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对外战略与时俱进，也在这方面做出了明显的回应。首先，中国关注并积极参与由国际非政府组织发起或举办的各种国际活动，共同探索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途径与对策。比如每年的世界经济论坛，我国都派出政府和非政府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以寻求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自2001年起，世界社会论坛诞生，并与世界经济论坛相伴相生，中国也积极参加了这一反思全球化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其次，中国举办各个领域的专门论坛，如全球化论坛、环境论坛、发展论坛、文化论坛等等，倾听各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及经济政治精英、宗教领袖、文化名流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意见，以促进世界和谐；再次，中国在对外关系中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对本国公民、团体在境外的权利给予关怀，把外交的视野扩大到鲜活的个人；最后，中国的公民社会在参与对外事务方面正在开始发挥作用。这既表现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已开始介入全球事务，如中国的联合国协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参加了世界社会论坛、亚洲民间社会论坛、亚欧人民论坛、世界信息峰会等各种多边民间会议论坛。中国的草根NGO参加了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尽管在与会的几千个NGO中，中国大陆仅占十几席，但毕竟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亮相）；又表现为中国公民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如公民与外长在网上的互动，民众的意愿与呼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甚至影响到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判断。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超国家中心的外交转型，这种多层次、全方位的外交，塑造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新形象。
其五，从仅仅强调社会生活的特殊性到同时承认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性。
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不仅是哲学研究的永恒课题，也是现实社会生活中始终要面对、回答、处理的问题。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讲大同、讲和谐、讲中庸，实际上更多体现着对共性的认同。但近代以来，由于国势衰微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为了反抗剥削与压迫求得民族独立与生存，中国更多地张扬着个性，即中华民族的特殊政治、经济、文化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延续了近代张扬个性的传统，并使之简单化、绝对化。这突出表现为个性与意识形态、阶级分析的结合，即张扬个性就是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就是要区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统治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在半年内影响到对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明确认同。
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于是在对外战略与对外关系中，就表现出鲜明的革命性、对抗性，与资本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水火不容。
必须指出，强调社会生活的个性、特殊性，坚守本国信奉的意识形态，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这一切并未错，也丝毫没有过时。但仅仅强调个性、特殊性已不够了，甚至应当说表现出片面性。当代人类社会生活已日益表现出更多的共同性。从共同的问题—方兴未艾的全球性问题，到共同的利益—生存与发展利益，直至共同的价值—人类共同体的观念、生态与环境文化、可持续发展观念、全球意识等等，无不凸显了这一历史指向。这无疑要求我们在维护与关注个性、特殊性的同时，要学会认同和发展共性、普遍性。对于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中国的对外战略明显表现出对共同性的认同，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在谈及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时，13次使用了“共同”这一词汇，其中最有实质性的理念是：“共同利益”、“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愿望”。尤其是向世人明确宣示：“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更具有标志性意义。
和谐世界的新理念，进一步强化了中国认同共同性的指向。中国在张扬自身的特色、本土性、民族性的同时，正在以更博大的胸怀、平和的心态审视人类文明，接纳人类文明中的一切优秀成果，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无不体现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某些共同性。如果中国不仅以其特色贡献于世界，而且在体现和实践人类共同文明成果方面同样成绩斐然，那么中国必定会享有更高的国际威望，受到世界的尊重。
其六，从斗争哲学转向合作、共处哲学。“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毛主席的这一经典论断也在很长时期里被我们简单地运用于对外关系领域，指导着中国的对外战略。实际上，唯意识形态，对现行国际秩序、国际机制的排斥、抗拒，都是这种斗争哲学的体现。与人斗争其乐无穷，与天斗争其乐无穷。反映到国际关系，就是与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斗争其乐无穷，世界只有在矛盾斗争中才能生存发展。这种斗争哲学必然导致我们用对抗性思维与政策认识和处理国际事务。今天，中国已充分认识到，对抗、斗争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在全球相互依存的时代，对话合作是更适宜的途径，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共存共荣是最理性、最现实的选择。因此，必须从斗争哲学转向合作、共处哲学，学会合作政治、共处政治。当然，同样需要强调的是，矛盾、对抗、斗争在国际事务中并未消失，当前世界的不安宁就证明了这一点。同时，斗争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仍是处理国际事务的必要手段。但是当今世界的主导倾向要求对话、合作、共处，这种历史转型，决定了中国对外战略的相应转型。
三、中国对外战略转型的意义与影响
以和谐世界新理念为标志的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无论对于中国自身，还是对于世界都有着重要意义，并产生着深远影响。
首先，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展现了中国的政治发展。按照学术界的一般见解，政治发展涉及政治制度化、组织化，政治功能的专门化与完备化，政治结构的层次与匹配，政治稳定、政治参与、政治社会化等内容。这无疑反映了政治发展的主导方面，但也存在一个重大缺欠，那就是忽略了政治发展的国际向度。确切些说：“一国政治发展的程度，除了考察政治制度、政治功能、政治稳定、政治参与等指标外，尚与其是否愿意开放本国政治，加强国际交流，自觉与国际通则接轨，从国际社会汲取养料，同时又积极向国际社会展现自己，在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努力作出独特贡献有关。一个政治不开放，对国际社会抱有疑虑甚至敌意，排斥一切与本国经济、政治、文化传统不同的事务，闭关锁国自我封闭的国家，绝不能妄言政治发展”。显然，一国政治发展的国际向度，集中反映在该国的对外战略，如果一国对外战略是开放的战略，寻求合作、对话、共赢的战略，倡导相互尊重共处共荣的战略，那么，就表明这个国家在政治上有自信心，善于交往与合作，能够履行职责，值得信任，从而表明其政治发展的成熟性。反之，一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与对外关系时，畏首畏尾，疑虑重重，无所作为，甚至以坚持对抗、被孤立为骄傲，那么，其政治发展就很难说是成熟的。总之，在全球化与相互依存时代，“只有开放的政治，与国际社会同呼吸共命运的政治，才能使本国发展获得真正的活力。而一切自我封闭孤芳自赏的政治，不仅其社会经济、政治的进步较为有限，而且不同程度地具有某种虚假性”。
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全面展现了中国日渐成熟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心态。
这种成熟性为中国政治发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也更易于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从而为中国的繁荣与进步创造了更有利的国际条件与环境。
其次，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加强了与世界的互动与合作，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一个开放的、积极参与的对外战略，必然会在国际事务中与各种类型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发生全面的互动。这样，既包括传统的国家之间的交往，也涉及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举办的各种活动，以及与跨国公司的交往。过去被视为敏感而遭忽视甚至排斥的领域，如人权、军控与裁军、传统安全等领域，现在都出现中国的身影与声音，并通过积极的、建设性的活蔡拓.政治发展研究中若干值得探索的问题［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3）.
