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纲五常 齐家治国
自《诗经·大雅》集录“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八字，中国作为地域、文明与民族共同体之称谓，已逾五千载。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即以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计，距今也有近三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史。
与世界上那些差不多与中华文明同时出现、也曾辉煌一时的古老文明（如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等）的发祥地相比，后者“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相继在历史长河中崩溃、沦亡，早已烟消云散，面目全非，如今多为盐碱泛滥、流沙纵横的不毛之地，成了野骆驼、黄羊的乐园。现在的印度、埃及，以及在原巴比伦那块土地上建立的伊拉克等国家，与古代的印度、埃及、巴比伦亦早不是一回事了。它们留下的只是一些断垣残壁，陈迹往事，供旅游者登临凭吊，发思古之幽情。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华文明却绵延不绝，穿过盛唐残色，大宋遗影，晚清暮钟，抗战血海——肝胆依热，精魂犹存，至今仍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此，便带来一个问题：同样频繁遭受外族入侵，同样经受了无数社会动乱、兵燹，为什么只有中国没有走上这条万劫不复之路呢？
要回答这问题，先不得不归功于中国悠久而独特的传统文化，以及由它凝聚起来的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屹立于世界东方，创造出传承五千年、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除了具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外，更重要的是有其不可或缺的、坚实的思想基础，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精神之所在。
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是世界三大思想传统之一。它既不同于注重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古希腊思想传统；也不同于注重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古印度思想传统。中国的思想传统，尽管也有“自然之道”、“终极关怀”等内容，但它更注重的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指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做人之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价值体系的最大成就，在于通过运思与传习，寻找个人在宇宙和社会中的正确位置，从而能在环境与命运的各种变化与挑战前，做出相对从容、正确的应对，并努力保持心理上的淡定与平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价值体系的最终目的，在于个人精神人格和道德人格的自我树立与自我完成。正因为如此，人们常把这一思想传统称为人生哲学，也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安身立命之学”。
中国早期奉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后，随着春秋时期的官学垄断地位被打破，思想学术回到了民间，私人聚徒讲学、著书立说的风气日渐兴盛起来，哲人辈出和学派林立的时代来临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时代，兴起了诸子百家之学。在这基础上，“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统一文字，统一历法，统一思想，实行强有力的法家思想。汉初统治者起初奉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对消除秦政之蔽，恢复社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造成西汉王朝在内外政策上的姑息妥协，由此产生了许多不良后果。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国力的增强，黄老之学已不适应西汉政府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于是，到汉武帝统治时期，用儒家思想取代黄老之学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诏举贤良对策，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就是历史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来历。
经过汉武帝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将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的重大转折。从此，儒家经学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国学”，标志着中国封建时代的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使得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制度因此得以建立起来，进而也使得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官制度得以确立；也标志着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第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的完成。
汉武帝时期建立的这种思想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就是“三纲五常”。
