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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演出事故之后，节节她爸爸就不是一个拉幕的工人了。他变成了一个卖服装的个体户。老一代的北京个体户承受过许多额外的轻蔑，也保有着一份额外的尊严。就拿“名号”来说吧，他会分别用两个词来称呼自己。如果有人一口咬定他“发了”，他会谦虚地说：“不就是一练摊儿的么，能挣几个钱。”而要是真管他叫“练摊儿的”，他便会气呼呼地纠正对方：
“报纸上管我叫青年改革家。”
“改革家”就配得上妈妈这个“艺术家”了吗？爸爸一定是在跟妈妈较着劲呢——他要用实实在在的好处堵住妈妈的嘴：不准鄙视你男人！
生活果真正在迅速地改善。凭着几个起早贪黑的辛苦钱，爸爸还真的攒出了“东芝”电视机、“西铁城”手表、“理光”照相机和“健舞”录音机。后来他甚至推回来一辆“雅马哈”摩托车——之所以是推回来的，是因为还没学会骑呢。
那几天，他天天都要推着摩托车在剧团里走一圈，还把“健舞”录音机挂在车把上，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曲歌来一片情。他对围观的群众说：“我要从掌握平衡练起。”
这样大张旗鼓地走街转巷，势必会吵到别人。如果有人抗议，爸爸的兴致就更高了：“被别人嫉妒的感觉真好啊。”
而等到他真的会骑摩托车的时候，又突发奇想地把发型给换了——梳了个大背头。这样一来，当别人问他“快不快”时，他就可以证据确凿地指着脑袋说：“真是风驰电掣啊，头发都吹到后面去了。”
这些行为，表面上是展现给街坊四邻看的，其实还是朝着妈妈来的。他等着妈妈的一句“你真行。”可是妈妈偏就视而不见。她照常每天做她的饭、练她的功。有一次爸爸缠着她，非让她一起看录像机放映的“米老鼠和唐老鸭”，她索性皱起眉头：“你浅薄不浅薄？”
不仅在家这样，如果外面有人对妈妈说：“你们家那口子有本事啦。”她也会说：“你们见过蹬着板儿车上货的改革家吗？”弄得爸爸很丧气。
妈妈认准了这个逻辑：上不了台的艺术家也是艺术家，买了摩托车的个体户也是个体户。尽管当初声讨爸爸的时候，她也拿“当了老板”的人来刺激他，但她其实很瞧不上这种人。“个体户”和“老板”这样的词汇，在她心里永远和低俗、无聊有关，甚至和道德败坏有关。每当电视里声讨“不法商贩”的时候，她就会真心地皱起眉毛，好像被戳到了心里去。
她所佩服的是团里的一些“知识分子”，比如编剧、作曲家和乐队指挥。和那些人说话的时候，她就像一个勤奋的好学生。
对节节更是这个口径：“你得好好念书。不念书将来就跟你爸一样。”
这样忘本，这样容易被臭老九所蒙骗，这个态度就让爸爸很委屈。而且练摊儿实在是很累的，需要抱着蛇皮袋在火车上蹲两天两夜，需要早上六点就到西单劝业场支篷子码货，还要为了一块钱的利润管小姑娘叫“大姐”，管老太太也叫“大姐”。没过多久，爸爸就显出疲于奔命的架势，有时候回家连脸都没力气洗，直接歪在沙发上就流口水了。人家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老婆孩子。可是老婆一点瞧得上的意思也没有。
当然，妈妈也有对爸爸好的时候。比如说，有两次爸爸正歪在沙发上流口水，妈妈就打了一盆热水过来，把他的脚放了进去。对于一个娶了“艺术家”的男人来说，这种享受实在是百年不遇，爸爸呲牙咧嘴地说：“暖到心里了，暖到心里了。”而此后的两天，他都是一回家就歪在沙发上，两只臭脚翘得高高的，等待洗脚水。妈妈屈尊纡贵地伺候了他几回，便不免生疑了：“真累到这个地步了吗？”
