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实”分裂的写作 文\刘涛
肇始于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运动伴随着1980年代的终结而风流云散，当年先锋文学的风云人物也瓦解分化，各自为战。宁肯一直坚持先锋文学方向，并在小说的形式与内容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思考与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当下的社会是一个剧烈变化的社会，任何作家都无法脱离这种现实而写作。宁肯自然也敏感于时代的变化，只是他不愿以平实的方式写出自己对时代的观察与理解，于是，阅读他的小说，我们感受到的多是先锋写作的典型特征。换句话说就是：宁肯坚持着1980年代的文学观，并以之观照1990年代及新世纪以来的问题。譬如在《沉默之门》中，通过写一个昔年的大学生、记者在1990年代的尴尬经历，写出了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北京世相，其中一些细节相当精彩，但遗憾的是小说的叙事方式遮蔽了现实的光彩。也就是说，宁肯的小说写作隐含着一个问题：小说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分裂。
《天·藏》也是如此：多条叙事线索同时推进，现实与历史相互交叉，注释与正文共同喧哗，使得整部小说都洋溢着一种神秘气息。但是，我觉得《天·藏》有意义的地方不在于这里，而在于一些不经意的细节，在于一些人物无意间释放出的光芒，譬如藏族母亲流泪祈求儿子回学校读书等。基于这样的原因，我甚至认为，如果不借助先锋写作的形式，作者反而能更好地书写与呈现西藏。
《我在海边等一本书》相对简单：小说以“我”为线索，写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作家在海边的沉思与想象，写他在海边等待亚米拉·奥卡约娃的新书——奥卡约娃似乎是他的意大利知音。这篇小说也充满先锋气息，通篇以个人意识流动为主，间接言及房价等现实问题。尽管作者有意识地将小说叙述者“我”设置为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因而他的所思所想与所闻所见难免支离破碎、晦涩不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形式与内容不兼容的危机。但从深层来看，形实分裂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或者说，在阅读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形实分离带来的不适感。譬如，我们很难在“我”的现实困境与奥卡约娃的“海上之书”间发现其有机联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精神略有问题的“病人”在宁肯的小说中经常出现，譬如《天·藏》中的王摩诘，《沉默之门》中的李慢，还有本篇中的“我”。作者塑造这一类型的人物，当然有自己的独特思考。他们往往是哲学家、诗人或作家，热衷于弗洛伊德和后现代哲学，但同时他们往往也是“病人”。他们的思考与作为煞有介事，但问题在于，有时候他们连自己身心都难以摆平。如果不惮于过度阐释，这样的人物，或许可以作为时代的隐喻者加以把握。但这样的隐喻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实在值得深思。
奥卡约娃是意大利女作家，1955年生于斯洛伐克，1974年起定居意大利，其代表作有《森林之约》和《小心匹诺曹》等。《我在海边等一本书》或许有作者与她及其他意大利作家交往的影子，但这篇小说的精彩之处在于“我”拒绝了“我在海边等的这本书”，小说写道：“我一看这就不是我要等的书，更不是我经常在海中看到的文字。”为何先是等待，然后是失望和拒绝？我没有读过奥卡约娃的作品，无法猜测其具体原因。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个拒绝的姿态很重要。这或许暗示着作者重新出发的努力与可能。
坦白地讲，这个形实分裂的问题在当下的写作中有相当的普遍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作家思想资源的匮乏。我个人认为，对中国作家而言，像奥卡约娃这样的作家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就宁肯来说，透过其《天·藏》等作品，大体上可以窥见其思想资源和思想结构：以西方，尤其是后现代的哲学家为主。以这样的思想资源为支撑，自然难以理解历史的西藏与现实的西藏，自然更难以理解历史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难以理解历史的西方和现实的西方。反过来说就是，要理解中国与西方，必须跳出这个思想结构，必须突破这些思想的囚禁。
[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