蔡拓.政治发展研究中若干值得探索的问题［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3）.
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比如在人权问题上倡导发展权、生存权，反对多重标准；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积极斡旋，创建对话机制；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方面，倡导“绿灯制”核查机制并被采纳。这些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正义，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张及其活动，表明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参与，特别是负责任态度，从而赢得了世人的信赖与尊重。这种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反过来又会促使中国更自信、更负责地审视、处理国际事务。
再次，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有助于世界共同利益与共同意识的形成。二战以来，世界的分裂性始终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一个明显的特征。两种社会制度、两个经济体系，两种意识形态、两大社会阵营和军事集团、两个超级大国……在这种背景下，不可能谈及共同利益与共同意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外战略正是源于此种背景，并由此决定了其对抗性、排斥性、封闭性以及片面强调特殊性等特征。可以说，我们既是世界分裂性的接受者又是受害者，又是世界分裂性的坚持者和中坚力量。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顺应了全球化时代相互依存的历史潮流，相互依存使世界的共同性一面得以彰显。诚然，当今世界仍存在着分裂，全球化的非人性一面导致着世界贫富差距的扩大，国际社会的霸权与不公正滋生着暴力与恐怖主义，所以国际社会还面临着艰难的改造、完善现行国际秩序，维护和平与推进发展的任务。但是，相对于战争与革命的主题，以及世界的全面分裂而言，今天的人类社会毕竟呈现出更多、更深刻的相互联系与共同利益要求。因此，中国对世界共同性的认同，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建设性的融入，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倡导，无疑会进一步促进国际社会对上述问题的理性审视，从而在寻求共同利益，推进共同繁荣方面迈出新的步伐。
“绿灯制”：指核查须经核查执行理事会2/3多数国家表决才能进行。而美国等国家则主张“红灯制”，即核查只要在24小时内未得到核查执行理事会成员国3/4多数反对，就可立即实施核查。显然在24小时内，无法做到与52个核查执行理事会国家中3/4国家的沟通。因此，红灯制将使美国等国家拥有核查的更大自主权。
改革路径、风险状态与和谐社会治理
杨雪冬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创造多元社会主体和复兴社会主体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政治权力的退让和市场作为基础性制度的发展，从整体性社会中产生出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体，它们不仅拥有以决策权为核心的自主性，而且在相对稳定的成长过程中也不断累积着自我资本。这为现代风险状态的出现提供了主体前提，即风险是社会主体在决策和行动中产生的，而且主体拥有的自我资本越多，对风险的成本—收益计算就得越理性。然而，中国改革带来的社会变革并非线性的，而是具有强烈的时空重叠性，传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本土性、全球性与混杂性等交织在一起，造成了风险类型的多样、风险主体的多元以及风险关系的复杂。传统的自然风险与现代的人为风险不仅并存，而且在可能的条件下相互强化，不仅带来了风险的普遍化，而且不断产生着新的风险以及新的脆弱对象。因此，要应对这种复杂的风险状态，不仅需要辨别出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更要通过风险主体的主动自我变革，在尊重相互自主性的基础上形成共担风险的价值共识，构建相互负责的新型社会关系。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分析，描绘现代风险在中国的衍生过程；第二个部分重点分析中国目前面对的风险状态；第三部分针对风险状态的基本特点，提出治理风险的思路；最后是结论。
一、改革路径与风险衍生
贝克说，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因为所有有主体意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的确，风险是与人类共存的，但只是在近代之后随着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 构和特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并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景观。在现代社会，风险从来源上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风险，另一种是人为风险，但是由于自然的高度“人化”，实际上所有的风险都可以说是人为风险。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展和强度的增加，风险的种类也在不断增加，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自然风险外，还出现了制度风险（包括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生态风险以及生活风险等多种类型。这些风险按照其影响对象又可以划分为个体风险、组织风险、国家风险、社会风险、跨国风险以及全球风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