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万夫人只是在所谓“官界”中获得成功。高雅女士不与她来往，但这并不是因为她那里有共和派名流。在我年幼时，凡属于保守社会的一切均成为社交风尚，因此，一个有名望的沙龙是绝不接待共和分子的。对这种沙龙的人来说，永远不可能接待“机会主义者”，更不用说可怕的“激进分子”了，而这种不可能性将像油灯和公共马车一样永世长存。然而，社会好似一个万花筒，它有时转动，将曾被认为一成不变的因素连续进行新的排列，从而构成新的图景。在我初领圣体的那年以前，高雅的犹太女士便已出入社交场合从而使正统派的女士们吃惊。万花筒中的新布局产生于哲学家称做的标准所发生的变化。后来，在我开始拜访斯万夫人家之后不久，德雷福斯事件产生了一个新标准，于是万花筒再一次将其中彩色的菱形小块翻倒过来。凡属犹太人的一切都落到万花筒的底部，连高雅女士也不例外，取而代之的是无名的民族主义者。当时，在巴黎最负盛名的沙龙是一位极端天主教徒—奥地利亲王的沙龙。
如果发生的不是德雷福斯事件，而是对德战争，那么，万花筒会朝相反的方向转动，犹太人会表现爱国热忱而使众人吃惊，他们会保持自己的地位，那样一来，就再没有人愿意去拜访奥地利亲王，甚至没有人承认去拜访过。虽然如此，每当社会暂时处于静止状态时，生活于其中的人总是认为不可能再发生任何变化，正如他们看到电话问世，便认为不可能再出现飞机，与此同时，新闻界的哲学家们对前一时期进行抨击，他们不但批评前一时期中人们的乐趣，斥之为腐朽至极，甚至还抨击艺术家和哲学家的作品，斥之为毫无价值，仿佛它们与附庸风雅、轻浮浅薄的各种表现形式密不可分。
唯一不变的似乎是每次人们都说“法国发生了一点变化”。我初去斯万夫人家时，德雷福斯事件尚未爆发，某些犹太显贵还很有权势，而其中最大的是鲁弗斯 ·以色列爵士，他的妻子以色列夫人是斯万的姨母。她本人并没有外甥那样高雅的社会交往，外甥也并不喜欢她，从未认真与她联络感情，虽然他很可能是她的继承人。然而，在斯万的亲戚当中，只有这位姨母意识到斯万的社交地位，而其他人在这方面与我们一样（长期地）一无所知。在家族中，当一个成员跻身于上流社会时 —他以为这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但在十年以后，他会看到在和他同时成长的青年中，以不同的方式和理由完成这个现象者大有人在—他在四周画出一圈黑暗区域 terra incognita ①，居住其中
① 拉丁文，未知地域。
的人对它了如指掌，而未得其门而入者虽然从它旁边走过，却不觉察它的存在，还以为是一片黑暗，一片虚无。既然没有任何通讯社将斯万的社会交往通知他的亲戚，因此，他们在饭桌上（当然在可怕的婚事以前）谈到斯万时，往往露出屈尊的微笑，讲述他们如何“高尚地”利用星期日去探望“夏尔表亲”，而且把他看做心怀嫉妒的穷亲戚，借用巴尔扎克小说的标题，风趣地称他为“傻表亲” ①。鲁弗斯·以色列夫人与众人不同，她很明白与斯万慷慨交往的是些什么人，而且十分眼红。她丈夫的家族与罗特希尔德家族一样有钱，而且好几代以来便为奥尔良王公们经营事务。
以色列夫人既然腰缠万贯，当然很有影响，并且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劝阻她认识的人接待奥黛特，只有一个人偷偷地违背了她，那就是德·马桑特伯爵夫人。那天奥黛特去拜访德·马桑特夫人，不巧以色列夫人几乎同时到来。德·马桑特夫人如坐针毡。这种人什么都做得出来，所以她竟然背信弃义地不和奥黛特说一句话，奥黛特自然不再将入侵向前推进了，何况这个阶层绝非她希望被接纳的阶层。圣日耳曼区对奥黛特丝毫不感兴趣，仍旧将她看做与有产者完全不同的、毫无修养的轻佻女人（有产者精通家谱中的每个细节，而且，既然现实生活并未向他们提供贵族亲友，他们便如饥似渴地阅读回忆录）。另一方面，斯万似乎继续是情人，在他看来，这位往日情妇的一切特点似乎仍然可爱或者无伤大雅，因为我常常听见他妻子说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话，而他却无意纠正（也许是因为对她尚
① 小说《贝姨》法文为Cousine Bette，Bete与 Bette同音。
有柔情，也许是对此掉以轻心，或者懒于帮她提高修养），这也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单纯。在贡布雷，我们曾长期被他的单纯所蒙蔽，而且就在现在，虽然他继续结交体面人物（至少为他自己着想），却不愿他们在他妻子的沙龙的谈话中占有重要地位，何况对他来说，他们的重要性确实大为减少，因为他生活的重心已经转移。总之，奥黛特在社交方面十分无知。当人们先提到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后提到她表亲德·盖尔芒特公主时，她竟然说：“噫，这些人是王公，那么说他们晋升了。”如果有谁在谈到夏尔特尔公爵时用“亲王”一词，她马上纠正说：“是公爵，他是夏尔特尔公爵，不是亲王。”关于巴黎伯爵的儿子德·奥尔良公爵，她说：“真古怪，儿子的爵位比父亲高。 ”作为英国迷，她又接着说：“这些 royalties（王族）真叫人糊涂。”有人问她盖尔芒特家族是哪省人，她回答说：“埃纳省。”