她转身去烧水的时候，爸爸突然就睁开眼睛，对节节嬉皮笑脸地说：“敌人又上当了。”
还是节节揭发了爸爸的诡计。有一天，妈妈又纳闷地说：“到底是真睡着了还是装睡？”节节突然叫了起来：“装睡！没流口水就是装睡！”
妈妈看看爸爸装模作样咧着的嘴，这才恍然大悟。她捡起一根毛衣针，照着他的脚心扎过去。爸爸登时嗷嗷大叫，抹着嘴说：
“百密一疏，百密一疏。”
然后他又弯下腰，把节节的脸捏成一只小猪的样子：“你叛变革命了。”
在那一瞬间，家里的气氛真是好啊。真有苦中作乐的感觉。但是在节节后来的记忆里，如此温馨的场面，也只有那么一瞬间了。
节节正在长大。说来像个笑话，她衡量“长大”的参照物也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有的孩子是比着脑袋的高度，在树上刻一道，过个一年半载再来比一比，就发现“我比小树长得快”了。而节节的衡量标准呢，则是几口锅。
这还要拜她卖服装的爸爸所赐。自从他干上这一行，节节就没缺过新衣服穿——据说还是货真价实的外国时装呢。但也恰恰因为是外国来的，穿之前就得先经过一道工序：用锅煮一煮。后来节节才知道，原来自己是穿着外国的旧衣服长大的。那些旧衣服的主人都是节节的同龄人，他们可能是美国小朋友、欧洲小朋友，也可能是日本小朋友。他们不知道有个中国小朋友正穿着旧衣服，享受新生活。
爸爸每次上完货，节节家里就打开煤气炉，开始煮衣服。为了避免红的绿的衣服们互相染色，还必须要分开煮，一次只煮一件。而为了节省煤气，锅的大小便要符合衣服的大小，也就是说，间接符合了节节身体的大小。最初用一只奶锅就可以煮一条连衣裙了；后来奶锅放不下了，就换成了炒菜的铁锅；等到节节上了初中，就非得要用蒸锅不可了。换锅就像一个庆祝长大的仪式，比过生日吹蜡烛还要重大呢。终于有一天，妈妈瞪了一下眼睛，欣喜地说：“完全像大人一样高了。”
穿着这些远比国内款式新颖的衣服，节节自然受人瞩目。作为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她也很习惯受人瞩目。同学们还在猜测她的“家庭背景”呢：她爸妈到底是干什么的？
就连隔壁班的时髦女孩也慕名而来，找她交流衣服。那女孩惺惺相惜地说：“你们家也有华侨吧？我姨也是华侨——印度尼西亚的。”
为了压倒对方，节节只能说出比“印度尼西亚”更炫目的国名来。于是她说：“我大姑在日本。”
没想到对方说：“是嘛？那你的衣服上一定有日文商标喽。”
可惜节节身上那件衣服的商标不是日文的，连英文的也不像，而是曲里拐弯的不知什么文字。而且她每天穿的衣服显然来自不同的国家。于是她只好编下去：“我还有个二姑呢，二姑在墨西哥，三姑在加拿大……”
这样说下去，她就必须回家转一转地球仪，填补一下自己的地理知识了。在地球仪的帮助下，她一路向东地历数自己的“姑姑们”：西班牙、英国、德国……这样转啊转，转过伊朗和苏联（其实这个国家已经解体了，只不过节节家的地球仪还是旧的）之后，终于又回到了中国。她这才深刻地体会到了老师教过的知识：地球是圆的。而这个时候，她已经把自己的爷爷虚构成一个环游世界的播种机了——全球各地都有她的“姑姑”。
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节节很苦恼地想，她总不能承认爸爸是个练摊儿的吧。
于是有一天，她就对爸爸说：“你能不能别练摊儿了？”
爸爸在节节面前，一直是个好脾气，但这一次，却不知为什么激动了起来：“你妈瞧不起我，你也开始瞧不起我了？”
看见爸爸额上的青筋一突一突的，节节真吓了一跳。她解释说：“我是觉得你太累。”
爸爸叹了一口气说：“是他妈的有点累。”
好在这段时期，爸爸也很争气。又过了些日子，他突然趾高气昂地宣布：“我准备当厂长了。”
