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宇，原籍贵州，1951年生于香港，曾先后就读于香港九龙华仁书院、美国佐治亚州大学新闻系及谭普大学传理系。从小热衷于各种文化艺术，特别是电影，幼年曾当演员，参演国语片十余套。1976年自美国返港后，与陈冠中等人创办《号外》杂志。其后一直正职打理家族物流业务，业余为《号外》撰写文章。当中以笔名钱玛莉撰写的《穿Kenzo的女人》专栏连载最为人津津乐道。着作有《偏见与傲慢》、《女人就是女人》、《穿Kenzo的女人》、《穿Kenzo的女人续集》以及《吃罗宋餐的日子》等。
有时候我会想，假如换一种眼光来看“富二代”，我们不会仇视他们，或许甚至还能够同情他们。你想，我们读古代的文学作品，李后主、贾宝玉，这些人其实都是“富二代”。可是我们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不会仇视他们，反而会同情他们，这是因为我们隔了时空来看，就看得出他们的不幸。
其实“富二代”中也有很多失败者，只是时间还没有到。中国改革开放才三十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很多“富二代”会自然地跌下去；相对地，有些“穷二代”、“农二代”也会冒出来。
我记得我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去内地的时候，内地同胞根本不知道银行、企业应该怎么运作，那时候什么都是国营的。“富一代”也不是一改革开放就马上暴富的，起码用了十年，才摸索到一条比较明确的路。所以我说大家不用急，世界总是会变。现在看着是“富二代”的那些人，其中的很多人将来或许是个悲剧也说不定。
内地这三十年是从零开始的，脉络非常明显；但是香港呢，感觉是千丝万缕，无数富人出现，无数富人消失，这对香港人来说一点都不新奇。中国的老话说“富不过三代”，真是很有道理。以前美国的那些铁路大王啊、钢铁大王啊，请问他们的后代，哪一个是比尔·盖茨？比尔·盖茨自己看得很清楚，三十年、五十年以后，他的后代也是一样的归属，所以他把财产全都捐出去了。
——邓小宇
邓小宇的淡定
香港《苹果日报》把邓小宇称作“品味判官”，说他“是一尾鲸鱼，巨大，又温柔。接近庞然大物时，很多事你都不敢做”。
诗人廖伟棠则把邓小宇和迈克相提并论，说“那一代香港文化人里面，最有情调的莫过于迈克和邓小宇，他们语不涉政治，唯在尘世中来去，文字极艳丽悱恻，造就一帮痴迷者，前者承传张爱玲，后者曾假钱玛莉之名书写时尚，都是富有双性魅力，当为内地新一代唯美主义读者深爱”。
而迈克，则用自己的文字赞美邓小宇的文字说：“邓小宇永远不会是邻家那个模棱两可的差不多先生，就算在最好相与的时刻，仍然不忘露一露招牌的犬齿。多年前李志超编周刊约写专栏，揦手唔成势的我不知道应该写什么，他大喝一声： ‘写什么没关系，我要你的 attitude！’我不禁一怔，暗暗纳闷： 又不是邓小宇，哪来这么多现买现卖的 attitude！这个中文通常译作‘态度’的单词，加一点海派的盐花，正是邓最令我五体投地的特质。”
加入演艺圈的新锐作家王贻兴也膜拜邓小宇的文字说：“这位《号外》创办人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早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觉醒，把雅皮、感性、品味与自我在那年代优雅潇洒地向大众展示，且前卫地把难登大雅之堂的广东话，配合英文与书面语，造就成为独特的‘三及第’语言，提升与肯定了广东方言在写作上的地位与感染力。”
马家辉评价邓小宇的代表作《穿Kzenzo的女人》时，简直用了一种赞美诗的韵味歌唱道：“读过《穿Kenzo的女人》的我们都心知肚明，这部接近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正可为吕大乐的考察提供最佳佐证： 是的，在这部看似以爱情追求为主题却又远远不止于谈情说爱的城市小说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段波澜壮阔的香港‘本土文化独立宣言’。”
……
以上，是我零零星星、拉拉杂杂搜集到的香港文化界关于邓小宇的评论文字。
