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满洲社会经历过一场巨大变迁。我们甚至用“天翻地覆”“沧海桑田”来形容它，也不为过。
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单结束了中国这个古老国度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同时，也因为直接了结的是清朝的政治统治，它便又增加了一重意义，即终止了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满洲族人——对这个国家将近三个世纪的主宰。
老舍乃是一位出生于清末民初的满洲人（也可称作旗人）。“沧海桑田”的满洲社会变迁，对于日后成为文化人与文学家的老舍其早期民族心理的形成及走势，构成了既潜在同时又具有某些决定性的制约。可以想到的是，这些心理制约，或者明确或者隐约地，也会作用于他一生的文学活动。
一
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辛亥鼎革，其重大的政治意义与历史意义，是自不待言的。
这片国土上经历了过于漫长的封建帝制，从公元前业已肇始，其后绵亘不绝，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初叶，早已严重桎梏了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思想的追求和社会的进步。清代末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在铲除中国封建帝制、以民主与共和为理念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迅猛地发动民众，推翻了最后的封建王朝，历史功绩盖莫大焉。
封建时代在中国的寿终正寝，本是大势之所趋，历史之必然。不过，最后的王朝偏偏赶上是由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这却多少带有着某种历史的偶然性。这点偶然性，切切实实也帮了发动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些忙。在偌大一个中国，封建帝制堪称根深蒂固。这里世世代代的百姓，从来便把“忠君”与“爱国”混为一谈，普遍缺失反封建的意识与精神，是个不争的事实。意欲动员他们投身于推翻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殊非易事。新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整个中国封建势力面前所体现出来的势单力孤，是显而易见的。在当时的中国，保皇党康、梁等人要搞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尚且难以推进，要以革命手段彻底埋葬帝制，岂不更是难上加难！
教这一难题得以化解的“捷径”终于找到，那就是种族革命。清朝皇帝来自这个国家主体民族之外的一个异民族，而“尊王攘夷”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则从来就是华夏民族的正宗思想传统。要在一个主体民族人口占压倒优势地位的国家，做一番号召大民族民众通力合作推翻小民族中央政权的“种族革命”动员，则比鼓动民众一道向封建王朝举义造反，要简单和方便得多。何况此时的“大清朝”早已丧失了二三百年前的虎虎生气，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步步进逼，更让这个依旧沉溺于古典做派的颟顸帝国从内而外都呈现出“残灯末庙”的征候；再加上在“八旗生计”问题多年困扰下旗人生活的全面落寞，酿成八旗将士中相当一部分人显现出不同程度的精神蜕变以及心理异化，也为革命党人信意否定旗人提供了诸多客观依据。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民众普遍只是动情于鼓动种族革命的前八个字，而把更重要的带有民主革命性质的后面八个字轻易置于脑后。这种带有严重偏颇的策动，得到了颇为广泛的呼应。于是，“忽喇喇似大厦倾”，本已相当衰败的清政权，几乎是在顷刻之间便告息影于世间。
常识告诉人们，许多呼啸而至席卷世间的大规模历史行为，都难以避免它的两重性。由先天不足的中国资产阶级发动起来的辛亥革命亦莫能外。以往，人们多从这次革命的不彻底性上，来检讨它的先天不足，指出辛亥鼎革的结局只是做到了从形式上终结了封建王朝的存在，却未能从根本上解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这固然当属的论，但是仍嫌不够全面。因为从民族关系处理的层面来反省，辛亥革命也存在着难以突破的显见的历史局限性，留下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中国，与西方某些单一民族的国度大不一样，古来便是一个多民族共存共荣的大国，在这片国土上繁衍生息的来自不同起源的各个族群，携手创造了中华恢宏的历史与璀璨的文明。翻开中华的史册，人们注意到，由于各民族间的发展层次不同、经济方式有别、利益追求互异，千百年来的确曾经出现过相互间的不少矛盾、冲突，甚至规模化的战争；然而假如我们今天能够站得更高些去纵览史书，则会看到，不同民族之间的仇视状态，毕竟比较起彼此的相安无事太平厮守要少得多，相安相容互利互惠，历来是我国多民族交往史上的基本主题和基本事实。就以清朝入主中原而后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次空前的大一统来说，因为不同民族所处的立场及持有的价值观念有明显差异，起初委实有过一些令人痛苦的事件发生；但是，若去通观近300年的全部清史，清代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封建时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鼎盛阶段，满汉民族之间以及中华各民族之间的相处还是比较好的。[36]
