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8年6月5日，星期一。午夜刚刚过了几分钟，约翰娜·瓦特内里关上了厨房灯，小心地关上了门。她在冷冰冰的走廊走了四步，把小房间的门打开一条缝，让一丝光线能照到灰色的羊毛地毯上。哪怕在夏天，他们都铺着羊毛地毯。她的丈夫奥拉夫睡在关了灯的房间里。她在门边站了几秒，听了下丈夫沉重的呼吸声，然后走进狭小的洗手间，像往常那样打开水龙头。她低着头洗脸，洗了很久。光脚站在一块布上，她能感觉到脚下硬硬的地板有点冷。有那么一会儿，她直直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虽然她很少这么做。她更凑近镜子，盯着自己黑色的瞳孔看。随后理了下头发，从水龙头里接了杯水喝。最后，她脱下内裤，换下来的那条上已经浸满了血。她把换下来的内裤折了一下，浸在水盆里泡着。当她把睡裙从头顶脱下来的时候，感觉到肚子那里有些刺痛。之前她也有这样过，但最近变得厉害了，尤其是当她抬手，或是去够什么东西的时候，肚子就好像刀割一样痛。
在关灯之前，她卸下了假牙，把它放在镜子面前的架子上的一个水杯里，然后把它摆在奥拉夫的杯子边上。
就在这时，她听到了汽车的声音。
客厅黑着灯，但窗户上反射出灰白的光，那是院子里一盏微弱的灯的光线。她慢慢地走到窗边向外看。月亮升上了南边的树顶，她看到开花的樱桃树。如果没有雾的话，她能一直看到西面的丽芙湖。一辆没亮大灯的汽车从房前开过，慢慢地向麦塞尔的方向去了。车子可能是黑色的，也可能是红色的，看不清楚。车子开得很慢，然后在转弯处消失了。她站在窗边，等了一两分钟，或许有三分钟。然后她又回到了小房间。
“奥拉夫，”她低声说，“奥拉夫。”
他没有回答。像往常一样，他睡得很沉。她又急匆匆地走到客厅，中途撞到了摇椅的把手，把腿撞得生疼。当她走到窗边的时候，恰好看到那辆暗色的车又开了回来。它正好过了转弯处，慢慢地从客厅外的那面墙边开过。它肯定是在克努森家那儿掉的头。不过那里没有人，他们昨天晚上就回城里去了，她亲眼看到他们离开的。她听到了汽车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马达的轰鸣声、广播里发出的声音。然后，车停了下来。她听见车门打开的声音，随后就是一片寂静。她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她跑回卧室，打开灯，摇晃着丈夫。这一次，他醒了过来，但还没等他起身，他们俩就听到了一声撞击声和厨房窗户玻璃碎裂的声音。她刚跑出走廊，就闻到了刺鼻的汽油味。她打开厨房门，面前是一道火墙。整个房间都烧了起来，大概只有短短的几秒钟，地板、墙、天花板，火焰就像一头巨大的受了伤的动物那样四处流窜呻吟。她站在门口，完全无法动弹。就在流窜的火焰中，她听到了玻璃爆裂的声音。她从前从没听过这种声音。她一动不动地定在原地，热量已经让人无法忍受，好像她的脸时刻就会融化，额头、眼睛、脸颊、鼻子、嘴一路流淌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她看到了他。只有一两秒的时间，也可能是三秒。他站在窗外，像一道黑影，站在火海的另一边。他一动不动，像被定身了一样。她也是。然后，他动了，消失了。
走廊里已经都是烟。它从厨房的墙缝中透过来，弥漫到天花板，像是浓浓的雾。她找到电话，拎起听筒，拨打辛斯内斯那边英恩曼的电话。前几天村里出事之后，她就用马克笔把这个电话号码写在了一张纸上。她一边转着拨号盘拨号，一边想自己该说什么。“我是约翰娜·瓦特内里。我们的房子着火了。”
电话里什么声音都没有。
就在这时，电线短路了，保险电箱发出了一声闷响，镜子前的插座爆出火花。灯全灭了，屋里一片漆黑。她拉住奥拉夫的手，摸索着贴地朝家门的方向走去。冒着寒气的晚风被吸进房子，让火越烧越旺。他们又听到了好几声闷响。随后火焰蹿上阁楼的地板，顺着窗户蜿蜒而上。
我曾很多次想象过这场火灾。火焰等待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这样的一个夜晚，这样的分分秒秒。它们想要奔向黑暗，伸展到天空，点亮夜空，获得自由。它们确实很快就自由了。好几扇窗户同时碎裂，玻璃炸了开来。火焰完全失控了，它们在空气中伸展开来。很快，整个花园都被金色的、令人无法置信的光亮笼罩着。事后，没有人能描述这场火，毕竟除了奥拉夫和约翰娜之外没有人在现场。但我能想象出这一切。我能想象到那些靠得最近的树木距离火光越来越近。我能想象火焰如何默默汇聚，悄无声息地进入了花园。我能想象约翰娜是如何拉着奥拉夫走过了最后的五级台阶，走到草长得很高的菜地上。他们走到那棵已经老得像化石的樱桃树下，树干上覆盖着厚厚的灰色的苔藓。我能想象他们是如何穿过花园，直到走到了大马路上，她才觉得安全。他们在那里站着，看着他们从1950年搬家以来一直住着的这所房子。他们什么都没说，也什么都说不出来。或许过了一两分钟的时间，她从那里走开了。奥拉夫穿着睡衣，站在原地。在跳动的火光中，他看上去就像个孩子。他的嘴半张着，嘴唇蠕动着，仿佛想挤出一个怎么都说不出口的词。约翰娜急匆匆地穿过花园，穿过浆果树丛和几天前还开满花朵的苹果树。草地上满是露水，把她睡裙的下摆全洇湿了，水汽顺着脚踝蜿蜒而上。走上台阶的时候，她感觉从厨房传来的一阵阵热浪，冲向朝着东面的顶楼。
然后，她冲进去了。