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三纲”、“五常”这两个名词，来源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但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原则、规范的内容，则源于孔子。孔子早就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之后，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
在孔孟的伦理学说基础上，董仲舒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他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最重要，符合阴阳之道，是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其中，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崇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下的地位。从此，董仲舒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将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
按照现在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认识“三纲”：即“君为臣纲”，讲的是政权；“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讲的是族权。在这里，国家是家庭的扩大，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国君不仅是国家的元首，而且还是全社会最大的“族长”。他既掌握国家的政权，又主宰家族的族权，使得天下的百姓除必须遵守国法外，还必须遵守宗法、家法。有了这种价值观念，人们就可利用亲族血缘关系而将“家”当成“国”来管理，从而出现了“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君父同伦”、“忠孝相通”、“事君不忠，非孝也；以孝事君，则忠”、“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以及地方官是百姓的“父母官”等种种说法，行为中要求君国利益高于一切，在国家有难时，势必抛小家而顾大家，甚至毁家纾难；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势必首先考虑为国尽忠。这无疑加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向心力，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抵御外族的入侵发挥了重要作用。
董仲舒又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治国者应该给予足够重视。在他看来，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这是人类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如果坚持实施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从汉朝起，“三纲五常”价值体系，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来超稳定结构的超稳定理论，并为历代统治阶级所维护和提倡。同时，它作为专制社会的最高道德原则和观念，在家国一体的思想指导下，又被民间的宗族、家族、家庭尊奉，写入族谱、家谱、家训中，它是芸芸众生心中的莲花宝座、千年古刹，大观园里贾宝玉脖子上片刻不可摘去的那块通灵宝玉，亦是开封府里王朝、马汉手里拎的那把亮闪闪的虎头铡，在规范、整肃人们思想、行为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作用，一直濡染、锻造着中国人的国民性。
不可否认，三纲五常也有其负面、消极的作用，如从维系专制统治、压抑人们正常的自然欲求，到提倡男尊女卑、主张等级制等。但是，在建立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道德、构建人际关系准则、树立理想信仰方面，它确实是一块饱经风浪、弹压颠簸的压舱石。
在中国古代，“三纲五常”这个价值体系的核心之外，还衍生了一些盘曲的虬枝，从不同的角度、层次，丰富了这个历经风霜、古色苍然的主干。
例如“立德、立功、立言”。这来源于《左传》，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意思是：一个人活在世上的价值，最高层次为道德方面树立榜样，第二层次为国家建立功勋，第三层次为传播思想学说；只要实现其中一项，此人所建立的功德便如北斗七星，即使时光流逝千年万载，也不会被废弃、湮灭，这就叫永垂不朽！毫无疑问，这是激励人们积德行善、建功立业、著书立说，形成高尚进取、积极健康的人生观念。
又如“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来源于《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意是说：古代那些要传播美德于天下的人，先要治理好他的国家；要治理好国家的人，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要将家管理好的人，先要修养自我；要修养自我的人，先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思想端正了，然后完善自我修养；完善自我修养了，然后家庭管理有序；家庭管理好了，然后国家安定；国家安定了，天下也就平定了。
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尊崇的人生律令。它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几千年来成为无数读书人的最高人生理想。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成就者少，失望者多，于是，又出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座右铭。因此，“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达观的人生态度，彼此补充，互为激荡，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产生了悠久而深远的影响。