然而，有道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37]，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推翻封建王朝而大做舆论准备之际，历史的某些真相被舍弃了。瓦解满人当皇帝的清政权既为当务之急，“殃及池鱼”般地株连整个满洲民族便当属难免；不仅满汉两个民族二三百年间总体上相安无事、友好相处的过程被人为地遮蔽起来，而且满洲民族为了中华而开疆拓土、保国护民的慷慨奉献的历史也被忽略，满洲人的形象一概地被丑化乃至于妖魔化。在辛亥革命的发动造势阶段，两个半世纪以前的满洲入主中原，被说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不仅中国古而有之的“夷夏之防”[38]思想与西方民族沙文主义者所标榜的“一国之内不容有二族”[39]等理论相互合流，同时，把满洲人统统诬称为“满洲贱族”[40]“逆胡羶虏”[41]“满洲鞑子”[42]“野番”[43]之类的辱骂亦不绝于耳，连当时最著名的一些政论中间，也喊出了“兴汉复仇”[44]“诛绝五百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45]的声音。这些偏离民主革命应有之义而不惜策动种族仇杀的言论，在当时的革命发动者中间至为盛行，并且确实在现实中间奏效，其结果，便是辛亥举事得到了相当多的汉族民众（包括一向怀有异端民族情绪的封建地主阶级分子以及与之声气相投的军阀势力）的大力策应。辛亥鼎革就此大功告成。
其实，辛亥革命的一些亲历者早已对个中原委有所披露。“1903年革命派就向康梁公开声明：‘……排满有二义：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庶使旧政府解体而新政府易于建立。’”“国民党元老、辛亥山西新军起义领袖阎锡山说：‘辛亥之改革，可以说不是民主主义的力量；有之，亦不过一二分，其余一半为利用时机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的力量。’”至于回顾辛亥前夜革命党人的相关言论，后来的历史学界也普遍注意到了：“许多革命者并不强调最有光辉的建立共和国和平均地权的思想，而是把排满放在第一位……他们不愿深刻揭示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阶级矛盾，而情愿用反满冲淡和掩饰这种矛盾。”“革命派中的许多志士，为了推翻清朝的统治，唤醒民族意识，激起民众的排满情绪，沿袭了清初反清志士的传统观念，宣传明亡清立即是‘亡国’。”“排满是辛亥革命思潮的主要特征。”
辛亥革命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清皇室之间签订了“清帝逊位”条约而告了结。逊清政权在大多数都市和八旗驻防重地，都是以和平的方式向民国完成了权力移交；尤其是在国家最高政权及首都控制权的平稳转移上面，更体现出清朝末代执政者识大体顾大局、对国家与民众负责的超乎寻常的政治理智，这在国内历代政权更迭之相关记录中之罕见，委实该当在中国的近代史册上留下明确的评价。
但是，就全国而言，“驱除鞑虏”口号产生了强大的激发作用，革命军与八旗军之间的仇视对立情绪未能因清帝逊位而及时化解，局部的武装冲突也没能避免，在南京[46]、西安、福州、荆州等地，上演了种族仇杀的惨剧。例如在西安，驻防“旗卒死三千余人，妇孺投井者尤众”[47]。
诸多史笔都曾经充分肯定辛亥年间所取得的革命成功，却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淡忘了一个社会事实：在清朝垮掉的同时，也连带着，完成了对于满洲这个民族的通盘否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满洲遭受了为后人难以想见的民族歧视。而作为一个此前世代以军人为铁定职业、以保国护民为基本使命的民族，满洲自辛亥年起，不仅失去了固有的谋生手段，在生计上被迅速推向了困厄与衰败的无奈境地，而且，他们还要从此担起长久而不堪的骂名。许多年里，满人不得不在惨淡的生存与肮脏的名声这样双重煎熬之下挣扎度日。
在清帝逊位前后，为了阻止动员革命时期的大量排满宣传继续在革命军中引发更多的过激举动，也为了化解旗人面临革命暴力产生的抵触恐惧心理[48]，孙中山适时地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1912年9月，他又亲自来到北京，会见满洲上层及各界旗人代表，向他们公开承诺：“政治改革，五族一家，不分种族。现旗民生计困难，尚须妥筹，务使人能自立，成为伟大国民。”“现在五族一家，各于政治上有发言权，吾意对于各种工业，应即依次改良，使各旗人均有生计，免致失业。”他的这些话语，对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八旗民众，产生了一时的抚慰作用。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沿着孙中山设计的“五族共和”蓝图前行，他的有关国内各个民族都应享有平等政治权利的主张没有得到重视，其关于妥筹旗人生计免致失业的构想更是远未得到实施。接续下来的，是袁世凯在京城上演的“加冕”闹剧，和封建军阀们围绕北京展开的无休止的割据战争，“先总理”的“天下为公”原则尽已被忽略到脑后，谁又会把“五族共和”的意念放在心里。