在香港，我想即便你不知道邓小宇，也一定耳闻过“钱玛莉”的大名。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宇化身成“拜金女”钱玛莉，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一篇篇精致的文章，用连载的形式刊登在香港着名的《号外》杂志上。这些关于女人男人、爱情友情、职场情场的文字，没想到一经连载，头尾就是整整七年时间。邓小宇苦心经营，足足写了二十万字，之后结集成为《穿Kenzo的女人》（以下简称《穿》）一书。这些文字不仅成为马家辉口中的香港“本土文化独立宣言”，同时，亦成为对“狮子山时代”的最佳见证。而《穿》之故事编排、结构设置、人物个性乃至语言风格，竟然都与二十年后火爆的美剧《欲望都市》如出一辙。令我不由得心生怀疑——《欲望都市》是否“参考”过《穿》？
只要你读过《穿》，就知道邓小宇对有钱人的生活是多么了如指掌。我曾经写过《穿》的书评《港女拜金，非诚勿扰》（载《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0年07月04日），文中，我是这样概括钱玛莉的生活的：
钱玛莉过的是典型的20世纪70年代香港白领女性生活，被物质充斥得密不透风。所以，这本书里也到处可见各种名牌的身影。这些白领的脑子里，每天想的都是如何赚更多钱买更贵的奢侈品，如何嫁更有钱的老公，以此来取得朋友们青睐的目光。小说一开始，钱玛莉就因为身着Kenzo牌衣服，被《号外》杂志的众编辑盛赞“有趣”。有人忽得灵感，给她开了个专栏——穿Kenzo的女人。从那天起，钱玛莉就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新欢、旧爱、分手、失恋一览无余。身边虽有无数男人在追求她、供她选择，钱玛莉却在找寻一段“完美”的婚姻。最令她纠结的是： 在爱情与金钱之间，究竟孰轻孰重？怎样去深入了解一个男人，以便确信自己要和他白头到老？
钱玛莉是高级白领，收入丰厚，可你千万不要误以为她会满足于现状。冷静的时候，她勉励自己通过努力得到更好的生活；但浮躁的时候，她也会发出这样的怒吼：“我已经厌倦做一个高级行政人员，我的梦想是一个高级行政人员无法达到的，我需要很多的金钱，唯一的方法就是嫁一个很有钱的丈夫。不要再在我的面前提起那些月入一万的男人了，和他们结婚是死路一条！”钱玛莉的话虽然说于二三十年前的香港，可在今天内地社会里，还是很有共鸣的。
我把《穿》和法国社会学大师鲍德里亚的经典着作《消费社会》联系在一起，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以及现在的中国内地，整个社会都是一种“消费至上主义”。我说：
香港人在经济腾飞的年代，曾误被“消费社会”的幻象所迷惑，以为香港的股票会永远往上涨，香港的楼价会永远往上升，以为社会只要争得GDP的最大化，人也可以同时达到幸福的最大化。他们没有注意到鲍德里亚已经预言：“今后将会有一个世界性的疲劳问题……无法控制的传染性疲劳，和我们谈过的无法控制的暴力一样，都是丰盛社会的特权，是已经超越了饥饿和传染性匮乏的，后者仍是那些前工业社会的主要问题。”压力在成倍成倍地增加，机会在大量大量地减少。一夜之间，金融风暴来了，泡沫破灭了，香港人全都傻眼了……钱玛莉没有继续写下去。假如她一直写到1987年的香港股灾，我想这本书肯定就更好看了。
邓小宇为什么会这么懂有钱人？因为他在幼年时代曾是童星，拍过数套粤语长片。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腾飞尚处于酝酿阶段的香港，他就已经开始接触上流社会了。当大多数人还在步行的时候，他已经坐惯了房车；当所有人还在吃鱼蛋粉的时候，他已经吃腻了鱼子酱。当然，这些东西都不用他自己埋单，他在戏中的“妈妈”会带着他四处游玩。在2010年香港书展邓小宇的作品分享会上，我坐在观众席里，一边听他讲述儿时当童星时的梦幻经历，一边欣赏着动人的舞曲。他说，这首舞曲就是四十多年前他在一次派对上所听到的。在他的记忆中，扮演他妈妈的女明星好漂亮、好高贵、好风雅，她伴随着这首音乐翩翩起舞，银色的月光洒在她身上，性感极了。类似的场景，邓小宇在另一本书《吃罗宋餐的日子》里也曾描写过：“有一晚我父母在沙田华尔登跳舞，见到李湄，‘穿着低胸晚装，妖艳地、风情地跳恰恰’，他们心中暗叫不妙： 这样一个女人，怎可能演贤妻良母！”
邓小宇的淡定，是见过了太多有钱人的淡定。他自己或许并不算太有钱，只是经营着家族的物流产业；但是他身边的人，无论“富一代”、“富二代”、“富三代”……皆有之。《苹果日报》对他的描述真是精准极了，他确实像一尾鲸鱼，巨大而温柔，“接近庞然大物时，很多事你都不敢做”。一开始，我跟他愤懑地述说“富二代”如何欺压“穷二代”，愤怒地述说杭州“七十码”事件发生的经过，愤慨地述说电视剧《奋斗》完全就是一群“富二代”的荒唐 “创业史”……他听了，都只作云淡风轻点头微笑状，使我这颗浮躁的心，也都慢慢平静了下来。