斯万在奥黛特面前是盲目的，他既看不见她教养中的缺陷，也看不见她智力上的平庸。不仅如此，每当奥黛特讲述什么愚蠢的故事时，斯万总是殷勤地、快活地、甚至赞赏地（其中可能掺杂着残存的欲念）聆听，而如果斯万本人说出一句高雅的、甚至深刻的话时，奥黛特往往兴趣索然、心不在焉、极不耐烦，有时甚至厉声反驳。人们因而得出结论说，精华受制于平庸在不少家庭中是司空见惯的，因为，反过来，也有许多杰出女性竟被对她们的睿智横加指责的蠢人所蛊惑，并且被极度慷慨的爱情所左右而对蠢人的俗不可耐的玩笑赞叹不已。说到当时妨碍奥黛特进入日耳曼区的理由，应该指出社交界的万花筒的最近一次转动是由一系列丑闻引起的。人们原来放心大胆地与某些女人交往，而她们竟被揭露是妓女，是英国间谍。在一段时间内，人们首先（至少认为如此）要求他人的是牢靠和稳定……
奥黛特代表的正是人们刚刚与之决裂又立刻拾起的东西（因为人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变，他们在新制度下寻找旧制度的继续），当然它必须换一种形式，以掩人耳目，制造与危机前的社交界有所不同的假象。但奥黛特与那个社交界的替罪羊太相似了。其实，上流社会的人是高度近视眼。他们与原来认识的犹太女士断绝来往，正考虑如何填补空白，却看见一位仿佛被一夜风暴刮来的新女人，她也是犹太人，但由于新颖，便不像在她之前的女人那样使人们联想起他们认为应该憎恶的东西。她不要求人们崇敬他们的上帝。人们便接纳了她。诚然，在我初访奥黛特家时，反犹太主义问题尚未提出，但是奥黛特与当时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东西十分相似。
至于斯万，他仍然常去拜访旧日的、也就是属于最上层社会的朋友。当他谈到刚刚拜访过什么人时，我注意到在旧日的朋友中，他是有所取舍的，而选择的标准仍然是作为收藏家的半艺术半历史的鉴赏力。某位家道中落的贵妇引起他的兴趣，因她曾是李斯特的情妇，或者因为巴尔扎克曾将一本小说献给她的外祖母（正如他买一幅画是因为夏多布里昂描写过它）。这使我怀疑我们在贡布雷时莫非是从一个谬误过渡到另一个谬误，即最先认为斯万是一位从不涉足社交的资产者，后来又认为他是巴黎顶顶时髦的人物。成为巴黎伯爵的朋友，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王公的朋友”被排外倾向的沙龙拒之门外的，不是大有人在吗？王公们自知为王公，便不追求时髦，而且自认高居于非法王族血统者之上，大贵族和资产者统统在他们之下，并且（从高处看）几乎处在同一水平上。
此外，斯万在目前的社交圈子中（他重视过去所留下的、至今仍然可以见到的名字）所寻求的不仅仅是文人和艺术家的乐趣，将不同的成分交混起来，将不同的类型聚合起来，从而搭配成社会花束，这也是他的消遣（不那么高雅）。这些有趣的（或者斯万认为有趣的）社会实验在他妻子的每位女友身上并不产生—至少不是经常地—相同的反应。“我打算同时邀请戈达尔夫妇和旺多姆公爵夫人。”他笑着对邦当夫人说，好像一位贪吃的美食家想换换调味汁的成分，用圭亚那胡椒来替代丁子香花蕾。然而，这个似乎会使戈达尔感到有趣的计划却使邦当夫人大为恼火。她最近被斯万夫妇介绍认识旺多姆公爵夫人，认为这事既使人高兴又理所当然，而对戈达尔夫妇讲述它，加以吹嘘，这构成了她的愉快中饶有兴味的一部分因素。邦当夫人希望，在她以后，她那圈子里再没有任何人被介绍给公爵夫人，正好比被授勋者一得到勋章便立刻希望将十字勋章的水龙头关上。
她暗暗诅咒斯万的低级鉴赏力，他为了实现一种无聊的、古怪的审美观，竟能在一瞬间将她对戈达尔夫妇谈论旺多姆公爵夫人时所散布的迷雾吹得一干二净。她怎敢对丈夫说教授夫妇也即将分享这个愉快（她曾吹嘘说它是独一无二的）呢？要是戈达尔夫妇明白这种邀请不是出自主人的诚心，而是为了解闷，那就好了！其实，邦当夫妇的被邀请难道不也如此吗？不过，斯万从贵族那里学到了永恒的唐璜作风，他有本领使两位微不足道的女人同时认为自己是真正的被爱者，因此，当他对邦当夫人提起旺多姆公爵夫人时，那口气仿佛邦当夫人和公爵夫人同桌进餐自然是不在话下的事。“是的，我们打算邀请公主和戈达尔戈妇，”斯万夫人在几星期后说道，“我丈夫认为这种集合可能产生有趣的东西。”如果说斯万夫人保留了“小核心”中维尔迪兰夫人所喜爱的某些习惯—例如高声说话好让所有的信徒听见—的话，那么她也使用盖尔芒特圈子所喜爱的某些语言（例如“集合”一词），她与盖尔芒特圈子并不接近，但却在远处、在不知不觉中受它吸引，正如大海被月亮吸引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