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情绪，并没有因辛亥年间的和平易政而稍有收敛，反而持续地风行于市。将旗人一概贬斥为“封建余孽”“亡国奴”“懒惰成性的游民”的种种说法，以及像“鞑子”“胡儿”“满狗”之类的咒骂声[49]，随处可闻。当时在京城里流播极广的一则传闻是，有个在新政底下当差的衙役问一个路人：“你是什么人？”对方说：“我是旗人。”衙役动了火，举起鞭子就抽：“什么？我们老爷才只是骑马，你竟敢骑人！”对方赶紧辩解：“我不是骑人，我是在旗呀。”衙役更加得理，高声呵斥：“你还敢再骑，那我就还得揍你！”其时，各类的读物、教科书、报刊也时常登载各式各样仇视和鄙视旗人的言论，在政府及学校等部门招收职员、教员的时候，对旗人几乎是不屑一顾；甚至于在法庭办案时，也出现了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对旗人一方严办的情况。
旗人不敢在公开场合暴露自己的族籍，成了普遍现象。本来按照旗人旧有的习俗是不习惯在各自的名字前面加上姓氏的，在此形势下，为了防备随时可能遭遇的歧视虐待，也都加冠了姓氏，假如从姓氏上头还是比较容易被认出是满洲人的，有些人也便不情愿地改用了他姓；为了寻求工作机会，不少旗人违心谎称自己是汉族人。当时，生存在南方各处的旗人，更须事事留意，防备泄露了身份遭受打骂嘲弄。[50]后来，虽然还有一部分满洲族的后裔顽强地维持着他们的民族成分，满洲所包含的人数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下降。[51]
二
老舍身为一位满洲出身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和文学家，上述历史过程均系亲历。他出生于清代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年，在庚子年的国难当中，不单是父亲悲壮殉国，自己的弱小生命也险些被冲进家里来的外国强盗一刺刀夺走。对于这些史实，他在前半生的作品中都有过相关书写。但是，对于给满洲社会带来沧桑巨变的辛亥鼎革，他却保持了几十年的一味缄默，在其前半生的大量著述中间也极少涉及。按说，辛亥年他已经12岁了，正是对社会变迁——尤其是切关自身及家庭境遇的大事变——具有鲜明记忆力的时刻，不可能对这一满洲社会的“翻天覆地”毫不上心。了解老舍精神气质的人都清楚，他从小就是个心理极度敏感的人，尤其是对于世态炎凉有着超乎常人的感受[52]；何况，他自己在成人前后的人文定位，亦与京城旗人有着绝对撕捋不开的血肉联系。那么，解释也就只能有一个，即老舍这位出身于满洲家庭的文学大家，在相当长久的人生道路上，也只能被动地选择与其同胞们相一致的“吾从众”方式，做人则要小心翼翼地遮蔽起自我的民族意识，为文则要尽可能将笔下的主题、题材、人物等等的民族属性精心“隐去”。照老舍后来的话说：“那时，我须把一点点思想，像变戏法似的设法隐藏起来，以免被传到衙门，挨四十大板。”
老舍的前半生，坚持不在广众之前谈论个人的满洲身份，也不在作品中标榜其满洲文学的创作性质，这一现象，其实既不说明他已经自愿放弃了在社会生活中间的自我民族身份认定，也不能证实他甘于绕开满洲社会的现实生存题材去做超民族写作。[53]
他来自满洲，不仅人生的第一位教师——母亲是满人，早年间对其人生曾经有过重要影响的宗月大师（刘寿绵[54]）、宝广林会长[55]等，也都是满人；在他的学生时代及最初参加工作的一些年里，所结交的几位挚友，如罗常培[56]、白涤洲[57]、董鲁安[58]、赵水澄[59]等，全都是旗人。这当然不会是偶然的，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社会上民族歧视充斥的高压事态下面，据老舍讲：“遇到一处，我们总是以独立不倚，作事负责相勉。志同道合，所以我们老说得来。”[60]
老舍一生足迹遍洒天下。而无论他生活在北京，还是生活在济南与青岛，武汉和重庆，甚至于生活在欧罗巴或美利坚，他都始终关注着北京城乃至国内各地满洲同胞们的命运。随着清朝的覆灭，北京城里本已十分贫困的下层旗人[61]，最终断绝了因职业从戎所领取的为数有限的粮饷，又一时难以学成其他的谋生手段，被饥寒裹挟与逼迫着，大批地涌入了城市贫民的生活行列。他们当中，洋车夫、巡警、艺人、工匠、小商贩，都大有人在，就是沦落风尘成了妓女的，也不乏其人。[62]青少年时代的老舍，贫困至极，与这些苦同胞们在人生遭际上面完全是休戚与共的；他在成了教育工作者及文学家不再亲临悲苦生存以后，依然是一往情深地关注着这一带有民族及历史特殊性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凄惨遭遇。熟悉老舍创作情况的读者都知道，这类含有北京城满洲血统的生活原型，曾经络绎不绝地，甚至于是没有遗漏地，被写家写到了他那些不朽的作品中，成了我国现代文学画廊上一个个令人悲悯难忘的艺术典型。