然后，他不疾不徐地跟我讲了好多他所见所闻的故事，告诉我，我们今天身边的富人，基本上都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形成的。“富二代”现在之所以如此张扬，主要是由于“富”的历史短，一下子还不懂得调节。从香港的经验看，富人往往是“富不过三代”的。在香港，一百多年来，人们已经目睹太多富人诞生、富人消失的故事，根本不足为怪。马家辉也曾经跟我讲过一个故事，说他认识一个算命先生，年轻时在庙街做流浪汉，最惨的时候穷到用报纸当被子的地步；后来跟人学算命，杀出一条血路，身家最高时有几个亿，半山豪宅区有十几套单位都是他的财产；但是几年前莫名其妙就破产了，人也失踪了。香港多的是这样的故事，所以头脑清醒的“富一代”、“富二代”，他们自己心里都明白得很，既不会过于张扬，也不会误以为自己家族的富有是“万古长青”的。
我觉得，一个正常的、合理的社会，就应该是穷人和富人相互流动的，这样才人人皆有机会。否则，富人永远是富人，穷人永远是穷人，整个社会就会呈现一种“板结”的状态，失去活力、创造力、生命力。当然，我也不是在鼓吹中国传统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思想，这样一来好像在说社会的总财富是固定的，你占了我就没分，我占了你就休想得到，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实际上，社会的财富应该平稳增加、合理分配，增加出来的部分，应该更多地照顾到穷人。但现实的状况并不令人满意，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富人愈富、穷人愈穷。尤其是香港这样的成熟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结构僵化得令人窒息，几乎有“老板之后永为老板，店员之后永为店员”的恶兆。
面对这样的现实： 消费至上，社会板结，富人愈富，穷人愈穷……我们还能淡定吗？
■ “富二代”VS.“二世祖” ■
许： 你觉得在香港怎样能算是“富人”？
邓：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富”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界定，可以“富”，可以“更富”，可以“更更富”……每一个人对生活的基本要求也不一样。比如，我现在能付钱喝一杯咖啡，我觉得很快乐，那么我也算是“富有”了；可是对某一些人来说，每天都要吃鱼翅，才觉得能够得到满足，那么他心目中的“富有”跟我心目中的“富有”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财富，只要能够满足他日常的开销，觉得活得蛮充裕的，这样就可以算是“富人”了，我只能这样说。
许： 在内地说起“富二代”，那么这个人家里起码得有几套房子、买得起几辆好车、买得起各种名牌……香港肯定也有这样的人存在，那有没有类似“富二代”的称呼呢？
邓： 其实“富二代”以前一直就有，只不过现在换了一种说法而已。
如果讲到香港的俚语的话，粤语中有一个词叫“二世祖”，可能会比较接近。广东人一直以来就有“二世祖”的说法，就是指祖上——不一定是父辈——很有钱，他们的子女、孙子女可以大把大把地花钱。可是，“二世祖”在粤语里有一个不太好的含义，就是有点“败家”的意思，他们没有把家族的基业发扬光大，只是一味享受先人的成果。不过“二世祖”在香港是“珍稀动物”，因为这些人的祖上，必须给他们留下一生都享用不尽的财产，这样才有资格称得上“二世祖”，你想这样的人在香港能有几个呢？不是你说你自己是“二世祖”，你就是“二世祖”的。所以，我觉得“二世祖”应该是“富二代”中顶级的一小撮，不能完全等同于“富二代”。
我觉得在内地，说“富二代”比“二世祖”更为贴切。为什么呢？因为内地在1949年之后、改革开放以前，是没有“富人”的。可能以前有很多有权力的人，比如一些“高干”啊、“高干子弟”啊，他们可能很有权，但是你要说在财富上他们比一般人多多少，我觉得好像没有，大家都是“共产”了嘛。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有一部分人通过做生意或者其他手段，突然之间发达了，这样才产生了“富一代”。现在他们的子女慢慢长大了，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因为很多人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出生，还没有“富三代”。
