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具有严格的鉴赏力，他写的东西必须符合他的要求 —“这很温和”，因此，多年里他被看做是少产的、矫揉造作的、只有雕虫小技的艺术家，其实这严格的鉴赏力正是他力量的奥秘，因为习惯既培养作家的风格也培养作家人的性格。如果作家在思想表达方面一再地满足于某种乐趣，那么，便为自己的才能划定了永久边界，同样，如果人常常顺从享乐、懒惰、畏惧、痛苦等情绪，那么他便在自己的性格上亲自勾画出（最后无法修改）自己恶习的图像和德行的限度。
我后来发现了作家和人的许多相通之处，但是，最初在斯万夫人家，我不相信站在我面前的就是贝戈特，就是众多神圣作品的作者，我之所以如此，并非毫无道理，因为贝戈特本人（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也不“相信”。他不相信这一点，所以才对与他相差万里的交际人物（虽然他并不附庸风雅）、文人记者大献殷勤。当然，他现在从别人的赞赏中得知自己有天才，而社会地位和官职与天才相比一文不值。
他得知自己有天才，但他并不相信，因为他继续对平庸的作家装出毕恭毕敬的样子，为的是不久能当上法兰西学院院士，其实法兰西学院或圣日耳曼区与产生贝戈特作品的“永恒精神”毫不相干，正好比与因果规律、上帝的概念毫不相干一样。这一点他也知道，正如一位有偷窃癖的人明知偷窃不好，但无能为力一样。这位有山羊胡和翘鼻子的男人像偷窃刀叉的绅士一样施展伎俩，以接近他所盼望的院士宝座，以接近掌握多张选票的某位公爵夫人，但他努力不让自己的花招被谴责此类目的的人所识破，他只获得了一半成功。和我们说话的时而是真正的贝戈特，时而是自私自利、野心勃勃的贝戈特，他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大谈特谈有权有势、出身高贵或家财万贯的人，而当初那位真正的贝戈特却在作品中如此完美地描写了穷人那如泉水一般清澈的魅力。
至于德·诺布瓦先生所谈到的其他恶习，例如近乎乱伦的爱（据说还夹杂着金钱诈骗），它们显然与贝戈特的最新小说的倾向背道而驰。这些小说充满了对善良的追求，执著而痛苦的追求，主人公的任何一点欢乐都夹杂着阴影，就连读者也感到焦虑，而在这焦虑之中，最美满的生活也似乎无法忍受。尽管如此，即使贝戈特的恶习是确有其事，也不能说他的文学是欺骗，不能说他丰富的敏感性只是逢场作戏。在病理学中，某些现象表面上相似，起因却各不相等，有的是因为血压、分泌等过高过多，有的却因为不足，同样，恶习的起因可以是过度敏感，也可以是缺乏敏感。也许在真正的堕落生活中，道德问题的提出才具有令人焦虑的强度，而艺术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是从个人生活出发，而是属于一般性的文学性的答案 —对他来说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教会的大圣师们往往在洁身自好的同时，接触人类的一切罪恶，并从中获得自己个人的神圣性。大艺术家也一样，他们往往在行恶的同时，利用自己的恶习来绘制对我们众人的道德标准。作家生活环境中的恶习（或者仅仅是弱点笑柄），轻率乏味的谈话，女儿令人反感的轻浮行径，妻子的不忠，以及作家本人的错误，这些都是作家在抨击中最经常谴责的东西，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改变家庭生活的排场或者家中所充斥的庸俗情调。这种矛盾在从前不像在贝戈特时代这样令人吃惊，因为，一方面，社会的日益堕落使道德观念越来越净化，另一方面，公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想了解作家的私生活。有几个晚上，在剧场中，人们相互指着这位我在贡布雷时如此敬佩的作家，他坐在包厢深处，他的伴侣们的身份就足以为他最近作品中的观点作注脚 —或是对这观点的可笑或尖锐的讽刺，或是对它的无耻否定。
这些人或那些人对我说的话并不能使我对贝戈特的善良或邪恶知道得更多。某位好友提出证据，说他冷酷无情，某位陌生人又举一事为例（令人感动，因为贝戈特显然不愿声张），说明他很重感情。虽然他对妻子无情无义，但是，当他在乡村小店中借宿一夜时，他却守候在试图投水自尽的穷女人身旁，而且，当他不得不离开时，他给店主留下不少钱，让他别把可怜的女人赶走，让他照顾她。也许，随着大作家和蓄山羊胡的人在贝戈特身上的此涨彼落，他的个人生活越来越淹没在他所想象的各种人生的浪潮之中。他不必再履行实际义务。因为它已被想象的各种人生的这项义务所取代。同时，既然他想象别人的感情时如同自己的切身感受，所以，当形势要求他和一位不幸的人（至少暂时不幸）打交道时，他的观点不再是自己的，而是那位受苦者的；既然他从那个观点出发，于是，凡不顾他人痛苦、一心只打自己小算盘的人的语言便受到他的憎恶，因此，他在周围引起了理所当然的怨恨和永不磨灭的感激。