在走廊里的时候，因为有些烟已经跑了出去，所以她还能看见通往厨房的门是关着的，通往客厅的门大敞着。她小心翼翼地往里走了几步。她的四周都在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可她还是要上楼去。每走一步她的小腹都更疼了，似乎有刀子在捅进捅出。她拉着栏杆，一步步把自己往上拖，直到来到面对阁楼的那几个房间的楼梯拐角处。她打开曾经是科勒的房间的那扇门，里面一切如常。他的床铺着白色床单，他死去后那些年一直都是这样。他的柜子还在那里，他坐过的椅子吱嘎作响。摆放的那张图片上，两个孩子在瀑布边玩耍，天使飞在他们头顶。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包也在那里，那里面装有三千克朗。它被藏在五斗橱最上面的抽屉里，里面还放着科勒的衣服。当她看到他那件前胸有个小裂口的衣服那一刻，她知道自己没有力气再走下楼了。在看到那件衬衣的时候，她就突然决定放弃。她松开手，包落到地上，然后她平静地坐到床上。她听见床垫里的弹簧在她身下发出让人安心的声音。烟从地板的缝隙中透出来，聚集，逐渐弥漫到天花板。仿佛是烟在她眼前慢慢成形，有了手臂、手、脚和模糊的脸。然后，她低下头无声地祷告，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只是反复一两句话，嘴唇微微颤动着。突然，她背后发出了一声巨响，让她一下子忘记了一切。她突然站起身，仿佛是突然回过了神一般。烟雾形成的人形消失了。这时，房间已经完全被烟雾充满，呼吸都很困难。她拿起包，从阁楼走廊走出去。她急匆匆地跑下楼梯，脸一下子撞入浓密的烟雾中。她知道衣柜里装着的衣服已经被点燃，很快就会燃起大火。她的嗓子发紧，她觉得自己快吐了，眼前的一切开始旋转。可是，她很清楚自己要从哪里出去。最后的几米路，她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她曾无数次走过这条路，所以很轻松地就找到了门。走下台阶的时候，身后的热量推着她，一下子把她推到距离房子好几米的地方。她感觉自己的肺里又充满了新鲜的、清新的、夜晚的空气。她一下子瘫倒在地。我想象着她跪在草地上，周围的火光变成了白色，又变成橙色、深红色。她低头看着草地，过了好几秒，才慢慢地找回了自己。很久，她终于站起身来。可她没看到奥拉夫，也没看到别的人。她匆匆地爬上山坡想去找邻居。他们的房子现在完全被火光照亮了。可她还没来得及敲门，邻居奥德·希维尔特森就一阵风似的下了台阶。他被火光惊醒了。她抓住他的手臂，紧紧地抓着他，或许只是为了让自己不要倒下。她觉得自己是在低声喘息，可他清楚地听到了每个字。
“我找不到奥拉夫。”
奥德·希维尔特森冲进房间去打电话，约翰娜又冲下山坡到了马路上。他们的整座房子已经完全被火焰吞没了。它越燃越高，爆裂的声音一直传到丽芙湖那边。火焰的颜色撕裂了天空，它就像是疯狂的大鸟在搏斗、挣扎，想挣脱，又无法挣脱。仅仅几分钟的时间，火焰变得更大了，可她感觉周围异常安静。我也想象过，一座在夜晚燃烧的房子，在大家反应过来前的那几分钟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安静的：只有火。房子孤独地矗立在那儿，没人能救得了它了。它被留在了那里，等待着自身的毁灭。火焰和烟直入云霄，爆裂和巨响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音乐。它恐怖，令人恐惧，让人无法理解。
可同时，它几乎是有自己的美感的。
约翰娜呼喊着奥拉夫。一声，两声，然后是四声。她听到自己的声音混杂在火焰发出的声音里，这让人觉得越发难受。树好像离房子越发近了，枝丫伸展过去，仿佛好奇又恐惧。她朝着户外厕所的方向跑去，下腹部像刀割一样疼。这种感觉就像是身体里一个脓包破裂，温热的血从里面流出来那样。奥拉夫就站在房子和谷仓之间，好像被剧烈的火光捕获了那般。他的睡衣像旗子被风吹起来，紧紧地贴在身上，虽然那里没有风，他也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当她再走近一点的时候，她才发现那是大火带来的充满威胁感的气流，这种气流冰冷，又极端炙热。她把他从那边拉走，彼此紧紧依偎着走到了马路上。就在这时，奥德·希维尔特森从坡上跑下来，他站在两位老人的边上，气喘吁吁，神色紧张。他想让他们俩离开这儿，但他们不肯走。他们就这样站着，看着房子被烧尽。没人说一个字。奥拉夫仿佛变成了石头，可他的睡衣又让他整个人显得柔软，白色的布料不动声色地从肩膀上垂落到两条手臂上。他们的脸明亮、清晰、干净，仿佛时光被突然抹去了一样。突然，靠近厨房窗户的那棵樱桃树被火烧着了。这棵树开花总是特别早，科勒总喜欢爬到它上面去。夏末的时候，它会结满果实。他们曾经和我讲过，最大的果实都会挂在最高的树枝上。火焰很快爬了上去，火焰在花朵和树枝间滑滑梯，随后整个树冠都被点燃了，发出特别的爆裂声。这时，他听到一个尖细的声音，但他分辨不出来这是约翰娜还是奥拉夫：“上帝啊！上帝啊！”
我想象着这一切。这是第八起火灾，时间是1978年6月5日凌晨1点半多。
随后，消防车到了。
在福德农场那边就能听到警笛声，甚至在更远的地方，或许在布朗德斯沃尔的大房子那里，或许更远到辛斯内斯那里他们都听到了警笛声？不是不可能，毕竟人们都能听到教堂那边的声音。不管怎样，大家都听到消防车的警笛越来越响，越来越尖，很快从丽芙湖那边的路口传过来。一路上路过屠宰场、加油站、带阳台的牧师家，路过希伦的旧校舍、卡德伯格的商店，直到瓦特内里家边的上坡那里才减速。
消防车停下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跳下车来，冲着他们跑过去。
“里面还有人吗？”他大声喊道。
“他们出来了。”奥德·希维尔特森说，但他好像没听到一样。他跑回到消防车那边，拉出好几条水管，把它们扔到地上。它们像轮子一样滚了一会儿，直到平铺在地面上。他拉开几道门，往地上扔了几把斧子，有一个消防头盔掉在了地上，不停摇晃着。之后的几秒钟，他的手垂在身体两侧，静静地站着，望着火焰。那几秒的时间，他站在奥拉夫、约翰娜和奥德·希维尔特森的旁边。他们站在一起，思考着将要发生的无法解释的事情。
很快又开来了四辆车，它们都停在了消防车后面一点的地方。车灯一熄灭，四个穿着深色衣服的人就迅速跑了过来。
“那里面可能有人。”其中一个年轻人大喊道。他穿了一件薄薄的白衬衣，就像在他精瘦的上身上鼓动的旗帜。他把两根水管接到了消防车前面那个高压水泵上，另外两根也做好了准备。就在这时候，火焰中突然发出了巨大的响声，这时地面都在震动，所有人的身体都缩了一下，仿佛一颗子弹打中了他们的肚子。有人大笑起来，但没看到是谁。奥德·希维尔特森用手臂搂住了奥拉夫和约翰娜，友好但坚持地将他们带走，朝着自己在山坡上的房子走去。这一次，他们俩跟着他走了，什么都没说。他带他们到房子里，开始找克努特·卡尔森的电话号码。克努特和妻子立马就赶来了，反正他们早就被警笛声和一片火海惊醒了。在那之后的几个小时里，他们决定在情况稳定下来之前，让奥拉夫和约翰娜住在卡尔森家的地下室。