妈妈“嘁”一声：“反正都是自己提拔自己。你干嘛不直接当总理呀。”
这才知道，爸爸已经盘掉了北京的摊子，到河北办了一个“服装加工厂”，手底下还真雇了三两个人。只不过这样一来，人就更忙了，过去还是早出晚归，现在干脆连家也不怎么住了，一个月到有二十天要呆在那个叫做“白沟”的地方。
从此以后，家里竟像少了一个人。
妈妈倒像无所谓似的，从来也不念叨他。
一旦女孩学会虚荣，就会长得更快了。节节越来越像个大姑娘了。
她的漂亮也和一般女孩不一样。一般女孩漂亮了，多半会有意识地娇弱下去，到后来就算没病，也让自己臆想得贫血气虚了——可见林黛玉几乎是全中国女人的心理暗示。节节则不然，她从小就是个充满能量的姑娘，总是蹦蹦跳跳的，嗓门也亮，说话时仿佛有意识地贯彻前几年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绝不故意夹杂“气声”。
但节节的能量又把握得恰到好处。有些女孩要是活力过度，又会变成假小子。假小子洗完脸还有脏的感觉，头发像乱草，不避讳说脏字；假小子的鼻子和嘴唇都比同龄人略薄，眼神目空一切却极其单纯。因此假小子不光处于男人和女人之间，还永远处于大人和小孩之间。而节节则不然。她的活力仍然是女孩的活力，是那种朝花带露的生机勃勃。东方的漂亮女孩，十个有九个是静若处子的美，只有一个半个才是脱如狡兔的。节节就是那一个半个。
这时节节和妈妈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因为爸爸长时间地不在家，所以家庭关系，就集中表现为女儿和母亲的关系了。人家说女儿是妈的小棉袄，这指的一定是平庸的女儿和平庸的妈。漂亮的母女则要复杂得多——她们之间是既相互衬托，又互相竞争的格局；偏这衬托和竞争之间，又夹杂了一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渊源。妈妈看到女儿会想：“再漂亮也是从我这儿得来的。”女儿看到妈妈又会想：“还想压我几年呢？”
于是她们攀比之中有亲热，亲热之中又有提防。尤其在穿衣打扮上：女儿会仗着年轻，使出许多不合规范的“险招”，比如故意穿得过于艳或过于素，比如里面的衣服比外面的长，再比如把不同风格的服装胡乱放在一起“混搭”。但这一切在妈妈看来，又无疑是幼稚的了。妈妈固然知道穿衣服如同下棋，一盘里面总要有两步“险”的才能取胜，但哪儿有通盘都“险”的？那不就成了玩儿命了嘛。不只是玩儿命，简直是得有裸奔的勇气才能穿成那样。于是妈妈开始指摘女儿，女儿则反嘲妈妈，于是又开始斗嘴、气哼哼、两天之内谁也不理谁。最后，妈妈干脆拿出命令的口吻，强迫女儿“换过来”，到了这时女儿就输了，而妈妈也不算赢。在审美的趣味上，她们是两败俱伤的。
还不止穿衣服这么小的事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节节觉得生活几乎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跟妈妈“较劲”。
那个时候，剧团又重新进入了一个萧条期：上面的拨款越来越少，演出的成本越来越高，观众则越来越稀落。别说“革命文艺大联展”了，就连“小城故事多”都吸引不了他们了。随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泛滥，“资产阶级文艺”却失去了魅力。演到后来，正式的演出都像是彩排，台下几乎彻底空了。团长摇头叹道：“观众都去唱卡拉OK了，结果我们这些专业的也成了卡拉OK。”卡拉OK就是没有观众的载歌载舞，只有拿着麦克风的人假装陶醉着。