许： 其实“富二代”这个名词刚出现的时候呢，是有特殊所指的，指的是改革开放以后那些靠做企业富起来的“实业家”的后代。但是渐渐地，这个定义的范围扩大了，变成所有富人的子女，都叫“富二代”。
邓： 对。可是在时间上说呢，或许是个巧合吧，真的刚好有“富二代”这样一个群体。前面说过了，1949年以后，中国的富人全部都被“打倒”了，社会大洗牌，大家全部都差不多；后来的富人几乎全部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富一代”嘛，这些人发达的时间这么相近，生孩子的时间又这么相近。所以我们现在才会发现，有一群家庭背景差不多、生活方式差不多、年龄也差不多的人，他们共同构成一个群体，我们叫他们“富二代”。香港因为这一两百年来，没有经过特别巨大的社会变动，所以老早就已经出现过“富一代”、“富二代”、“富三代”、“富四代”……错综复杂，现在根本都不知道是富到第几代了。
■ 喜欢给人贴标签，是社会的一种惰性 ■
许： 我看你写的《穿Kenzo的女人》，发现你对香港的富人生活挺了解的，这跟你本人的成长环境有关吗？
邓： 我的家庭有一点小小的家族企业，但是在香港也算不上是“富人”，只能算是香港一般的中产阶级而已。不过我觉得现在的香港社会，那种贫富的阶级观念，比起以前来是没有那么重了。我觉得香港社会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富人阶级、中产阶级，或者说再低一点的阶级，大家能做的事情其实差不多的。譬如说，我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偶尔也可以去一家很名贵的餐厅吃一次饭。作为中产阶级，我没办法做到每天都去，但是我可以一个月或者半年去一次，去享受一下平时负担不起的“高级消费”。在这个偶尔的体验中，我会仔细观察所谓“富人生活”，所以你说我写《穿Kenzo的女人》里有很多“富人生活”，我不用是个富人，也能够体验到。当然，富人有能力天天去名贵餐厅，但他们一定也不会天天都去的，天天去也闷死了。
所以我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作为香港的中产阶级，我也能享受到不少富人阶级才能享受的东西，在这方面来说，也叫一种“平等”，不像过去贫富那么泾渭分明。虽然我衣柜里的名牌衣服没有富人那么多，但是总有一两件，我也可以偶尔满足一下。这是中产阶级兴起以后，才有可能做到的。
许： 你小时候拍过电影，在电影圈会不会接触到一些富人？
邓： 富人总是有机会接触得到，这不一定跟拍电影有关。比如说以前从内地到香港来，当时一无所有，可是有一些同乡在香港很有钱，我见过他们，知道富人的排场。我自己没有，但是我能看见。当然，拍电影也是一种很好的渠道，能够让我亲眼看见明星的奢华生活。比如，他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开美国的房车。美国的房车在那时候是很大很夸张的，幸亏那个时候香港没那么多车，交通不是很拥挤，如果现在这样的车在路上走，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我以前看见那些女明星开着这样的大车，去夜总会玩啊，出入花园洋房啊。我们住小平房，他们住花园洋房，对我们来说，那也是个梦一般的地方。
许： 他们就算是富人了，对吗？
邓： 也不能这么说。我觉得真正的富人应该是那些企业家、老板什么的，但是总归有足够的钱够他们消费。当然，那些女明星作为女人，很多时候不需要她们自己付钱，去好多高级的地方，都有男朋友埋单的；或者，因为她们是明星，一般请都请不来，玩完之后常常也不用付钱的。那个时候我七八岁，片场里其实没几个童星，只有我和另外两三个小孩，但是很多电影里都需要角色，所以都会找我们去拍，所以我就变得经常有机会接触她们，她们也很疼我们。
许：“富二代”这个群体其实历史上一直有，但是这几年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这个名称？而且不仅有“富二代”，还有“穷二代”、“官二代”、“农二代”等等。