火海把天空映照得波光粼粼，但奥拉夫和约翰娜并没有看到。光从白色变成铁锈红，慢慢接近紫色和橘黄色。这是震撼人心的场景。噼啪作响的火星从框架中跳出，轻飘飘地闪烁几秒钟，随后熄灭，消失。树上的叶子蜷缩起来。鸟儿都飞走了，它们终于挣脱了大树。火静静地燃烧，高涨的火焰直指天空。又来了几辆车，大家从车里走出来，没有关车门。他们用外套紧紧地裹住身体，慢慢地靠近火场。那些人里就有我的父亲。我想象他是开着那辆蓝色的达特桑来的。他把车停在了一段距离之外，和别人一样地走出来。但我一直想不出他当时会有怎么样的表情。我知道那一夜他在奥拉夫和约翰娜着火的房子边，可我不知道他想了什么，和谁说了话。我想象不出他的表情。
院子里满是灰。大片的灰烬在空中飘了很长时间才慢慢落到树上，落到停着的车上，安静得就像是下雪一样。两个年轻男人发动一辆摩托车离开了，其中一个人戴着头盔，另一个人没戴。
没有什么能做的。奥拉夫和约翰娜·瓦特内里的房子被烧尽了。
到最后，只有烟囱还在。天快亮的时候所有的车子都开走了，只剩下烟，如一层薄薄的、透明的雾气一样流连在花园和树木中间。克努特·卡尔森家的地下室里住进的两个人，他们除了身上穿着的睡衣外什么衣服都没有。他们还拿出了一个包，装着三千克朗的包。
四点的时候天亮了，鸟儿开始歌唱。这是一首坚强美妙的歌，闹哄哄的欢歌中还混杂着水泵运行时的嗡鸣声。大家要用到大量的水，所以他们把水管从没有道路的坡上拉到了丽芙湖里，然后用水泵将水喷出三十米高。
三个记者和几个摄影师围在火场周围。他们先和治安官克努特·科朗聊了聊，之后到卡尔森家去敲地下室的门。他们和约翰娜谈了一会儿，奥拉夫盖着毯子，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仿佛身处另一个世界。约翰娜平静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每次她给出的回答都是一致的。她说得很慢，让他们有时间来记录。他们给她拍了照片，从不同的角度拍了好多张照片。那一天，《祖国之友报》、《南方报》和《林德斯内斯报》都用了那些显得她一脸绝望的照片。她的眉毛被烧焦了，脸上满是黑烟，额头上还有个口子。她看起来就好像是从一场矿难中逃生的样子。
但除此之外，她是平静的。
所有人都离开之后，她想起自己放在镜柜前玻璃杯中的假牙，它就摆在奥拉夫的假牙旁边。这一刻，她突然意识到，没有什么镜柜了，也没有什么玻璃杯或假牙了，她和奥拉夫连牙齿都没有了。我能想象，就在这异常冰冷残酷的一瞬间，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完完全全失去了一切，包括自己的牙齿。而在那时，她的眼泪才第一次真正落下，静静地划过她的面庞。
二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有关火灾的事。最开始是我父母给我讲的，等长大之后，当我从别人那里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那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在很长时间里，这些故事对我来说是遥远的，但它可能又会突然出现在某一段谈话中，出现在报纸的封面上，或者无缘无故地就闪现在我的意识中。它跟随了我整整三十年，虽然我并不清楚地知道究竟发生过什么，或者，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曾坐在那辆蓝色的达特桑车的后座，去海沃伦的爷爷奶奶家。我们会路过那个纵火犯住过的房子。每当我们开过那里的时候，我好像有一种陌生又充满诱惑的感觉。在它之后，我们会路过斯洛戈达尔家的房子。斯洛戈达尔是克里斯蒂安桑那边来的作曲家，他还在那里担任大教堂的管风琴手。每次爸爸总会指着那座通往谷仓的老桥说：“你受洗的那天那里着火了。”那座桥在新的谷仓造起来之后就没人用了。他这么和我说，总让我觉得自己和火有着某种关联。
很多事情的详情我并不了解，所以我也从没想过自己会写一本有关火灾的书。这个题材太大，包含的内容太多，更重要的是，离我太近了。
可是，这些故事一直像一片阴影一样存在着，直到我下定决心将它们写下来。这个决定很突然。那是2009年的春天，我刚刚搬回老家的时候。
它是这么发生的：
几个星期之前，在4月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劳乌斯兰摩恩的学校阁楼里，翻着一箱子的旧课本、发黄的本子还有各种纸片。记得我当时上学的时候，这个阁楼就是乱糟糟的。我们之前有时会藏在这里。我们会偷偷地跑到地下室，从那里的楼梯上来，越过音乐教室，爬过最后几节黝黑的台阶，在冰冷的阁楼里躲着，不发出一点儿声音，等着看他们会不会发现我们不见了。
书本又冷又软，我的手指在潮湿的纸张上留下印记。它们被存放在这里大约有20年了，也可能是30年。翻了一会儿，我看到了一沓黑白照片，它们被包在塑料纸里。我一张张翻看这些照片的时候，抱有一种莫名的期待。我很快辨认出了这些脸，虽然一下子和人名还有点对不上。照片里大多数都是孩子，偶尔也有几个大人。慢慢地，我发现这些照片都是我在学校的那个时期拍的。这里面有和我一起上学的孩子，有些比我大，有些比我小，有些照片在操场上拍的，有些是在教室里，里面还出现了好几个给我上过课的老师。里面还有一个小男孩在台上唱歌的照片。他刚理过发，衬衣外面穿着一件条纹的高领毛衣。这好像是庆祝圣诞的一个活动，因为在背景里能看到装饰好的圣诞树和彩灯。男孩和好几个孩子站在一起，大家手上都拿着燃烧的蜡烛。过了大概有四五秒钟的样子，我突然意识到：
这个男孩就是我。
我看到这个男孩在舞台上站着唱歌的时候，就是一切的开始。我看到了我自己，我盯着自己的脸，好几秒钟之后才意识到这个孩子就是我。我很难解释这种感觉，但它猛烈地击中了我。好像我既明白又不明白这是自己一样。仿佛这两种感觉同时存在，让我说不清楚。它好像是我眼前看到的这一切的延伸。有关火的故事又一次窜了出来。这张照片里，我手中拿着一根细细的蜡烛，平静的火焰在我手上燃烧，就是它让我在这个6月初的晚上决定，我要试着写一个关于火的故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就这样。
