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后，我向汤米诉说了自己的两难境地。“你真是个笨蛋！”他说。我们俩花了快半小时的时间来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现在有25美分在香烟贩卖机里面，另外10美分在贩卖机下面。比被抓更坏的可能就是别人进去买烟的时候拿走我们的硬币。现在也没法回头了，我们俩只能一起进去了。汤米自告奋勇去够贩卖机下面的10美分，而我的任务是小心提防着工作人员突然进来，并在汤米拿到那10美分后随时准备拉动拉杆。这次的行动进展比较顺利。汤米很快从机器下面够出了硬币，爬起来之后看也没看就直接扔进了投币口。“快拉！快！”他命令道。
我已经吓呆了。“快拉呀！”他大声喊道。
我朝着万宝路的方向拉动了拉杆。随着激动人心的“当”的一声，贩卖机吐出一盒香烟，落在取物槽里。我抓起烟就要往外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犯了个错误。汤米也发现了，“哦，不！”那语气就像刚刚目睹了一场事故。
我手里攥着的并不是气派的红白色彩盒的万宝路香烟。我在慌乱中拉错了拉杆，出来的是最近刚上市的提醒人们注意香烟危害性的一种烟，这种烟的尼古丁含量很低。没有比这更让汤米觉得羞辱了。
“纯蓝？”他深吸了一口气，“噢，天主呀！这是女孩吸的玩意儿！”这真是奇耻大辱。我使劲盯着这盒香烟，眼睛一眨也不眨，我真想把它变成男人们才吸的万宝路，就像教士们把普通的面包变成圣体。我们俩就这么一直在那儿站着，却忘了自己当时还处于危险的境地。我们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一个人来人往的走廊里，手里还握着干坏事的证据。“快把它藏起来！”汤米喊道。我把香烟顺着短裤前面直接塞到了内裤里。我们逃出大门，奔向我们的逃逸工具。 “慢点，不要跑。”我尖叫着，同时撒开两腿比谁跑得都快。千万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们拽过脚踏车，飞跑着，一脚猛地踏上车脚蹬，另一条腿利索地跨上车座。这套上车的动作是经过反复演练的，我们试验过，这是使车速从零提到每小时15英里的最快的方法。我和汤米都站在脚蹬上，用全力使劲骑，把一天的怒气全撒在车上了。直到骑过了好几个街区后，我们扭过头发现没人跟上来，才敢放慢速度。就算我选了全世界最“窝囊”的烟又怎么样！我们反正也有烟了，那些大男孩因此也可以接纳我们了，我们也算长大了。我和汤米都坐回车座上，平静地走过一个又一个熟悉的街区，这次我们没有像平常一样撒开双手或者吹口哨、大笑，心里只剩下成功后的喜悦和激动。“纯蓝，”汤米嘟囔着，仍然不敢相信，口气没有之前那么不屑了，而是有了一丝好奇，“该死的纯蓝。”
“真该死。”我说。我们俩都笑了。
从我家那儿穿过艾利大道就是一片长满高高的杂草的空地，空地后面有一节节木制楼梯直通向凯斯湖陡峭的湖岸，还有一段窄窄的沙滩。某一天，那儿可能会盖起一座豪华的医院，但是现在被房主用来存放杂物。我和汤米把这儿当成了世外桃源。这块地方绝对隐蔽，完全属于我们两个人。湖边有棵大树，树干上有个树洞，我们把孩童时代搜集起来的宝贝都藏在树洞里。早几年，那个又安全又干燥的洞里没准还藏过少女杂志和禁书，还有从大人们那儿偷来的酒和大麻。而那天，它成了收藏我们第一包香烟的绝佳处所。
我和汤米骑着车从保龄球场直奔我俩的世外桃源，把脚踏车在草丛里藏好后就来到了湖边的树洞。我们两下撕掉烟盒表面的玻璃纸，扯开箔纸，一人叼上了一根细长的烟卷。汤米给自己点着了，把火柴递给了我。我们俩吸一口，咳嗽一通；再吸一口，再咳嗽。呛得我们眼泪直流，头也昏昏的。老实说，那滋味并不比乔叔叔吸剩的那一小截幸运香烟好受，但是我们就是非要试试不可，那才酷呢。我和汤米每人吸完了一支烟，又分了一支。我们深深地陶醉其中，很自然地想起了我们在学校跟坏小子们学的脏话。
“该死的！”汤米歇斯底里地喊道：“真——该——死！”
“狗屎！”我也大声喊道：“臭——狗——屎！”
“见鬼！”汤米又喊道。
“妈的！”我又补了一句。
“狗娘养的！”
“混蛋！”