这个人内心深处真正喜欢的只是某些形象，只是用文字来构图和描绘（如同小盒底的袖珍画）。如果别人送他一点小东西，而这小东西能启发他编织形象的话，那么，他一谢再谢，但他对于一个昂贵的礼品却毫无感激之意。如果他出庭申辩，他斟酌字句时不会考虑它们对法官会产生什么效果，而会不由自主地强调形象—法官肯定没有看到的形象。
在希尔贝特家初次与贝戈特相遇的那天，我对他说不久前看了拉贝玛的《菲德尔》。他告诉我有一个场面，拉贝玛静立着、手臂平举—正好是受到热烈鼓掌的那一幕—这是古典杰作在她高超技巧中的巧妙再现，而她大概从未见过这些杰作，例如奥林匹斯圣殿中楣间饰上的那一位赫斯珀里得斯①，以及古代埃雷克塞伊翁寺殿 ②上美丽的贞女。
“这可能是直觉，不过我想她肯定会去博物馆的。‘判明’这一点将很有意义（‘判明’是贝戈特的常用词，有些年轻人虽然从未见过他，但也借用他的词汇，通过所谓远距离启示而模仿他说话）。”
“您是指女像柱吧？”斯万问道。
“不，不，”贝戈特说，“当然，她向奥侬娜承认爱情时，
① 法文复数的赫斯珀里得斯是希腊神话人物阿特拉斯（天的托持者）的三个女儿。
② 埃雷克塞伊翁是希腊雅典古卫城上的寺殿，上有著名的女像柱。
那姿势很像凯拉米科斯的赫盖索方碑上的图 ①，但除此以外，她再现的是一种更为古老的艺术。我刚才提到古老的埃雷克塞伊翁寺的卡里阿蒂德群像，我承认它与拉辛的艺术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不过，《菲德尔》内容那么丰富……再添一点又何妨……啊！再说，六世纪的小菲德尔的确很美，挺直的手臂，大理石雕像般的卷发，不错，她想出这些来真了不起。比起今年许多‘古典’作品来，这出戏里的古典味要浓得多。”
贝戈特曾在一本书中对这些古老的雕像进行著名的朝谒，因此，他此刻的话在我听来清楚明了，使我更有理由对拉贝玛的演技感兴趣。我努力回忆，回忆我所记得的她平举手臂的场面，我还一面想：“这就是奥林匹斯的赫斯珀里得斯，这就是雅典古卫城中美丽祈祷者雕像中的一位姐妹，这就是高贵艺术。”然而，要想使拉贝玛的姿势被这些思想所美化，贝戈特本该在演出以前向我提供思想。如果那样的话，当女演员的姿势确确实实出现在我眼前时（也就是说，当正在进行的事物仍然具有全部真实性时），我就可以从中提取古雕塑的概念。而现在，对于这出戏中的拉贝玛，我所保留的只是无法再更改的回忆，它是一个单薄的图像，缺乏现时所具有的深度，无法被人挖掘，无法向人提供新东西。我们无法对这个图像追加新解释，因为这种解释得不到客观现实的核对和认可。斯万夫人为了加入谈话，便问我希尔贝特是否让我读了贝戈特论《菲德尔》的文章。“我有一个十分淘气的女儿。”她补充说。贝戈特谦虚地一笑，
① 凯拉米科斯，雅典城古区，该区墓园中有好几座公元前四世纪的墓碑，其中有赫盖索方碑，碑上一女奴向女主人献珠宝盒。
辩解说那篇文章没什么价值。“哪里的话，这本小册子，妙极了！妙极了！”斯万夫人说，以显示自己是好主妇，让人相信她读过这本书，她不但喜欢恭维贝戈特，还喜欢赞扬他的某些作品，启发他。她的确以自己想象不到的方式给他以启发。总之，斯万夫人沙龙的高雅气氛与贝戈特作品的某个侧面，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对今天的老人来说，它们可以互作注解。
我随兴所致地谈了谈观感，贝戈特并不同意，但任我讲下去。我告诉他我喜欢菲德尔举起手臂时的绿色灯光。“啊！布景师听您这样说会很高兴的，他是位了不起的艺术家，我要把您的看法告诉他，他为这个灯光设计正十分自豪呢。至于我嘛，说实话，我不大喜欢这种灯光，它使一切都蒙在海蓝色的雾气之中，小菲德尔站在那里就像水族馆缸底上的珊瑚枝。您会说这可以突出戏的宇宙性，确实如此。不过，如果剧情发生在海神的宫殿，那么，这种布景就更合适了。是的，当然，我知道这出戏里有海神的报复。不，我并不要求人们仅仅想到波尔罗亚尔，但是，拉辛讲的毕竟不是海神的爱情呀。话说回来，这是我朋友的主意，效果强烈，而且归根到底，相当漂亮。
总之，您喜欢它，您理解它，对吧，我们对这一点的想法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他的主意有点荒诞，对吧，但毕竟别出心裁。”当贝戈特的意见与我相反时，他绝不像德·诺布瓦先生所可能做的那样，使我无言以对，沉默不语，但这并不是说贝戈特不如大使有见解，恰恰相反。强大的思想往往使反驳者也从其中获得力量。这思想本身就是思想的永恒价值的一部分，它攀附、嫁接在它所驳斥的人的精神上，而后者利用某些毗邻的思想夺回少许优势，从而对最初的思想进行补充和修正，因此，最后结论可以算是两位争论者的共同作品。只有那些严格说来不算思想的思想，那些毫无根基、在对手的精神中找不到任何支撑点，任何毗邻关系的思想，才会使对手无言以对，因为他面对的是纯粹的空虚。德 ·诺布瓦先生的论点（关于艺术）是无法反驳的，因为它是空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