三
芬斯兰第一次着火发生在1978年的5月初，那时候我还没满两个月。我出生几天后，爸爸到克里斯蒂安桑国王大街的妇产医院接妈妈和我。我被放在一个深蓝色的婴儿座椅里。他们要开车四英里回到位于芬斯兰的家。这是我第一次坐汽车。我被带到了他们在克莱伍兰的房子。当时已经下了整整两天大雪，不过在那之后就阳光灿烂，很平静。白雪皑皑的冬日会持续到西南风吹起，之后就是春天了。4月底的时候在背阴的地方还有积雪，但天确实是暖了。5月6日事情发生的时候，森林里面已经很干燥、很危险了。
四个星期之后，到6月5日午夜之前，一切都结束了。那是第十场大火之后，我受洗的第二天，圣灵降临节后的第三个星期日。很长一段时间里天气又热又潮湿，那个周日可谓是那段时间以来最热的一天。热气在房子里蒸腾，劳乌斯兰摩恩和布兰德斯沃尔那边路上的沥青都鼓了起来。不过，那天下午突然下了一场大雨，整个世界很快变得清新，仿若新生。雨停了之后，昆虫在空中飞舞，夜晚又热又宁静。
这之后就是那个最糟的夜晚了。
火灾的故事在我刚出生那几个月就给我的生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那一切的高潮就发生在我受洗那天的夜晚。
其实在那个星期天，孩子们是否能按期受洗这件事本身就很不确定了。前一天凌晨12点零7分的时候，有人看到一辆深色的汽车飞速地向教堂的方向开去。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真正开始恐慌了。那辆车朝着教堂的方向开去，随后就消失了，没人知道它去了哪里。大家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待，一分钟又一分钟。大家都害怕发生最坏的结果。大家都默默地祈祷，教堂别起火！大家都这么想。教堂别起火！虽然没人敢把这句话说出来，但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再没有比教堂起火更糟的事情了。大家都出门来站岗，不仅在教堂的周围，整个村子里都有人值守。大家站在自己房子前的台阶上，侧耳倾听。我在屋里睡着，爸爸就站在我们的棕色房子前面看守。他拿着自己的步枪，这是我爷爷留给他的，后来我还见他用过。不过，那天晚上，他的枪里没有子弹。尽管如此，不管有没有子弹，枪总是枪。重要的是，大家都出来值守了。没有人知道纵火犯是谁，谁会突然出现在黑暗里。“二战”以来，大家就没再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了。这让村子里大伙儿都想起了从前打仗的时候。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也想象着战争时候的情形。大家都是这么说的。战争又回来了。
星期一晚上，一切都结束了。奥拉夫和约翰娜家的火灾过后不到24小时。6月5号还没完全过去，午夜前的几分钟，在三个小时的审讯之后。在那之前，阿尔弗莱德已经把一个沉重的消息通知了治安官克努特·科朗。治安官当时已经和国际刑警组织还有从克里斯蒂安桑赶来的警探在布朗德斯沃尔的老市政大楼设立了联合指挥部。这个消息既沉重也让人轻松。是阿尔弗莱德去说的，不是英恩曼。尽管他大概早就想到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但到了那一天他还是没办法去说。英恩曼或是阿尔玛都做不到。阿尔玛那个时候躺在床上，完全动弹不得。
然后就是正式的逮捕，山崩似的散布消息。
午夜前的半小时，整个村子里大家开着车挨家挨户地传递着消息。有四辆警车，还有一些私家车。他们用不着敲门，因为房子门口的台阶上都有人在站岗。车子停下，或继续慢慢地开着，里面的人把头探出车窗大喊。
抓到他了！
消息就这样传开了。在深夜，大家跑到邻居家、到认识的人的家里去通知他们犯人被抓的消息。当大家讲出犯人是谁的时候，听到的人都会愣住好几秒钟，惊呆了。
他？
所有人都被通知到了，包括大教堂的管风琴手斯洛戈达尔。他藏身在自己房子边上一个隐秘的地方，手里拿着上了膛的猎枪。很久之后，他和我说起过这个夜晚。所有的一切都在明亮神圣与黑暗之间，那种特别不真实的感受。一切结束于一瞬。警察知道斯洛戈达尔在他家边上埋伏着，他的猎枪是警察给他的。他们开了很久的车到他那里去通知他。他终于可以站起身，放下猎枪，然后问：
他是谁？
约翰来到了我们在克莱伍兰的家。他站在我父母卧室外的草地上，低声叫着，直到叫醒我妈妈。他一直在喊着她的名字，直到她穿好衣服，走到门口的台阶上。他终于可以说出在当天晚上口口相传的那几个神奇字眼：
抓到他了。
这个消息迅速传向四面八方。这条新闻甚至上了挪威国家广播电视台的午夜新闻联播。是警方通知挪威通讯社的，要求他们尽快把消息传播出去，平息大家的愤怒。不过在首都广播电视台午夜播报这条消息的时候，全村的人都已经知道了。
犯人被抓住了。
所有人终于可以回到床上去。灯一盏盏熄灭，不过大家还是锁着门，好像仍无法彻底放下心来。自此之后，人们再也没能彻底放心过。
整个村子里，一家又一家恢复了平静。大家终于能好好睡觉了。第二天清晨当大家醒来的时候，会觉得这一切仿佛只是个梦。
当然，这并不是梦。
接下来的四天，《祖国之友报》用了整整三版篇幅来报道这起事件。第一个周六早晨，当村里的人们醒来的时候，发现四座房子被烧毁。《世界之路报》的头版、《日报》的头版、《南方报》的两个头版、《林德斯内斯报》的两条报道，还有《晚邮报》的一个头版和一个整版都在讲这件事情。星期六的《林德斯内斯报》上发表了对英恩曼的采访，他站在消防车边上，手扶着水泵，看不清楚他的表情。