演出终于停了，演员们忙活了几年，又回到了赋闲的状态里。只不过比起革命年代，这时的赋闲更让大家人心惶惶：上面一再表示“不养一个闲人”，而他们不都是“闲人”吗？听说外地已经有大批的工人下岗了。工人之后会轮到谁？很可能就是演员。
妈妈总是忧心忡忡地嘀咕：“如果不当演员，我能去干什么呢？”
这话却让节节感到可笑。她想对妈妈说：难道您觉得自己这几年就算个“演员”么？就连扭秧歌的老太太，恐怕都比您的演出多。年纪越大，节节对妈妈的冷嘲热讽就越多，这些话冲到嘴边却又不敢说出来，让她憋得慌。后来她就学会了暗自窃笑，并从中品尝出了一种近乎阴险的快乐。
妈妈当然不可能注意不到节节的心理。节节憋得住话，却憋不住表情，憋得住表情，却憋不住眉眼间一闪而过的那道光。在控制神色方面，节节要修炼的还多着呢；而作为一个文艺兵出身的“演员”，妈妈却早就是察言观色的老手了。
妈妈明白自己生了一个过于自信、又渴望和人竞争的女儿——很不幸，在这个阶段，竞争的对象正是自己。该如何应对呢？她却发现自己完全没有经验。文艺兵都是八九岁就参军的，整个儿童年都不在父母身边。她过去没当过孩子，如今也不会做母亲。
但她必须学会和节节相处，这是一个母亲的责任嘛。剧团里那些“知识分子父母”告诉她：十来岁可是孩子最容易出现“分化”的年龄，要是分化到好的那一拨儿里，则可以一劳永逸地好下去；万一分化到坏的那一拨儿里，这一辈子就都麻烦啦。而节节又长得漂亮，更容易吸引那些早熟的坏学生。这个妈妈自己也深有体会：早年间在外地当文艺兵的时候，常会有一些流里流气的半大小子朝她吹口哨。但那时候有一身军装作为屏障，寻常的“坏人”是不敢轻易上来搭讪的，相形之下，节节现在可要危险得多。
这时候，没有演出反而成了好处了，她有大把的时间来处理节节的“分化”问题——就好像节节是一列鸣着笛往前疾驰的小火车，谁也不知道她在哪个岔口就会改道，而妈妈甘愿当一个时刻保持警惕的扳道工，要保证她朝正确的方向行驶。
于是在节节眼里，妈妈就显得很烦了。极其烦，烦得要命。比如早上上学的时候，别的同学都是自己拎着书包上学，而妈妈却装模做样地拿出了一个旧菜篮子：“正好我也要买菜，咱们一块儿走，一块儿走！”说是买菜，中午回家却还是吃食堂。她只是想押送节节去上学，押送完了就拎着空篮子回家了。
难道怀疑我要逃学吗？节节气鼓鼓地想，真要想逃学，你防得住吗？课间铃一响照样可以走人。
再比如，别的孩子都是表现不好了才会被请家长，而妈妈则是唯一一个不请自来的。有时候节节正在上课，就在窗外看见了妈妈的身影——端庄地走进学校，脖子挺得格外直，亮一个相，再钻进班主任老师办公室。在那里，妈妈会向老师问些什么问题呢？还不是老几样：最近听课认真不认真？作业完成得怎么样？有两天怎么回家晚了半个小时，学校是不是真有兴趣小组的活动呢？
当然还少不了最重要的一条：在学校和什么样的孩子交朋友？有没有不良迹象？
到后来就连班主任都烦了：“您到底信任不信任我们？”
她还对别人这样议论节节的妈妈：“成天不上班，还打扮得花里胡哨的，这人是干什么的？”
于是有几个老师再看节节的时候，也带了异样的眼光了，这自然让节节感到屈辱。虽然不清楚班主任具体还嘀咕了什么，但能肯定不是好话——“有什么妈就有什么孩子”之类的。把“漂亮”和“不正经”联系在一起，恐怕是丑女人特有的思维逻辑，节节气愤地想。班主任老师果然是很丑的，学生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暴牙梅”。
节节自然知道该怎么报复这丑女人。她明白自己只要假装亲热地递个眼风，然后再做出点儿忧愁的样子，自然就有人奋不顾身地来效劳了。因为在剧团长大，她才十几岁，眼风就已经飞得很有水平了——只不过这种眼风恰恰给丑女人留下了口实，自己证明自己“不太正经”了。这就有点悖论的意思了。