老舍的民族心理是敏感的。他在思想还并不成熟的少年时期即遭遇了辛亥鼎革，这场大事变给当时的他所留下的印象，恐怕是负面较多。那时节，旗人中间除了为数极少的具备民主革命思想的分子，表现出了愿与革命党人站在同一营垒[63]而外，旗人大众普遍还是对辛亥革命心存着恐惧抵触情绪。这也难怪，事变之先铺天盖地的“驱除鞑虏”口号已然让他们心怀忌惮，事变之后所遭受的从精神到生计方面的沉重迫压，更教他们很难跳出自身的痛苦去“积极”地理解这场社会嬗变。经历过前清“八旗生计”下面惨淡人生的下层旗人，尽管此刻挣脱了世代难以逃避的旧制度，有了难得的人身自由，却当即跌落到了吃穿彻底无着且时时遭人无端侮骂的梦魇之中，他们心间的悲情又被突然地放大了不少。“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要咱们旗人呢！想起来呀，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64]——话剧《茶馆》中的松二爷在民国初年回答别人问他“能写会算，难道找不到点事儿作？”的时候，所做的如是慨叹，正是道出了众多下层旗人的心中悲情。[65]通过《月牙儿》等小说的描写，老舍甚至于带着异常凄苦的语调，无情地嘲弄了所谓的“人身自由”，在终于获得了人身自由的旗人们看来，自由固然不是坏事情，但是如果将这自由跟濒死的冻馁捆绑在一处，这自由也便全无了价值，是任谁也消受不起的，因为，“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66]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期间，满洲人不单被矮化、丑化和妖魔化，他们还一直被指斥为最堕落的群体，好像他们人人都有腐化颓废、游手好闲、玩物丧志、醉生梦死的记录。老舍不能接受世间对自己同胞们的随意诟病。当时他的写作虽不能直接标明个中人物的满人族属，却往往透过这些人物的身份、经历、性情、举止，暗示出他们的特别来路，又在充分同情和理解的基点上，写出来他们的勤恳、善良、纯正、耿直、自尊以及侠肝义胆、凛然无惧等精神特质。翻阅一下老舍的作品，从起初的小说习作《小铃儿》的德姓小主人公[67]起始，到其后陆续发表的创作中间，像《老张的哲学》里的赵四，《赵子曰》里的春二[68]，《离婚》里的丁二爷[69]，《牛天赐传》里的赵先生[70]，《月牙儿》里的女主人公[71]，《我这一辈子》里的老警察[72]，《骆驼祥子》里的祥子[73]和小福子[74]，《大地龙蛇》里的赵兴邦[75]，《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76]，《鼓书艺人》里的方氏兄弟[77]，《龙须沟》里的程疯子……
无不呈现出依稀可辨的满人质感，尽管这些人物身上存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点甚至于性格缺陷，却都被写得那么的可亲可感，值得人们去同情和尊重。到了老舍创作的后期，中国社会在民族关系上的开放程度有所调节，老舍随即抓住时机，写出了他的话剧《茶馆》以及小说《正红旗下》的开篇部分，进一步明朗地塑造了常四爷、福海二哥等完全从正面角度展现满人历史作为的人物形象。今天的读者，读罢《骆驼祥子》，也许可以从祥子堪称惨烈的个人奋斗史中，剥离出作者老舍这样一层不欲明言的创作意图，即并非他的苦同胞们不努力、不上进、不奋斗，其失败与堕落自是别有因由。由清末到民国，北京（北平）众多的下层旗人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鲜有所终，而对这些人，来自四周最激烈的谤议，莫过于说他们是由于轻视劳动、不争气而自取绝路。老舍以《骆驼祥子》这部小说告诉人们，他的那些苦命的同胞即便如祥子者，艰辛顽强地劳作，立志自食其力，把拉车挣饭当成“最有骨气的事”去做，也照例难有稍微好一点儿的结局。祥子苦挣、苦拼、苦苦攒小钱的个人奋斗方式为社会所不容，他那种讲体面、重自尊的旗人式的人生态度，也免不了要引领着他到处碰壁，直到体面丧失殆尽，人性彻底褪掉。可怜祥子，在他的脚下，是一条永远也绕不出来的“罗圈胡同”——“无论走哪一头儿，结果都是一样的。”当我们终于明白了老舍笔下的许多或悲苦或自尊的人物都有着满洲精神文化背景的时候，大约就会更加深入地体会出作家心存的那份为自己同胞与自己民族留档、作传乃至于辩诬的意向。
满民族由清代的所谓“人上人”，一举滑落到民国年间的悲苦莫名，引起了老舍久久的思考。诚然，老舍既非政治家亦非哲人，所以他的思考有着我们今天看去仍旧免不了的一些疏漏。他很难跳出本民族正在遭难的小圈子去“放眼大局”，去主动追随时代的步履，他也不善于抽绎出客观事相的精髓，来打造思辨意识及辩证史观，所以，在相当长的生命历程上，他多少显得有些固执地选择了与本民族民众同呼吸、共进退的思维和行为路线。
民国初期，在下层的广大旗籍群众心里，是一段绝对不堪回首的过程，现实是无法抗拒也无法解释的，他们走入了极度的精神压抑中。一个颇耐寻味的情况，在民国初年的史册上被发现：凡是满洲出身的革命者，全部来自北京城之外，譬如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向应来自辽南农村，“二七”大罢工的领袖之一王俊来自京城的远郊长辛店……一座世代造就满洲英杰人物的北京城，虽然继续在文化教育等方面涌现出本民族的代代俊贤，却没有再出现较为著名的革命者。只有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满人秉承爱国传统投身民族救亡事业的志士，才又激增了起来。这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京城满人在民国初年的精神状况不佳。他们对纷至沓来的种种激进浪潮，都注意保持着距离，更愿意以旁观者的眼光来瞧一瞧。