我们就这样一边一支支地吸烟，一边快乐地大声咒骂任何能够想到的脏话。喊声顺着湖水不知飘到哪儿去了。一方面我们明知道说脏话不好，但是却还忍不住想说；另一方面我们对这种无法遏制的冲动又兴奋不已。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向“圣母庇护所”的神父们和虔诚的天主教父母证明了他们给我们灌输的正统思想根本不起作用。摁灭了烟蒂，我们在手上搓了点松枝以掩盖烟味。我们穿过街道回到家，蹑手蹑脚地路过厨房，小心翼翼地经过忙着煮饭的妈妈身边，慢慢地走到楼上的卫生间。楼梯间的墙上挂着圣约翰和圣母玛丽亚的画像，他们用无比庄严的眼神盯着我们。进了卫生间我们就赶紧锁上门，往嘴里挤了点牙膏，使劲嚼了几下。我们俩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开始狂笑起来。在卫生间躲了一会儿，等尼古丁的臭味散得差不多了，我们才敢又轻手轻脚地走过妈妈的身边。看来我们并没有暴露，要是让妈妈发现有什么不对劲，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几个星期后，1967年7月的一个早晨，我们在漫天烟雾中醒来。整个底特律都笼罩在战火中。三个电视台轮番报道即时发生的暴乱，全家人也都围在电视机前，紧张地关注着外面的局势。电视上的画面触目惊心。底特律是战区，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只不过这些场景都是真的，而且就发生在我出生的城市，发生在距约翰公舍高速路半小时车程的地方。所有的街区都燃起了战火，到处是烧毁的汽车，消防员们从房顶上的枪手们手中抢下枪支，警察们在自己管辖的街区被打倒，恐慌的民众四处躲藏，寻找安全的地方。愤怒的暴徒一间一间地抢劫并焚烧商店。很快，装甲车载着一车车国民警卫兵轰隆而至，最后，连空军第82部也来到了凯斯大街。长时间以来，底特律一直都像是个火柴盒，装满了不平等和种族仇恨。而就在头天晚上，一名警察对一间业余酒吧实施搜捕——点燃了这盒火柴。
我们正聚精会神地关注电视画面上的混乱局面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温神父打来的，温神父是我母亲的弟弟，他在圣凯瑟琳大教堂做过神父，那个内陆城市教区曾经是那些波兰和意大利移民引以自豪的家园，他们初到这个城市时上班的汽车工厂，现在早已破败了。温神父说他需要帮助。他的管区现在拥堵着35个难民，绝大部分都是妇女和小孩。昨晚暴乱发生的时候，他们就涌到他门口寻求庇护。温神父和他的教徒们整夜都没合眼，在黑暗中从一间屋子爬到另一间屋子，随时提防着子弹划破窗户。他现在正忙着打电话，为难民们联系地方避难。
妈妈放下电话跟我们说：“孩子们，有人要来我们家住上几天。”我们对这个消息一点也不惊奇。我的父母都是极其有善心的人。他们所信仰的基督教信条之一就是帮助那些不幸的人，并且他们怀着传教士般的热情投身各类的慈善活动。妈妈好像总是在烹制砂锅炖菜和为不幸的家庭收集旧衣物，而爸爸则经常拉着我们小孩子去拜访那些卧病在床的人，等等。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就是陪爸爸去肺病疗养所为病人送杂志，而像这样的事他每个月都去做，并且坚持了很多年。
我的父母不止一次地把无人照料的病人带回家照顾。其中有一个神父在做完背部手术后在我姐姐的房间住了好几个星期。他们还在圣母庇护所义务参加任何想象到的工作，从换床单到领经。我父亲还常向红十字会捐献血液。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等你老了，你在意的就不是你得到了多少，而是你给予了多少。”温神父知道，只要他开口寻求帮助，我的父母就肯定不会拒绝。
一小时以后，温神父的黑色雪佛兰驶进了我家的车道，载来了满满一车的小孩。那场景十分有趣：数不清的头、四肢和身体躯干从各个角落伸出来。我真想知道他是怎么把这些小孩塞进去的。那些小孩一个个从车里挣扎着出来、站稳。他们总共有七个人，年龄从八岁到十五岁不等，每人手里都抓着一个薄薄的纸袋，那里面装着他们那点可怜的行李。他们安静地在车道上站着，看我们的神情就好像我们是异类。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猜想我们对他们而言就是异类。即使是在他们居住的社区被烧毁之前，他们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会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宽敞的大房子，公园一样的草坪，成荫的树木，还有湖和一直延伸到街道的湖滩。玛丽乔、蒂姆、迈克尔和我也用同样迷惑的、带点怀疑的眼神盯着这群小孩。那架势就好像是目睹了一架飞碟降落在我家的车道上，然后从里面走出了一群火星人。