理所当然，漂亮女孩的效劳者是几个“坏男生”。其实说坏，他们也没多坏，只不过是香港片看多了，爱做两个白日梦而已：一个是黑道风云，一个是英雄救美。然而比起那些“好孩子”，他们无疑更有行动力，也更“浑不吝”。
在争相“效劳”的过程中，这些坏男孩自己却先打了几架：哪个家伙要是主动凑过来和节节套近乎，另外几个家伙就会虎视眈眈地盯着。而节节刚一扭脸，他们就像一群狗一样滚在一起了。群狗相咬的战斗持续了几天，最后，一个叫马金山的男生脱颖而出。他虽然是个大舌头，但却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留过两年级。仗着发育得比其他人充分，终于把兄弟们揍服了。
于是，大舌头却成了众人的发言代表。决定“拍”节节那天，他还特地换上了一身最体面的衣服——上身白衬衫，下身则配以一条肥大无比的西装裤。这种大肥裤子在“首钢”那片儿的流氓里风靡一时，颜色还都极其鲜艳，穿在身上简直不像裤子，而像是把腿插进了两只“欢度国庆”的大灯笼里。身穿如此夺目的裤子，马金山也充满了自信。他呼呼生风地走到节节面前说：
“馍馍（妹妹），你为很（什）么忧球（愁）？”
节节不免一愣，愣完之后又想笑，可是又不能笑。她只好强憋着，欲言又止地说，班主任老是看她不顺眼，她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不就是班主任嘛，自从下定决心当一个地痞流氓的那天起，我们就从来没怕过班主任！马金山豪迈地把手一挥，露出身后鼻青脸肿的一干兄弟，背诵着香港黑帮片的台词：
“馍（没）关系，我们的褐（社）团帮你搞尖（掂）！”
也就是说，马金山等人要把班主任老师当作献给节节的投名状。不过虽然说得豪情万丈，他们的行事方法又太下作了。
那阵子班主任刚生完孩子，她为了课时费，刚下地就跑回来坚持上班了，中午和晚上才回家喂奶。但是乳房可不管她的作息制度，当她亢奋地朗诵“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时候，奶水就喷出来了，呼啦啦湿了一大片。她浑然不觉，同学们可被这个奇观笑坏了。马金山等人更要把事态扩大化，他们拍着桌上，吱吱乱叫，好像一群刚被挖出来的小田鼠。
马金山还用课本挡住脑袋说：“可别溅我一捻（脸）。”
他又舔着嘴说：“真是囔（浪）费呀。”
于是在第二堂课，班主任回到讲台前，听到下面的笑声更澎湃了。她往下一看，讲台上摆了两只搪瓷杯子，一左一右，正对着她的两只乳房。马金山对同学们解释道：
“左三元，右光明”
他甚至还朗诵起诗歌来：“面朝大奶，春暖花开。”
班主任嗷地一声就发飙了，她晃悠着湿漉漉的乳房冲下来，揪住马金山的头发扇嘴巴。殊不知，这可给了马金山还手的机会，他高喊一声：“闹（老）师打嫩（人）了！”然后双拳出击，正好打在班主任的乳房上。毫无疑问，班主任老师变得更湿了，马金山则凝视自己的拳头，感叹道：
“真是宁（英）雄母亲啊。”
事件的结果，是班主任老师在家躺了一个礼拜没来上班。而且受到马金山最后一击的惊吓，她从此断奶了。她的哺乳期刚开始就结束了。马金山固然也无法全身而退，他的脖子后来一直都是歪着的——他爸爸是个粗暴的“首钢”工人，接到校长的电话后，直接拎着一根钢筋来到学校……
节节这时却又后悔了：她的原意，只是想让马金山他们气气班主任就算了，谁想到会闹得这么沸反盈天，奶水四溅？而且说起来，相当于是自己间接剥夺了一个孩子吃人奶的权力。这个罪名对于节节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