除此之外，他们地区的报纸上也对此有报道。挪威国家广播电视台的南方频道的广播也报道了。周一晚上，在一切都结束之后，《每日新闻》里有4分钟关于这件事的报道，电视上从远处拍了安德斯和阿格内丝山上的农场。大家能看到台阶两旁的两棵树，台阶被完全毁掉，地面到处都是汽油。不过那两棵树现在还矗立在那里。我非常惊讶，三十年的时间，它们并没有长高。报道里我们能看到树叶摇晃，在墙面上落下令人不安的影子。记者先介绍了情况，治安官跟着介绍了案情。他们拍摄了瓦特内里家被火烧掉的地方：坍塌的废墟上只剩下烟囱，仿佛一棵被砍掉了所有枝丫的大树。奥拉夫和约翰娜的家只留下了废墟。有两名消防队员从旁边的马路经过。他们都没戴头盔，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长得很像冰镐的东西，好像正要去攀登冰山，另外一个人两手空空。我不认识这两个人。报道的最后还放了一段斯洛戈达尔家火灾后的遗迹，那是第十起火灾。视频里有个人孤零零地站着，往废墟上喷水，他不停地往地上洒水，就好像灰烬中有植物等待被灌溉一般。我认出了他，那是阿尔弗莱德。虽然那个时候他比现在年轻三十岁，而且背对着我。
四
夏天了，一切都变绿了，树上长出了绿叶，丁香花盛开。六月份整个月，我都在希伦那家废弃的银行里，试着把所有的事情串联在一起。我租下了那个房间，希望宁静的气氛和风景能让我更贴近自我，帮助我的写作。我孤身一人坐在那个几乎是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天空、树林和我面前丽芙湖的风景。我有一把简单的椅子、一张桌子和一盏红色的老式台灯——它是我在一个柜子里找到的。它弯着腰，好像很好奇地看着我的工作。我准备好了。我望着窗外那棵在风中摇摆的杨树。我眼前的这片风景，是我成长的地方。这里的环境影响我，塑造我，起码在某种程度让我变成了今天的样子。我望着树叶摇摆，听着它们发出的沙沙的声响，望着阴影落在树干上。我望着这里的道路，在瓦特内里那边散落着的房屋，我望着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到楼上的房间里。我望着天空，看云缓缓地从西南海面的方向飘来，我认真地观察它们是如何变化的。我望着鸟在短暂的夏天里忙进忙出，我望着那些在曾经是希维尔特·麦赛尔家花园旁的水潭边被捂了一个冬天皮肤苍白的孩子们跳入水中，我望着水池，看偶尔吹过的风吹皱黝黑宁静的湖面。
第二天，我还是这样坐着向外望，什么都没写。这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第三天我注意到岸边有一只大鸟。它单脚站在水边，低下脑袋和喙。这是一只灰鹭。我一直看着它，等待着它做点什么，往前探探头，或是至少换条腿站。但它什么都没做。直到我站起身回家，它还是一动不动，就那么站着。
日子就这样过去。有时我会面对着丽芙湖，静坐好几个小时。我尝试着动笔写点什么，可一直没成功。我锁上门，从楼一侧特意为我修的楼梯下楼，开车去几百米外的商店买东西。在气氛明亮轻松的商店里，我买了点牛奶、面包和咖啡。这种感觉挺好的，把一些简单、具体的东西，放到购物车里。有时候，我会在货架间碰到认识的人，他们快认识我一辈子了。他们认识我的父母、祖父母，他们看着我长大，看着我搬离村子，成为作家。他们很为我又搬回村子感到高兴，哪怕我一直都强调我只打算回来待一段时间。我不是回来定居的，我总是这么说。不过现在，我在这里。
夏天结束的时候，我还没开始写火灾的事情。我觉得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阻碍着我，但我说不出具体是什么。不过，我对曾经发生的事情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我还没和与这件事情有关的人谈过话。不过我看完了所有与事件相关的报纸和采访，我也看了电视上《日间新闻》的视频报道。我一遍一遍地播放它。在奥斯陆的时候，挪威国家电视台把这条古董报道刻了张DVD光碟寄给我。我第一次看它，是一个人在克莱伍兰家里的时候。我把它放入播放器，看它消失在机器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1978年夏天芬斯兰——我出生地的影像资料。三十年前，在这段报道播出的那个晚上，全挪威的目光都聚焦在这里。几秒钟后影碟机出现起始的画面，我按下播放键。很快我辨认出那个地方，虽然有些陌生，有些地方已经很不一样，但我不完全清楚不同在什么地方。是树林吗？房屋吗？道路吗？我不知道。电视机里的图像给人一种距离感，仿佛时光倒流的感觉。不过我能一下子就知道，这是我的故乡。这就是希伦——我知道的——闪闪发光的丽芙湖和今天几乎一模一样，那里有布朗德斯沃尔窄长的平原，像一条线把村子分成两半，安德斯和阿格内丝高山农场几乎完全没变样。一切该有的都在那儿，和今天我所认识的一样。镜头移动得很慢，记者在说着旁白，这种缓慢的镜头风格和记者详细的报道让这件事情显得没多少戏剧性。我们能看到起伏的森林，高远的天空、云彩，电线杆上静静停着的小鸟，微风拂过树叶。我们能看到房子、车子、被风吹起的衣服。这就像是1978年夏天里的任何一天，宁静祥和，这也可以是十年前的一天，或是十年后的一天。这是时光被冻结了的风景，我成长过程中每日所见的风景，我从未离开过的风景。似乎已经过了很久，任何时候，当我把目光从屏幕前移开，望向窗外，一切都没有改变。那些冒着黑烟的火灾现场，那些赶到现场的人，一小撮一小撮地站在废墟的旁边。好像他们还在那里：抱着孩子的妈妈，骑着自行车的少年。老人聚在一起，好像在相互扶持，免得自己倒下。那里面有个戴帽子的人，看起来很像莱内特·斯洛戈达尔，那个老牧师兼老师。他是比亚内·斯洛戈达尔——克里斯蒂安桑主教堂管风琴手的父亲。
最后的那个镜头里，站在斯洛戈达尔家边洒水的那个人是阿尔弗莱德。这是一幅简单宁静的图像：一个孤独的光头男子，头顶是天空，身后是一座被焚毁了的建筑。细细的白烟缓缓上升，被风吹散。当水喷到墙上、被烧黑的土地、被完全烧毁的屋顶上的时候，会突然发出沙沙的声响。
可能也不过是几个小时之前，他得到了着火的消息。
这段报道就这样结束了，屏幕又变成一片黑色。
我很快倒带又看了一遍，再一遍。我好像怎么都看不够，我希望能从中看到自己，或是我的爸爸，或是别的我认识的人。这也不是不可能。我知道爸爸在瓦特内里家着火的那一天也在现场，我很确定那个星期天，在我的洗礼仪式完成之后，我也去了教堂旁边奥尔加·迪内斯特尔被烧毁的农场，虽然整个过程我都在我的汽车座椅中熟睡。
五