证实老舍与自己的穷苦同胞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一致的突出事例还有，共和国创建伊始，远在美国的老舍受周恩来等人诚邀返回北京。离开美国前他曾清楚表示，归国后会采取政治上的低调姿态。然而，回到祖国未久，他却迅速转变了态度，成了一位调动多种写作手段来高歌新中国新政权的作家，比起许多始终属于左翼的作家还要积极和认真。究其原因，除了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向他表达了真诚的欢迎之外，更重要的，则在于他明明白白地看到了，旧日里凄苦万状的北京满洲下层民众，此时此刻所获得的翻身解放，以及他们那由衷的幸福和喜悦。[78]在满洲下层同胞面前一直坚持“吾从众”原则的写家，别无选择。“我是刚入了国门，却感到家一样的温暖！”“现在，我才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79]老舍表白的心声，是素朴的，真实的，他所说自己“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有些局外人曾经以为此话说得有些做作，他们不了解，实际上这话老舍是代表他的众多苦同胞说出来的。20世纪50年代前期他获得高度赞誉的作品首推话剧《龙须沟》，中间所塑造的极具个性风采的人物程疯子，正是这么一位被邪恶年头弄得疯癫怪异，而有幸赶上了共和国新社会问世而“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的下层旗人艺术家。[80]
三
让老舍的民族心理备受折磨的问题，大概莫过于自己的民族，被普遍地看成是个缺乏爱国精神、不乏卖国记录的民族。事实上，满民族从来就不曾将自己置身于中国以及中华民族之外，“我是旗人，但旗人也是中国人”[81]的观念，在他们那里，历来都是从精神到言行的基本准绳。从17世纪中期清帝国创建之日起，这个民族始终将自己的精力、热血乃至生命都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这个国家。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所辖版图空前广阔的时期。现代中国的版图，大体上是由清代奠定的。在有清一代近300年间，满洲将士为赢取和维护国家利益，请缨参战，争相建功，付出了极大的民族牺牲。尽管他们从未因自己对这个国家所付出的牺牲和所做的贡献表白过什么，他们的心里是明明白白的。[82]清代由初年到中期，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政局安定，大大小小的战事绵亘不绝，仗仗均有旗族将士的流血牺牲。至晚清之际，八旗军队战斗力大幅度下降，西方列强船坚炮利，而八旗军队却依然主要依仗着种种冷兵器作战，敌我双方实力悬殊，战局异常堪忧，然而，旗族下层官兵随时准备走向反侵略战场的意念和一心杀敌报国的勇气却照样是铁定的。像老舍父亲永寿那样，在反抗外寇入侵的民族危亡关头喋血殉国的实例，不但很多，也是在八旗族众中受到异常推崇的。
或许20世纪的满洲人老舍，还不能清晰地知道他的民族为这个国家所做的全部，但是，通过他自幼就深切感知的民族精神传统，尤其是通过他的亲生父亲在庚子年间为保卫京师而血染战场捐躯报国的活生生的现实，他必然不肯接受满洲是个没有爱国精神的民族这样的谬说。[83]老舍接受不了扣给满洲的“卖国”帽子，总是想在作品中为自己的同胞们洗去这项罪名。《四世同堂》里面凛然目敌、慨然赴死的小文夫妇，是他首次确切地知告世间，即便是那些最不愿过问时事政治的满人，也会是这等样子！对庚子年间亲身参加反侵略战争的父兄们该当作何评价，也是他一直关切的事，到他的话剧《神拳》搬上舞台，他才说：“不管剧本好坏，我总算吐了一口气，积压了几十年的那口气！”[84]我们了解，在庚子年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斗争中，京城的八旗兵和义和团曾经成为一个战斗的整体。[85]至于老舍本人，更可以称得上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十分醒目的爱国者，抗战期间他在“国家至上”原则指导下的全部表现，都是过得硬的，都给我们留下了最充分的举证。老舍在中华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一反常态”地表现出对于国家时政的超常热情和超常投入，正是他身后的那个民族——满洲——上上下下共同表现出来的鲜明民族气节的缩影。[86]
辛亥革命的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历史大动作也往往引发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它所裹挟的沉渣泛起也反映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某种实质。早在辛亥举义之前，作为革命阵营重镇的旅日激进学生群体，便出现了不少人的道德失落倾向，他们中间“有为者固多，有可疵可指之处亦不少，以东瀛为终南之径，其目的在于求利禄，而不在居责任，其尤有不屑者，则学问未事，私德先坏，其被举于彼国报章者，不可缕数。”[87]有论者认为，发表过《猛回头》和《警世钟》等政论的舆论名手陈天华，之所以后来走向蹈海自杀道路，原因之一便是出于对留日学界精神堕落的失望。[88]待到辛亥鼎革事成，果如陈天华所担忧者，不单政局极度失控，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天平也被倒置。这自然与因封建皇权崩坍而瓦解了原有的权力制衡有很大关系，此外，封建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及其政客们的贪婪本性，更利用旧秩序出局、新秩序无着的时机，在所谓“自由”“民主”的美妙幌子下，无限度膨胀。他们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有一代硕儒之称的王国维，就是在此等“礼崩乐坏”的惨状下，痛感他所珍视的文化价值观已被掀翻，才断然走向了昆明湖水。习惯于旧日社会秩序的京城满洲人，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人，恐怕这时跟王国维的感伤正相仿佛，他们也知道旧制度不好，但是，眼前的社会混乱所带来的道德观、廉耻观荡然无存，却叫人更加无奈。[89]