那段时间她很怕见到班主任老师。每当看到老师那干干净净的胸膛，她就会有负罪感。她想到大堰河已经干枯了，当不了奶妈了；她又想到老师的孩子正在挨饿，像非洲的小朋友一样瘫在地上无声地叫，连轰苍蝇的力气都没有。造孽啊，节节对自己说：“你造了一个孽。”
为了补偿这个罪过，她一个月都没有吃早餐，把钱买成了奶粉，偷偷放在了班主任的办公桌下面。
自我谴责和饥饿无疑让节节很痛苦。但随即，她不满的情绪却又转了向，集中到妈妈身上了：如果不是她三番五次地到学校来招人闲话，自己怎么会想出那个报复的法子，最后酿成“大错”呢？追根溯源，她才是罪魁祸首。这么一想，妈妈甚至是居心叵测的了——她就是想让节节出丑，逼孩子断奶！而且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她仍然不知悔改，仍然会装模做样地拎着空菜篮子出门，仍然会仪态万方地钻进学校，缠着老师们说废话。是可忍，孰不可忍，她简直就是一个精神病。
节节最终按捺不住了。有一天正在上课，她从窗户里看见妈妈又以舞蹈演员那特有的八字步走进来，脑袋一下就被不知哪儿来的浪潮冲蒙了。同学们看见她“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表情凝重地走出了教室。她的样子就像一个漂亮的女烈士——秋瑾或赵一曼什么的。
这个女烈士出现在操场上，向着恶势力奋不顾身地冲了过去。妈妈看见节节，却是一愣，她还以为女儿哪儿不舒服，或者来例假需要换卫生巾了呢。她不由得问：
“怎么了？”
节节想也没想，话就泼出了口：“你烦不烦？”
妈妈仿佛没听懂，但她反应过来，节节并没有生病。于是她尴尬地挤出一个笑来说：“怎么了？”
“你烦不烦？”节节这时又认为妈妈正在装傻了。大人的狡猾，并不在于他们比孩子聪明，而在于他们懂得装傻。但越装傻也就越烦。可是节节想控诉的东西再多，千言万语冲到嘴边却只剩了一句话，那就是“你烦不烦。”她变成了一个只会说一句话的玩具娃娃，周而复始地重复着这四个字：“你烦不烦你烦不烦你烦不烦……”
当然，她比玩具娃娃还是要生动得多：紧绷着脸，两条眉毛之间的距离无限缩小，嘴唇抿得薄薄的。看上去，她仿佛会随时扑上去咬妈妈一口。这样声情并茂地，尽管语言单一，妈妈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只不过这时候，妈妈仍然没有悔改的态度，她反而露出一种“莫名其妙”的表情，翻了个白眼，对节节说：
“你没事儿吧你？”
妈妈的语气竟然是娇嗔的。作为一个漂亮的女演员，她已经习惯了用娇嗔的腔调跟人说话了——就连跟女儿也不例外。听上去，这简直不像是妈妈在和女儿说话，而是一个聪明的姐姐在笑话笨头笨脑的妹妹了。
节节自然气疯了。她现在可是认真严肃的，她还想让妈妈明白，自己已经到了可以认真严肃的年龄了。然而妈妈却嬉皮笑脸地四两拨千斤。于是她的眼泪也下来了，接着身子就开始发抖。她觉得自己简直是被妈妈“调戏”了。
在没有办法之下，节节下意识的对策只能是：逃跑。她真的撒开腿跑了——跑出学校，跑上大街又拐了个弯，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因为腿长，她的步子很大，并且不像一般女孩那样扭着跑，而是挥着胳膊，像田径运动员那样充满弹性地跑。只不过跑得太投入了，她险些撞到了一辆自行车，害得骑车的老头儿慌乱地扭着车把：“哦哦哦哦哦——”
而妈妈被晾在原地，表情仍然是莫名其妙的。她好像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却不知道到底是哪儿做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