控着一切的人，一直都是他。
他母亲在日德兰那边找了个男人，现在他们要搬到那儿去了，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我身边什么都不剩，只剩下学校里那群肤浅的小子。自从我遇到图拉以来，我跟住同一条街的其他男孩们也断了来往。里梅尔夫人会搬到那一边的日德兰半岛去，继续捏着她的陶土，她会与图拉和那个新男人一起做各种有趣的事情，图拉和那个男人也一定会成为好朋友——怎么可能不会，他们三人会像牛蒡果般黏在一起，我知道。妒意已然在我心中燃起，我想跳起来，我想紧紧咬住他的胳膊，再也不松开。
“一起回我家喝杯茶吧。”我提议。
“好主意。”图拉说。看来现在这整场“马拉松”终于要结束了，我们已经不知把这整条街来来回回踏过了多少遍。然后我们回了我家，但没进客厅。图拉曾经在那里待过，又在那里向我们告别过，现在不需要再让这些再重演一次。我们悄悄溜进了我的房间，在那里坐下，我烧了一壶水，取出一包“多佛尔”茶，那包茶已不知被我藏了多长时间。然后我们便坐在那里，沉默着四目相对。
房间里的气氛后来渐渐温馨了起来。我们一起在我房里贴了许多张海报，不紧不慢地。房间里的味道变成了我们自己的烟草味，而不是以前那样只闻得到我哥哥的味道。
图拉坐在那儿，看起来很开心。突然一瞬间，他看起来又像是很期待离开似的。
“我妈妈简直彻底疯了。”然后他说道。而我也早已知道一切。
“她简直已经为那个男人彻底疯狂了，我从没见过她这样，她彻底疯了，”他说道，“我们要搬去那边的奥尔堡了，我要转到另一个学校去，这简直荒唐，我们明年可就得升高中了。我从没见过她这么疯狂这么不正常，她现在连工作也没了。”
“那个男人我连一面都没见过，”他继续讲道，“他从没来过我家，至少在我醒着的时候，我从没见他来过。她每次晚上出门，应该都是去见这男人了。我们明天就要搬走了，真是荒唐至极，不过也挺有意思的，她把这一切都安排好了，虽然我根本就不认识这男人。”
“我一定会写信给你。”图拉说。我只是坐在那儿，抽着烟向他微笑，像是置身于一场真真正正的欢喜。写信，算了吧。写信这事，人们只有在暑假的时候才会干吧，而且顶多会写上一封罢了。现在看来我们要靠着写信过活了。现在我们得靠吃图拉寄来的信过活了——把它们当作上帝赐来的吗哪[22]吞下肚去。可我早已习惯了图拉就在身边的日子，我只需要伸出手，就可以找到他，他就在那里，笑着，一双眼睛看起来像是能比别人的眼睛看到更多。
“现在你不用再见那个卡西莫多了。”我说。好像这有多遗憾似的。
“对，不过在奥尔堡也肯定会有无数个这种卡西莫多。”图拉说。“卡西莫多”是我们的一个老师，他就是个神经病，只要我们背不上来课本里的一个字，这蠢货便会大发雷霆。
“我会想你，”图拉对我说道，“不过假期我们肯定会见面的。”
“嗯，”我说。“嗯”。只一声单薄的“嗯”。
“不抽支烟吗？”我随后问道。
我们抽了最后一支烟，然后他就离开了，他得回家打包行李。我们在临街的家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我看到我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回来了，我们便开始沿着街往下走，因为我们现在谁都没心情跟他讲话。我们走到了街角一个卖烤香肠的小车旁边，在那儿停了下来，那里站着一个人，跟卖烤香肠的人喋喋不休地讲着什么关于“外汇透支”的东西。我们得站在这儿道别了，图拉要走了。这简直令人崩溃。到了我们不能再继续在那里站下去的时刻，我们握了握手——这简直是最奇怪的事，因为我们平常几乎不会握手。我们互相道别：再见、照顾好自己、再见了你小子……我们说着这样那样的道别的话。
我随后就马上回了家，把自己扔到床上，躺在那里想各种各样的女孩，直到再没有东西能让我想下去。我觉得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我找不到我自己存在的意义。后来我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图拉已经不在了。可三个月后，他又出现在了我面前。然后再也没有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