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先生在文艺的领域维护自由主义。他认为，人多少是自然需要的奴隶，脱离不掉因果律的命定，没有翅膀就不能高飞，绝饮食就会饿死，落在自然的圈套，便要受自然的限制。惟有在艺术的活动方面，人超脱了自然的限制，能把自然拿在手里来玩弄，剪裁它，重新给予它一个生命与形式。而文艺的要求是人性中最宝贵的一点，它就应有自由的发展，不应受压抑或摧残。因为，它解放可能被压抑的情感，免除弗洛伊德派心理学家所说的精神的失常；它解放人的蔽于习惯的狭小的见地，使他随时见出人生世相的新鲜有趣，因而提高他的生命的力量，不致天天感觉人生乏味。
“文字狱”在《汉语大词典》中被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分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文字狱制度是扼杀人民思想的专制制度，以清朝的文字狱最为惨烈。
清朝南侵以来，对中原民族不但在军事上予以残酷杀戮，而且在经济上大肆掠夺破坏，众所周知的便是大量炮制文字狱，大搞文化压迫。清军入关后不久，清廷就开始了对中华文化的压迫摧残。顺治二年(1645年)，江阴人黄毓祺被告发写有诗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惨遭抄家灭门戮尸，儿女发配给旗人为奴。顺治四年（1647年），广东和尚释函可身携一本记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先是被清廷严刑折磨一年，最后以私撰逆书的罪名流放沈阳。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是目无“正统”的“不赦之条”。由此清廷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这就是最早的言论审查专制。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虽杀戮了大批文人，但也还不算非常严重。最著名的要算庄廷鑨的明史案了，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其中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并不承认清朝的正统，仍尊奉明朝年号，其中还多处涉及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尚贼”、“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夷寇”等，这些都犯了清廷的大忌。
《明史辑略》事发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仍被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康熙十九年（1680年），发生了朱方旦中补说案。朱方旦是个名医，他发现了“脑”才是思想中枢，而不是传统医学认定的“心”，“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此说一发表，引起医学界极大的震撼，群起挞伐，最后他以“妖言惑众”之罪处斩，所有著作一律焚毁。他还有不少医学著作，如《中质秘录》，在这部书中会有多少超越西方医学的发现，也已经无从得知。康熙帝虽然对科学有兴趣，却也最恨他，力主一定要斩首。当时征吴三桂有功的顺承郡王勒尔锦十分尊敬朱方旦，因此极力营救，康熙帝便先革了勒尔锦，再下诏杀死朱方旦。明中叶以来的文艺和科技复兴，就被这一系列的文字狱扼杀中断了。
到了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15岁以上者连坐立斩。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
乾隆初年，文字狱曾有一段时间的停息，但是到了乾隆十六年（1751年），“伪孙嘉淦奏稿”案又揭开了文字狱死灰复燃的序幕。
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进谏著称。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民间出现了一个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奏稿，稿中的内容“五不解，十大过”，直指乾隆帝，并把当时的朝中大臣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伪稿，次年六月，伪稿流传到云南时被当局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但查来查去，涉嫌者及传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责，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严刑逼供下则认罪，松刑又复呼冤，使案情纷繁复杂，年终整个案情仍很混乱，一直没有结果。
此时乾隆帝认为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但要继续查下去也很困难。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江西巡抚鄂容安查获传抄伪稿的长淮千总卢鲁生，经军机大臣审讯，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刘守朴父子。于是将卢鲁生、刘时达父子押到北京，责成军机处进行审讯。在乾隆帝看来，伪稿一案似乎有了头绪，如不出意外，伪稿必定为卢鲁生及刘氏父子所捏造。但是又有刘守朴的幕友孔则明供出，封寄伪稿给刘时达系其代为经手，其伪稿乃得自苏州。这样一来，案情横生枝节，又陷入追不到源头的困境。
一年来，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稿，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继续追查，就将卢、刘二犯作为替罪羊。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军机大臣向乾隆帝奏报：经审讯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全属子虚。卢鲁生经反复“开导”，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实情”。这些复审及奏报，实际上皆乾隆帝授意。当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仓促了结。
伪稿遍及全国，正说明此议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然而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暗潮在全国涌起，因此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政策纵容了“诽谤”。乾隆帝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严猛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从此文字狱波澜壮阔，直到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从而查办禁书、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千古创举。
又有王锡侯，本名王侯，因怕自己的名字犯忌讳遂改名锡侯。因不满《康熙字典》为一家之言，花费十七年心血编成一部体例新颖的字典《字贯》，乾隆四十年（1775年）刊行面世。书刊出之后，被王锡侯的同乡将此书以诬蔑康熙帝的名义告官。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认为王锡侯是狂妄不法，便奏请先革去其举人，再审拟定罪。乾隆帝尚未及处理，书辗转落到和珅手中，在《字贯》序文后的凡例中，他看到康熙、雍正的庙讳及乾隆的名字同其他的字悉数开列，不禁大喜，立即向乾隆帝参劾这本书。乾隆帝大怒：“罪不容赦，应照大逆律问拟。 ”下令把王锡侯处斩，子孙六人处死，全家二十一人连坐，妻媳及未成年之子为奴；并痛斥海成办事不力，革去职务交刑部治罪，海成的上司两江总督高晋，因为难辞失察之咎，一番痛骂后受到降级留任的处分。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生员吴英拦舆献策，则被凌迟处死。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李一《糊涂词》有语“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帅相，无非糊涂”。被河南登封人乔廷英告发，经查发现举报人乔廷英的诗稿也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句，日月二字合为明，你不是谋反又是什么？检举人和被检举人皆凌迟处死，两家子孙均坐斩，妻媳为奴。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发生了贺世盛笃国策案。湖南未阳的老秀才贺世盛，多次参加科举都没及第。他平时常替别人代写词状，又把道听途说的传闻和故事之类，拉杂地拼凑出一部《笃国策》，准备写成以后上京城投献，以求贷得一官半职。因为这本书上写了批评捐官制度的意见，这就成了“妄议胡政”，贺世盛被判斩立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