老舍曾经在他的作品中，通过自己同胞的口舌，不止一次发泄了这样的情绪：
报纸与宣讲所里常常提倡自由；事情要是等着提倡，当然是原来没有。我原没有自由；人家提倡了会子，自由还没来到我身上，可是我在宅门里看见它了。民国到处是有好处的，自己有自由没有吧，反正看见了也就得算开了眼。
你瞧，在大清国的时候，凡事都有个准谱儿：该穿蓝布大褂的就得穿蓝布大褂，有钱的也不行。这个，大概就应叫专制吧！一到民国来，宅门里可有了自由，只要有钱，你爱穿什么，吃什么，戴什么，都可以，没人敢管你。所以，为争自由，得拼命的搂钱；搂钱也自由，因为民国没有御史。你要是没在大宅门待过，大概你还不信我的话呢，你去看看好了。现在的一个小官比老年间的头品大员多享着点福……自然如今搂钱的也比从前自由的多。别的我不敢说，我准知道宅门里的姨太太擦五十块钱一小盒的香粉，是由什么巴黎来的；巴黎在哪儿？我不知道，反正那里来的粉是很贵。我的邻居李四，把个胖小子卖了，才得到四十块钱，足见到这香粉贵到什么地步了，一定是又细又香呀，一定！
好了，我不再说这个了；紧自贫嘴恶舌，倒好像我不赞成自由似的，那我哪敢呢！
……自由的搂钱，专制的省钱，两下里一合，你的姨太太就可以擦巴黎的香粉了。这话也许说得太深奥了一些，随便吧！你爱懂不懂。[90]
“这话也许说得太深奥了一些，随便吧！你爱懂不懂。”此语耐人寻味，老舍的笔下，可是不轻易写让读者读不懂的“深奥”话语，此处这么说，看来自是有他的特别心曲在其中。或许也可以这么看，原本世代受到封建“专制”理念严加管制的旗人民众，乍入民国的“自由”环境，眼瞧着上流社会毫无节制地突破道德底线、为所欲为、横征暴敛，感觉上极度地不适应；然而，他们难以压抑的牢骚与愤懑，却又因为自身的旗人来路而不敢公然宣泄，只好以一句“你爱懂不懂”来敷衍搪塞。
再让我们细细地品味一下话剧《茶馆》。第一幕写清末，已经是糟糕得教人目不忍睹，然而到了第二幕、第三幕，社会间的怪异丑陋，竟较比先前更甚数倍。第一幕里，刘麻子利用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倒卖人口，混得挺得意；可到了第二幕，他反倒没那么神气了，并非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有所好转，却是相反的现状叫他倒了运：“这么一革命啊，可苦了我啦！现在，人家总长次长，团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我干瞧着，摸不着门！”做老式昧心生意的刘麻子，眼光、魄力，都撵不上“社会发展”的步速，耀武扬威的乱世枭雄们成了时代新宠，丑恶凶险程度大大超过了前清权贵们，他们选姨太太的标准及一掷千金的气度，让刘麻子这路纤场老手只有干瞧瞧的份儿了，世风比刘麻子年轻那会儿益加败坏，已是昭然可见。至于第三幕，轮到小刘麻子这个纤场新人露脸了，他总结了乃父“一辈子混得并不怎样”的“教训”，溯着时代的浊流而上，勾结起炙手可热的国民党官僚，一心要创办一个把北平全城舞女、明娼、暗娼、吉普女郎和女招待全都组织起来的“包圆儿”公司，以迎合美国兵和各级官员的“需要”。小刘麻子的野心和无耻，足可以叫他那死去的父亲自叹弗如，人贩子行当的花样翻新与登峰造极，不能不说是空前恶化的时代产下的怪胎。当初老刘麻子倒卖人口，嘴边上还须给自个找点儿“冠冕堂皇”的说辞：“我要不分心，他们还许找不到买主呢！”到了小刘麻子的时代，可就敢在公众场合大讲他那缺德加野蛮的“拖拉撕”（“垄断公司”的中文译音）计划了。难怪当初有人在谈到《茶馆》时认为里头写的社会现实一幕比一幕可怕，有点儿替清朝说好话之嫌，如若这一发现不带有政治性攻击的话，其实所言还是有些切近老舍之思想幽微的。
前面已经说到，旗人老舍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哲人，因为太爱自己的民族和同胞，其思想上没能摆脱一定的倾向性，他的知世、论世与写世，有时便出于非同常人的个性维度。而他的倾向性，一旦跟他的文学天赋挂上钩，便凸现出其作品某些特殊的着眼点及艺术格调。用写家本人的话说：“……我觉得自己可笑，别人也可笑；我不比别人高，别人也不比我高。谁都有缺欠，谁都有可笑的地方。”“他一定说他是圣人，叫我三跪九叩报门而进，我没这个瘾。”[91]“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92]
老舍和他身边的满洲文化人，反感于民国时期社会性的纲常坍塌、道德失控，他们既对这类社会境况无能为力，便只能将“洁身自好”确立为处世准则。一生十分讲求节操、尊严与风骨却又很是看轻政治场面上的运作，确是老舍及其族中友人一项极为重要的自我人格定位。
四
20世纪的下半叶，中国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认了国内多民族共存的政治格局，也确认了国家奉行的各个民族政治上一律平等的原则。经过了若干年炼狱般的生存际遇，满洲这棵濒临衰枯的老树，生出了新的枝芽。