此外，还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中秉持的嵚崎器宇、蕴含的冰雪气节与爱国主义情操，熏染、教化了一代代中华儿女，成为他们的人生信条与行为准则，鼓舞、激励他们“学好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其中，涌现了许多倚天照海、风姿朗出的仁人志士、英雄豪杰，他们或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豪情，或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壮烈，其感天地、泣鬼神的英勇事迹，至今在遍及全球的华人社会里耳熟能详——
屈原出身楚国贵族。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主张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提倡“美政”。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楚怀王后受小人挑拨，疏远屈原，终将其流放。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攻破楚国国都，屈原对前途顿感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投汨罗江自杀。死前留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长吁浩叹，至今还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长廊上萦绕不散。
汉朝的苏武，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名士。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准备出兵攻打匈奴，匈奴却派使者来求和。汉武帝为回应匈奴，特派中郎将苏武手持旌节出使匈奴。匈奴单于却背信弃义，扣押苏武，并逼迫苏武投降。起初将苏武幽禁在大窖中，他饥渴难忍，以雪和旃毛为食，但绝不投降。单于又将他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苏武仍然不为所动，在荒寒飞雪里手持汉朝符节，牧羊为生，坚持十几年，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私忠诚和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永远被后世景仰。
颜真卿是著名书法家，亦是一位值得人们崇敬的爱国节义之士。唐朝天宝十四年（755年），胡人节度使安禄山发动叛乱，他联络堂兄颜杲卿起兵抵抗。德宗兴元元年（784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颜真卿虽年过古稀，不计个人安危，前往劝谕，结果被李希烈拘禁。他被拘后，不为威胁利诱所动，凛然呵斥李希烈叛乱行径，结果不幸遇难。半年后，李希烈被手下人所杀，叛乱平定，颜真卿的灵柩护送回京。德宗皇帝下诏举国悼念，并亲颁诏文，追念颜真卿一生为：“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拘胁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
岳飞与文天祥是宋朝两位著名的民族英雄。
岳飞从小就牢记母亲勉励他“精忠报国”的教诲，英勇抗金，写下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壮丽诗篇，以及“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的名言。他率兵收复黄河流域大片国土，并准备直捣金兵老巢——黄龙府。但在昏君、奸臣的陷害下，岳飞功亏一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宋元之交的宰相文天祥，有“浩然之气”，在民族危难之际，他投笔从戎，英勇抗元，端宗景炎三年（1278年），他的队伍弹尽粮绝为元军所败，他本人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俘。在缧绁大都（今北京）的3年里，他经受了残酷的肉体折磨，抵御了诱人的高官厚禄，于至元十九年（1283年）1月9日在柴市被害，时年47岁。在他的囚禁地、后人辟为北京文丞相祠的庭院内，至今仍存一株传说是他手植的枣树，虽老态龙钟，却枝繁叶茂，金秋时节还能结出累累果实，且枝干向南自然倾斜，大约与地面成45度角。站在这北方的枣树下，参观者们莫不以为它深情留住的，是文天祥那一片至死不忘南方故国的魂魄。
明朝末年，清兵铁蹄南下，“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可谓赤地千里，流血漂杵，但当地民众坚持抗清，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其中白衣少年夏完淳，不仅英勇投身抗清战斗，还喋血写下多首诗词，抒发了他“今生已矣，来世为期”的冲天豪情及“家国之仇未报”的遗恨。他被俘后深知死期将临，再也无法报答母爱，又在狱中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狱中上母书》。夏完淳就义于南京西市，临刑时，他立而不跪，神色不变，刽子手战战兢兢，不敢正视，过了很久，才持刀从喉间断之而绝。
若说天下板荡之时，英雄豪杰之身，还不足以说明一般常态下的人生价值与社会信条，那么，我们还可看看承平年月里诸多民间人士的情况。
乡镇乃社会的基层，是人们生活的最基本社区。乡镇志，乃地方志书的一个品种。它与基本奉命官修的省、府、州、县志不同，多系私人撰修，可以说是地方乡绅自治思想之产物。根据当时的官员管理制度，官员退休后，原则上都必须回到原籍。加上本地原有的绅士，明清时期各乡镇聚集了不少地方乡绅，他们是当地很有影响的一个社会阶层，他们的状况及其活动，在各地的乡镇志中皆有具体而详细的记载。
明清地方乡绅，多愿参与或主持地方事务。如清道光《白蒲镇志》载乡绅标榜：“出而羽仪皇路，处而矜式乡闾”。大意为：如做官，则为朝廷尽职；如回乡，则以身作则，应为百姓表率。明隆庆《桃源志》表白乡绅之愿曰：“夫天下之大，责在天下；一郡之广，责在一郡；独是一乡之间，宁无有任一乡之责者？！”明确表示老骥伏枥，余热不息，愿为地方发展殚精竭虑。
事实上，他们就是如此做的。
如敦风厉俗，维护治安。盘龙镇士绅在清光绪《盘龙镇志》中呼吁：“迩年富家渐涉浮华，即贫民亦习游惰，所当仿《蓝田吕氏乡约》例，为训俗型方针也”。提出制订民规乡约，加强对百姓的教育、管束。马陆士绅则对当地治安十分留意，清嘉庆《马陆志》载：“市井恶少呼朋聚饮，习为拳勇，流为打行，……更有黠者，鼓簧起衅，煽惑生波，滋扰良善，此讼端所以难息也。是所望于司风化者，提撕而警觉焉。”希望地方政府重视当地社会治安，整治流氓团伙。
