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未来和谐社会的建设者将着力推动先进文化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不仅应当重视物质财富的增长，而且应当重视精神财富的积累，“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并强调：“自由地发展个性，从而不是为取得剩余劳动而压缩必要劳动时间，而是根本上要把社会的必要劳动压缩到最低限度，到那时候，才能利用为他们大家所解放出来的时间和创造出来的物质手段，使个人在艺术上、科学上和其他方面的造诣达到高度的水平。”
根据这一总体设想，马克思恩格斯展望了未来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教育、艺术等事业的发展：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在革命实践中锻炼和改造自己，主张“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在教育方面，马克思指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这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上述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和谐社会的基本理论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论述中，反复告诫人们，要把握好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坚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发展生产力，坚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消除剥削和两极分化，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重视先进文化的建设和精神财富的积累，使社会全体成员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得到丰富和提高，并且在这一进程中逐步实现每个人自身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理论逐步变成现实，研究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理论，对我们正在努力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提倡社会和谐”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但“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对其进行了积极的扬弃，使社会和谐理论由空想变成科学，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超越，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人类社会，是由现实的人所构成的社会。人，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类社会就存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的内心世界的矛盾运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出现社会分工，导致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人类社会就产生了不平等、不和谐现象。
社会和谐，就一直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和生生不息的追求。
人类社会不断文明进步，相应的是现实丑恶与日俱增。资本主义大工业造成了巨大的生产力，在它不到一百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时也形成了社会的极大不和谐，因此，人们憧憬社会和谐更加强烈。西方近代最早提出“和谐社会”概念的是19世纪初法国的沙利·傅立叶（CharlesFourier）。他认为，既然在自然体系内存在着和谐的秩序，那么同样在社会体系内也应当有和谐的秩序；人类就是为了协调与各种协作而被创造出来的生物，协作应该成为唯一的社会制度，主张组织新的理想的和谐社会。根据这一理论，他于1803年发表了《全世界和谐》一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将为“和谐制度”所代替。1827年又发表了《新世界》，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和谐制度”和“和谐制度”的基层组织“法朗吉”（phalange）。英国人罗伯特·欧文（RobertOwen），从“环境决定人的性格”的理念出发，提出了一个改造资本主义、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方案。在欧文的方案中，劳动公社是独立的经济组织和社会单位，每个公社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由农、工、商、学结合起来的大家庭”。“这种公社将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家庭，每个成员各尽所能，彼此团结互助，而公社与公社之间也用同样方式彼此往来。”劳动公社里没有工业城市，也没有独立的农村，它把城市和农村的一切优点都集中在一起，使它既有城市现代化生产和生活设施，又有农村的自然风光，成为一个城乡和谐的完美整体。并于1824年与自己的学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购置了3万英亩土地，进行建立“新和谐公社”的“新和谐共产主义移民区”试验；1839～1845年在英国进行了一次“和谐大厦”、“共产主义公社”试验，但两次试验均以失败而告终。1842年，德国人魏特林撰写了他一生中最精彩的，也是最主要的一本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在这本书中，他把资本主义称为“病态社会”，把社会主义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他说：“全体的和谐！以及在全体和谐中的每一个人的最大可能的自由！这就是我们所要努力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从现在起必须在言论和文字上加以大力宣扬的那种精神，这就是我在这个制度里所要清楚阐明的理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肯定这些天才的预见和想象。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了反动的社会主义和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但肯定了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傅立叶《论商业》一文中对资本主义商业的种种罪恶揭露得淋漓尽致，恩格斯十分重视这部著作，把它节译成德文，加了序言和跋，用《傅立叶商业的片断》为题发表。马克思赞誉威廉·魏特林所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为“天才著作”、“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些社会和谐的思想，是根据抽象的伦理道德和理性原则设计出来的，脱离了现实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正确地认识社会、揭示社会和谐的本质和发展的规律。“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因而，也不可能找到实现和谐社会的基本动力、依靠力量和正确途径，是不可能实现的。“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看不到无产阶级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力量，而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活最优裕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关于和谐社会设想的合理因素，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武器，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的秘密，指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从而找到了变革资本主义、实现社会和谐的正确道路和依靠力量即工人阶级。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基本原理，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仅仅从抽象的理性原则出发谴责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寄希望于统治者发善心、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变革蓝图的幻想，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把无产阶级仅仅看成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而把历史进步和社会更替的希望寄托于少数天才人物的局限，从而使社会和谐思想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并揭示了未来高度和谐社会的本质规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