老舍对待自己的民族出身，曾经有过复杂的心绪。从一个方面看，他的民族自我认定意识是肯定的，从来没有表现出对身为一名满人无所谓的态度；他还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愿意凭借自身方方面面的努力表现，为民族增光正名。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在先前几十年的社会生活中，他又相当被动地，要面对着教他的民族心理倍感压抑的现实，老舍是个文化人，他对到处充斥着民族偏见的现实，会比一般的本民族同胞更敏感些，也更痛苦些。再者，自他跻身文坛以来，与之频繁交往的许多文艺家和社会活动家，亦多是站在辛亥过后的思想基点上看民族问题，甚至是很要好的朋友，也常向他发泄一些对满人来说不大受听的微词，更让颇有修养的老舍心有戚戚，纵使面对面亦难以辩白和反驳。他的民族自尊观念，因受到长久的折磨，只好雪藏心底。在一个长达三四十年的漫长过程中，他不肯轻易向外人、更不愿在正式场合上谈及自己的满洲出身，凡作品写到满洲题材、满洲人物的时候，也尽量不动声色，难以奢望所有读者都能从他的作品中辨认出满洲文学的属性。不过，假如以为老舍将其民族心理深埋不表，是一种自卑或者羞怯的表现，恐怕也不确切。抗战结束后，来自辽宁的满洲青年诗人丁耶，以个人的家族史作背景，写了长诗《外祖父的天下》，投到当时进步文坛上一家重要刊物《中国作家》，编委们对这部诗作的评价分歧较大，定夺不下，“最后老舍先生说，这首诗虽然不那么成熟，但感情真挚，反映了东北满人生活的特点，生活气息浓”[93]，遂使编委们被说服，该诗也获得发表。类似的能够体现老舍满洲心理的例证，还有诸多。
老舍民族心理的开放，是在他年过半百之后。进入共和国社会生活的老舍，充分注意到国家奉行的民族政策与先前不同。政府正式认定了“满族”作为共和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位置；满族的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出现在了国家级的议事场所，老舍本人就获得了这样的荣耀。随后，他又担任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在中国作家协会分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他体验到了满族地位在逐步恢复的实感。他还有机会去京郊和内蒙古等地，考察了满族群众的生活实景。让他最激动的，莫过于旧社会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一大批底层同胞，已在自食其力的人生道路上，找回了久违的自尊。老舍不再有理由掩饰个人的民族心理。他成了最令世间瞩目的满族代表人物。
当然，满族的新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在全国的知识界以至于人民群众中间大力推行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教育却被省略了，人们对国内民族历史和民族现实问题的感受和把握，还滞留在想当然的和感情用事的阶段。
为了让社会上重新了解和认识自己的民族——满族，老舍在晚年最重要的两次创作活动中，正大光明而且胸有成竹地，书写了满洲民族及其族人形象。在话剧《茶馆》里边，他写了一个很教人同情和尊重的人物，满人常四爷。在整台戏中，这是一个最少受到作者揶揄、批判的正面形象，他是由旧京旗人营垒中走出来的自食其力者。老舍毕生写了不知有多少带有满人性格血脉的人物形象，可是，直到年近花甲，他才破天荒头一回如此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刻画一个正派、淳朴、刚直、忠勇的满人。当然，老舍并不是毫不顾及社会的接受程度，不是想要一举更改世间对旗人的全部既成看法，在《茶馆》里，他如实记录了清末某些老派旗人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咒骂诋毁变法维新运动的守旧言行，也描绘了旗人中确实存在着的像松二爷那样，不乏良善本性却又缺少生存勇气的“多余之人”。作者写出常四爷形象的用意在于，一要写出旗人下层也有一批忠肝义胆的爱国者，二要写出满洲文化精神中也存在着许多有价值的质素，三要反映出从清末过来的满洲人，并不都是些坐吃等死的“窝囊废”。常四爷的文学形象，忠实地体现了直至晚清时节八旗将士中的主流仍然持守不移的爱国情操，打清朝末年他还吃着钱粮、坐得起茶馆的时候，就从心里瞧不起“吃洋教”的人物颐指气使的派头，瞧不起崇洋媚外的国人“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艺儿”，看到连鼻烟壶也得从外洋进口，他心疼“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尤其是在感觉到了国不国民不民的惨淡现状之后，他冲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这样沉痛的心里话。当局布下的侦探，以他这句话为由要逮捕他，他据实相告：“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还是没用，到底被抓去坐了牢。出狱后，为护卫国权，他当上了义和团，跟洋人刀枪相向地打了几仗。后来，大清国到底亡了，他并不伤感，他已认准了这是历史的惩罚：“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94]他一生耿介、倔强，不向恶人低头，也不向命运让步，在清廷垮台后社会上排斥满人的局面下，哪怕是靠担筐贩菜、挎篮卖花生米，照样活得腰板挺直。