邓： 你说得很对，这些人自古以来其实一直都存在着，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特别喜欢“标签化”，每一种不同类型的人都贴上标签，什么“剩男”啊、“剩女”啊……以前没有标签的时候，大家心里知道： 这是有钱人的儿子、这是官员的儿子，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富二代”、“官二代”一类特殊的标签。但是现在的人我觉得很懒，不想对社会结构分析那么多，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把人划分成这一类、那一类，分完之后好像很“安全”地把人摆在一个类别里。现在这么笼统地说“富二代”，可是有没有想过“富二代”里面也有很多不一样的人，我们不能这样“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硬说他们是不好的。其实“富二代”里面有很多是很有创意的，很善于利用自己比较幸运的出身来发展自己的事业。
许： 有具体的例子吗？
邓：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她家里很有钱，可是她并不是整天只知道花钱，也不是会出现在报纸“社交版”的那一种，她喜欢收留流浪猫，做一些公益事业，但她做这些都不是为了出风头，也不是为了赚钱，所以大家不太知道她。再比如说香港一个很有名的舞蹈家曹诚渊，他是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CCDC）的团长。这个人的家族是很有钱的。他喜欢现代舞，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时候呢，就创办了这个舞蹈团。做这个舞蹈团是亏本的，所以他就成立了一个基金，把基金赚的钱全部都投资在舞蹈团里面。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不仅在香港很有名，也发展到内地，现在有“广东现代舞实验团”，也有“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蹈团”。我觉得曹诚渊很难得，他继承了家族很大的财富，用来发展自己的兴趣，把钱投在舞蹈团，培养了很多一流的舞蹈家、编舞家，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富二代”的例子。当然香港人普遍会觉得这不是最好的选择，最好的选择应该是把老爹的基业发扬光大，再造一个大企业等等。曹诚渊这样的人，反而会成为另类、“怪物”。
■ “富二代”的路为何越走越窄？ ■
许： 不管是“×二代”，他们好像总是生活在父辈的阴影之下。你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走自己的路好，还是循着父辈的路走好？
邓： 我个人觉得“富二代”其实是很幸运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天生就已经有很多资源在手里面，我想他们应该好好利用这些资源来走好他们自己的路，不管是什么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他想做电影导演，可能会因为没有资金等等问题无法实现理想；但是“富二代”可以自己开一家电影公司，自己做老板，自己招募员工，没什么可以难倒他。有的人选择把家族事业发扬光大，那也很好，这些都是上天对他们的眷顾和恩赐。
可是很吊诡的一点是，“富二代”结果往往都没有好好利用他们的资源。理论上说，“富二代”走什么样的路都可以，走父辈的路也可以，走自己的路也可以，但实际情况是他们中很多两条路都没有走，却走上了纨绔子弟的路。其中原因或许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一切得来都太容易了，所以他们不懂得珍惜，最后慢慢失去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如果你是穷出来的，你自己要去创造很多条件，你每一次赢回来一点点，你都会很珍惜。“富二代”不懂得珍惜，我觉得这是蛮可惜的。
许： 你觉得“富二代”为什么会不珍惜呢？
邓： 这就牵涉到家庭教育的问题了。很多父母一有钱就把孩子宠坏，什么都强调最好的、最好的、最好的，没有让孩子知道真实的社会是怎么一回事，从小就生活在象牙塔里、温室里。父亲辈很多是靠自己打江山打出来的，他们什么苦都吃过，他们知道这个社会有多艰险，知道什么叫“人吃人”，知道商业社会很残酷，就是“你死我活”。对于那些从小只知道享福的“富二代”来说，他们的一个危机是在面对社会时往往会有一些天真的想法，结果很可能会失败。