9月的时候我完全放下了写作，去了意大利北部城市曼托瓦参加盛大的文学节。像往常一样，我在外旅行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很不安，虽然我也一直不知道这种不安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在曼托瓦一个很热的夜晚，刮起了大风。这风恐怕是从撒哈拉沙漠一直吹过来的。那天我要在城里的一个小广场——圣莱奥纳多广场做自己的读书会。我从来奥尼广场的酒店走过去。星期六晚上的8点半，到处都是欢笑的人群。狭窄的道路上，四处都是笑声、音乐声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可我却感觉自己孤独一人。我沿着埃曼努埃尔五号大道到了瓦罗帝广场，随后左转穿过一个停了长长一排小摩托车的停车场。我穿过一些无名小巷，起码我没看到任何路牌。走到阿里瓦贝内路时，我抄了一条捷径去石头教堂门前的小广场。
我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全身都湿透了。现场有好多人，因为当晚有好些作家要朗读，在我之前和之后都有。我有点紧张——每次上台之前我都会紧张。我和我的翻译打了个招呼，她五十多岁，虽然她是三十多年前在斯德哥尔摩住过，但一口瑞典语依旧讲得很流利。轮到我了。观众席一片漆黑，只有一道很亮的白光打到舞台上。天很热，风很大，吹得麦克风发出打雷一样的声音。我不知道是因为热，还是因为来自沙漠的干燥的风，还是我吃的或喝的什么东西，也可能是聚光灯。当我站在麦克风前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很不舒服，一点儿力气都没有，我的手臂变得麻木，膝盖软得几乎支撑不了我的重量。我觉得自己像要昏过去了。台子底下人脸的海洋开始浮沉。我的眼前起了一层雾，好像是很久以前那个冰冷的下午，我在波尔湖的冰上摔倒撞到脑袋时的感觉。我当时就躺在冰面上，我能感觉到后脑和背脊贴着冰冷坚硬的冰面，感觉自己就快死了。我大概会死在这里，10岁的我这么想着，一个人躺在波尔湖的冰面上。最先消失的是视力，所有的颜色慢慢都消失了，森林消失了，天空消失了，直到我什么都看不见。然后所有的声音消失了，我失去了意识。雪继续安静地落到我的脸上。现在我的感觉就和当时一样。我站在台上，面前是几百个好奇的意大利人。我突然在人群里看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最初我没想起他们是谁，但我知道我认识他们。我不明白为什么没人在我上台前和我说话，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碰到之前认识的人大家通常都会这么做的。我对不上号。突然，我看到了拉尔斯·提梅内斯，我记得他曾经住在希伦废弃的电话局里。我的目光紧紧盯着他，他站在那里显得那么小，那么虚弱。我记得他从前总是坐在房间正中的一张椅子上，整个人被电视机发出的光线照亮。然后我看到了尼尔斯，这是我在老家时的邻居，他站在舞台前，背对着我。我记忆中的尼尔斯很和善，可除此之外我也想不起别的。尼尔斯在那儿，艾玛也在那儿。以前我去探望爸爸的时候，她总是坐在养老院的走廊里盯着我看。然后，我看到了她的女儿朗希尔德。她虽然是成人，但又有点像孩子。她住在外地，每个夏天都会回家探亲，她讲起话来就像个外国人。朗希尔德在那儿，图尔也在那儿。图尔在参加完一个派对的晚上，突然在自己家后面开枪自杀了。那里还有斯蒂格。我和他一起在儿童合唱团里。我们曾经在教堂的三道彩虹下，在游泳池拿着锄头的男子图片下，还有诺德兰的养老院里唱过歌。斯蒂格突然在水里消失了，他一直沉了下去。等他们把他救上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当时斯蒂格刚刚到了变声期，现在他也站在台下。还有更多的人。特蕾莎站在那里。特蕾莎曾经给我上了一个冬天的钢琴课。她站着的时候总有一点点弓着背，微微靠着我的肩膀。现在她和别的人一起，在台下听着。还有更多的人。约恩，我爸爸的老师也在那里，他总被称为约恩老师，这样就能把他和村子里叫这个名字的别的人区分开来。我对约恩老师的记忆和打猎有关，打麋鹿的时候他总是走得比别的人早。天还黑着的时候他就出发，在狩猎开始之前在野外坐好几个小时。现在他也站在我的面前，等着我开始朗读。艾斯特也在。我们在奶奶家过圣诞节的时候，艾斯特总是会扮演圣诞老人。艾斯特的笑声会融化大家的心。艾斯特在那里。托内斯站在他边上一点点的地方。托内斯在我奶奶过世后几天就过世了，就好像他没办法离开邻居独自活下去一样。还有更多的人。有好多我认识的人，或许是我见过的人，或许是在邮局的柜台，或是在卡德伯格的商店卖明信片的架子那边，或是在游泳馆的圣诞聚会。那时大家要把所有的椅子推开，这样可以拉起四个圈围着圣诞树唱歌跳舞。虽然窗外雪花纷飞，但所有人唱着歌，脸上都是温热的。我认识他们所有人，尽管我不知道他们是谁。还有一些我从没见过的人。我知道约翰娜在那儿，奥拉夫在那儿，或许科勒拄着拐棍儿也站在黑暗的边缘，只是黑暗让我看不到他。或许英恩曼和阿尔玛也在。可能阿尔玛两条腿还是完整的，闭着眼睛抬着头。谁知道达格是不是也站在那儿。或许他插着手，站在教堂后面的台阶上，让我看不到他。
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但他们都安静、严肃、苍白、慎重地站在那儿，等着我开始朗读。
他们来这里听我朗读。
不管怎样，我努力集中了注意力，念完了我准备要念的三四页故事。我读了那个父亲从楼梯上掉下来，儿子知道自己没办法把他扶到沙发里的故事。
我读完之后，台下响起了掌声。我对此一点儿准备都没有。我念的是挪威语，现场除了我的翻译，没人能听懂一个字。但我听到了响亮、开心的掌声。它将我包裹其中，掌声和风声混杂在一起。就在这一刻，我抬起头，看到了爸爸。他站在最后面，在教堂的台阶上，身后是巨大的门。几年前我也曾看见过他。那个时候我们各自坐在自己的车上。那是个夜晚，我开车通过克里斯蒂安桑市那个空荡荡、明亮的隧道。对面来了一辆车，我从远处就知道是他。但直到我们俩的车擦身而过，我才想起来，我们都没有和对方打招呼。这一次也是这样。我们都没有和对方打招呼。我看见了奶奶也站在那儿，爷爷就站在她的后面。他们站在爸爸的右边。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笑。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我看到了他们。他们也看到了我。