可是，常四爷这样一条正气凛然的硬汉子，并没有摊上稍好一点的命运，他摆脱不了邪恶年代为他预备的人生悲剧。在常四爷身上，丝毫没有传说中满人的疏懒怯懦，他总想凭着一身胆气和绝不服输的个人力量，在铺天盖地的社会阴霾间闯开生路，换来国家和个人的好前景；这样的想头却终归不能实现，黑暗社会早就张开血盆大口，等着吞噬他这样孤立无助的下层小人物，任你再豪横和不肯屈服也不成。七十多了，他还是一贫如洗，这才弄清楚：“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盼哪，盼哪！只盼谁都讲理，谁也不欺侮谁！可是，眼看着老朋友们一个个的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我呀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松二爷，我的朋友，饿死啦，连棺材还是我给他化缘化来的！他还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化了一口四块板的棺材；我自己呢？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看，遇见出殡的，我就捡几张纸钱。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我只好给自己预备下点纸钱吧，哈哈，哈哈！[95]
这一番酸楚无比的话语，出于一位黑暗世道下面行将惨死的老旗人之口，字字句句蘸着血泪。它是旧中国满洲民众凄苦莫名的告白，更是满族文学巨匠老舍为自己那些亲近而又无助的同胞们，所留下的最切肤的体认和最真诚的代言！人之将死，其言也真，一个民族原本具备着与史俱来的爱国情愫，到头来，却要它的每一个成员背负起“卖国”的弥天罪责，实乃扬四海之波也洗不清的大冤枉。常四爷在告别人生前夕已是万念俱灰，所耿耿于怀者独独是这样的一桩大事——“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这确实是满人们带着自我临终关怀性质的“天问”。
老舍的人生挚友、大文豪巴金，曾经写过一段满含深情的悼念文字。
我想起他的那句“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来爱我呢？”我会紧紧捏住他的手，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
由是，亦足见这句话实在是老舍一生中最有分量的一段话语。
继剧作《茶馆》之后，老舍又动笔开始写他有关满洲社会题材的压卷之作《正红旗下》。
远未卒篇的《正红旗下》，不但是老舍艺术的“天鹅绝唱”，更是他试图启用有生以来对本民族历史命运的全套观察思考而铸成的一部文学备忘录。《正红旗下》像一部生动异常的历史教科书，“由心儿里”剖视了清皇朝赖为基础的八旗社会，指出清末的政权已然是落花流水不可收拾，当时满民族的社会分化及精神危机，也已发展到了难以调整、必须重做大幅度变革的程度，而下层民众要冲出历史桎梏，民族要通过奋斗而赢得新生，更属于历史之必然。小说中的一应旗人人物，无论是可爱的，可敬的，可悲的，可憎的，都没有既有政治教条上面的出处，他们鲜活可感，有血有肉，向读者提供了不容置疑的真实性。作者在毫不容情地勾勒出八旗制度下面“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的满人人生无奈，剖析了“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96]悲剧的同时，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以福海二哥为代表的志在冲出历史迷宫的满洲新生力量的生成。
福海是一名跟一般旗人水乳交融的普通旗兵，是所谓“熟透了的旗人”。“没忘记二百多年来的骑马射箭的锻炼，又吸收了汉族、蒙古族和回族的文化。论学习，他文武双全；论文化，他是‘满汉全席’。”而作者笔锋一转，“惊人之笔在这里：他是个油漆匠！”这位出身于亮蓝顶子参领之家的“八旗子弟”，不怕满洲社区里旁人的讥诮和鄙视，拜师学得了一手油漆彩画的好技艺。“当二哥作活儿的时候，他似乎忘了他是参领的儿子，吃着钱粮的旗兵。他的工作服，他的认真的态度，和对师兄师弟的亲热，都叫他变成另一个人……一个顺治与康熙所想象不到的旗人。”[97]老舍在展示了这座旧营垒中某些浑浑噩噩形象之后，满怀兴奋地谈起了福海二哥的独到之处——“是的，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总会有人，像二哥，多看出一两步棋的。”[98]自食其力，在今天的人们说来是个多么自然而又令人服膺的观念，然而别忘了，即使是在清末那种“日落西山的残景里”，世代以当兵为天职者，要背着上司而偷着学点手艺为自个儿谋生，也要有超人的胆识与冒险的勇气。一个民族，在大家都已习惯了的生活轨道之外，另由个别人来辟出走向新生的蹊径，从来也不是易事。《正红旗下》的故事昭告世人，历史局限性是所有人都会面对的，主动突围并且能带动自己的民族也完成对前尘的跨越，才是真英雄。末路上的满民族是不乏这种真英雄的。如果说这个民族是在靠劳动、靠创造的路途上，最终找到了自身新的命运依托，那么，像福海二哥这样一批满人，无疑，该算是摸索这条民族新生之路的先行者了。
《正红旗下》没有写完。这是老舍生平最大的憾事之一。
旗人写家老舍，写了一辈子的文章，而对自身的民族心理，却未曾有过确切和系统的宣示。非是他不欲表达，是他得不到合适的机会。我们想要了解他的这种民族心理状况，也只能通过其大量作品字里行间的委婉书写，来用心加以解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