我感到很幸运的一点是，我的父亲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他自己做生意，我却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从小，他就包容我们兄弟姐妹发展各自的兴趣爱好。有的父母呢，喜欢帮孩子安排好所有的东西，逼着子女走一条他们不一定喜欢的路。虽然我父亲是做生意的，但其实他也很喜欢艺术，平时爱演话剧、唱歌。所以，他看见儿子在艺术方面有兴趣，他也很支持，这也是很难得的。我时常想，我们自己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决定不了的，但是我们能做的是对我们的子女，采取一个比较开明、支持的态度，同时再加上一点指引，千万不要宠坏他们。尤其是在中国内地，现在大家都只有一个孩子，离婚率又那么高。我听新闻说现在内地有些父母，可以因为一句话不合就去离婚，离婚手续那么简单，半个小时就搞定了。所以我觉得，一切来得太容易了，不见得是件好事。
许： 因为你有家族企业做后盾，所以投身写作，起码在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对吗？
邓： 对。不是说我是“富二代”，只是说如果你的家族能够给你提供一个稳定的保障的话，只要你善加利用，就是好事。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只知道拿着钱来花、来玩、来吃、来喝、来出风头，我觉得那就没意思了。
许： 你是怎么走上写作这条路的呢？
邓： 我觉得回想起来，首先是一直以来都有兴趣。小时候呢，老师也说我的文章写得好，可能我从小就有一点点写作的才华。当然，小学、中学时候的作文都是一些很无聊的题材——秋天旅游啦、写信劝朋友要勤奋学习啦，都是些“官样文章”，随便写的。可是后来我喜欢上看艺术电影、听音乐，于是就尝试用文字来写出我对电影、音乐的感想，渐渐地就形成了自己写作的经验，兴趣越来越浓。
许： 大名鼎鼎的《号外》杂志，你是开创元老，从第一期开始就在上头写文章。能介绍一下办《号外》杂志的经过吗？
邓： 《号外》杂志代表一种理想。一开始我们想的是，不说赚钱，起码总可以维持收支平衡，后来才发觉原来这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当时就是凭着年轻人的一股劲道，现在要我做，我做不来了，没有勇气。因为年纪大了，考虑的事情越来越多，年轻的时候说做就做，反正大不了是失败。当时最难得的是陈冠中一直坚持下来，这里不好改一改，那里不好改一改，慢慢就改到比较适合市场和广告的样子，所以才能一直做下去。有一段时间发展得不错，但是由于过度扩张，同时出版了其他不同的杂志，什么小朋友版的《号外》啊、《文化新潮》啊、“新闻杂志”啊……想法太多，不懂专注。其实我们根本负荷不了的，结果最终“打回原形”了。
■ 中国的富人没有明天 ■
许： 香港人有没有“仇富”的心理？
邓：“仇富”的心理我觉得全世界都有，但在贫富悬殊的国家尤其严重。我觉得中国的“富二代”简直是富得太夸张了。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除了很富和很穷的两个阶层以外，中间要有很大量的中产阶级，使两端的矛盾调和一点、和谐一点，但是中国社会现在的中产阶级太少了。
而且，我觉得有些特别富的人今天在中国也会很担心。因为他们中一些人积累的财富，其实都是“黑色财产”，通过贪污啊、受贿啊这样的手段得来的。如果一被查，不法财产立刻就会被没收。对这些富人来说，他们没有明天。所以，他们会觉得：“我今天富，我就尽量花钱、尽量豪华、尽量奢侈、尽量享受……”富人们这样的行为，会使得穷人很生气，因为穷人没办法了解富人的这种心态，没办法了解富人的“苦衷”。穷人们只看到富人买一千万的跑车，心想：“我们一生都赚不到这么多钱。”于是便产生了“仇富”的心理。我觉得这是很不幸的，同时也是国家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香港人也有“仇富”，但是没有去到那么极端、病态的程度。香港人看到有钱人，顶多在心里骂一句“这个人怎么这么有钱！”就算了，不会怀恨在心。
许： 所以，香港没有出现过像内地那样因为“仇富”而去砸宝马车的事件吗？