第二天我打车去博洛尼亚的飞机场，我的时间很紧，出租车沿着高速路开到了每小时170公里。据说，这条路一直能通到罗马。我赶到机场刚能赶上荷兰航空公司的飞机。我在最后一排右边靠窗座位坐下的时候，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所有那些人都会跟着我一起穿越欧洲，到阿姆斯特丹的机场转机。不过，登上飞机的人里没有我认识的，所有那些已经死去的人都留在了曼托瓦广场的人群里。某种程度上，这让我觉得有点安心。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升入天空的时候，我陷入了某种迷幻的景象。我们在空中转弯，我看到了地面上的河流曲折拐弯，像是一条长蛇，房顶闪着光，看不出任何生命的迹象。我眼中只有一片平缓、铁锈色的风景。过了一会儿，飞机拉起，很快我看到阿尔卑斯山在我们身下延展开来。我想起家中所有那些等着我的报纸，一种奇异的平静甚至是愉悦感升腾起来。在面对一项既吸引人又让人觉得紧张的工作时，我时常会有这种感觉。飞机飞越博登湖时，我看到一道羽毛状的波纹划过水面。
飞在德国上空的时候，我翻阅着我的黑色笔记本。我想，似乎必须去意大利曼托瓦小城的那个广场我才能开启这个火灾故事的写作。这本笔记本自从我到丽芙湖，坐在家里盯着外面看时起，一个字都没写过。
而在这8000英尺的高空，我开始写第八起火灾的故事——它发生在1978年6月5日的深夜。火从奥拉夫和约翰娜房子的厨房烧起，把整座房子烧成了废墟。我时不时地望向窗外，看着我们身下平缓展开的大陆。博登湖缓慢地后退，消失，我的视线又回到眼前的笔记本。穿越欧洲，越过斯图加特、曼海姆、伯恩、马斯特里赫特，直到我们降落在阿姆斯特丹，我一直在写着这两个我从未谋面却感觉很熟悉的人。直到从阿姆斯特丹机场飞往克里斯蒂安桑的飞机起飞，我才真正算是把这起火灾放到了脑后。在黑暗中我们飞过了北海。我很平静地坐着，一言不发地望着窗外，看着自己的影子，看着黑暗，看着飞机下虽然看不清但知道它就在那儿的海。
六
第二天晚上我开始写作。在黑暗中穿过北海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该如何开始这个故事。
傍晚，我开车离开家，在劳乌斯兰摩恩的图书馆外的十字路口左转。大概开了四五分钟的样子，我把车停在了高耸的灰色石头墙边。这是宁静的9月的夜晚，看不到人，田野里只有牛。西边吹来微风，雨水天气正从海边往这边飘过来。雨天要来的时候我总会感觉很平静。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就如这个夜晚一样，我想要在一条长凳上躺下，舒展身体睡觉。
我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也没看到燕子的身影。或许它们已经去了南方，或许我只是在梦里见过它们在教堂上空盘旋？
那一天，我去了诺德兰的教堂看教会登记册。那本册子有皮质的书脊，上面标记了5531号。我把它借回家看。在它里面有616个名字，除了那些出生时就死亡的婴儿。他们因为没有名字，所以只有一个数字。所有人都被分配了一个坟墓的号码，所有的信息都记录在案。它就像是一张地图一样。
不过很快我发现我并不需要什么地图。我直接去了墓地，进门的右边直接是2号。我什么感觉都没有，这也有点吓人。奥拉夫和约翰娜沉睡在此。火灾发生的时候她冲进了房子到阁楼上去拿包。奥拉夫陷入了恐慌，就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第二天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他躺在克努特·卡尔森家的地下室尖叫。
我站在他们的坟墓旁，想起几天之后的那次采访。一切都已经结束，奥拉夫恢复了往日的样子。我清楚地记得他说的话：我是那么软弱。但约翰娜完全不一样。她，她是那么平静。
他是这么说的，这位老石匠。他是那么软弱。她是那么平静。
我一直待在墓地里，直到我察觉到一滴雨滴落到了头发上。距离奥拉夫和约翰娜墓穴三十步之外，我找到了英恩曼和阿尔玛的墓地，他们边上躺着达格。他们被一道用土堆成的两米的墙分割开来。他的墓碑是一块黑色的石头，比别人的略小一点，只能放下一个名字。
开车离开之前，我去了爸爸的墓地。他最后的愿望是希望能和曾祖父延斯·苏蒙德森葬在一起。我们满足了他的愿望。在教堂的记录里，这是102号墓穴。延斯在活着的时候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可他总是很平和。他失去过两个妻子、两个孩子。大家需要安慰的时候都会去找他。我觉得爸爸的心愿是想能像他一样，所以才想要和他葬在一起。
我没找到科勒的墓。教堂的记录里他应该葬在19号墓，但我没看到。19号墓已经不在了。
七
几天之后我打电话给阿尔弗莱德。我开门见山说出了我的意图。我不知道该如何委婉，我紧张的时候总是这样。他用一种放松、疏远又亲切的声音回答我。
“所有事我都记得很清楚，好像是昨天发生的那样。”他这么说。
我们大概聊了两三分钟有关火灾的事。我告诉他我在当时的电视报道上看到了他背对着镜头，在斯洛戈达尔家外的废墟上喷水的样子。他自己没看过那段视频报道，他说，6月5号晚上播放的时候，他在别的地方。
“我不知道他们拍到了我。”
当天晚上我去看望了他和他的妻子艾尔瑟。我带上了我的黑色笔记本，也可能什么都没带。这是个普通的夜晚，我大概6点多从家开车出发。不经意间，树上已经开始有了颜色：有些叶子是柠檬绿，有些是橙色，有些像是在燃烧的红色，也有一些干枯的棕色叶子被风吹落到沥青路面上。花园里，被遗忘的沉甸甸的苹果垂落枝头，玫瑰花红色的花苞，我们之前总是拿牙齿把它们分开。我记得它光滑的表皮，舌尖玫瑰的味道，那里面毛茸茸的种子就像是沉睡着的孩童。
我到的时候，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天上。