这些小孩来自两个家庭，一个波多黎各家庭和一个波兰移民家庭。他们显然又穷又脏，穿着不合体的旧衣服。这些不速之客看起来都带着市井气，他们每一个，包括小的，都像是那种“惹我你就死定了”的难缠角色。汤米·卡伦和我都自认为我们是属于那种很难对付的，因为我们吸烟、说脏话。而那一刻我却意识到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根本就不算厉害的，我们只是躲在父母温暖翅膀下却假装自己很强硬的城里小孩。这些家伙才是真的难对付呢。直到那天，我才有了一点模糊的认识：原来在底特律真的有一些地方，存在着满目疮痍的贫穷和无助。在此之前，港丘就是我了解的整个世界，我所知道的就是夏天要上游泳课和骑马课，还有就是想方设法偷偷地吸烟。我们坚信自己是中产阶级——虽然我们仅仅拥有一辆车和一台黑白电视机。但是，我能从这些小孩的脸上读出来：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不折不扣的上层人家，而他们自己则像是被空降到了奥兹仙境。
就在我们双方互相打量的时候，妈妈先打破了沉寂：“好啦！大家都下游泳池吧！然后到湖里去。大热天的怎么能不下水呢！”她指挥着男孩子们到车库换衣服，女孩们则先上楼去。直到后来我才清楚她让我们游泳的用意，她是想找个借口给他们洗洗脏衣服，而直接说又怕伤他们的自尊。下到湖滩上，那些城里小孩都紧张地看着湖水，不敢下水。这时候的他们看起来似乎也没那么
难以接近了。他们好像都挺害怕的，一直以来都带给我无限乐趣的湖水此时此刻对他们而言成了可以致命的威胁。他们中间没一个人会游泳。幸好我家那一小段凯斯湖坡度没那么陡，往深处蹚几尺远也不会没过腋窝，即使游到最深的地方水也就刚刚能没过一个十岁小孩的头顶。很快，我们就在浅水区打闹嬉戏，互相泼水，笑成一团。阳光洒在我们湿漉漉的皮肤上，在这一刻，任何阶级的划分都烟消云散，而我们，只是一群贪婪地享受夏日阳光的孩子。
我们的房子总共有三间卧室。姐姐自己独占最小的一间，我和哥哥们住在大一点的一间卧室。等我们在水里玩够了，妈妈就已经把我和哥哥的房间改成了女生宿舍。晚上，爸爸下班回来后，在后院给我们支起了平时野营用的篷式挂车，这便成了男生宿舍。
战事持续了五天五夜，也没有要停的意思。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四十五人。前来避难的小孩们一直都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小心翼翼地靠近，渐渐成了朋友。有个叫里奥的男孩和我差不多大，我们俩很快熟络起来。我们一起游泳，一起骑车，一起溜到购物广场闲逛。汤米和我还带他去看了我们藏“纯蓝”牌香烟的秘密树洞。里奥很会吸烟，包括 “吞烟”。他给我们示范如何把烟深深地吸到肺里，保持几秒不动，然后再从鼻孔里面呼出来。我和汤米都觉得这一招太酷了，足可以用来在大孩子面前炫耀了。不过那种头晕目眩、胃里翻江倒海的滋味也着实不好受。
里奥还会一个我做梦都想拥有的绝招，那就是画画的天赋。我随便跟他说一个卡通人物形象，他就能马上画出来，而且画得惟妙惟肖，令人啧啧称奇。像超人、蝙蝠侠、闪电侠戈登、美国队长之类的，他都能画出来。另外，他还会照着《周日漫画》上面的南希、甲虫贝利和德哥伍德的形象画出一模一样的画。而我也就会画一些简笔画。我惊叹于他拥有如此的才能，尤其在我知道他这手艺完全是自学的之后，我就更佩服他了。我成了他的忠实粉丝和学生。我记得他总是说：“这太简单了，你就看着那些线条，然后照着画就行了。”在他的教导下，我已经能画一些简单的卡通人物。而里奥也总是宽慰我：“我早就跟你说没那么难了，你只要照着画就行了。”
我们小孩子们整天忙着游泳、吸烟和画画，而妈妈则忙着干活。她成了“全职妈妈”，整天端着午餐吃的金枪鱼三明治或者晚餐吃的大号盘装的面条和炖菜来回奔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