邓： 十几二十年前好像也有过。有一年圣诞节，在兰桂坊发生过一次“暴动”，把汽车什么的都砸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也不奇怪的，因为有些人总是只要找到一个点，就会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出来。好像当时是有一个年轻人把汽车玻璃砸碎了，然后大家就冲上去围攻汽车。但在香港的历史上，这是非常偶然的一次事件。为什么香港不太会出现类似的“仇富”事件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香港的中产阶级群体比较庞大，他们起了稳定的作用。
许： 这几年香港人是不是有一个心理上的转变？十几二十年前大家讲起李嘉诚，总觉得他是“李超人”，把他当成偶像来崇拜；但是，这几年慢慢开始出现“无良地产商”这样的称呼。这是不是说明香港人也越来越觉得社会不公平了？
邓： 你不说我不觉得，但是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确实是有这样的变化。过去李嘉诚在香港人的心目中一直是学习的偶像，大家觉得像他那样白手起家，从一家小小的塑胶厂老板变成世界一级的大富豪，都以他为榜样。但是现在大家慢慢开始反思： 大家认清了自己永远去不到他的位置，特别是年轻一代会觉得所有的位置都已经被老人坐了，看不到往上爬的路，比以前艰难了好多。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几十年前整个社会的结构比较“松散”，只要抓住一个机会你马上就可以爬上去；但是现在人口太多，所有位置上都已经坐满了人，年轻人要坐上那个位置，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于是就出现了不满。
许：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香港社会之所以能够这么稳定，六合彩和跑马也起到很大作用，因为它们永远能够给人一个“白日梦”，觉得自己可以一夜暴富。
邓： 对。其实就李嘉诚来说，也是另一个“白日梦”，只不过这个“白日梦”现在已经破灭了。但是，六合彩和跑马是永远不会破灭的“白日梦”，永远给人希望。如果说这两件东西真的对稳定香港社会起到作用的话，开个玩笑，我觉得这个就是以前英国人留下的“阴谋”喽（笑）。香港几乎人人都会去买六合彩和跑马的，尤其是奖金特别高的那一期。因为当你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致富的时候，六合彩和跑马就成了最简单、最省力的可以“一夜暴富”的手段，而且成本也不高，花十块钱就可以买一个希望。假如你想成为李嘉诚，你会有一段很漫长、很辛苦的路要走，要每天很努力地工作；但是六合彩和跑马，起码在心理上暗示你这是很容易的，只要走运就可以了。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奖的概率非常非常低，但是它花的成本少啊，你少吃一顿早饭就能买了，何乐而不为呢？而且这期不中，过两天下一期又来了，源源不断。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内地也可以来开发这种东西呢？
许： 内地有体育彩票。
邓： 我想补充一点的是，我觉得赌博永远是不好的，但是适可而止的、可以控制的赌博是可以的。我始终觉得，人应该有一定的享受。你总不能说，我每天赚钱，然后把赚来的钱全部存起来。那样的话人会变得很辛苦的。我不是鼓励人乱花钱，但是如果你赚了一千块，存七百块，拿三百块出来享受，这是天经地义的，同时也是调节自我心情的好方法，要不然人会发疯的！你赚钱还有什么意思呢？不过现在的问题呢，是一个人赚一千块，却花一千二、一千五，因为银行发行太多信用卡，每个人手头上都有十张八张，乱花钱，所以就欠了很多债。
■ 来生要做“富二代” ■
许： 同样是花钱，人们对“富一代”和“富二代”的看法也不太一样。因为“富一代”的钱毕竟是自己挣来的，花得心安理得；可是“富二代”呢，他们什么也没做，却花这么多的钱，确实容易招惹仇恨。
邓： 而且，现在的“富二代”的很多表现本身，也很容易让人仇恨，他们太过张扬了。
许： 你觉得他们为了避免仇恨，应该低调一点吗？
邓： 假如说为了避免仇恨才去“低调”，那已经太假了。在这一点上，家庭教育很重要。或许很多“富一代”忙着赚自己的钱，所以容易忽视对子女的教育，他们的子女从小到大都娇生惯养。但是呢，到了需要用“低调”来提防他人的仇视，那么“低调”本身已经失去了意义，已经不是真正的“低调”了。因此，“富一代”应该从小就教会“富二代”什么叫做内涵，什么叫做修养。在“仇富”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传媒往往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狗仔队整天偷拍有钱人如何豪华的生活： 派对啦、车子啦、包包啦、衣服啦、钻戒啦……你整天报道这些东西，难道不是在刺激没钱的人吗？