某种程度上说，阿尔弗莱德是我童年的一部分。我对他最早的记忆是在芬斯兰储蓄银行布朗德斯沃尔分行里，那是在村公所那条路的尽头。我和爸爸一起去的。我记得我们走过了一条长长的走廊，然后右拐。通常我会带着我的储蓄罐。每当我要拿钱出来的时候，就必须把它砸成碎片。每一次砸碎它我都很心疼。阿尔弗莱德是银行行长，也是芬斯兰储蓄银行的出纳员，他总是很严肃地坐在柜台后面的办公室里，总透出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他和我攒的零花钱没什么关系，所有他参加的似乎都是重要的大事。这也是我记得他的原因。邮递员也是一样。罗尔夫站着分拣信件，头都不抬一下。我记得他从邮政车里走出来分发信件和报纸的样子，就好像他这辈子只做这么一次，以后再也不会干了那样。
1978年，阿尔弗莱德是义务消防队的成员。消防队通常一共有20个人，所有人都住在离火警警报几公里的范围里。火警警报被安置在辛斯内斯消防队边上的一根柱子上，只要拉一下消防队里的一个栓，这个警报就会作响。义务消防队的成员必须住在能听到警报声的地方。除此之外，好像也再没有别的什么要求。哦，当然，你得有自己的车才能参加。毕竟消防车上只有两个座位。
消防队位于整个村子的正中心，离村里最大的房子，也就是阿尔弗莱德他们家的房子只有几百米。叫它消防队可能感觉有点误导，事实上，它不过就是一个很大的水泥车库，有一扇金属的大门，边上有扇侧门，还有一盏露天的灯。就是这样。消防队长住得很近。英恩曼是消防队长，他的太太是阿尔玛。1978年的夏天，英恩曼64岁。除了做消防队长，他还有自己的修车厂，就在马路对面。其实在芬斯兰做消防员没有什么活干。这里从来没着过大火。或许每年会有几起报警，一般就是林子里起点小火。不过在他的修车厂的外头总是挂着他的制服，一旦警报响了他就穿上它，大家都叫它“火焰服”。英恩曼和阿尔玛只有一个独子。他们是年纪很大才有的这个孩子——那时英恩曼已经过了40岁了。他们的儿子叫达格，他出生在1957年的夏天，是父母期盼了很久的孩子。达格、英恩曼和阿尔玛。他们三个人构成了一个神奇的三角。
我在艾尔瑟和阿尔弗莱德家待了很久。
他们是那么平静，那么放松。我不需要向他们解释更多我为什么来，为什么想写这些火灾的事。这对他们来说一目了然。他们之前看过我的书，我感觉他们完全信任我，觉得我一定能写好火灾的事情。他们相信我会用正确的方式来写。我听得很投入，几乎没记笔记。他们两个人很平静。所有人在讲述火灾的时候，总好像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会放低声音，缓慢地讲述，仔细地回想，让语言非常准确。我突然感觉，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好像是害怕被人发现。
“都过去那么久了，”艾尔瑟说，“这都是快三十年前的事情了。你看你都长大成人了。”她突然指了指我。
“嗯，你看，”她说，“那时候你刚出生。”她继续说下去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再看看现在的你。”
接着，阿尔弗莱德讲了整个事件。在我来之前，他已经做了些准备，他把他所有记得的事情都告诉了我。他说得很慢，很清楚，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银行家会做的事情。时不时地，他会深深吸口气。
然后再继续。
他讲完之后，有一刻寂静无声。阿尔弗莱德坐在那里，盯着我左边的一个地方，那是窗户的位置，他能从窗户里看到那条通往村公所的路。
后来，阿尔弗莱德还讲了那个把自己炸成碎片的人的故事，他的妈妈之后四处去寻找他身体的碎片，把它们装在自己的围裙里。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讲到这里的，这其实和火灾没什么关系，但某种程度上说，它也莫名地契合。阿尔弗莱德讲述的时候很平静，很克制，但这让故事更惊悚。我根本用不着记笔记，这样的故事不可能忘得掉。
在我要走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信。他们还留着一封信。艾尔瑟陪我坐在客厅，阿尔弗莱德去找。他离开的时候，艾尔瑟有点游离，沉入了自己的世界：
那么好的一个孩子。世上最好的孩子。
我觉得阿尔弗莱德很清楚地知道那封信放在哪里，因为他很快就回来了。我拿过信，艾尔瑟和阿尔弗莱德默默地坐着，等待我的反应。这是一张A5大小的纸，两面都写了字。字体有点斜，感觉有点孩子气。我带着敬畏和极端的好奇开始阅读它。等我看完的时候，我说：
“他肯定是……非常聪明的。”
“他确实是，”阿尔弗莱德说，“他是个聪明的孩子。”
就这样，我又重新读了一遍这封信，生怕漏掉什么，或是理解错了。
“你可以把它带走，”阿尔弗莱德在我第二次把它折叠起来的时候这么说，“我也用不上它。你拿走吧。”
最初我有点犹豫，不过很快我就把它放进了口袋。我不太确定该是我感谢他们，还是阿尔弗莱德该感谢我。不管怎样，最终我们什么都没说。我站起身，往窗外看了一眼。我看到外面的土地，路边的灯光。走出走廊时，我看到电视机上的墙上挂着一幅画。它是全黑的，上面有金色的字：所有的恩典。
阿尔弗莱德陪我下了楼梯，步入清凉的夜晚。他好像不希望我离开，或是他觉得他忘记了什么。可能是故事里的一个细节，或是一段重要的记忆，之前忽略了，现在突然闪现的记忆，能让所有的一切有新的意义的记忆。我们身边的森林已经全黑了。在我们坐那儿说话的几个小时里，它似乎在不断地逼近我们。森林就好像一道黑暗的、无法穿越的墙，但天空还是晴朗的，明亮的，飘着长长的、雪橇形状的云。我们走下台阶，阿尔弗莱德把我送到了车子旁边。四周只能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嘴边会冒出薄薄的、透明的哈气。然后阿尔弗莱德说：
“你真的很像你的父亲。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他是个好人，真遗憾他不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