许： 我看邓永锵先生在《反寸世界》一书中说“财主佬也可以很受爱戴”，并说，何鸿燊可能是最受香港人爱戴的一个有钱人。你觉得他说得对吗？
邓：“财主佬也可以很受爱戴”的观点我当然认同。至于何鸿燊本人呢，我觉得他的优点是他有“street-smart”，就是“粗人的聪明”。香港有很大一个“街市阶层”，何先生讲的话就正好符合这些人的心理。他讲的话，不是那种很高雅、很有学问的学究讲的话，相反，他说的往往都是些很粗俗的东西，经常是很娱乐化的，所以会给听他讲话的人一种“平起平坐”的感觉。香港另外一个很有钱的人李兆基，他讲的话也是经常给人一种亲切感。李嘉诚讲话呢，是把自己摆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反观何鸿燊和李兆基讲话，江湖味比较浓一点，自然受人爱戴。
许： 因此，你觉得“富二代”是不是也应该多走到市井里去，多了解下层人的生活，不要整天躲在象牙塔里呢？
邓： 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条公式是可以给每一个人用的，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爱好，有适合自己走的路。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确定自己要走的路，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要所有“富二代”都完全按照同样的规则来做，我觉得是没有可能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
许： 在内地这样一个财富“狂飙突进”的时代，“穷二代”每天目睹“富二代”挥霍财富，你觉得他们的心理应该怎么调节呢？他们是应该接受这个现实，还是努力去改变这个现实呢？
邓： 我觉得现在在内地，应该说还是有很多空间可以提供给人去致富的，因为富人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毕竟还是很小的。并且，现在的所谓“富一代”，也只不过是在这二三十年间才富起来的，他们可以，其他人为什么不行呢？我觉得只要其他人有“野心”、有冲劲，机会还是很多的。当然，我也理解有很多同胞的痛苦。比如“农二代”，他们没读过多少书，十几岁就要到工厂里去打工，对他们来说改变命运比一般人要难得多。我也很难说一些安慰的话，人家听了也不信，什么“努力、努力、努力”之类，其实我们都知道是没用的。
可是另一方面，我觉得也不要太宿命论，一说起“穷二代”、“农二代”，就觉得自己天生就应该如此。首先，我们自己不要给自己贴标签。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是有机会的，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变成李嘉诚，但是起码每个人都有机会过得比现在好一点。我希望我们的社会上不要再用“×二代”这样的字眼了，也拜托我们的传媒不要再宣传“×二代”这样的字眼来刺激大家了。我觉得要是没有这些字眼，这个社会会更和谐一点吧。
许：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让你选择来生的话，你会选择做“富二代”吗？为什么？
邓： 当然要选择做“富二代”啦！如果你是头脑清醒的人的话，做“富二代”是最好的，因为“富二代”可以有很多先天的优势、条件和机会。但是，假如你给我权力可以选择来生的话，我觉得与其选要不要做“富二代”，不如让我选有没有一对开明的父母来得好。因为我觉得，你的父母是怎样的人，他们对你的教育重不重视，能不能给你的人生一个很好的指导，这比是不是“富二代”重要得多。假如你是“富二代”，但是你的家庭一塌糊涂，这也是一个大悲剧。当然，如果父母的经济状况比较好，总是有利无害的。我觉得你应该也会和我做同样的选择吧？选择父母，比选择财产更重要。
许： 对。
【采访时间】2010年10月20日
【采访地点】香港又一城Page 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